童年往事---颠倒是非

　　十岁之前的事没有多少清晰的了，但有一件事还记忆犹新，那是因为这件事曾侵害过我的身体和成长。 1958年，中国大地上到处红旗飘飘，锣鼓喧天，人民发狂的庆祝中国进入了共产主义。人们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进入了共产主义，来不及思想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也来不及思想就在昨天还饿着肚子，反正是共产主义了，从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的人那里听说，这种共产主义并不是解放前国民所说的“共产共妻”，而是新社会所说的“按需所取”，即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不用付钱和不用付出代价。

　　那时我的村庄还只有200来人口，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和物，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人们还是穿着自己用棉纱织出的破棉袄，冬天上学的孩子还是赤着光脚，居住的房子还是稻草盖泥巴墙，唯一好点的房子是我的祖辈的祖辈建造，到现在共居住着两大家、三十来人口的火砖房。这房屋有左右两栋，左栋为上房，右栋为下房，我家住的是上房。说起这种房子，很想作个简单的描述，因除了我们这一代人属最后的见证者外，下辈的人们恐怕想了解都望尘莫及了。

　　这种房屋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房屋的外墙平窗以下是用重达几百公斤的长方型石块砌成，窗户很小，也是用石块做的窗框，框中镶嵌横一竖二两根铁条。窗户以上全部是风火斗砌成的空斗墙，空斗内浇灌有黄泥巴，这种构造既能增强墙体的凝固力，又能隔热抗寒。房屋内本无墙体，只是用树木板材隔出堂屋、灶房、起居室和餐厅。房子门口有一条回廊，地上全部用青石铺就。大门也是用八大块石块镶嵌而成，门上方是一块近似黑板般大小的平方石，方石两边各有一块雕成3字型的三角石，三角石下是两米高的两根四方柱石，门的下方正中是长条石门槛，门槛两边是两块重一吨以上的石墩。从外面进得大门，就是堂屋了。堂屋很大，将近占据了整个房屋的五分之三的面积。堂屋的两边摆着八把太师椅，每两把椅子中间都有一个茶几。过去的规矩是客人再多也只能在堂屋中活动，是不能进两边的厢房的，那里是主人活动的空间。堂屋前半部的左右两边是两口大的天井，用以排水和洗刷东西之用。天井上方是两个与天井对称的天窗，用以采光通风。堂屋的前半部分地面是用青石块砌成，后半部则是用石灰、糯米和红砂搅拌而铺就的地面。整个堂屋地面，日子越久就越光亮，石块光亮可鉴，石灰地面光里透红。房屋的左右两边均匀设置各一套厢房。这厢房的前房是横向的，里面设有伙房和餐厅，向堂屋处开着一扇大窗孔。后面的两间房是竖向的，各为起居室或卧室。这种厢房的面积一般一百来平方米，各可居住一家人家。堂屋的后面是古皮（中堂），古皮下是香几，香几上供奉着先祖的牌位和香炉烛台。堂屋一年四季香火不断，蜡烛长明。香几下是一张重几百公斤的方桌，桌子两边各放了一把最大的太师椅，这里常是房屋主人坐的位置。古皮的上方斜嵌着巨大的牌匾，牌匾上的文体按住户的身份而各异。牌匾的价值也悬殊很大，有镶金的，纯铜的，红木的和普通树木的，据说最贵的牌匾价值可达两万光洋，这也是显示该人家贫富的唯一标志。牌匾两旁挂着两幅雕花木质对联，联上文体亦按主人的爱好而各不相同。古皮下方的左右两边有两扇耳门，耳门后是倒座（附属小屋），倒座的作用是给客人提供回避前堂而小息的地方，也放了平时客厅不用的板凳。倒座后是一扇通向后重房屋的门，后重房屋的结构跟前屋相同。

　　我家就住在这种房屋的上房，里面已住满了四家人家。而下房只住着一家人家。 为了共产主义同吃同喝同享乐的需要，共产主义的食堂就设在了下房。每当村庄前那棵古老的枫树上的钟声响起，人们就携老扶幼前来食堂就餐。食堂里的早餐丰富多彩，既有又白又胖的小麦耙和稀饭，还有油条和包子之类，各取所需。中餐和晚餐均有昏素搭配的七八个菜和米饭面条，随欲而食。就餐的人们很规矩，排队盛饭和端菜，然后坐的坐，蹲的蹲，屋里屋外都在吃喝着共产主义。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了几个穿四个口袋的干部模样的人来视察了一番食堂，指指点点后跟村干部交流了一会，食堂的大厅内就增加了不少桌椅，门口外也架起了天棚，天棚内也摆上了崭新的桌凳，从此，就餐的人们就可以全部坐在桌上享受了，而且每桌不少于八菜一汤。据干部们说人们先把自家的鸡鸭拿来吃了，公共的鱼塘的鱼是每天都可

　　以去网的，以后国家就会不断的输送鱼肉食品，保证大家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但多余的饭菜必须倒在猪圈和鱼塘里，这样又有了未来的食品，如此反复，人们就可以永远享受鱼肉的日子了。

　　啊，多么好的共产主义啊，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们，突然走进了又一个世界。 都成共产主义了，人们的思想也通了，家里的粮食柴薪、油盐酱醋、锅碗瓢盘都不要了，都奉献到了集体食堂。据干部们讲。这还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要不了多久就要发新衣服和被盖了，衣服是四季更换，男女有别。

　　已经到了共产主义了，还要不要参加劳动啊，回答是肯定的，仍然实行集体出工，集体收工制度，只是做的农活跟原来不同了，人们不用辛苦劳作，只需将许多稻田里的秧苗扯到几块田中，将其他地上的小麦收割到几块地上，将多处鱼塘的鱼网起来放到门口大塘里。人们忙完这些后也快过年了，上面的人也要来检查了，看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是不是丰收了，人们的生活是否丰富了。翘首以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一溜自行车队伍从他村转到了我的村庄，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们先是测量了水田和旱地上的作物产量，猪圈的生猪存栏数量，水塘里鱼的大小和尾数，然后是检查食堂的卫生和伙食标准。在一片掌声中，干部们满意的转往下一个村庄了，村民们又一次喧起庆祝的高潮。

　　那一年的粮食真的丰收了，亩产可达万斤，但可惜只有几亩，其他则颗粒无收；那年的生猪也真的肥，一头可长到500斤，可粮食却糟蹋了几万斤；那年的鱼也真的多产，门前的水塘可收十万斤。但其他池塘则空空如也。

　　1959年春节刚过，人们还沉浸在来得太容易太快的共产主义幸福中。正月半后的某一天早上，村门口的那口敲了多年的钟声响了。这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均会起床集中在食堂门口的大广场上。但令人意料之外的是：今天的广场气氛很严肃，一些村干部都没了平时那兴高采烈的面容了，不知什么时候早就坐在广场主席台上的几个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模样的人，低着头在那抽着劣质的纸烟，一个个都吊着脸。待大家到齐后，村长发话了：“请大家坐好，今天我们县里的领导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共产主义。”听说有县官来到了村庄，大家鸦雀无声，连三岁小孩都睁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那个肚子向外露的县里的人，希望他能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糖果出来。 “乡亲们，”县里的干部清了清喉咙说：“过去的一年，我们尝试了共产主义的幸福，从即日起，取消大食堂，各家仍以家庭方式吃饭。过去奉献出来的东西各自领回家……”“哼哼。”那干部又清了清喉咙继续说：“共产主义是真的。请大家不要怀疑，只是现在要过度一段时间，将来会更好。”县里的干部说完，人们不知道在议论些什么。四个口袋的人们也就去了下一个村庄作共产主义的宣传去了。村长呼唤大家回家拿工具来分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可分的，据说我家六口人（那时弟弟还没出生）只分到了十斤大米和两斤面条，还有一些柴火。 比过去更惨的日子开始了，年后是万物复收的时候，什么粮食作物和植物都不是结果的季节，过去的一年都把库存的粮食吃光了，正确的说是人和动物一起吃光的。过去一年的田地上所产的粮食也只有应该产的万分之一。人们吃完了从食堂分回来的粮食后，顾不得衣不遮体四处找吃的东西，猪圈里的谷糠、柴房里的作物杆，甚至树上的叶子、地上的观音土。

　　这种情况也反映到了上面，于是上级要求区里派员下乡了解粮食的缺口和困难人数。有那么一天，我所在的这个区的书记在傍晚来到我所在的这个人民公社，站在一处能看到全公社的高处，看到了不少民舍里冒出了黑烟，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耳语了几句说：“这个公社的粮食基础不错，还有烟冒出来。”同时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说这里还不需要救济粮。

　　这个区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这个人民公社里就知道几乎每天都有饿死人的事发生，三年困难时期，我的村庄就饿死了好几个人。也在这个时候，好多在城里当工人的人都自动放弃工作回家帮助家人挖野菜，担心饿死了自家孩子。后来的今天，他们那些未回乡的同类，能拿回来月收入几百上千的退休金，而他们则成了检烟头抽的纯农民了。

　　那时我家六口人，我是最小的了。父亲的学校离家很近，所以父亲没必要辞职回家挖野菜。我家也依靠了父亲那每月30多斤的粮票度过了几次饿死人的危险关头。

　　以后，我再也没看到那样的共产主义生活了；经过了“文革”，我也再没看到那样的房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