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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出走之后，段祺瑞执政立即召集特别会议讨论溥仪出走之事。随后，政府向报界宣称，政府希望溥仪回到北府，民国方面会严格执行新的优待条件。
溥仪进入日使馆，不可能再回到北府。
北京警察厅奉命加派警员，严密监视日本使馆。
谣言四起。庄士敦听说会有一场变乱危及皇上溥仪的生命，便紧急约见日本公使芳泽，请求日方予以庇护。芳泽答应容考量之后再作答复。
人们猜测逊帝溥仪会在日使馆长期居留。
事实上，溥仪在这里逗留了近三个月，即从11月29日至次年2月23日。
警察的监视也仅仅限于使馆之外，使馆内的溥仪依旧很自在，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溥仪在这段日子里一直没有离开过使馆区。由于他的“逊帝”身份，各种应酬也非常多。他有时回访一些外交官，有时去庄士敦在英国公使馆的住处小坐，偶尔两人还一同在使馆区南部的一段城墙上散步——这段城墙将使馆区同外面中国管辖的地区分隔。溥仪对这段城墙印象极深，他从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本应由他祭天的所在即古木参天的天坛，但遗憾的是看不见祭天的汉白玉大祭坛；他还从城墙上朝西北方向瞭望，看见了紫禁城闪烁的黄琉璃屋顶。
其实，特殊身份的逊帝溥仪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尤其是在日本使馆的这两个月。日方通过庄士敦一次次提示溥仪，无论他去日本或是日本在满洲的关东租借地，都会使日本政府感到严重为难。
溥仪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自由生活，反而却陷于更加颠沛和繁乱的生活状态中。他光临日本使馆，这里很快引来了大量的遗老遗少，使这里闹腾得乌烟瘴气。由于芳泽公使的交涉，段执政让步，溥仪的后妃带着她们的随侍宫女、太监都先后进入了日使馆。这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不够住，日方便干脆腾出一所楼房专供溥仪使用。这样，溥仪在日使馆又建立了他的“小朝廷”：“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值班房”等都恢复了，依旧是全套班子，南书房行走、内务府大臣和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芳泽公使通过外交途径和施加压力，取得了段执政的谅解和承认。段执政除了向芳泽公使做了明确表示之外，还派了陆军中将曲同丰亲赴日本兵营向司令官竹本大佐表示：执政府极愿意尊重逊帝的自由意志，并于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其关系者之安全。
溥仪从日方的“殷勤”照料和外交能力上看到了自己“复兴”的希望。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和一些王公大臣纷纷到日使馆拜见他，期望他回到北府。醇亲王说，北府现在很安全了，没有任何的危险，有段祺瑞执政和张作霖大帅在，国民军不敢有任何行动；而段执政和张大帅还特地派人作了保证，北府绝对安全。溥仪不太相信这些，他还是信郑孝胥、罗振玉等人的话，认为段执政、张大帅的保证都是因为溥仪进了日使馆才说的，而如果还在北府，国民军还在北京，肯定什么保证都没有，什么保证也靠不住。
溥仪受到了日方的“厚待”，不愿意离开这里，王公大臣便开始想方设法住进使馆区，有的住进了德国兵营，有的住进了六国饭店。大量的遗老们从日方的“殷勤”和“厚待”中看到了“希望”，从此图看上去，溥仪仿佛找回了昔日的尊严。仿佛虫豸在惊蛰之后遇到适宜气候一般纷纷活跃起来，显现出了一派复辟的生机。他们理直气壮地给段执政打电话，要求恢复帝制，或请溥仪回宫，或恢复优待条件；他们给皇帝大量“进奉”（汇钱），供皇帝使用；许多人从外地跑到北京，到日使馆外，要给皇帝请安、叩头、密陈大计。蒙古王公也很兴奋，特地发通电、呈奏文给执政府，质问优待怎么办？执政府赶忙答复优待照旧不变。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溥仪在日使馆迎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元旦。客厅里陡然间充满了花翎袍褂的人，满眼是辫子。溥仪一身龙袍，郑重地坐在西式椅子代替的“龙椅”上，坐北朝南，接受“群臣”和近侍们的跪拜。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大礼礼仪之际，突然从行列里发出了一声干号，把溥仪和众臣僚们都吓了一跳。人们正惊愕着，只见一个人，用袖子掩面作悲泣状，推开左右，边号着边走，夺门而出。溥仪以为是什么硬物碰瞎了这人的眼睛，人人都不知所措。有人认出这位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的这番表演，谜底在第二天的《顺天时报》上刊登了出来，原来是他的一首诗，这番表演是为这首诗而做的：
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
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
闭门恣痛哭，血泪自纵横。
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
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
忽梦至天下，双忠下相迎。
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
波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
悠悠如梦觉，夕阳昏复明。
余坐惟一息，叩枕徒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