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窗外飘下几片梧桐树的落叶，又一个秋天来临了。妈妈从外面回来，手提着几个装满水果和疏菜的塑料袋，嘴里喃喃地嘟囔着“该死的造反派。”

　　妈妈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讲话开始有点唠叨。“该死的造反派”这句话不知重复过多少次。我小时候曾经问过妈妈什么是造反派，为什么恨他们，妈妈总是不肯说。我就问爸爸，那时爸爸讲得很抽象，像是讲哲学课，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问造反派是好人还是坏人，爸爸讲得更玄妙。他说谈不上是好人还是坏人，所谓造反就是不满时政而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反叛的人。成功了就是好人，失败了就是坏人，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胜者君王败者寇。朱元璋是元朝的反叛者，成功了当了皇帝，天下皆呼万岁。李自成是明朝的反叛者，没成功成了流寇，死无葬身之处。

　　妈妈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正是学知识的时候，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是农民的锄头勉强支撑着这个国家。学生分成对立的两派，在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的策动下大规模的武斗在各高校迅速漫延。

　　妈妈的学校很快出现了井岗山造反团，成员都是不满现状、纪律松弛的学生，他们的革命目标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另一部分学生相应成立了延安旅，其成员大多是学生干部和党团员，提出的革命口号是誓死保护校党委，妈妈是学生干部，参加了延安旅。相互攻伐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从批修正主义到对同学的个人攻击无所不有。

　　正当对立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胜负难分的时候，北京传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像冲锋号，对造反派是个极大的鼓舞，因为炮打司令部就意味着对各级党委都要炮轰，更不用说大学的党委。井岗山造反团很快占了上风，延安旅被认为是保守组织。那时造反派是很时髦的名字，前面通常冠以“革命”两字。保守派被认为是不革命的，那时叫保皇派。与造反派的最大区别是保守派不去揪斗学校领导和老教授，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具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大家风范。

　　延安旅在井岗山造反团的强大攻势面前，慢慢败阵。最后退守到一座教学楼固守。过了几天，井岗山造反团手持棍棒趁着天黑对延安旅的据点进行总攻。就在井岗山造反团节节胜利，延安旅危在旦夕的时候，楼顶突然火光冲天。消防队的瞭望哨很快观察到这一情况，不一会儿十几辆消防车呼啸而至，爬着云梯迅速登上了楼顶。看着围着火光的学生，消防队的官兵明白了，是延安旅点燃的一堆报纸发出的求救信号。他们看到楼下手持棍棒怒气冲冲、擅长武斗的造反团，心里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很快与附近驻军取得了联系，解放军开来几部卡车把被困的延安旅的学生接回驻地保护起来。

　　过了几天，军宣队（全称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奉行一碗水端平政策，被接往军队驻地的延安旅成员送回学校，我妈妈也在里面。

　　井岗山造反团对解放军一碗端平政策很不满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和被称为保守组织的延安旅平起平坐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我妈妈突然被造反团抓走，审问在解放军驻地都说了些什么？对于这样的无理审问，我妈妈只能是不屑一顾。恼差成怒的造反派上去狠狠打了我妈妈一记耳光，打松一颗牙齿，鲜血直流。坐在旁边的有一个是我妈妈以前的同室好友，参加了造反团。她看见我妈妈口流鲜血却冷冷地发笑，她的冷笑意味着那个时代人性的泯灭，妈妈现在还记忆犹新。

　　这颗松动的牙齿几十年来一直时不时地痛疼，每当痛疼的时候，我妈妈就会不由自主地嘟囔道“该死的造反派”。

　　两派在内心仇恨中终于盼来了毕业。

　　毕业分配的时候，造反派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们都分配到省城和县城中学并很快当上了教育局长和中学校长。妈妈被分配到省内边远山区，说那里革命最需要。不过妈妈心里很平静，和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在一起倒也开心，重要的是那里似乎没有党派之争。

　　光阴荏冉，不觉很多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妈妈接到同为保守派的好友来信，说文化大革命不算数了，要彻底否定。省委下发文件说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提干的统统作废。打我妈妈的那个造反派小头头也从局长位置上撤下来了，不久中风瘫痪在床，同为造反派的妻子曾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看到丈夫瘫痪在床竟抛夫弃子离他而去。来信人还感叹说“上天有灵，这是报应，活该呀”。

　　奇怪的是妈妈看完信后没有表示出特别的高兴，也没有再说“该死的造反派”，反而说“怎么会这样？怪可怜的”。

　　唉，人生就像长江拨桨破浪的一叶扁舟，有起有落。不管是高官还是平民，把握不好就会跌入谷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