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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日使馆的溥仪毕竟是位年方20岁的青年，让他每天待在使馆内，肯定浑身不自在，心里很难受。苦闷的溥仪好几次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深夜里带一二名随侍骑上自行车出游。有一次他还特地骑车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看夜色沉沉中的宫殿，从斑驳和风化的宫墙想到了自己失去的江山社稷，想到了宫墙内的养心殿、乾清宫，想到了宝座、明黄色龙袍、龙衣，心里便像被什么咬了一口似的疼痛和难受。巍峨的角楼依旧无声地耸立着，厚实的城堞轮廓后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天空。复仇、复辟的欲望再一次涌上心头，溥仪不由得热血沸腾，心如火燎。溥仪流着泪发誓：不久的将来，一定要以胜利的君主的姿态重新回到紫禁城，像第一代祖先那样！
逊帝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内待了近三个月。这段日子，他品味了人生的各种滋味，而主要面临的便是日方的殷勤照料、遗老旧臣的忠诚耿耿、信誓旦旦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挖苦、讽刺、谩骂、抨击与抗议。溥仪在这复杂的人生体验中让野心、仇恨日夜滋长，出行的愿望一天天膨胀，最终，他公开对日方表示，他要东渡去日本！
溥仪生日过后不几天，罗振玉神秘地告知溥仪，说他和日本公使馆池部书记官已经商量妥了，并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同意，一应出洋事务，全到天津去准备；到天津后，住在日租界的一所房子内。溥仪也正想到天津这个北京的东大门大都市去逛逛，看看那里的都市风情。他当即便同意了罗氏的安排，并立即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到日租界找一处好房子。朱汝珍很快就选中了张园。几天后，张园收拾好了。罗振玉说，国民军正在换防，铁路线上奉军人溥仪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高田丰树数很少，正适于动身。
日本芳泽公使同意溥仪前往天津，并派人通知段祺瑞。段也表示同意，还好意地要派军队护送，被芳泽公使谢绝。芳泽派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和一大批便衣警察来京护送溥仪一行。1925年2月23日下午7时，溥仪向芳泽夫妇辞行，一起照相合影，池部书记官和日本便衣警察陪着溥仪出日本使馆后门，步行至北京前门火车站。溥仪没受任何阻拦地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溥仪一上火车，就看见了坐在车上正恭候皇上的罗振玉父子。这列火车上基本上全是日本人。每到一个停车站，就会上来几个身穿黑衣的日本便衣警察，直至到达天津火车站。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率日本官兵几十人在车站迎接。
溥仪的离京赴津，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各大报、刊纷纷报道。
《申报》称：“溥仪二十三日赴津，住太和旅馆，待船东渡。”二十四日又报道：“溥仪二十三日夕八点十分出京，住津太和旅馆。妻妾今晨八点行。陈宝琛等今申时行。日使馆有声明书通知政府。”
《顺天时报》上登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声明书：“本公使馆滞留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本馆即于二十四日午后，将此旨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今竟急遽离开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
何处去？
离开紫禁城之后一直追随着溥仪、目睹其颠沛流离生活的英文师傅庄士敦这样记述溥仪出宫以后的流亡生活：“皇帝在使馆区几近三个月的居住期间以及前几年在天津旅居期间一直是被辱骂的对象，人世间最庸俗下流的字眼、最卑鄙龌龊的语言和最无道德的描述，都是用来攻击他的。他不仅因为虚构的政治罪行和阴谋以及所谓的他可能推翻共和制的打算而受到痛斥，而且还被公开奚落和侮辱，以及无耻的人身攻击。他还被宣布为腐化堕落的变质者。矛头指向他的宣传是企图影响中外人士，而且在国内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大的效果。外国记者不无强烈蔑视色彩地称他为亨利。溥仪先生，或甚至称他为亨利溥先生。这种称呼是他旅居天津初期兴起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朋友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中西结合的名称。”
溥仪在天津过了七年郁闷的近乎囚禁的生活之后，果真被报刊所言中，在侵华日军的威胁、利诱和扶持下，于1931年年底潜往东北，出任没有任何实权的“满洲帝国皇帝”——人们一直猜测着逊帝溥仪将何处去？答案原来就在这里。
日本投降后，伪满洲国垮台。1945年8月，溥仪被苏军俘获。
迁居北府的遗老陈曾寿听到这些消息，写了一首《菩萨蛮》：
浮天渺渺江流去，江流送我归何处？寒日隐虞渊，虞渊若个边。船儿难倒转，魂接冰天远。相见海枯时，乔松难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