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官鬻爵古已有之,以明清两代为甚,以严嵩、和珅等为典型代表,历朝历代余孽不断,盘根错节,乌合之众,丢人现眼,一直延续至今。
查阅了一些资料,还是追根溯源吧——
秦汉开了买官鬻爵的先河,以汉桓灵二帝为首恶,明清两代达到顶峰。
东汉:宦官张让、赵忠怂恿灵帝卖官,崔烈以500万钱买了司徒之位。
唐代:王播以巨资贿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
宋代:刘逵、余深、薛昂等贿赂蔡京得到提拔。
明代:英宗时宦官王振权倾朝野,凡想当官者,一律“攫金进见”。
清代:“督学之门,形同商贾”。雍正时四川知府程如丝以银6.6万两,金900两贿赂四川巡抚蔡珽,得以升迁为四川按察使。
最典型的是明代的严嵩。史载严嵩“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可见权力的商品化。
历史上买官鬻爵的七大贪官有东汉的梁冀,唐代的杨国忠,北宋的朱勔,明代的王振、严嵩,清代的噶礼、和珅,在这些贪官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个“们”字,可谓群魔乱舞,沆瀣一气,为非作歹,祸国殃民。
买官鬻爵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积弊,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泱泱大国,爵位多多,选择多多,货真价实,应有尽有,拷问着一些官员的党性和良知。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无论什么都可以买卖,女人、权利、文凭、爵位……凡是有需求的东西,都可以进入流通领域,问题之严重,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了。
这种买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暗中勾结,切忌开诚布公;只能守口如瓶,切忌信口开河;只能把钱打在户头上,切忌公开交易。
而今,依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中纪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当起买官鬻爵的掌柜来。我们是法制国家,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本质是依法治国。如果任其泛滥,所谓先进性和纯洁性势必被染指和亵渎,如果那样,我们如何取信于民呢?
买官鬻爵在各大媒体均有报道,试作剖析,有以下原因:
一把手的权力难以受到监督和制约
提拔干部是权力中的权力,事关国家的命运和工作的成败,也就是说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今一把手基本上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极易犯主观臆断的错误,加上不同程度存在着“财务一支笔,用人一言堂,大权一把抓”,公权私恩化,公财私有化弊端,干部的提拔很难逃出事实上的怪圈和误区。
官僚主义作祟
具体表现在用人失察,凭主观臆断选拔干部,导致被任用干部品德上有严重缺失,继而发展到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最后走上买官鬻爵的道路,这种现象已成为国之大患,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裙带风盛行
我们在考察干部的时候把关不严,有裙带关系,搞任人唯亲,不注重任人唯贤。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无形之中形成了一张网。由于在干部的选拔上存在严重的弊端,甚至处于畸形状态,买官鬻爵自然愈演愈烈。导致某些现任干部渎职或不作为,贻害无穷,害人害己害国家。
监督机制的缺失
监督机制的缺失或形同虚设是机构和体制的通病,权力过于集中是其滥觞。一人拍板定乾坤的现象不利于发扬民主,极易造成工作上的失误甚至巨大损失。因为权利无人监督或不敢监督,买官鬻爵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和不在少数了。
惩治不力
我们对待买官鬻爵者过于温柔,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可依,或者以纪律检查取代刑律,这实际上进入了法律的误区。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丁是丁,卯是卯”,形容做事认真,好不含糊,应该说,无论谁犯法,都应该先行国法,这样,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避免“漏网泥鳅”,给老百姓有个交代,从而以正视听。
私欲的无度膨胀
买官鬻爵的丑行源于无度的私欲,具体表现在对金钱的贪婪上。权力的资本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是其劣根,这又牵扯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在具体运作中,我们有些立法领域尚有空白,导致了贪官越来越贪,胆子也越来越大,有些甚至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最终身败名裂,落下马来。粗略统计,先后有十余名省部级干部落马,他们都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让人瞠目结舌。
大家都知道,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买官鬻爵的丑恶现象如余毒蔓延,让老百姓深恶痛绝,严重损坏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也破坏了干群关系。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一任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官场上的黑子现象重演,而事实上已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虽说买官鬻爵为人所不齿,但依然有人前“腐”后继,以身试法,营私舞弊,铤而走险,因为,这钱来得太容易了。
历朝历代的兴衰史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到了买官鬻爵的程度而又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个王朝离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阳光政治所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才是最宝贵的社会财富。因此,进行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势在必行,惩治腐败更是刻不容缓。
所谓“警钟长鸣”,不仅要对外(如对日本右翼),也要对内(如贪官污吏),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才能长治久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