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

前言

　　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当时，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对其大唱赞歌，总结出了众多的“优越性”，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农民自此就可以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员的不满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

　　千百年来一向散漫惯了的中国农民，一夜之间拥至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的确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改变。吃饭方式与社会制度之间，本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农民是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公共食堂吃饭，充其量也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公共食堂也就被赋予了“社会主义阵地”的特殊意义。凡是坚持办公共食堂的，就认为是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言之，谁要是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就被认为是破坏社会主义，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然而，庐山会议后办起的公共食堂却生不逢时。1959年开始，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几年，全国粮食连年减产，城镇人口却大幅度增加，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国家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使得农民的口粮一减再减。可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还硬要去巩固公共食堂这块所谓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困难的程度和农民生活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幸的是，在吃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亏，连续过了几年紧日子后，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此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一个的调查组深入农村，从而看到了从以前各种汇报材料中看不到的真实情况，听到了群众要求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呼声，党的各级干部也深切地感受到公共食堂问题的严重性。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顺应民意，作出了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农民自愿的决定，公共食堂也因此得以解散。从此，吃了三年多大锅饭的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自己做饭吃的权利，这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余生也晚，父母生我的时候，公共食堂已经解散，没有赶上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不过从小就听父辈们讲吃公共食堂的种种难处和苦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上小学的时候，还流行忆苦思甜，许多人可能听过这样的笑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忆旧社会的苦时，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吃公共食堂的日子如何如何，弄得主持者哭笑不得。凡是上了一定年龄，吃过公共食堂大锅饭的人，一提起那段日子，很少有不心有余悸的。

　　时下学术界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著述应该说已颇为不少，但对于农村公共食堂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笔者为此收集了若干材料，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点简单的勾勒和客观的描述，草就了这本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