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冉庄大队的五个自然村里，姓柳姓的只有家在冉庄的柳在植一家，且四辈都是独苗单传。柳在植也是在他父亲四十岁、母亲三十八岁时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和母亲又分别于１９５９年冬和１９６０年春相继去世。那是一个提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的饥馑和浮夸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柳在植才是一个刚从初三升入大专一年级的学生，年仅十七虚岁。好在那时的大专学生全由国家负担，使柳在植的学业能够继续下去。父母亲去世后，柳在植在队长谷余轩等干部的协助下，卖掉了父母留下的所有家产，葬埋了两位老人。从此，柳在植在冉庄，就已是上无瓦片盖顶，下无立足之地了。所以说柳在植现在虽然在故土冉庄生活，但确实没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柳在植在被遣返回乡后，趁夜深人静之时，曾到父母的坟前祭奠过，他没有烧纸，只是以水代酒，磕了头。便轻声说着“祭文”：父亲母亲：您的儿子回来了，但不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光宗耀祖；而是戴着“准老四”的“头衔”，灰头灰脸的接受乡亲们的监督改造来了。实在辜负了二老的养育之恩，更有违二老对我的期望。但确如让六月落雪的窦娥，您的儿子也是被冤枉的。可惜连您三岁的孙子都没能让带回来，实属不孝。但我将如父亲一样，做个光明磊落之人。哪怕泰山压顶，纵有千难万险，您的儿子绝不会办一件有辱祖宗之事。若二老有在天之灵，就注视着您的儿子吧！
在冉庄凡是有点岁数的人，都说见到了柳在植，就等于看到了他死去的父亲。柳在植的相貌、体形、走路的架势都是他父亲的翻版。大概是他父亲那聪明的脑袋瓜遗传给了柳在植（柳在植的父亲虽识不得几个字，但在这当地方弯转圈，十里八乡的，也是个颇有名气的人，庄稼行里的耕耙播收、扬场放磙、赶车拉货自不必说，就连垒墙盖房，打桌做床，修碾锻磨，制绳打铁，红百喜事下厨掌勺等活路，也是无师自通，见啥会啥，且活路做出来像他的人一样板正，漂亮），才使得冉庄有史以来出了个大专学生。是他父亲那种对什么事都叫真，对什么人都不买账，待人接物一根直肠子的秉性遗传给了柳在植，才使得柳在植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妻离子散。现如今被遣返回乡，还给戴了个紧箍咒，任人欺凌。柳在植与其父亲的不同点是皮肤，父亲是黑红的酱缸子色，标准的农民肌肤。而柳在植是那种似乎永也晒不黑的粉红色，这一点却酷似他母亲。他母亲虽然是一生操劳，但肌肤的白嫩到死也没有大的改变，只是由白变成了枯黄而已。人们都说，柳在植是把他父亲母亲的优点都继承下来的一个人。
柳在植是从一个国家事业单位——蒙水县拖拉机站被遣返回乡的，他之所以被遣返回乡，是他与站上一个人的矛盾逐步升级的结果。这个人曾是柳在植的大舅哥，站上的造反头头，现任站革委会主任的田之吾。
田之吾就出生在本县城一个小业主的家庭，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工人成分。文化大革命前，他与柳在植共同开一台进口的大型轮式拖拉机，他们俩的机车年年都被评为先进标兵机车组。但作为车长的田之吾，却年年不是先进生产者，而柳在植不但是站上的先进生产者，还是县里的劳动模范。在这一点上，田之吾怎么也想不通，先进机车组的车长却不是先进生产者？他认为，车组所争的荣誉，都应当属于车长的，怎么把好处全给了不是车长的柳在植呢？他就没想想他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态度，他就没看到柳在植是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才换来了机车和其本人的荣誉？尽管他心里不怎么平衡，但他确实看到了柳在植的未来——这个人决不是个一辈子开拖拉机的主，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以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所以，他力促其妹与柳在植恋爱并结了婚。
文化大革命前期以田之吾为首，在站上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自封为战斗队队长。在成立五人文革领导小组时，他又自封为组长，又让柳在植当了宣传委员，专为他写批判站长的发言材料。田之吾当时想，只要俺哥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一文一武，可说是打遍县城无敌手！但柳在植并不像他的大舅哥那样想的，他认为他的大舅哥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介莽夫，虽四肢发达，但智力低下，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所以，柳在植却不念他的好，更不买他的账，他让他写材料，他反问他怎么写？他就瞪着眼喝斥说一个大学生不会写个批判材料，到底还能中什么用？于是他就拿出了别单位的批判材料让柳在植看。柳在植随便翻了翻就问他，你本人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吗？我们的站长十三岁就下煤窑挖炭，十六岁参加解放军，转业时是个副营长，正是吃过糠，扛过枪，跨过江（鸭绿江）的革命老干部，他怎么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又是用什么办法带领大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田之吾当然回答不出来。但他却埋怨柳在植的学是白上了，是榆木脑袋，脑袋里是一盆糨糊。就不会写站长出身地主，副站长出身富农，骨子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三面红旗的，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柳在植听后脸都气青了，这不是让我造假，无中生有吗？田之吾却无所谓地给柳在植解释：不就是和当官的玩玩嘛，谁还当真事去查？再说，革命需要，该造就造，什么真的假的！柳在植听了他大舅哥的话，知道了给这种人生真气不值过，他竟拿着一场严肃的革命当儿戏！柳在植又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三面红旗？他竟说是苏联一面，中国一面，朝鲜一面。柳在植当着大家的面，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说，我柳在植还有点良知，像你这样任啥不知的组长，还是先学一学再去批判别人吧，免得到时候闹得笑话百出，自己下不来台！我是不会给你写什么批判材料了，我跟你丢不起这份人，你爱找谁去写就找谁去！还有一次在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会上，田之吾提出要开除站长、副站长的党籍问题，要大家举手表决。柳在植急忙制止说：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问大家哪位是党员？大家面面相觑，因为这里除了柳在植是预备党员外，其余四位没有一个是党员的。柳在植说，既然大家都不是党员，我这个预备党员还没有表决权，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讨论开除党员党籍的问题？这玩笑开得是不是大了点！田之吾并不以为然，他说外单位都是这么办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柳在植愤然了，他说谁愿办谁办，他弃了权，拂袖而去。接着，柳在植又写了一纸声明，说自动退出文革领导小组宣传委员一职，今后凡文革领导小组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均与自己无关。自此，柳在植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他们的任何活动。
田之吾并没有因柳在植的退出而罢手，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越来越好”，蒙水县拖拉机站的造反派在田之吾的倡议下，成立了“天翻地覆”战斗兵团，田之吾自封为兵团司令，人们都称他为田司令。田司令带领着自己的兵团，首先杀上了社会。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着统一工作服，手拿白腊条棍，高举兵团大旗，今天与这家不同政见的造反派组织辩论，明天去攻占那家造反派的山头；今天去这个单位揪走资派游斗，明天去那个单位逮保皇派示众。真是威风凛凛，风头出尽。一个好端端的拖拉机站，就这样被搞瘫痪了。柳在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然又无计可施，只好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标题为《拖拉机站的路应当怎么走？》的大字报：
“走资派”已打倒，造反派当了家。当家人之路，应面临抉择：以站为
家，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势在必行，于己、于站、于国，皆为有利，应
属上策。杀向社会，倒忙不少帮，越帮越乱，恶名骤起，实属下策。
声明：我位卑言轻，但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道理，是
与非，愿君三思。
柳在植１９年月日
大字报贴出后，公检法的人来拍了照，但却没有后文可表。又临一场暴风雨，大字报已荡然无存，踪影难觅。
田之吾的恶名在全县越来越响，柳在植的心也如刀剜似的难受，妻子也为其哥哥的行为担惊受怕。他们就想以亲戚的身份劝说他几句，他若听，那是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他若不听，自己良心上得到安慰也就行了。于是就以其妻子的名义约他来家吃顿饭。没有出乎柳在植两口子的预料，他们请的饭，被田之吾说成是“鸿门宴”，两口子的劝说，被田之吾说成是瓦解革命造反派的斗志，还终于用上了“其用心何其毒也”这句话。柳在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声责斥说：“田之吾同志，我的大舅哥，你想过没有，你会为你现在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的！”田之吾听后，一下子掀翻了饭桌，指着柳在植的鼻子说：“别自找不自在，你把我当猴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妹夫的份上，有几个柳在植我也给揪斗了，游街了，示众了！我今天正式通知你柳在植，你就是我们拖拉机站的保皇狗！从今以后，只准许你老老实实干活，绝不准许你对革命造反派指手划脚，更不准许你说三道四！否则，看我怎么整治你！”说完便愤然离去。
当时间推着中国社会进入“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历史阶段，蒙水县拖拉机站也和全国各地大小单位一样，各种公章都被刻有“革命委员会”字样的公章所替代。老站长，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彻底地，黑不溜秋地从权位上靠了边。田之吾又一次当仁不让地成了蒙水县拖拉机站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兼中共蒙水县拖拉机站革命委员会党支部书记（他本人还不是中共党员）。现在来看，这些都是笑话，一个县拖拉机站的站长，也是个副科级干部了，哪能不用上级人事部门办理任何手续，就可以自封？一个还不是党员的人，哪就可以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些咄咄怪事，确实是荒诞的年月办的荒诞的事，兴开了，习惯了，也就行了，谁去管它！
柳在植被遣返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蒙水县落实中央的“一打三反”和省里的“红十条”运动。运动一开始，县里就派要员到他们的单位，因为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在一系列打砸抢的“革命”行动中，是县里数得着的“名牌”单位。而柳在植却是这个单位唯一的“保皇派”，也是唯一的一名预备党员。看来，县里这位要员是有备而来的，一到单位，学习完了文件，便宣布柳在植为这个单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并主持工作，具体领导这次的“一打三反”和落实“红十条”运动。这个决定是柳在植所始料不及也是措手不及的。柳在植明白，自己上任后第一个要工作的对象就是他的大舅哥——革委会主任田之吾，他也是县里此次落实“一打三反”和“红十条”运动的重点对象之一。他认为只要他的大舅哥田之吾坦白交代了，其他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这个决定也是田之吾所始料不及和措手不及的，田之吾心里清楚，凭妹夫的执拗和认真，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躺在血泊中的尸体。他不能坐以待毙，他不会坐以待毙，他必须先发制人，不给妹夫有喘息之机！
柳在植抱着必胜的信心，与田之吾的第一次单独谈话开始了。柳在植既开门见山又坦诚地对他说：“我和你妹妹早就劝你，让你别胡来，你就是不听，现在该是觉悟的时候了吧？两个文件都学习了，用不着我再重复，你自己都做了哪些不对的事，是愿意和我说说呢，还是写个书面检查？不管怎么着，首先得有个好态度，争取宽大处理啊！”
田之吾皮笑肉不笑地问道：“我想弄清楚，今天你是以什么身份给我谈话的？”
柳在植说：“我以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当如何端正态度，交代问题．”
田之吾坚持地问：“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你的身份，我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柳在植说：“那好，我现在是以一个主持革委会工作人的身份给你谈话，不客气地说，是以领导的身份，希望你能在领导面前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这总可以了吧？”
田之吾不无嘲弄地说：“就你，主持革委会工作的人？还领导？你可是没费一枪一弹、一唇一舌就当上官了，不觉得这官来得太容易些了吗？”
柳在植依然坦诚地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夺你的权，替代你当这个官，是上级领导来宣布的！既然上级领导要我当这个官，那就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我必须认真工作，当好这个官．你有问题，那就得交代！”
田之吾玩世不恭地说：“怎么？给你棒槌还当针（真）呢！你不想想你这叫什么？你纯粹是和蒋介石一样，是个‘下山摘桃子的’，想主持拖拉机站革委会的工作，那不是一个刚被解放的走资派说了算的。明白吗？我的妹夫。”
柳在植说：“这不是谁主持不主持革委会工作的事，这是关系到落实党的政策的原则性问题。”
田之吾说：“你大舅哥不是胆小的人，吓唬不了我的！我也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单位上，主任的位子只有一个，那可是有我就没你，有你就没我的事。究竟鹿死谁手，我估计不出两天，咱俩的胜负就能见分晓！什么他妈的‘一打三反’‘红十条’，还中央还省里的，全是屁话！他们离咱这里还远着呢，你还真拿它当圣旨念！现在我不妨教给你一招，想当官就得看自己背后的靠山，你背后有人吗？别看今天那位县里的要员把你封为主任，他是什么东西？走资派！今天我们造反派能把他解放出来，是要他为我们说话办事的，既然他不为我们说话办事，明天我们就会把他和你一勺子烩了！你大舅哥背后有人，说出他的名字来吓死你。不信你就等着瞧！”说完吐了口唾沫，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
柳在植望着田之吾远去的背影，苦笑了笑．心里说，还真够嚣张顽固的啊！我就不信是政府的政策威力大，还是你背后的人物大？
第二天上午，柳在植本想与田之吾进行第二次谈话，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了。直到又一个第二天的下午，他才在办公室里出现在柳在植的面前。没等柳在植开口，他就对柳在植阴阳怪气地说：“我的柳大主任，现在我仍看着你还是我妹夫的情分上，给你谈件事，如果你愿意过过当主任的瘾，那么我就让你继续当，不过有一个小条件，那就是一切都得听我的，不准背后搞任何小动作！不然的话，用不了一个月，我会让你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只给你留条小命！”
柳在植听了田之吾的话，认为他是执迷不悟，想用恐吓来威胁自己，柳在植当然不会吃他这一套，仍然劝他说：“大哥，我也和你一样，是不怕威胁的。我劝你还是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应当悬崖勒马，只要你没有人命，把问题说清楚了，不还是好同志吗？上级是不会难为一个愿意改正错误的好同志的．至于今后谁当主任的问题，那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事，得由上级来任命．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端正态度，积极交代问题，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田之吾说：“这么说，咱俩确实是没有共同语言了？”
柳在植说：“共同语言是有的，那必须是在你坦白交代问题后．大哥，我再劝你一句，胳膊扭不过大腿，你想，那红头文件是中央和省里下的，谁敢不执行？我们这里又不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你有多大能耐，敢迎风而上？”
田之吾不耐烦地说：“柳在植，我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仍然执迷不悟，既然你不仁，可别怪我不义了．”
柳在植真的感到不理解了：我俩这到底是谁和谁在谈话？是我代表领导找他谈话，还是他以什么身份找我谈话？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他，他却是执迷不悟，还说我执迷不悟，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啥颠倒的事都能出现．今日我是胸中有正义，背后有领导，又有两级文件精神作指南，就不信你田之吾能叫牛爬树？于是对他说：“咱俩不知道是谁执迷不悟？我这样苦口婆心地劝说你为的啥？不就是让你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吗？如果你想一条道走到黑，我也就无能为力了。但最后倒霉的还是你自己。”
田之吾狠狠地说：“那好吧，我倒要看看咱俩谁先倒霉？”说着，只听他干咳嗽了两声，接着从门外就有两个人走进屋来，上来就把柳在植的两只胳膊别了“烧鸡”。柳在植大声呵斥说：“青天白日下，你们竟敢绑架人，你们要……干……”还没等他说完，一块脏手帕就塞进了他的嘴里。接着那两个人就拿出了绳子，像公检法的人捆绑犯人一样将柳在植捆绑起来，架到了院子里的停车场，硬塞进一辆破吉普车里，吉普车便急速地向县城外驶去。
天阴的像锅底，寒风刺骨，大地一片萧条冷落。吉普车下了公路，便穿行在颠簸的山村土路上，车的屁股后面卷起一条“土龙”，尘埃向空中飞扬着。因为刚过了春节，路上还不断有走亲戚的醉汉蹒跚地走着。尽管车的喇叭不停的响，但总有躲闪不及的人被“土龙”淹没了。
柳在植坐在车上后排座位的中间，两边分别坐着捆绑他也是押送他的人。开车的就是他的大舅哥田之吾，副驾驶座位上坐着这个车的驾驶员。驾驶员不断地提醒着田之吾开慢点，但他似乎没听见，依然我行我素，把个车开得像游龙一样。驾驶员终于不耐烦了，对着田之吾嚷道：“你他妈的不能开慢点，你连个汽车驾驶执照都还没有，若出了事咱俩算谁的？”但田之吾却嬉笑着说：“看你这个小屌破车吧，还没个狗大，能出他妈的么事？我那个拖拉机能破你这八个小屌车，我还从来没他妈出过事呢！快闭上你那鸟嘴，要不就说个吉利话。”柳在植从他俩的言行当中，断定他俩是造反派的“战友”。
吉普车终于在深山老林的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驾驶员首先下了车，伸了个懒腰，仰头环视了一下周围，只见山高壑深，树木参天。背阴的山峦及其上面的松柏树上，有着厚厚的积雪。驾驶员问道：“你把他弄到这里干什么？这里除了几个林场职工外，恐怕就只有狼和野兔子了。”田之吾并没有答话，只是奸诈地一笑。对着刚下车的两个押送人员命令似的说：“把他弄下来，带好你们的行李，跟着我走！”又对驾驶员说：“你就先在这里等一霎吧，我上去安排好就下来，咱俩就回去。”
柳在植因为依旧被捆绑着，没法子拿自己的行李，他的行李就由一个押送他的人拿着。他紧跟在另一个押送人的后面，都随着田之吾，鱼贯地顺着蹬山的台阶，向山上爬去。柳在植默默地数着，他们转着圈的总共上了八百八十六个台阶，才到了又一块平地上。这块平地比下面停车的那块大了许多，顺山势盖了一溜八间的房子，周围拉上了高高的院墙。他们刚走到外门旁边，还没有敲门，里面的狗就一齐地叫起来。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汉，见到柳在植他们，只说了句“你们来了”，就吆喝着狗闪在了一旁，让来人一一进去，再把外门关好，才领他们进了一间屋子。
直到这个时候，田之吾才让给柳在植松了绑，掏出了他嘴里的脏手帕。他活动着已麻木的手臂，吐了几次唾沫。怒视着田之吾说：“你就迫害我吧，早晚有一天，你要付出代价的！”田之吾对他的话并不在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柳在植，我知道你现在是餐餐木（啄木鸟）掉在水里，光剩下一张嘴硬了。我并不给你计较什么，只是你今后就得在这里委屈一阵子了。你不是说我若不坦白交代，我就要倒霉吗？那么，今天我是一不让你坦白二不让你交代，当然，我也知道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给我坦白交代的。但我就想让事实说话，看咱俩谁先倒霉？”说到这里，他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柳在植，你给我听清楚了，这个林场还真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年四季，难得有人到这里来。看管你的这两个人都是劳改释放分子，你若不听他俩的管教，他俩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你若想逃跑，那你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成了这深山老林里的狼的美味佳肴！我刚才在单位上曾给你有个许诺，说是用不了一个月，我会让你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反正你在这里也没事，就给我数好了天数，我要让你这个‘臭老九’明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滋味！”又给两个看管人员说：“你俩也听好了，若柳在植有什么意外，你俩的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一切按我给你们交代的办！我要回去了，你们也好自为之吧。”说完就走了出去，又引来了一阵狗叫和开门关门的声音。
这间屋子里除了厚厚的一层铺草和三张席子及屋角的一个尿罐子外，可说是一无所有。白天，屋门可以自由出入，但柳在植若出去，两个看守他的人是必须跟着的，至少得有一个人跟着。每天天刚擦黑，屋门便被从外面锁上。拉尿就得在屋角那个罐子里了。夜里，此起彼伏的狼的叫声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每天两顿饭，都是有那个五六十岁的看门老汉给做好喊他们去吃。伙食的恶劣程度可想而知，但可以随意吃饱。
柳在植的两个看守人员，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凶，其中的一个还时不时的给他透露点“消息”。柳在植把这些“消息”串起来，就知道了这两个人是田之吾专门顾来的，管吃，每人每天八角钱。之所以顾他俩来，因为他俩都长得五大三粗，一脸的凶相，且又不善言语，还都是因为打架斗殴伤了人而入狱，刑满后释放的。顾他俩来的目的就是看好自己，一不准与任何人接触，二不准逃跑，三不准寻死上吊。从中，柳在植也明白了，田之吾之所以把自己弄到这荒芜人烟的深山老林里来，无非是使自己不能与任何人来往，得不到任何消息，任他在有关部门活动，以尽快达到他“予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目的。
柳在植的被褥和枕头是从县被服厂他家里拿来的，看来是田之吾到他家里去给妻子要的。
柳在植在这深山老林里反思着，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大舅哥会对他采取如此的行动，以前真是太小看他了。他让世人不知真相，他没让自己有对他丝毫斗争和反驳的余地，却任他对自己即兴涂抹，想黑就黑，欲白即白，他不禁产生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哀叹！但他并没有百无聊赖，万念俱灰。他一遍遍地默诵着毛主席的“老三篇”，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他坚信，自己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作，就会无往而不胜。有时候他甚至会异想天开，认为自己面临的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特殊考验。但有时他也有想不通的问题，如他自己本来也是贫农出身，按当时一句时髦话是“苗红根子正”。也是国家把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培养成为一名大专学生、国家干部的，本来自己是要拼命报效党和国家的大恩大德，把所学的知识用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怎么现在突然成了“臭老九”，还说什么“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呢？自己凭心而论，自己连一丝的反动言行也没有，更没有一毫的反动思想意识啊！难道国家所设的各类学校，都是在培养“反动分子”吗？这和列宁所说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话是否相违背呢？再如为什么像田之吾之流的人，既没文化也没教养，却打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旗号，将中央和省里的文件精神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去迫害维护和执行这些文件精神的人呢？还有……问题越想越多，也越想越乱，乱得像结了疙瘩的一团麻，难以理出个头绪来。他最后归结为一点，自己的理解能力还太差，今后若有机会，一定得好好认真学习。
果然，田之吾对柳在植的“许诺”，就在柳在植被看管在深山老林的第二十八天里兑现了：首先，田之吾交给了他一张与其妻子田之英的离婚证书。再就是没让他回家见一见他的已经离了婚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一面，便将他的户口迁移证，粮油关系介绍信，连同他本人，一起被“遣返”回了原籍。
柳在植知道了自己的“罪行”和“错误”，了解了自己现在的“身份”，是在负责遣送他的人走了之后，在公社武装部主冠卓部长、米来舜副部长和他谈话的时候。当主、米二位部长严肃地问他是否知道他是为什么被遣返的时候，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并且把自己被其原大舅哥田之吾关在深山老林里二十八天的前因后果说了个一清二楚。当时二位部长相对点了下头，主部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大概又是一个冤假错案！”米来舜副部长就将对自己的处分决定书念了一遍。柳在植听后，气得浑身打哆嗦，拍着桌子吼着：全是欲加之罪啊，全是欲加之罪！当时就表示自己要回到工作单位，非把事情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主冠卓部长则劝柳在植要冷静一下，说现在回去，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将事情越弄越糟。好在现在还不是敌我矛盾，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两可之间，还可以称同志。还说他和米部长都在他们的大队包点，会告诉他们大队，不把自己当阶级敌人来对待。又要求他今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别让人再抓住小辫子，好好劳动就行了。待到时机，我们会告诉你去你的原单位落实政策的！米部长也情真意切地说：“在植同志，我和主部长反复研究了对你的这个处分决定，并向党委作了回报。其他的我们不敢妄下结论，像男女作风问题了，偷听敌台了，若有必要，还有待以后去调查了解；但就说你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五吨煤炭一事，就不符合事实了，你是拉来给了你们九队烧地瓜育苗炕用了，凭煤矿发货票报销的，自己还白白地搭上了运费，那‘暴利’是怎么牟取的？我们估计，是你那知识分子的认真劲和犟脾气给你惹了祸，得罪了人，才落下了如此的下场。不过，你也别把这次对你的遣返完全看成是坏事，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嘛！你从学校门走进国家事业门，其人生经历似乎太单纯了些。凭我的体会，到农村来劳动一个时期，就算是接受一次再教育吧。它会使你看到许多难得一见的农村的人间万象和人情世态，会使你获得一生最宝贵的人生阅历，所以，希望你能经得住这次的磨难！”柳在植点头称是。主冠卓部长最后说：“米部长的谈话很实在，一个人不怕跌跟头，关键是能尽快地爬起来，汲取教训，走好今后的路。你刚才谈到你还是个预备党员，因没有任何证明，我们也无法承认，所以，只有先挂起来，等以后再说吧。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今后在与人接触当中，不要提及自己的冤屈，以免给别人造成不老实改造的错觉。我还是那句话，好好劳动，别让人再抓住小辫子。今后若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尽管来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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