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爷

土地爷

　　土地爷的儿子把电话打单位上，说他爹已经快不行了。

　　乡长安排我们几个副职带些礼品代表乡党委、政府去探望一下。大伙对买啥礼品拿不定主意，我说干脆就买两箱本地特产御河老酒算啦，反正是表表心意的事，何况土地爷生来就好这口。

　　在乡机关大院里，我跟土地爷的关系比较铁，能够算得上“忘年交”。七、八年前，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南运河边上的这个乡里当乡团委书记，当时因为房子紧张，乡里安排我与土管所的宋所长一个屋，也就是办公室兼作宿舍。当行政秘书领着我带着行李过去时，一个50出头的矮矮胖胖的人飞快地从屋子里迎出来，一边从我怀里接过东西，一边对我连声说欢迎欢迎。行政秘书介绍说这是土管所宋国平所长。我赶忙谦虚地向这个将要与自己一屋办公、生活的老所长打招呼问好。什么所长不所长的，你喊我老宋，要不干脆叫我土地爷算啦，我听着也顺耳。

　　一见面，我就觉得这个老同志挺有意思的。

　　后来听同事们讲起，土地爷是我们乡机关的同事们根据他的职业给他起的绰号，久而久之，就叫响了，后来连这儿的老百姓们也跟着乱喊了起来。

　　土地爷惟一爱好的就是杯中物，量也大，听说他还有一个没叫开的外号“顿八两”，说是他一顿能喝个八两酒决不耽误事情。

　　土管所是乡镇里的实权部门。对农村老百姓来说，什么事大？盖房子，娶媳妇。农村的老百姓，你不认得书记行，不认得乡长也行，不认得谁都行，但是你不能不认得土管所的所长。你敢打保票说你家一辈子不盖房搭屋？因此，哪个敢对土地爷们不请着敬奉着。

　　管着这么个差事，你说土地爷的酒场能少得了吗？除了早饭，基本上他是一天两喝。逢请必去，逢到必喝，直喝得似醉非醉的地步方才罢休。谁家盖房子，主家定来邀请。饭时，土地爷盘腿窝脚做在炕中间，手端酒杯，先眯起眼，向作陪的村干部和主家随口两段顺口溜儿：

　　一瓶酒，四盘菜，您愿咋盖就咋盖。四盘菜，一瓶酒，您愿朝哪儿走就朝哪儿走。

　　开场白过后，便推杯换盏喝起来。

　　整个“酒醉枣”形象，在刚出校门的我看来，哪还有机关干部的样子，整天吃老百姓喝老百姓，简直就是报纸上说的“棉铃虫”一个嘛。党和政府的形象纯粹就是让这种人糟蹋的！

　　我的这一偏见，随着跟土地爷长久接触，不仅逐渐彻底改变，还从心底生出对他的一丝敬意来。

　　一次，四五个人结伙一道下乡办事。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一路行来，说说笑笑，不时有田间做活的、村里歇凉的村民跟土地爷高声打着招呼，“土地爷，今儿个又上哪儿喝去啊？”“走哪儿喝到哪儿。要是找不到地方，你就准备吧。”

　　“说准啦，我这就去准备了。”

　　随意戏谑间，充满着一股子亲热劲。我们各自办完事后，都随着土地爷去现场办公——丈量宅基。也不见他掏皮尺，站在宅基上四下里瞅了瞅，然后迈开步子东西走了两趟，南北走了两趟，随后，对在场的村支书点了点头，算是完事了。

　　接下来，村支书与主家便热情邀请大伙到家里用餐。

　　酒桌上，我因酒量不济，中间托词逃席出来，走到灶间帮女主人准备饭食。我试探着问她，这么多人闹腾一大晌午，不烦吗？

　　烦么呢？盖新房子，欢喜还欢喜不过来呢！

　　我又问土地爷这人咋样？

　　好着呢，办事挺痛快。

　　你家不是请吃饭了吗？

　　这算点啥事。我们自己来亲戚还得摆搭摆搭哪。再说啦，你看看桌子上能有啥？花生米、兰花豆，花钱的就是猪杂碎，剩下的青菜都是从自家地里摘来的，不就是在锅里扒拉扒拉嘛！庄稼耍，酒没有好酒，菜没有好菜的。只要你们不嫌俺们小气就行了。

　　有一回，上面突然来了紧急任务，乡长让我去土地爷家喊他回机关。那时，农村的通讯很不发达，各村都还没有程控电话，只有村支书家里接着那种老式手摇电话，这边你摇上老半天，那边也不定有人接。遇上急事，干脆骑自行车更快些。

　　当我打听着找到土地爷的家时，我心里暗自吃了一惊。四间一陡一卧垒起来的砖房，高粱秫秸铺的顶，在四周围高大的红砖瓦房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低矮、破旧和寒酸。凭他管着的实惠事，在我的印象中，最起码他也应该跟乡计生办、民政所、财政所里那几个半边户所长们似的，在村里都住着最气派的房子。

　　土地爷好象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在回乡政府机关的路上，他很平淡地对我说，干公家的事，是要有原则的，这人啊，到什么时候也得管得住自己。有三条你不能错了：一是不要穿错了鞋子，要站好队；二是不要钻错了被子，远离女人；三是不要放错了口袋子，不是你的绝对不能往家拿。我很知足啊，你看到哪儿人家不都跟接亲似的，敬奉着咱。

　　人家说，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其实，这话说说行，来真的可不行。你看我那两句顺口溜儿，也是逗笑玩的。怎么盖，朝哪儿留门，有村干部管着呢，都离不了大格，人家村里自己还得要放平哪。

　　原来是这样。

　　土地爷这个人，平时看似大大忽忽很粗鲁的样子，处长了，你就会感觉他心还挺细，很疼人的。

　　我是刚出校门的单身汉，单位离家又远，就成了常驻机关的。而乡里那些有家有口的干部，除单位规定的日期值班住勤，一般晚上都回家。

　　每逢土地爷来值班，总是一头扎进电话值班室里看电视，不到电视台说再见不散。

　　开始，我还以为他不仅是酒鬼，还是个电视迷。有一天，电话员告诉我说，昨晚，土地爷困得都睁不开俩眼皮了，我催他快去睡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还在看书，他是一挨枕头就着的，那你听着他的呼噜声就得一宿甭想睡了！

　　听了电话员的讲述，我感动地眼睛湿忽忽的。

　　又过了两年，土地爷所长的位置让一个部队转业的给顶了。新所长的工作方式和处世风格与土地爷截然不同，最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是大搞收费创收，与乡里按三七分成提奖金。土地爷却嫌钱扎手，经常跟新所长意见不合而争执不休，有两次竟然对薄到书记乡长那里，弄得书记乡长也不欢喜。

　　既然尿不到一个壶里头去，土地爷就闹闹着退休。刚满五十五岁，就被批准回家歇了。

　　躺在炕上的土地爷已经让病缠磨得不象样了。看见我们几个人，咧开嘴强挤出一丝笑来。那笑，让人看了揪心。

　　是肝硬化，他的儿子对我们说，医生不让再喝酒了，可他就是不听。不给酒，他就连饭也不吃。

　　正说着，只见土地爷伸出手努力向前够，要抓什么。

　　他儿子叹了口气，把酒瓶递到他嘴边。他咽下一小口，干瘪的嘴唇咂了咂，很满足地笑了。

　　又挨延了几天，土地爷死了。

　　出殡那天，我看见有不少各村的人来吊唁，随上或十块、二十块不等的纸礼钱，还有人竟拎着两瓶青烧之类牌子的酒，很恭敬地斟满酒盅子，洒在棂前。

　　我突然感到，人死后如果真有知的话，土地爷一定会很知足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