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医生

　　前些天我在街上忽然撞见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久别重逢，我们都深感惊喜；相互寒暄了几句，觉今日无甚大事，便找了个小餐馆，姑且小聚。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子，我喜欢看窗外的风景，他也一样。一起寒窗苦读的时候，我们就总是争坐靠窗的座位。有一次我们同桌，就为谁坐在窗边而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差点还打了起来；恶战了两天，谁也没有妥协谁，最后班主任一气之下把我们调到教室的中间去。而我们从此也分道扬镳了，虽仍然做了一个学期的同桌，但我们互视对方为透明物，虽近在咫尺，却不互看一眼，互发一语。如此这般的冷战一持续到高考。高考前一夜他突然跑到我跟前说：“我的座位是靠窗的，看来我是成功了一半了。”我笑了笑，其实我的座位也是靠窗的。然而后来我们都考了一个糟糕的成绩，而对于复读我们都害怕，于是他去了一所前所未闻的医学院，我也去了一所前所未闻的工学院。此后我们便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窗外的风景其实并不美，甚至有些无聊，但我却十分钟情。”我的老同学说。

　　忘记说了，我对这位老同学没有什么印象，或许是由于多年的冷战的缘故，我唯一能够记住的只是他的花名，那时我们都喜欢喊他小S，至于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喊，我现在倒也是记不起来了。大家也知道，问熟人的名字是十分尴尬的，故我也就没有去问他，那么姑且叫他S吧，名字无非一个符号，大家知道有这个人就行了，管他叫S还是什么的。他现在是一个医生，那就叫他S医生吧，想必读者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而我想这位S医生也并不记得我的名字了，从见面到分手，他到底没有喊过我的名字，而倒是喊了许多“喂”字。这也并不奇怪，刻骨铭心的是仇恨，与名字何干？

　　不久服务生上了一壶茶，是低劣的铁观音，茶色很好，但茶香甚是令人感到索然无味。我掏出一盒“真龙”香烟，边对服务生说：“要碗三两的螺丝粉。”边递了一根香烟给S医生，并说：“你呢？”他说一样，但他接着拒绝了我的香烟，他说：“吸烟有害健康。”我笑了笑，自己点着，然后望向窗外，猛吸了几口。我是理解的，他是医生，当然是很在意健康的了；但我何尝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可我还是忍不住去吸，这并不单是因为烟瘾的缘故，而是我还荒谬的觉得，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消耗着生命，何必在意那烟的危害呢？“不但对自己有害，对周围的人也是有害的，而且危害更大。”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转过脸望了一眼他那诚恳的眼睛，猛吸了一口，然后捏熄了烟头。

　　之后我们一直无话，直到我们闻到一股又香又辣又腐臭的味道时，才异口同声地说：“螺丝粉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与陌生人在一起，还可以天南地北地辖侃；而与多年不见的熟人坐在一起，反到无话可说了。其实我发现自己是有许多话想说的，可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口，同时也不敢开口；想必他亦是如此。

　　我们默默地吃着螺丝粉，然而那酸辣的味道似乎已经平淡无奇，我们也依然沉默得出奇。不过我们吃得一半时，他忽然仰起头来，吐出舌头，并用左手扇了几下，然后说：“真辣得爽！”我只是笑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他似乎一下子把我当成了知己，也或是把我当成了陌生人，开始口若悬河起来。他说：

　　“吃着螺丝粉，忽然想起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来。去年大概是这个时候，半夜里，一两点这样，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小孩，不记得是男孩还是女孩了，那时没有注意，大概十一二岁那样。你也许不知道，在我们医生的眼里，病人就只是病人，是与人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并不关心那些所谓的人的性质。

　　他的妈妈看样子很着急，几乎要哭了；但我很冷静，从那病人的脸色我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什么大碍，甚至比不上普通感冒。我漫不经心地问：‘哪里不舒服？’它的母亲哭丧着脸说：‘拉血，肛门还很痛很辣。’‘吃过些什么？’我问，‘孩子喜欢吃螺丝粉，连续吃了五天的螺丝粉。’她说。我知道那只不过是得了痔疮，我把了把脉，断定是内痔；但我装出很沉重的样子，说：‘问题很严重，现在还不能断定是什么病，得先做个全身的检查。’我又问：‘身上带了多少钱？’她说只带了一百五十几块，我听了脸一沉，说：‘这怎么够呢？最起码也得一千五嘛！’其实，十几块钱也都绰绰有余了的，只不过这是我们医院里的规矩，况且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利润必须最大化。

　　她有点为难：‘能不能先做检查？钱过后我一定补上，只是可能要迟一点。’

　　我说：‘我也做不了主啊，医院又不是我开的！你到底检不检查？不检我可要走人啦，都这么晚了！’说完我站起来就走。

　　她拉住了我，哭着说：‘不要走，求你了，我马上回去拿。’说着就往外跑。

　　我大声说：‘你不会打电话让你丈夫送过来啊？’她转过脸来，脚却没有停下或放慢速度，小声地说：‘我丈夫早死了。’她说得虽然很小声，但在这深夜里，我还是听得很清楚，她的丈夫早死了。忽然之间，我的内心掠过一丝很奇怪的情愫，一丝已经很久没有涌现过了的情愫，那就是于心不忍，或说同情；我感到有一丝于心不忍，然而奇怪的是，那只是如流星般，在我心里一闪而过，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小孩，不！那病人却生生地看着我，看得我浑身不自在的。我恶狠狠地瞪了它一眼，我发觉它恐惧极了，它低下了头。我感到有点得意。我又坐到椅子上，抓起笔在处方笺上痛快地挥舞起来，满满的写了四页纸，从抽血样到心电图，全身上下，所有能检查的地方我都给它检查了一遍。写完这些，我放下笔，感到身心舒畅。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这样，病人的妈妈上气不接下气的跑了进来，我问她钱都带来了吗？她用力地点了点头。我就把那四页处方笺递给她，说：‘先去交钱，然后拿着收据逐项逐项地检查，检查完了再拿结果回来这里给我。’她接过来就走了。但很快又跑回来，劈头就问：‘怎么花了九百多？用得着这么多吗？’我两手一摊，说：‘这不关我的事，钱是医院收的，我只管看病。’她对此又能说什么呢？她那个急呀！她只得说：‘我对这里不熟悉，您能不能带我们去检查？’我不耐烦了，说：‘难道你没看见我正在值班吗？要是进来一个垂危的病人怎么办？这里到处都有标志，你自己去看吧，看不懂可以问护士，如果你幸运的话她们会告诉你的。’她无言以对，只好拉起她的孩子的手茫然地走出诊室。

　　天亮的时候我就下班了，他们还没有检查回来。呵呵，当然是不可能回来啦，要把所有的项目都检查完，非得二十多个钟头不可！不过当时我倒忘了还有这回事，下了班只觉得身心舒畅，满脑子就只想着该怎么享受这新的一天了。

　　晚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在走廊里忽然看到一个妇女向我冲过来。我吓了一跳。她冲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臂哭着说：‘我的孩子是不是很严重？求你，求你一定要救救他！’我感到疑惑，我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的孩子到底怎么啦，但我还是习惯性地说：‘它没什么大碍，很快就会好的。’她似乎有点放心了，但仍焦急万分。我挣脱她的手，快步走进了会诊室；这种情况在医院里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也不足为奇，转瞬间我就便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接班的医生姓陈，比我大六岁，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博士生，前年已经升为主诊医师了。他告诉我说，有一个病人正在发高烧，似乎有点严重，刚刚转到了危重病房，叫我观察一下。然后他把病人的材料给我。我粗略地看了一遍，发觉并不严重，便丢到桌子上，然后坐到椅子上，看那窗外的风景了。这个窗外的风景我已经看了两年多，开始的时候是白天看，后来是晚上看，一点变化也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忽然有一个妇女哭喊着闯进来。我一看，模糊认出她似乎就是在走廊里撞到的那个妇女。她焦急得语无伦次地说：‘我…孩子口吐白沫，医生你…快去看看！快！呜……’

　　我厌烦地站起来，留恋而贪婪的望了一眼漆黑的窗外，然后拿起听诊器快步跟她走出会诊室。

　　在危重病房里我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不！是小病人。这时我认出来了，这个病人正是昨晚我接的那个病人，那时我还瞪过它一眼，所以此时还能认得。不过我倒忘了它得的是什么病了，一时记不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医院里这么多病人，谁记得了呢？我便问在那忙的护士，她拉我出去，悄悄告诉我说是内痔疮。我感到有点惊讶，内痔也弄成这个样子？其实我的惊讶完全是多余的，这种事在医院里是常事，但不知为什么，那时我竟然惊讶了，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好笑！我又问给病人都配了些什么药？她说药很多，她也不太清楚，大部分是鑫泰的补药和一些昂贵的进口药。说到鑫泰，我倒想跟你提一下；这个鑫泰就是广州鑫泰制药厂，想必你也听说过，我们医院大多是用它的药，因为它跟我们医院的关系很好，也常给我们医生好处，而且进货价格也很便宜。

　　我进去给病人检查了一下，发现问题并不是很大，就拉护士到外面问：‘她交押金了吗？押了多少？护士说押了一万六千多，现在大概还剩三四千吧。于是我又开了一些药，诸如生理盐水、葡萄糖之类，大多是滋补类药物，当然，同样是鑫泰的药占了大多数。当时我想，是应该把这三四千给花光的，否则就要受到批评了。’

　　我想这事应该就到此结束了吧，因为我预料，到天亮这病人大概就可以出院了的。因而我一踏出病房，便开始想自己的事情，而先前所发生的一切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可到第二天我再来上班时，我竟发现这个病人还躺在医院里；不仅如此，病情还加重了。我想这大概是药物的副作用吧，但我没有多想，我仍觉得问题并不是很大；保持乐观的态度是我们医生的基本道德。但我还是认真地检查了一遍，我发现病人的心率有点衰弱，脉搏很乱，呼吸也有点困难。我一时间诊断不出是什么病。我竟有点紧张了，忽然觉得不知所措。出现这种情况，是必须向上级汇报的；我不敢迟疑，立刻打电话给主任汇报了情况。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主任带着两名经验丰富的医术高超的医生过来。他们对病人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检查。然而检查了几遍，竟也一片茫然。主任告诉我要对病人进行抢救，又问我病人的家属押了多少钱。我马上叫护士去查。很快她回来说，只剩下四百多块了。主任听了皱了一下眉头，就径直走到病人的母亲面前说：‘你的孩子现在病情有点恶化，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治疗。不过你也知道，我们医院有规定，得先交钱才可以进行治疗。’那妇女听了一脸煞白，扑通一声跪倒，没有哭，但哽咽着说：‘我的孩子怎么啦？他会不会…医生，求求你，求你一定要救救他，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呜……’主任把她扶起来，慈祥地说：‘它没事，它很快就会好的，你赶快回家拿钱过来吧，好让我们给它进行治疗，今晚治疗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妇女听了满脸难相：‘家里已经没钱了，能卖的东西也卖了，能借的钱也借过了，医生求你先救我的孩子吧，欠医院的钱我日后一定还上！’主任听了长叹一声：‘唉！我也想啊，可医院不是我开的，我也做不了主啊！’说完转身就要走，那妇女急忙拉住他，说：‘求您等一下，我再回去想一下办法。’说玩踉踉跄跄地走了。

　　这时我忽然有点同情起她来了，于是我就跟主任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抢救？’主任瞪了我一眼：‘到时医疗费谁出？你？！’我一下子无言以对。他又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可以去做你该做的事了。’于是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就终于到此结束了。

　　若干天后我在医院里遇见一个妇女，三十五六岁这样；她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半个粉红色的胸罩就袒露在外面；她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口中喃喃的不知道说着什么。我细细打量了一番，依稀认出她就是那个病人的妈妈。我忽然忍不住走上前去，我问她：‘你孩子好了么？’她眼皮也不抬一下，有气无力地说：‘死了！’忽然又说：‘真不明白，为什么人都死了，医疗费还在产生？！’这时我发现她的右手抓着一叠厚厚的纸，我看得出来那是医疗费用收据。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或能够说些什么；医院就是医院，许多事情都是无法弄明白的，就像弄不明白人为什么必须死去那样；而也没有必要弄明白。于是我转身离开了。然而她却从后面抓住了我，并用力拖我回去，她哭喊起来，撕心裂肺地说：‘你们这帮混蛋！吃人的禽兽！还我一个公道！还我一个公道！……’我恐惧极了，奋力挣脱她的手抓，像见鬼了似的没命地奔逃。

　　从那天起她天天跑到医院里来哭啊闹啊的，弄得我们医院鸡犬不宁。不过大概过了一个月这样，她也就不再来闹了，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讨到公道。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不过我早忘了，只是现在吃着螺丝粉，却又想起来。呵呵！她也真傻，闹有什么用呢？医院里死人是常事，这能有什么公道？呵呵……”

　　我听了感到毛骨悚然，真后怕自己刚吃了这碗螺丝粉，恨不得要把它全吐出来。我半开玩笑的说：“看来这次我是死定了！”

　　他疑惑不解：“何以这么说？”

　　“你看，吃螺丝粉，然后得痔疮是不是？然后就得上医院是不是？接下来不就是等死了吗？可恨！可悲！可怜啊！”

　　“哈哈……放心，有我在呢，我包你一分钱也不花就健健康康地走出医院。”

　　我听了他的话宽心了许多，强绽出一丝苦笑，心想但愿如此吧；但我还是决定，以后要少吃或者干脆不吃螺丝粉了。

　　与S医生分手后我就开始忧心忡忡起来，总深怕自己会不幸患上痔疮；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我总还是很害怕死的，尤其是那种不明不白的死。我焦虑极了，越想越害怕，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死期将至。无奈，我只得走进一家药店，买了两袋“牛黄解毒片”和一盒“下火王冲剂”，怀揣着它们，心里才总算踏实了些。回到家里我就立刻吃药，之后便上床睡觉了，心想一觉醒来大概就没事了吧。

　　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了许久却就是睡不着，而不久我却觉得有点内急了，我不得不忧虑地走进厕所。令我惊惧的是，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几乎昏厥，而眼泪也几欲奔涌出来。

　　我抱着一线希望恐惧地走进医院，我还记得S医生的话，可我们既是老同学，大概会不顾前嫌放我一条生路的。然而当我走进会诊室时却未发现S医生，我想可能是还没有轮到他上班吧。既然不在，我是想立刻跑掉的，但又缺乏勇气，真害怕那医生会把我抓住，看他那怪异的微笑就知道他在这里有着无穷的力量。我只得惴惴不安地坐下。

　　医生似乎很认真地给我把脉，很认真地看我的眼睛，很认真地看我的舌头，很认真地用听诊器在我的胸部听来听去。做完这些后，他盯着我的眼睛，叹了一口气，脸忽地一沉，说：“你似乎很严重，现在我还不能断定是什么病，得先做个体检，唔，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我只惊讶地望着他，没有其实是无法作任何回答；大约二十秒之后，我竟忍不住大叫一声，然后冲出了会诊室……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