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天放亮的时候，雾开始消散。因是在湖面上，这雾消散的有些暧昧，粘粘糊糊、恋恋不舍的。水面波澜不惊，随着雾气的散去，由近及远、由深到浅地推出一片冷冷的绿。我揉了揉困倦的双眼，隔着几棵芦草，只见五十米开外，一群野鸭正在水面嬉戏玩耍，有的撅起屁股将半个身子扎进水里，有的在梳理着漂亮的羽毛。后面是一片褐黄的芦滩，在雾气缭绕和水的清澈澄明间，这群野鸭宛若水中精灵神游于人间仙境。我的大脑一阵恍惚，竟痴迷地站了起来，想把眼前的美景看的更加真切，居然忘记了我是猎手，应该躲藏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它们是我的猎物，每时每刻都处在高度警戒状态的。待我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这群野鸭扑打着双翅呼啦一下全飞走了，只在水面留下一圈圈凌乱的波纹。

　　小船上的另两个人同时转过脸来，眼睛瞪得浑圆，恨不得把我当作野鸭吃了。李老疤子的疤脸一阵痉挛，他骂了一句脏话，很失望地收起那支宝贝似的火枪。

　　为了打野鸭，我们准备了一个晚上，凌晨四点就来到这里，在刺骨的寒风中蹲守了两个多小时。现在，计划全泡了汤，前功尽弃，李老疤子能不恼火。打野鸭我是头一遭，但不代表我不会打鸟，说明白一些，我是我们那条街上最出名的弹弓手，我的目标是麻雀，楝树鸟，翠鸟，啄木鸟，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偶尔也会牛刀小用地打起知了来，这不会坏了我的名气，因为知了的体积比麻雀小得多，将它从高高的树头上一下子打下来很能说明问题。我们街上的孩子没人敢吹这个牛皮，他们不是打偏了，就是把知了打飞了，即使打到了知了也是瞎猫撞到死老鼠，靠的是运气。不仅街上的大人小孩知道我打弹弓的本领，而且满县城的麻雀、楝树鸟，啄木鸟，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鸟都熟悉我这张脸，只要我明晃晃地往哪儿一站，四周的鸟儿都会大呼小叫逃之夭夭。

　　我的这一名气让我从不缺少玩伴，我俨然成了他们的头头，成为我们那条街的孩子王。他们像跟屁虫似地追随着我，我向东，他们跟着向东，我跑向西，他们紧追不放。他们中间不乏年龄比我大，个头比我高的。

　　但有一个人对我不以为然，甚至对我的本领嗤之以鼻。他说我是小儿科。

　　他就是李老疤子。

　　李老疤子和我们属同一个辈份，但年龄却比我大了十岁。在我们那条街上，活跃着几支孩子队伍。街巷就像丛林，我们成天出没其间。每一支队伍都是按年龄分类，确切地说，是同龄相聚。年龄相差两岁以外就属于另一支孩子队伍了。偶尔有年龄大的落在下一个年龄段队伍里玩的，不是傻子就是被上面遗弃的，一旦被收留也只有言听计从的份，哪管他个子多高，力气多大呢。李老疤子不属于任何一支孩子队伍，他十五岁就辍学进了机械厂。他在厂里是正式工编制，还是干临时工活，是属于国营性质的还是大集体的，我们不甚了解，也从不过问，在我们的意识里这应是大人们关心的事。我们只关心他一件事，他有一支能喷出无数铁弹子的火枪。

　　我们经常在傍晚看到他扛着火枪，趾高气扬地出现在大街上，在锃亮的枪管上，总会挂着一串战利品，有时是野鸡，有时是野鸭，有时是野兔，有时是斑鸠。有时一次背回来的既有野兔，又有野鸡、斑鸠。这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动物在李老疤子的枪口下，不分种属、同病相怜地捆在一起。他有没有空手而归过，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有，我相信他一定会躲到天黑悄悄溜回家。每当他凯旋而归的时候，一路上总是洋洋得意地吹起<<打靶归来>>的口哨。哨音抑扬顿挫，在七十年代我们那条灰暗的大街上飘荡，将一条街的目光全吸了过去。吸了过去的还有我们年少的身体，有的还是从家里听到哨声跑出来的。在这种属于他人的风景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像跟屁虫似地跟在李老疤子身后，不时地伸出手抚摸一下沾着血腥的野鸡或野鸭、野兔、斑鸠的身体。这些美丽的尸体让我垂涎欲滴。动物的死亡将一个人抬得高高大大，我们像崇拜样板戏中的英雄一样崇拜着李老疤子，仰慕他那高大伟岸形象，心甘情愿地帮他拎战利品 。但后来，我将心中的偶像打的粉碎，不是李老疤子做了什么坏事，而是他的傲慢、他的炫耀使我产生了抵触情绪。我颇不服气地想，你李老疤子不就年长我十岁吗，有一支能喷火药的火枪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看我长大后怎么超过你，怎么让你甘拜下风。

　　从此，我与他行同陌路。

　　我们这条街是平民区，街道像一棵老树的主干从中歪歪扭扭地岔出几条枝状的小巷，破旧低矮的房屋如秋天行将败落的树叶簇拥在四周，一年四季都是一种颜色 。过去，这儿是一片坟地，葬着不知多少代人。五十年代设县时，平了坟头，辗出一条路，铺上一层石子，算是新街道了。虽说是新街，但老城区居民搬迁过来时，用的都是拆下来的旧料盖房子，完全没个新样。有青砖灰瓦的，这是属上等的房屋，还有砖墙草顶或土墙灰瓦的，这还说得过去，最差的就是土墙草顶了，俗称茅草屋。谁家日子过得怎样，生活的好坏，单从房子上一看便知，但没有一家能盖得起楼房的。政府动员搬迁时，大多数居民不愿折腾，那些搬下来的居民想要多大宅基地，盖几间房子全由居民自己决定，只要你能盖得起就行。那会儿，没人具有商业头脑，他们没法想象三十年后这里会成为县城的黄金地段，一间门面房就能养活一、二口人，因而他们当时划地盖房完全是量力而行，能有三间房子遮挡风雨很不错了。后来，有几家单位也插了进来，在这一片灰草色的平房中间竖起几幢红砖红瓦的二层小楼，顿时就像一个穿着时髦的大人混在一群土头土脑的孩子中间，怎么看怎么别扭。

　　我真不好意思说我家的房子，是上面提到的砖墙草顶，一看就知道没脱掉贫困帽子。砖头也不是砖瓦厂生产的，是我的父亲用煤渣倒出来的。一块煤渣砖的体积比正常的砖头大的多。说起来，我家的生活不比住草房的人家好在哪儿，有的住草房人家后来翻盖了瓦房，而我家多年还是老样。我的父亲是拖板车的，我一直没搞明白，他是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还是城镇无业游民呢。在我的认识里，工人是应该有单位的，有单位就应该有管人的领导。但在我的记忆里，从没看到谁管过父亲，也没人派过他的活。他的活是自己找来的，或者是同行揽了活一人干不了带上他的，他赚的钱全是雇主现场付的。说他是城镇无业游民似乎说不通。后来，我才晓得，他最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城市自由职业者。在那个年代，这自由是什么意思，想必大家比我更清楚。我的母亲应着父亲的职业，自然而然地成为另一个拖板车的，更确切地说，是父亲的帮手。除非在生小孩前后的那几个月里，她才会成为一位完完全全的家庭妇女外，其他时间她与丈夫同舟共济，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靠一些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多儿多女的家庭。许多年来，她在拖板车和生小孩之间马不停蹄地变换着角色，越变越老，越变越穷。直到去年，我的大姐辍学回家，顶替了母亲后，母亲才将主要精力用在了持家上，用在了照顾一大家吃喝拉撒上。

　　我的大姐辍学回家除了贫穷原因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缘故是父母怕她下放，怕她成为一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那时，逃避下放有好几种方法，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家会找出多种理由和借口，而一贫如洗的家庭只能有一种途径，就是以孩子放弃学业为代价。她是从初二第一学期退学的，是在父母琢磨了好长一段时间，狠下心来后伤心地离开了学校。她一放弃学业就意味着拿不到初中毕业证书，拿不到初中毕业证书她只能算是小学文化，小学文化就不是知识青年，去掉知识的青年最大好处是不下放，下放到农村拿几个工分，还真不如呆在县城里拖板车好。我的父母如此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