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伏耀祖

　　一

　　父亲有我时已经35岁了，印象中的爸爸已经人到中年，儒雅、温和，标准的知识分子形象。

　　“有这样一个爸爸，这娃娃命真好！”这是邻居们的议论，这议论引发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的好奇。为什么他们说我命好？我的爸爸和别的小朋友的爸爸不一样吗？这些问题膨胀了一颗少女的好奇心，也向我输入了一种自豪，并成了牵引我走向父亲心灵深处的一种习惯。

　　爸爸酷爱读书和买书。六七十年代，对文化的禁忌非常多，到处是口号式的语录和红宝书，爸爸的书架上却储藏着许多个秘密。我常常站在那儿，好奇地翻看着五花八门的“反动”书籍，并想从那里寻找到反动言论，结果我却被里面优美的语言、感人的故事紧紧吸引。而最吸引我的莫过于那些发脆、泛黄的英文书，因为那后面往往都有一段段精彩的小故事。《呼啸山庄》、《基度山伯爵》、《约翰克里斯多夫》、《简爱》等等许多禁书，我都是通过一段段英翻汉串联起来享受到的。

　　爸爸脾气很温和，很少对我们大声喝斥。但他也有非常严厉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同院的小伙伴骑车去玩，经过十字路口时，一辆部队的吉普车远远驶来，目测一下距离，瞅准了空，“冲！”结果“砰！”人是跳下来了，但妈妈新买的凤凰牌自行车却被压变了形。不顾伤痛，心里只有一个“逃”字，但车上的解放军叔叔却热心的、执意要送我回家。“回家”？这不是害我吗！没办法，人家是大人，我一个小不点哪能拗过他们。嗳，硬着头皮像猫一样悄悄躲进了里屋。“给我出来！”客人走了不多一会，一声变了腔的怒吼吓得我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眼角迅疾一扫，爸爸脸色铁青，眉头紧皱，双手微微颤动着，平时温和的目光射出了两道刺入骨髓的寒光。我的眼里一下子就充满了泪水，那张变形的脸，怎么也不像我所熟悉的爸爸。我低下了头，不敢再看他，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的响。这是父亲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惩罚，其实就是一句“给我出来”，现在想想也还心有余悸。按母亲的话讲，父亲一般不生气，生起气来，连她也会惧怕三分。

　　爸爸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拳却划的很好。那时大舅喜酒，便时常开车拉着单位的领导来我们家中。这时家里是最热闹的了。母亲忙进忙出的往桌上摆着各色凉菜，大舅俨然成了联络爸爸和他们单位领导之间感情的纽带。爸爸本不喝酒，因是主人，又在酒桌之上，自然免不了要喝一点，但也只是浅斟慢饮。酒过三巡，几番推杯换盏之后，那气氛就开始热闹了，高高低低的劝酒声、不服输的罚酒声，还有此起彼伏的划拳声不绝于耳，好胜的大舅已不胜酒力，只好请爸爸助战了。再瞧爸爸，已从浅斟慢饮变成了仰脖痛饮、两腮绯红的豪放之士，划起拳来更是透着那么股子自信。爸爸出拳很利索，喊拳也没有那么多花俏的名堂，就一个字，掷地有声，百发百中，这让喜酒又好友的大舅很有面子。热闹的情景和高八度的音量，还有扑鼻而来的酒气，特别是爸爸不同寻常的豪迈之气让我们这些孩子们莫可名状的兴奋着，这可能是我见到父亲最豪放的一面。现在，大舅老了，酒也戒了，车也不开了，当年那些叔叔们也很少再见到了，我已很多年不曾看到父亲涨红着脸、兴奋划拳的模样了。真要感激大舅给克已的父亲提供了释放性情的机会。

　　爸爸妈妈一向对中国所有的节日都非常重视，过年更是马虎不得。无论对年的礼仪，还是“年货”的置办，都颇为讲究。什么香纸、春联、烟酒、糖茶、油果、扣肉、鱼，初一早上的水饺等等，一应俱全。

　　空荡荡的院落，漆黑的夜，刺骨的寒风，撩起的门帘，房门大敞着，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屋中迷漫着呛人的烟雾，我们全家围着煤炉炸油果。这是儿时很多年都重复上演的一幕伏氏家庭三十晚上大集景。那时妈妈在百货商店工作，逢年过节是工作最忙的时候，根本就不允许请假，所以准备年货只好放到下班以后。每年的三十晚上，也就是我们过年前的高峰期，先是妈妈烙各种形状的油馍馍，然后就是我们全家炸油果。多年来我们都有各自的分工：妈妈揉面、杆面、切面，我们姐妹仨人将妈妈切好的面翻出各色花样，然后再由爸爸放入油锅中炸成脆黄，捞出放入早已备好的大缸中。刚摆开战场时大家兴致都很高，妈妈夸这个翻得好，那个很有创新，我们几个孩子那就专守着爸爸等着第一锅出来好充饥解馋，爸爸也时不时扭过脸、眯起眼，说几句笑话。可到了十一点多钟，叽叽喳喳的声音没有了，大地、树木，还有四周的空气仿佛都进入了沉沉的睡梦之中，我们的大脑也变得麻木，手也抬不起来了，开始乘妈妈不注意不翻或胡乱翻一下，然后急急的扔入锅中，狡诘的朝站在油锅前的爸爸的眨眨眼，爸爸只是笑笑，然后“漫不经心”的用筷子在锅中乱搅，以扰乱妈妈的视线。这是爸爸和我们之间经常都有的默契，妈妈常常委屈的说“好人都是你，恶人都让我当了。”为此，爸爸也只是笑笑，然后继续着他的“护短”（爸爸护过我们所有孩子的“短”，现在想想，其实护短让妈妈少生了许多气，也让我们轻松快乐了许多）。看到我们实在困乏的模样，爸爸也会放下手中的筷子，拉我们来到黑漆漆的院中，指着高悬夜空的月亮让我们辫认其中的图案，“像猴子。”“不，像个人在砍树。”“什么呀，那是个小狗。”我们因争论而渐渐清醒，爸爸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时他就会拉我们进屋一边讲天狗吃月亮的故事，一边开始继续干那没完没了的活。但这还是挡不住那些磕睡虫强大的袭击，特别是当收音机中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正，今天播音到此结束”时，大家都已疲惫不堪，我们几个孩子像听到了特赦令，统统爬到炕上开始耍懒了，也不知爸爸和妈妈炸到何时才休息的。总之，第二天一切都会就绪：缸是满的，面也用完了，一切都收拾停当，我们的新衣服也摆在了炕边。

　　小时候父母对于年的诠释使我到今天也会如他们般不敢怠慢，虔诚对待。年，对我来讲是一种风俗，一种往来，一种门面，一种尊严，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我喜欢甜食，喜欢吃圆霄，也许是与爸爸联系太紧、不愿舍弃有关吧。困难时期，别说白面，既便是杂粮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更别说花钱去饭馆了。可是能干的母亲、慈爱的父亲却会在那时利用休息天，带我们去美美的吃一餐。吃什么呢？肉，我们全家统统不太吃，甚至不吃，那就去兰州最有名的甜食店。于是，每逢周末，只要父亲有时间，都会领我们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吃圆霄，二是去看奶奶。那是一个如节日般的日子，母亲将我们个个打扮的漂漂亮亮，然后坐车、进城、排队、抢座位，每人买一碗圆宵外加冰淇淋。香甜的圆霄和透彻心底的冰淇淋让人回味无穷，特别是那种优越感更使年少的我在小伙伴中多了一份自豪，这使我到今天还喜欢眷顾那个塞满了我童年笑声的地方。

　　“肚儿肚儿不要疼，一泡稀屎送出门。”和着天水口音的吟唱，一双温暖的大手顺时针轻轻的、慢慢的揉着肚子。这是奶奶的吟唱，也是父亲的吟唱，这低低缓缓的吟唱，轻轻的、柔柔的，如伊甸园的音乐，充满了慈爱，给病疼的我带来了无限的安慰。那天，我模仿爸爸的语气，给小侄子也揉了揉肚子，边揉边问他小肚肚有没有反应，结果才揉到第二圈，小家伙就一个劲的叫我快点停手，说想上厕所了。事后一个劲的问我：二姨，怎么这么灵呢？其实许多老方法虽说不出什么道理，但确实很灵。

　　父亲的慈爱有时真是无法估量的。记得19岁那年，我因家庭琐事，赌气一直住校不回家，凑巧的是有一天我陪同学去看病，结果被大夫发现真正需要医治的是我而不是她。倔强的我只身一人开始了求医的过程，穿刺、准备费用、准备手术，这对于一个每月只拿25元助学金的我来讲实属不易，但我却继续着自己的倔强。当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父亲的焦虑、父亲的关切、父亲的治疗计划跃然纸上时，我清楚的知道了家永远是我避风的港湾，我不可以赌气，不可以像一个孤雁一样可怜的单飞，父母将永远是我一生的精神支柱！羞愧的我终于又躲回了父母的翅膀下，并将自己的感受、将父亲写给我的唯一一封信，实况传录到自己心爱的日记本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要说看病吃药，父亲可称半个医生。因为家族中多有生病之人，二个姑姑又都是医生，而父亲又喜欢钻研，所以印象中一般的小病父亲就可以处理了。直到现在，已经八十高龄的父亲还是我们全家的义务大夫，他不仅自己不要别人来操心，还时刻关心着我们每个人的健康。亲自上门问询，提建议，介绍好大夫，买药，陪我们去医院等等。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母亲，更是无微不至。每晚必听到他操着柔柔的、变了味的天水口音喊：“俞秀珍，吃药了。”这时手中肯定拿着一杯温开水。生病给我留下的记忆除了关怀，还有一样就是那半文半白的请假条。因为多病，无法上学，写假条也就成了常事。我喜欢假条中的之乎者也，羡慕行云流水般的字，所以经常会模仿父亲的笔迹、语气写着玩，结果现在轮到女儿来模仿我，也是模仿爷爷的口吻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美妙的旋律映出了爸爸陶醉的身影，宏厚的男高音更衬出了歌的意境。在革命歌曲唱遍全中国的时候，如此美妙绝伦的歌曲让我好痴迷，它像一缕七色的彩条，给那个灰色的年代涂抹了一丝光亮，也给我带来了充满幻想的童年，我时常会央求爸爸再唱一个。爸爸会俄语，也会唱苏联歌曲，那“得儿，得儿”的卷舌音听起来真好玩，可我怎么也学不会，爸爸告诉我他的卷舌音是模仿牧羊的调子练出来的。除了苏联歌曲，爸爸还喜欢唱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插曲，什么“渔光曲”、“四季歌”等等委婉动人的歌曲向我的心中输入了更多的温情……

　　许是爸爸的雅致让别人无法联想到他还会洗衣、做饭，许是爸爸常年在外工作很少有机会做家务。总之，当院中的小伙伴知道爸爸正在下厨时，都会大惊小怪。其实爸爸做饭很简单，就是焖个米饭或馓一锅馓饭。但洗衣服爸爸是极认真、仔细的。我家有个红色的大木盆，是叔叔从上海带来的，每逢星期天，爸爸就会自得其乐的开始了他的搓衣运动。夏天还好说，在院中窗下摆上木盆，放一把小凳，将搓衣板紧紧的靠在小凳的边上，和着微风，唱着歌，不知不觉也就将积攒了一星期的脏衣物一件件清洗的干干净净了。这时，我便会合着父亲的搓衣歌，围着他高兴地转呀转、唱呀唱，也会将自己的小手帕找出来自己洗。可是冬天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时院中只有一个水龙头，常常四周都结着厚厚的冰，有时连水龙头都冻住了，只有拿一壶滾燙的开水将冰熔化。我常常记得爸爸清洗完后两只大手都是红彤彤的，而那些晾在院中绳上的衣物至到晚上也还是硬梆梆的。

　　那时没有暖气，冬天除了靠我们姐妹3人捡煤渣外，就是到十里店去买煤。架子车是借来的，木制结构，一般是200公斤的煤球装满满一车。通往党校的路是个大坡，上坡一般都是空车，可下坡时就比较麻烦了，要将像小山一样的架子车倾斜成35度的角，使车的后部擦一点点地面，通过增加磨擦来减慢车速，并保证车在倾斜的同时不至于后翻。这时父亲既要抬高架子车的前部，双手还必须紧紧的握着车把，两臂用劲的往下压，双脚紧紧的抠着地面，以控制车的滑速，而我也会使出全身的劲向后拉车。通往党校的大坡、木制的架子车、圆圆的煤球，爸爸身上套着的绳索、紧握车把的双手、用劲拉车的我串联起来，在我的记忆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童年记忆中最让我苦恼的莫过于每学期必填的《个人履历表》，其中家庭出身一栏成了我最大的心病。听父亲的话，填“革干”，即革命干部，老师不同意。填真实的成份，我自己不同意。怎么办呢？父亲教给我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自编，只要不填“贫农”、“工人”之类太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就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麻烦。因此，“中农”就成了我的首选，这让我轻松的逃过了许多次烦恼。可有一天，因姐姐入团，学校外调，“伪官吏”还是浮出了水面，只不过被他们读成了“伪家史”。我一直不明白伪家史是什么意思，因此联想到了《红灯记》中李奶奶的诉说革命家史，如此一推，那么我们的家史也就是反革命的家史了。回头问父亲，他只是含糊地说，不管它，是他们搞错了。挺挺胸，感觉不错，于是我就又心安理得地继续着自己的“中农”。

　　升入初中时，恰临教育制度改革，父亲不失时机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家庭式的学堂。往往是这样的场景：窗外是纳凉的人们和小伙伴们的嬉戏声，窗内是我们姐妹3人叽喱哇啦的卷舌音，外加父亲的纠正声。那时候市面上绝没有像现在书市上琳琅满目的各类教科书，甚至连一本像样的书也没有，只有学校里简单又粗糙的课本。父亲凭借他扎实的文化功底，为我们系统的编写了数、理、化、史、政、地、英等教材。教材是用复写纸一式四份手写的。那时，姐姐踏实，妹妹又年少，中间的我总是自作聪明的在父亲告之要测试时，才会在放学的路上“认真的”突击一周所学课程，而且是复习不完不罢休，一付头悬梁的样子，惹的路上的熟人都夸我是个好孩子。可那毕竟是投机取巧的结果，这个“巧”最终让我吃了不少苦。成年了，面对生活的千头万绪，我更有感于父亲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多么优越的成长环境，又为我们的将来辅垫了多么厚重的基础，而这一切大都是在“文革”时期，父亲凭着他对科学、对自然、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做到的。作为女儿的我到今天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不争气，我没有值得向父亲夸耀的成绩，我有许多个后悔，许多个醒悟，也为此努力着。现在每当我看到如同父亲般优秀的人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总不免替父亲感到遗憾，叹父亲没有遇到一个好时代，更恨自己没有为父亲弥补那怕是一点点的遗憾。

　　父亲一向待人和气，也从不端架子，母亲娘家的人包括乡邻们都夸母亲命好，嫁了个有学问、又俊气、脾气又好的“大干部”。前些天与同事聊起来，才知道两家的母亲是近邻，后来再见到他时，他的语言中便多了几分肃然：我妈说你爸特有学问，而且一点架子都没有……回家问过母亲，“噢，她的前夫是个采购员，架子大的不得了，见了乡邻趾高气扬，所以人们往往喜欢拿你爸和他比。”原来如此。

　　“这其实是个潜伏特务……”这是父亲正在给母亲讲剧情。那时电视还没有普及，党校院中只有小三一家有，所以晚饭后人们都会聚到她家来看电视。父亲当时给母亲耐心讲解电视的情景竟成了小伙伴们永远也抹不去的画面。“你爸对你妈永远都那么有耐心，好像没有什么让不过去的事。那时候我们特别羡慕你们，感觉你爸脾气好的不得了，从来也没有听到他骂过你们，更别说打了。”这是已到中年的小三再见到我后由衷的感叹！

　　是的，父亲一向待人谦和，处理问题也总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从不强迫我们的意志。小时我们犯了错误父亲还会偶有喝斥，成年后除了委婉的讲出自己的观点，最多就是在母亲面前流露出那么一二句怨言，却从没有在我们这些晚辈面前说过什么。无法释怀时，也只是：只上眉头，痛在心头，绝然没有直接指责的时候，而且事后还会一如既往的关心你、帮助你。这让我好心疼！

　　这心疼不得不使我忆起了十几年前的一幕：屋门紧闭，父亲和我面对面坐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严肃的对话。“你认为他是怎样一个人？”父亲缓缓的问我，“怎么说呢？这样形容吧，如果在一片荒漠中，我们迷失了方向，只剩一口救命的水，他会喝完后扔下我自己去逃命。”我异常冷静的回答着父亲，“既然你这么清楚他的为人，为什么还要和他结婚？”父亲吃惊的问，“他虽然是个非常自私的人，但再坏也会对自己的老婆好，何况我们还有两年的感情基础。”我无知却自负的说着，“通过对他的观察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我认为他是个品质恶劣，道德败坏的人，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一定要慎重！”……

　　那夜，父亲给我分析、讲述了许多道理，真是苦口婆心，但却怎么也说服不了正在恋爱中的傻女儿。终于，我违背了父母双亲的意愿，弃他们的焦虑于不顾，踏上了一条险而又险的婚姻之途。终于，我偿到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苦涩滋味。现在，父亲年事已高，却还在为我们的错误、我们的不懂事内耗着自己的心力，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都会流血！

　　二

　　我喜欢和父亲呆在一起，想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儿，就谈到哪儿。从他的谈话中，你可以捕捉到往日伏家大少爷坐着洋包车上学的踪迹，北京街头抗议美军欺辱女校友的激奋情景，北大校园中争枪座位的热闹场面，甚至乎一个小男生的初恋和爱情，以及他和妻子的相识等等，无所禁忌。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为了争得面子，他和母亲还会因为谁先主动追求而争得面红耳赤。想想五十年代，一个富农的小女儿，见了下放到当地做书记的父亲，腼腆地涨红着脸，怯怯地叫一声“伏书记”，真是惹人怜爱。这个伏书记，最终成了她的丈夫，她的骄傲，她的一生的依靠。

　　父亲喜欢回忆过去的事，特别是小时候的事，在他看来，这一生最伟大、最具有英雄气概的事莫过于上小学时，保护他最喜爱的姐姐那件事了。其实那只是邻家男孩想动手打他的姐姐，小不点的他非常生气的跑过去，“勇敢的”、“无所畏惧的”抬起脚“狠狠的”踢了那男孩一脚！口中还恨恨地说着“你敢打我姐姐！”其潜台词俨然就是“看我怎么收拾你！”父亲每每提到他的这个英雄壮举，还会攥紧拳头，抬起脚，一脸的神圣不可侵犯！这让我不禁哑然失笑。父亲肯定在为自己历史中还有如此浓重的一笔而自豪呢。

　　“我越看你越像你奶奶！”父亲经常会凝视我，沉默良久后，缓缓倒出这句话。透过父亲的目光，我似乎看到了某种情愫。

　　是的，奶奶对父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奶奶的得体，奶奶的知书达理，奶奶如潺潺流水般对他的谆谆教诲早已浸透到父亲的每个细胞。“你奶奶如果出去工作，肯定了不起！”这是父亲对奶奶由衷的赞赏。父亲的坚毅、睿智、幽默都源自于他的母亲。父亲对小时候回忆最多的莫过于奶奶讲给他的典故、传说、笑话。什么懒汉如何懒到了不肯将脖子后边的大饼用手移到前面，而饿死的故事；有一个人为了节约，竟然在吃完饭后将碗用膝盖翻过碗心，用舌头把碗如何舔干净再还原的故事等等，无不透出奶奶的身影。

　　“耀祖，把稀饭吃了再走。”、“给耀祖把饭做上。”、“耀祖……”这是生命垂危的奶奶在弥留之际说得最多的话，这时被他唤作耀祖的父亲也正从昆明匆匆赶来，因为一个不祥的预兆让他无法再继续参加会议。这是一个母亲和儿子之间无法解释的电波。“耀祖，把稀饭吃了再走。”成了奶奶留给父亲的临终遗言，这是奶奶给她的大儿子最高的奖赏！这其中蕴含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情谊，蒂结着五十多年的母子之情！

　　母子的感应灵验了。父亲因不祥的梦自昆明匆匆返兰，见了奶奶最后一面，含着泪听到了奶奶对他的无限挂念。在送奶奶去墓地的途中，父亲的头深深的埋在胸前，布满血丝的眼里一滴一滴不断地向下悬落着泪珠，浓密的睫毛中蕴藏着无法释怀的悲凉。眼看到了墓地，奶奶的遗体被安置在了墓穴中，就在盖棺的那一刻，生离死别的残酷终于引发了父亲压抑许久的悲痛。“妈—！” 一声长长的呐喊振憾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的年事已高的爸爸撕心裂肺地呼唤着母亲，像个孩子似的趴在墓前，任由谁也拉不起来，呜呜的哭诉着。这声“妈——”倾注了父亲对奶奶的敬爱，对奶奶的眷恋，他顾不得去擦腮边的泪水，顾不得往日的尊严，这时他已返回童年，返回他缠绵母亲膝下的时刻。这哭声很苍凉，很悲切，一阵紧似一阵。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直到今天，那日墓前巨大的悲痛仍像骤涨的秋潮，留给我的是绵延不绝的哀伤的余波……

　　父亲在我面前一共哭过三次，一次是奶奶去世，另一次是他的弟弟、我的叔叔病重。那天我们一同去了小姑的医院，叔叔在重症监护室，父亲出来时微红着脸，嘴一瘪，无声的泪水顺腮而下。爷爷一生有两个儿子。他将自己热情、开朗的性格遗传给了小儿子，将自己勤奋和踏实的一面更多的遗传给了父亲。我曾过继给叔叔，为他带来了一儿一女，然后完成使命回到了父亲身边，因此也就对叔叔多了一层亲近。叔叔快乐的天性一直是他战胜疾病的源泉所在，他总是让亲人们惶恐不安时再笑盈盈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尤如他快乐的天性般带给周围许多的欢笑和惊喜。可是，就在我即将完稿的2007年6月2日，被疾病缠绕了一生，又乐观了一生的我的叔叔，终于疲惫地闭上了他的双眼，先父亲而去！噩耗传来，父亲饮泪泣写了悼词。从此，他失去了自己唯一的亲弟弟，一个乐观的、热情的弟弟！第二天，我八十高龄的父亲亲自来到灵前，声泪俱下：“光祖，我应该走在你的前面……”字字千斤，句句含泪！我深深的理解这每一个字后面的哀痛。在此，请允许我寄上对叔叔无限的哀思！

　　小时候，家中还有一个神秘的黑色皮包也让我充满了好奇。那本是用来放文件的包，却装载着我们一家的生计。什么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工资，有时还有一些紧俏物资的供应券，等等，一应俱全，都放在那个神秘的黑皮夹中。每到发工资，父母都会拿出它，将一堆花花绿绿的票据摆在炕上，然后用纸和算盘将它们瓜分得一个不剩，再分门别类地装进这个神秘的黑夹子中。但它们总是在临近月底之前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等我长大一点才知道，我的爸爸实际上自工作以来一直承担着两个家庭的生活。特别是在爷爷挨斗除职，姑姑又生病的情况下，爸爸更是平静地，在我看来几乎是从容地、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我们（祖母一家5口加上他自己的妻儿7口）十几口人的生活重担。

　　解放初期，父亲患肺结核尚未痊愈，还在咳血，爷爷工资又低，几个弟妹上学的上学，参军的参军，大姑还在生病。为了生计，他选择了去甘肃日报社当编辑。不难想象，以父亲的人品、修养和学识，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了甘报社的业务骨干。升级、加薪、困难补助、稿费一应齐上，也无法应付家中的开支。再回头看看父亲，许多人根本无法理解拿这么多工资的人还穿着破旧的衣服，以至报社组织免费为父亲制作了一条条花呢西裤。父亲在结婚前，除了给自己留点零花钱，每月工资几乎全部交给奶奶，自己无分文积蓄，以至在结婚时连买双新鞋的钱也没有。对此，父亲毫无怨言。是一片对父母弟妹的赤子之心在驱使他诚心恪尽着人子之情。父亲每讲到这些事，都强调说“这是为人之子的一条做人原则。”

　　50多年的历史见证着一个赤子、一个如同慈父般的兄长如何奉养父母、供养弟妹、挑起家族重担的实事，见证着一个有为青年如何捉襟见肘娶妻生子，如何在生病、住院甚至手术时也没忘记身兼两家重任的感人实事！高学历、高职称、高职务、高工资的父亲，有谁能相信他竟清贫了一生！又有谁能相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竟然坦然地固守着清贫，而放弃了金钱和权力！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我实在无法想象我慈爱的父亲是如何在独挡一面开创自己事业的同时，用了多大的毅力、克服了多少难关承担来自两个大家庭的重任的。我心目中的男子汉从来都不仅仅是简单的伟岸或大度，我认为面临复杂多变的世事，面对妻儿老小的奉养，父亲的儒雅、从容和赤子之心才是男子汉真正的定义。

　　父亲男子汉的一面最有说服力的还要数67岁的那段经历。1994年对我们全家来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一年，也是我最直接感受什么是伟大、什么叫震撼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癌症这个可怕的魔鬼正在呲牙咧嘴的向我们逼近，残忍地向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举起了它血淋淋的屠刀。我们一般在生活或小说中的定式都是，癌症病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或根本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向终点的。而父亲却恰恰相反。在家人毫不知情时，自己做检查，自己取结果，自己找医生谈话。为了确诊，再一次自己去医院，然后回家召集大家开了家庭会，说明了二点：一是自己得了胃癌，属中晚期，已经确诊；二是决定住陆军总院，找他的同学，也是外科专家，准备手术。母亲蒙了，我们也傻眼了，可我从父亲的眼神中，读到的却是一个男人的刚毅，只不过这刚毅比以往沉重了许多。

　　父亲对术前、术后的各项事宜都考虑的极为周全。术后一清醒，首先考虑到的并不是自己的病理结果或后期治疗方案，而是催促我们一定要好好答谢为他操劳、费心的那些医务工作者，并不顾自己的伤痛，凡来医院探望者，他都会尽可能撑着说说话，以表自己的谢意。奇迹就是这样伴随着父亲的意志在一步步的发生着：没有化疗、没有物疗，有的只是术后科学的营养和“郭林新气功”。健康、自信、乐观却一直伴随在他左右。在父亲愈后不久，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中年男子，爸爸与他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原来他也是癌症患者，精神压力太大，听人讲了爸爸的事，专程来访，走时非常感激父亲给他的鼓励，感叹真是不虚此行！爸爸不但战胜了自己，也用他的乐观和热情感召了周围许多的患者，包括在术后锻炼过程中，也时常会有人特别是年青人想从爸爸那里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术后爸爸除了锻炼身体，就是读书。我们家离兰州最大的新华书店不远，那儿就成了父亲的第二个家。有一年大年初一，记者采访，结果碰到父亲正在空旷的走道里翻阅资料，电视画面中记者好奇又崇敬的目光和父亲神往、喜爱的眼神，映射出兰州街头书滩上一个求书若渴的男孩贪婪的目光，北京街头因为错过了一本好书而后悔不已的青年的影子。“阅书是为了悦心。”“读书是为了思考。”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9年，在年逾七十、大病初愈的情况下，他还撰写出版了一部《忧患与思考——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热点探析》专著。去年，又应全国老教授协会邀请，撰写了《从积极老龄化与学习型社会的一致性和互动关系看其重大意义》一文，被甘肃省老教授协会评为优秀论文奖，这也是甘肃省唯一一篇被全国老教授协会编入2006年年会论文集的论文。《伏衍羲公家族述略》也是父亲在年近八十收集、整理、撰写的一部家族史。现在父亲又伏在案头开始了他的另一段人生随想……

　　当十年后给他做过手术的王自生教授得知了父亲的健康状况时，也不得不发出了感叹：近七十岁的年纪，晚期胃癌，五分之四的切除，没有后期治疗，跨过了术后十年这道大关，真是一个奇迹！

　　三

　　父亲常自喻是巴金笔下的三少爷，一个敢作敢为、敢于向封建礼教抗争的青年。这可能和他少年时期第一次违抗父命，放弃上兰州大学以及北大时参加学生运动有关。但据我观察，他更应该是觉民和觉慧的结合体。中庸、和蔼、忍让，甚至是面对别人的非难也心平气和是父亲性格的主流，但他也有针锋相对的时候。五十年代末，父亲已是党校最年轻、又受器重的中层干部，当时极左思潮汹涌泛滥，一介书生的父亲却在党校的讲台上提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而且这个意见竟然和随后被打倒的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就此，党校的讲台上便少了一位讲师，果园里则多了一个农夫。

　　当我好奇地问到由于他在反右倾时的“错误”言论被挨斗，温文尔雅的父亲会不会也狼狈不堪，父亲若有所思的告诉我：那时还比较文明，没有武斗的现象，就是无限上纲上线，没有什么。在一旁的母亲可不答应了。“没有什么？当时我们刚结婚不久，新房就在批斗会对面，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开，拍桌子声、训斥声不绝于耳。”

　　“爸爸，那时你会如何应对？”

　　“坐在椅子上，低着头，认真记笔记”。父亲怪怪地笑着，告诉我。

　　当有一天，一张大字报铺天盖地从三楼直泻而下，“伏耀祖”三个字被倒着悬在空中，也就宣告了父亲政治生命的结束。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理这个曾经的幸运儿，父亲也很知趣地“躲”到了党校的那几亩水浇地里。这一躲就躲出了父亲对京戏的爱好，党校的果园里也就时常有了小小的哼曲声。父亲有副好嗓子，曾经在党校的舞台上演过话剧，领唱过《黄河颂》，没曾想这个业余爱好竟成了他驱赶无尽的苦恼的方式。

　　记得在党校时我家前排住着一户人家，他的两个儿子与我和妹妹是同学，妻子和妈妈又是同事，因此来往就多一点。可是当有一天我知道在“文革”时他曾经恶毒的攻击、批斗过爸爸，气愤的我再见到他时就像看一个怪胎，并很奇怪爸爸为什么还会那么温和的待他？！为此，我还和爸爸发生过一场争论：“没有必要，都是过去的事了。”面对我的质疑，爸爸平静的说，“过去了又怎样？事情过去了，并不代表人就变好了。”我不依不饶，“计较这些有什么用，不要拿别人的错误和自己过不去。”“我看不起他，一付跳梁小丑的模样。”“我都不计较你还计较什么？”…… 最终我没有听从爸爸的劝告，再也没有理会过那个“高叔叔”。前一段偶然读到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亲自召集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女欢聚一堂，重续友情时，我被她伟大的精神感动了！人生苦短，有什么过不去的呢？！由此我也感受到了父亲的量，父亲的度，父亲的人格风骨。

　　这就是我的父亲，荣辱不惊，富贵不淫，不卑不亢地接收了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并用他温厚的天性化解着一切灾难，最终使他的反对者们忽视了他的“罪大恶极”，忽视了他与彭德怀的不谋而合，不得不在他的温厚、儒雅面前挂起了免战牌。

　　以前我家前排住着一对慈祥和蔼的老人，我们都亲切的叫他们：李爷爷，李奶奶。后来他们搬到了青年农场，父亲还领我们全家去看望过。懂事后，才知道这就是以前党校的校长，父亲保过的“走资派”。他们都因政治问题被发配到了“五七干校”，去修渠、耕田。家中有一个像围脖一样、但比它要厚要硬的垫肩是父亲修渠时戴的，听母亲讲那是怕父亲挑担磨破肩膀特意缝的，还有就是一种叫毛栗子的食物让我十分想念。不过，在我看来，无论父亲穿什么、做什么，都是那般的有气度，而且到现在我只记得栗子的香甜，却怎么也忆不起父亲那时有什么悲苦，因为他从来都是乐呵呵的，好像和劳动改造之类的挨不上边。

　　父亲有一张和美国人的合影，自信、谦和的父亲与威武的美国领队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是父亲又一段经历的真实写照。七十年代初，父亲从省委党校调到了甘肃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对体育一窍不通的父亲扬长避短，创建了甘肃省体育科研所。这时恰逢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大洋彼岸的美国女子垒球队来到了甘肃，球队除了参观旅游就是比赛，父亲大学时的英语终于在三十多年后派上了用场。一次七里河体育场观众席上两个中年男子的对话让我记忆犹新：

　　这是哪的人在解说？

　　肯定是美国人！

　　为什么？

　　英语这么好，普通话这么难听，不是外国人，还能是什么人？！

　　这是美国女子垒球队在七里河体育场进行比赛，父亲充当了现场解说员。

　　是的，父亲一口漂亮的英语让那些初踏中国国土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姑娘们兴奋不已。而让她们更亲切的还是父亲与她们领队相差无几的长相：同样的肤色，同样高的鼻梁，一双睿智的眼睛，粗重的眉毛、腮边长满的硬茬茬的络腮胡，再加上谦和的态度，更刺激了她们与父亲交谈的欲望。一有时间她们就会围着父亲叽叽喳喳问个不休，什么风土人情、人文地理、民族习俗等等，父亲成了一个不是翻译胜似翻译的人，一个不是导游胜似导游的人。这就有了父亲与那群洋姑娘们在五泉山的合影，有了与美国领队的握手和拥抱！当然，带给我直接惊喜的还是那些印着美国国旗的红色圆珠笔，它不仅外型漂亮，而且上面有狂草的英文签名，在当时可看不到这么精致的学习用具，这让我自豪了许多年。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都将这些宝贝弄丢了，包括那个签满了外国人名字的垒球也不知流落到了何方？

　　前两年，父亲在滨河路练功时遇到了一位外国老太太，正在向一个青年学生打问什么，年青人不知是紧张还是什么缘故，结结巴巴讲不清楚，父亲在一旁看到后，做了说明。老太太用兴奋的眼光看着父亲，伸出大姆指，一个劲地：Good English ！ Good English ！这声夸赞绝非偶然，父亲虽然没有搞英语专业，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使用英语，但他扎实的英语随时都可派上用场。无论是口语还是笔释，他都运用自如。细说起来，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到目前为止用过四次英语：最早一次是七十年代初，党校的杨司机全家准备移民加拿大，需要翻译大量的英文资料；第二次是美国女子垒球队的到来；第三次是他的几个孩子需要学习英语；第四次是九十年代中期，爸爸和几位友人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的一部《老年学》，而且由他统稿校审全书。爸爸本来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但阴错阳差；爸爸在上大学时就非常喜欢写作，很受当时国语老师沈从文的器重，再加上父亲又是一个非常知性的人，他也经常讲，自己在北大时因喜欢写作差点转系。但想想又庆幸没有走这条路“那可是最直接的罪证，不打倒是怪事！”

　　随着美国队的离开，爸爸又接待了世界冠军庄则栋。短短一个月的接触，爸爸又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纸调令发往了甘肃，但最终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成行。其实父亲这一生面临过几次重大的抉择，都或拒或弃了。一次是高中没有毕业就考取了兰州大学，那时有一位亲戚在兰大任教，兴冲冲的在第一时间向爷爷他们报了喜讯，没曾想一向温和听话的“大少爷”这次却“犟的要命”，坚持要上完高中后再考全国最好的大学。一次是解放前夕全家准备去台湾，爸爸一再主张没必要去台湾，最终爷爷奶奶接收了爸爸的思想，感到：虽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但双手不曾沾过一点共产党的鲜血，不要紧（奶奶的分析）。一次是省上决定委派父亲任要职，面对别人求都求不到的位置，爸爸却诚肯的表示：自己还是喜欢搞学术研究，这个位置留给更适合的人。这就是我的父亲，面对选择，他的尺子只有一把，那就是凡事行其心所安！最终在心的引领下，成为了一名严谨的学者。这就是我的父亲，在为官与做学问上，永远是学问第一，行政第二，如果碰到二者打架时，他肯定首选的是学问。因此，在我的思维定式中，父亲是研究员，绝非书记和院长；是学者，绝非官员。

　　其实爸爸这一生中有三次大的职务变动，他自己到现在都不清楚是什么人推荐的，特别是六十年代未外交部派人直奔甘肃省委党校，指名要调爸爸去北京，这让爸爸好生纳闷：北大西语系毕业生无数，留在北京的也不少，他们怎么知道在偏僻的甘肃有一个会英语的我呢？

　　闲聊时，我总喜欢问父亲为什么会放弃许多别人看来非常荣耀的事？“你想要彩虹，就得容忍雨。”这是父亲告诉我的人生哲理，“抉择当中肯定有失有得，这时就要看你最想要什么。”这条准则从此成了我举棋不定时的风向标。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世事变化无常，纵观父亲的经历，父亲个人价值得到最好发挥、最多肯定，社会价值得到最大实现的还要数在社科院的那段经历。由此，也可让喜书、爱书、好钻研、满怀抱负的父亲聊以自慰了！

　　这里我特别想提到的一点就是父亲对人性的尊重和理解。六四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讲是记忆犹新的一件大事，到目前为止人们在提到它时还要环顾左右而言之，唯恐避之不及。曾经的热血青年，当时的院长，他定是忆起了当年在北大的学生运动，定是忆起了胡适、蔡元培、沈从文等导师的话，他用珍惜的目光注视着这些社会的栋梁，凭借自己的阅历和能力，尽可能的保护着他们稚嫩的翅膀。当有一天我在朋友处听到他的一位同乡谈起父亲时的感激，才知道父亲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他的言行对于那些初涉社会的学子来讲，该是多么的重要。

　　我常常将自己放在父亲的时代、父亲面临的挑战、父亲遭遇的困境中进行烤问，其结果往往是败下阵来。我深知历史的严峻和残酷，也因此更能掂量出父亲精神的可贵。

　　四

　　父亲的达观、坚强和温厚牵引着他渡过了充满好奇的青少年，滋养了他风华正茂的求学阶段，伴随着他经过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支撑着他越过了十年动乱，最终引领着他亲吻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八十年代初，我们搬离了居住三十多年的省党校，名正言顺地住进了“自己”单位的房子。四室一厅，还安了电话。那时我在外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回家后总喜欢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科研人员聊天，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了院长背后的故事：

　　“那天，院里开会，你爸居然没参加”，

　　“什么会？”

　　“组织部来院里民意测验，选拔院长！”

　　“噢”，

　　“你爸真傻，人家领导干部们一个个都穿得整整齐齐，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端端正正坐在最前排，却不见你爸的影子”。

　　这是父亲任社科院副院长时间不长发生的事。那天下午除了出差在外的，几乎都参加了，唯独不见了也在选拔名单之列的父亲。

　　回家问过父亲，他一脸的肃然：“我在几个院长中排名最后，没有必要凑这个热闹。”

　　“怎么可能呢？”

　　这是省委组织部宣布父亲就任社科院院长时听到的一种议论。

　　是的，怎么可能呢？父亲在5个院长中名次排在最后，资历最浅，态度最不积极，怎么可能被选中呢？但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他在民意测验中以绝对优势远远领先于其他几位。

　　又怎么会不可能呢？！他儒雅的学者风范，谦逊的态度，特别是沉甸甸的科研成果怎不让人投票？又怎不使人信服呢？人们拥戴他，其实也是在捍卫自己的科研生命。因为他们大都失去了最好的年华，现在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一起，憋足了劲想干出点什么。这个结果是对父亲学术能力的承认，更是对他品德修养的肯定。

　　在苦难的大地上煎熬了那么久，厚积而厚发，对于父亲他们来讲一点也不为过。他的理想、抱负，他的年青时的宏愿最终落在了1980年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以此为起点，50出头的父亲将自己沉淀了半生的智慧和理想都化为了以后具体的行动。

　　他是我省唯一连续两次承担国家级社科重点研究项目者，他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他主编的《中国工业经济责任制概论》专著，获得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二等奖，并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一等奖。他作为甘肃调研组负责人参与的“中国青少年身体素质研究”获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94年他主编的《中国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专著，获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二等奖，并获国家社会科学课题优秀成果奖。由于他对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经国务院批准并颁发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传记与事迹被载入《甘肃省专家名册》、《陇上社科人物》、《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等省内、国内多部权威性传记辞书中。1994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父亲的传记收入《国际传记辞典》和《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中。

　　父亲的成就是现实的存在，是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修练得来的！前一段由金昌返兰途中遇到了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他动情地对我说起了父亲在社科院的“那个时代”，大有“乾康盛世”、“文景之治”之叹。这叹引出了他的热泪，也牵出了我的敬佩！

　　我的爸爸，他从黄土高坡走来，披一身质朴，满怀着文化救国的热忱，一路走上科学的圣殿——北大；他从北大走来，携文化之精髓，将曾经感动过他、启发过他、激励过他的思想影响着他的同仁、学子、孩子们，以此更为广泛的传播着一种理念。现在他老了，一张清癯的面庞上布满了老年斑，历史、经历又信手添上了一些神奇的飘逸，这飘逸含在神态之中，舒展在长长的寿眉里，渗透于每一个细胞。这就是父亲的雅、父亲的智、父亲的人格风骨，这风骨又折射出先辈的影子，文化的底蕴。大姑说的一句话一直让我感到自豪“远远望去，满大街一眼就能认出你爸，白白的头发，长长的眉毛，学者的派头！”是的，父亲的气度足以指挥街市中男女老少的眼睛，尤其是他那又密又长又白的眉毛，像屋檐一样长长的伸出窗外，守护着烔炯有神的双眼，活脱脱一个老寿星！

　　父亲的老是在他年近八十岁时才显现出来的，就在去年，我还笑着说父亲像个小伙子，什么事都不愿麻烦别人，事事身体力行。洗衣、打扫卫生，甚至清洗楼道，他都会帮着母亲一块干，还说：生命在于运动。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幸福和骄傲，我无法容忍别人那怕是一点点的对他的不尊重，我庆幸自己能够成为他的女儿，我衷心的祝愿父亲能如那长长的寿眉长命百岁！

　　梅 君

　　2007年6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