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

　　公社屋顶喇叭里的歌曲突然中断，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响起：“社员同志们注意啦！为了贯彻落实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向各地、县下派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今天，省委办公厅领导郑维民带领工作队到了我们古城公社，我代表广大贫下中农表示热烈欢迎。”

　　这是黄河边上一个普通的村子，公路穿街而过，路边是老百姓低矮的土房，房前屋后的树木由于缺水长得半死不活。公社大院建在山坡上，前一排是办公室，后一排是宿舍和食堂。房子虽然不多，但院子很大，南边菜地长满了荒草。刚才在喇叭里嚷嚷的是公社一位姓韩的副书记，从工作队一到，他就跑前跑后地张罗。和喇叭里热情的气氛相反，古城的街上冷冷清清，少有生气，只有几个拖着鼻涕、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公社门口探头探脑。

　　公社大院，一辆大客车“隆隆”轰鸣。十几个工作队员围成一圈，正在听工作队长郑维民主任讲话：“同志们，刚才我们受到了公社领导的热情款待，大家吃饱喝足，马上就要进村开展工作了。”郑主任五十多岁年纪，个子不高，身体微微发福，白胖脸，上身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下身蓝卡几布裤子，脚套一双解放鞋。虽然是一副老干部模样，但慈祥和善的面孔让人感觉没有一点架子。

　　“关于我们工作队的任务，来前我们已经学了文件，进行了认真讨论，应该说都比较明确了。”郑主任讲着一口带山西味的普通话，左手捏着一顶旧鸭舌帽，右手比划着，加重语气：“现在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是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大寨经验重要的一条是战天斗地、大干苦干。目前，正是秋收大忙，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切实做到‘三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大家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圆满完成省委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郑主任扭头询问身旁的李渭生：“你还有什么意见？”李渭生是机关保卫处的负责人，三十五、六岁年纪，大高个，国字脸，一双小眼上架了副黑边眼镜，大嘴巴，厚嘴唇，脊背微驼。这时他习惯地抬抬眼镜，一本正经地说：“我简单补充一句，农业学大寨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寨这个典型就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我们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时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抓纲带目，把学大寨的过程变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进一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李渭生讲得慷慨激昂，工作队员们却显得无精打采。是啊，正午的太阳白花花地晒着，谁有心思听他唱高调。郭永明忍不住嘀咕：“行了，快点宣布安排名单吧。”

　　李渭生冲郭永明一瞪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训斥道：“就你着急，急着进村抢媳妇呀？”

　　大家“轰”一声笑了。袁芳拽了郭永明一把，斜眼训斥：“没有眼色，自讨没趣！”外号叫“何大炮”的何玉亮逗趣：“你可不敢去抢啊，你去抢小袁非把你的耳朵揪下来不可。”这一下大家更乐了。有人吵吵：“快宣布名单吧。别让大伙儿在这儿干晒着。”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对，快说谁去哪儿吧。”

　　“好，好，下面就把分配名单念一下。我们工作队17个人，分成两个工作组，分别进住古城公社的河湾村和上滩村，河湾村由郑主任亲自坐镇，我去上滩，跟郑主任去河湾村的有王先民、何玉亮、李有财、魏慧、郭永明、钱光远、何丽、张淑芳，其余的跟我去上滩。听明白了吗？”

　　郭永明一听急了，直着脖子嚷：“老李……老李……”李渭生造反起家，虽是保卫处负责人，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处级干部，但他就喜欢叫他“李处长”，这会儿见郭永明这样喊，脸马上阴沉了下来。

　　“噢……李处长，”郭永明急忙改口：“李处长，让我跟你到上滩去吧。”

　　“你到上滩干嘛？记住了，你到古城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找媳妇谈对象的，别成天黏黏糊糊，要注意影响。”

　　郭永明悻悻地缩回脖子，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一百个不高兴。他和袁芳恋爱一年多了，这次下乡，满心想住到一起有个照应，谁知李渭生却把他俩变成了牛郎织女。

　　郭永明一脸沮丧，袁芳也神情忧郁。有人嘻嘻哈哈起哄：

　　“可别让小郭得了相思病啊！”

　　“小心小郭哭鼻子呀！”

　　上滩靠近公路，车可以直接开到村里。河湾则在古城以西八里，行李要靠自己翻山越岭扛过去。看来当地干部对工作组并不怎么欢迎，中午大队人马到达时，只有这个姓韩的副书记出来应酬，郑主任所说的“热情款待”，只不过是一人两碗羊肉面片。

　　上滩和河湾就更不象话了，都是大队书记只身一人骑个自行车前来“迎接”。《暴风骤雨》里的肖队长进村时，还坐着四匹马拉的大车。现在倒好，眼看国庆25周年了，省里的工作队来还得自己扛行李，真是有点今不如夕。

　　李渭生领着去上滩的工作队员高高兴兴上车了，袁芳从车窗伸出头，可怜巴巴地望着郭永明，郭永明懊恼地差点掉下泪来。刚才他悄悄打听过，河湾到上滩，走近路也有十二、三华里，一个来回差不多需要半天。他和袁芳虽不像牛郎织女隔条天河，但总不如在一个村里见面方便。

　　心情郁闷，加上赤日炎炎，人越走越累，肩上的行李重如千斤。当时考虑在乡下要呆四个来月，古城离省城一百五、六十公里，交通不便，所以被褥、皮大衣加上秋冬换洗衣服以及洗漱用品等等都带来了，加起来足有二、三十公斤。大队书记的自行车驮上了郑主任的行李，两个车把上嘀里嘟噜挂了五、六个提包。到河湾的这伙人里，除打字员何丽外，就属郭永明年轻，他无论如何不能跟别人抢那辆自行车，只能一手拎包，一手扛着行李，跟着大家一步一步向前挪。

　　出了古城不远就是一条大沟，深二、三十米，沿沟坡开出一条勉强能走一辆马车的小路，大队书记说，这是通往河湾的唯一大道。

　　大队书记姓冶，叫冶占祥，四十来岁年纪，中等个子，黑黝黝的面孔，上身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下穿黑布裤子，光脚蹬一双黑布鞋，两眼不大但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的角色。这时他推着满载的车子，略带欠疚地说：“正是农忙，社员们都下地了，公社的通知晌午才到，没来得及叫人。嗨，你看这事弄得，真对不住了。”

　　郑主任一手拎包，一手帮何丽提着牙具网兜，声音爽朗地笑道：“这有什么，当年行军打仗，一天走一、二百里，行李、武器不都得自己背着。”

　　大家气喘吁吁地爬上沟坡，眼前是漫无际涯的黄土，纵横绵延的沟壑，第一印象就是个荒凉的穷地方。顺着山路往前，又翻过一个山梁，张淑芳首先吃不消了，把肩上的行李一扔，大口喘着气嚷嚷：“太热了，受不了，我得歇一会儿。”

　　郭永明、何丽、王先民也纷纷叫唤：“歇会儿吧，歇一会儿再走。”

　　冶支书看看这伙人的狼狈相，有些同情地建议：“要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回村给咱找辆车。”

　　“算了，算了，统共七、八里地，抬脚到了。”郑主任头上沁着汗珠，脸色通红，伸手扒下褂子，只穿一件衬衣，用手里的鸭舌帽扇着风，依然兴致勃勃。

　　目前正值秋收季节，坡上的地大块一两亩，小块不到半分田，小麦、青稞、豆子稀稀拉拉，高不过膝。远处，几群人正在挥镰收割，几辆驴车、马车装着收获后的麦捆驶向麦场。

　　冶支书手指前方绿树掩映下的村庄，说：“那就是河湾村，紧靠黄河，全村200来户，700多口人，6个生产队，共有水浇地100多亩，山地1700多亩，人均两亩半地，去年人均口粮不到400斤。"他指指着眼前的庄稼，叹了口气，说：“这些地土质都不错，就是浇不上水，完全靠天吃饭。住在黄河边，眼看河水哗哗流，可地里庄稼旱得冒烟，干着急没办法。遇到风调雨顺一亩地打个一百五、六，碰上天不下雨就可能颗粒无收。”

　　郑主任看着眼前的庄稼，听着冶支书的介绍，目光深沉，若有所思。

　　大家咬牙继续往前赶，曲曲折折，终于下到滩里。眼前一片翠绿，生机盎然。这是一条狭长的河滩地，滩内垂柳含烟，绿杨叠翠，溪流淙淙，百鸟齐鸣。尤其是社员房前屋后的苹果、梨等果树，硕果累累，煞是喜人。再看路边的麦子，长得足有齐腰深，麦杆挺直，麦穗沉甸甸的，一片丰收景象。

　　“这就是咱大队的水浇地，平均亩产600多斤，肥料足了还可以打七、八百，只是少了点，才100多亩，如果再能增加二、三百亩，群众的吃饭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果树的收益怎么样？我看这儿梨树、苹果树不少。”何玉亮探头打听。

　　“果树没多少，收成不行，卖不了几个钱。”冶支书警惕起来，言语也显得含混。

　　大队部很不象样，几间土坏房是粮食、农具仓库，隔出两间当办公室，里面除了两张破桌子就是几条长凳。墙上蛛网密布，窗户上没剩几块玻璃，一看就知道很久没人呆过。

　　“你们就把这儿当办公室吧，公社答应给个炉子、两吨煤，我再叫人把玻璃装上。”冶支书一边手忙脚乱地打扫，一边气恼地嘟囔：“唉，公社来的通知也没有说明白，你们的住家都没有安排。大家先歇歇，我给咱抓紧落实去。”

　　冶支书从下午2点跑到接近5点，跑得满头大汗，才安顿了四家，剩下郭永明、何玉亮一直落实不了。郭永明急不可待，跟着冶支书屁股跑。街里的社员见到他们，一个个神情紧张地东躲西藏。

　　冶支书闯进一家院子，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不等开口就嚷嚷：“占祥，我家里伺候不了，家里娃娃多……你还是另找人家吧。”

　　冶支书心犹不甘，说：“工作组吃派饭，就是晚上睡个觉，用不着你伺候。”

　　那大婶头摇得象拨浪鼓，继续推辞：“我家人口多，住不下，你还是另找吧。”

　　冶支书神色狼狈地退出来，迎面碰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立即伸手吆喝：“唉，唉，秋苹，秋苹，安排两个工作组住你家，行吗？”

　　那妇人头都不回，一边紧跑，一边回答：“我家祥义说了，不行，家里窝囊的像猪圈，住不成啊。”

　　冶支书满脸涨红，郭永明也十分尴尬。

　　冶支书拍拍脑袋，自言自语：“实在不行，住喇昌才家吧，小俩口，娃娃还小，行，肯定没问题。”他扭头对郭永明说：“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给咱说去，估计问题不大。”

　　冶支书估计得没错，不一会儿他颠颠跑回来，说：“行了，就住喇昌才家，在村子中间，离大队部又近，很方便。”

　　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郭永明、何玉亮把行李拎进喇昌才家。喇昌才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却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小两口对新来的工作组没有显露出多少热情，指指北屋，“就住这儿吧，屋里脏，你们别笑话。”

　　两人拎行李进屋，迎面墙上一张毛主席像，堂屋一个未上漆的躺柜，柜角一套《毛选》。东屋一盘土炕，一个小桌，两条木凳，墙上黑糊糊的，木条窗户没有窗户纸，屋里屋外气温差不多。两人拉开铺盖，四十多岁的何玉亮显然累了，水都没喝一口就躺下休息。郭永明坐不住，走到院里东瞧瞧、西看看。这是个面积不小的院子，北屋四间，东屋西屋各两间，小两口带孩子住在西屋，都是多年前的土坯房。南面约半亩多地荒着，只有三棵苹果、两棵梨树挂着果。屋角养着五、六只鸡，挨着东屋的猪圈空空如也，看来小两口日子过得一般。郭永明想跟主人谝谝，但小两口象是存有戒心，见面咧嘴笑笑，一句也不多言。

　　天黑的时候，男主人拎来炕桌，手里捏着两双筷子，说：“工作组，庄稼人的饭，凑合着吃点。”在昏黄的灯光下，郭永明这才仔细打量这个小房东，只见他中等个子，清瘦黢黑的面皮，灰头土脸，一看就知道是个肯下力干活的农民。

　　菜端上来了，一盘炒鸡蛋，一盘大头菜，一盘洋芋丝，几个馍馍。“哎呀，搞这么多，太客气了。”何玉亮盘腿坐在炕上，热情邀请：“来，上炕，一快儿吃吧。”

　　“不啦、不啦，我们身上脏，别把你们的行李弄脏了。”

　　郭永明下炕生拉硬拽，“来、来、来，一起吃，边吃边谝，我们初来乍到，也想听听村里的情况 。”

　　“不、不，你们吃，你们吃。”男主人使劲挣脱郭永明，象逃一样扭身跑了。

　　吃罢晚饭，天黑透了，房东小两口进了西房，连电灯都不开。郭永明本想找房东熟悉熟悉，一看如此只好作罢。躺在炕上无聊，两人决定去看看郑主任。

　　郑主任住在大队贫协主席喇玉利家里。这个喇玉利，五十七、八岁年纪，但看上去像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腰弯背驼，牙齿快掉光了，须发雪白，干巴精瘦，抽着旱烟，一副纯粹的老农民形象。老人的老伴比他小十多岁，怀里抱着一个不足三岁的女儿。可能由于饱经风霜，看上去也在六十开外。

　　此时郑主任正盘腿和房东闲谝，从老人略带羞涩的介绍中，郭永明知道了，老两口有一儿三女，两个大丫头出嫁了，儿子也娶了媳妇。三年前，老两口又添了一个小女儿，虽不满三岁，但聪明乖巧。老汉说：“就只当一个小把戏养着，让我们老了寻个开心。”

　　老人面目慈祥，和郑主任很投脾气，俩人一见如故，如老朋友一般。也难怪，郑主任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刚解放时就当乡党委书记，以后当过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农林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被打倒，去年才在省委贺书记提议下解放出来，担任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大半辈子和农民打交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通”。

　　郭永明、何玉亮脱鞋上炕，几个人围着炕桌，喝着酽酽的茯茶，真像一家人一样。

　　“粮食够吃吗？”郑主任问。

　　“吃个七、八成吧。”老汉说：“年年缺一、两个月的粮食，得用麦子到山里换点洋芋，糠菜半年粮，勉强糊口吧。我们这种家庭算是好的，老伴、儿子和我三个整劳力，只有这么个尕丫头吃闲饭。其他社员就不行了，常年饿肚子，生产队里干一天，不如母鸡下个蛋。”老汉摇着头，伸出一个巴掌，“ 一个工分才5分钱。辛辛苦苦干一年，还养活不了一家人。”他呷一口茶水，说：“别看我们紧靠黄河，可主要的困难是缺水，坡里的庄稼，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年成好了多收点，年成不好就只能收把草。”

　　何玉亮有些不解地问：“你老两口加儿子小两口不是四个劳力吗，怎么你说才三个呢？”

　　郑主任朝何玉亮摆摆手，说：“建国的媳妇回娘家去了。”

　　“怎么回事？”

　　“有点小情况，问题不大，算了，别说了。”郑主任扭头对郭永明说：“你给李有财、小钱、小何他们说一声，明天咱们都下地和社员一起割麦子。”

　　郭永明、何玉亮接受了任务，打着手电摸到两个女同志的住处。刚进院子，就听西屋炕上吵吵嚷嚷，进去一看，张淑芳、何丽、李有财、魏慧正在打扑克，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带着个八、九岁的丫头在炕下观战，一个个都是喜笑颜开。何玉亮是个扑克迷，从张淑芳手里抢过牌来就窜到炕上。郭永明对打牌没有兴趣，向张淑芳转达了郑主任的指示，就溜达着欣赏起墙上镜框里的照片来。这家的摆设不同一般，吊着顶棚，装着日光灯，红漆躺柜，描花绘鸟的炕柜，东屋卧室里，大衣柜、五斗橱、写字台、缝纫机一应俱全。张淑芳介绍，女房东姓胡名雪燕，丈夫姓冶，是县水利局的局长，她县城乡下两头跑，是村里少有的明白人。郭永明仔细打量女主人，只见她穿着银灰小翻领外套，蓝的确良裤子，花袜子套一双浅跟皮鞋，还真有点城里人的打扮。

　　趁着何玉亮打牌，郭永明又去通知王先民和钱光远。他俩住在一个姓冶的小学教师家里，冶老师有二十七、八岁年纪，瘦小精明，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当民办教师，至今十来年了，但仍然一身农民打扮。只是他的家里，除了贴着毛主席像外，还有两张地图，几张样板戏剧照，使得这小土房洋溢着少许文化气息。

　　“工作组，你住谁家？”冶老师问。

　　“一个姓喇的，叫喇昌才，小两口很年轻。”

　　“喇昌才，你怎么住他家了？”

　　“怎么啦？”

　　冶老师诡秘一笑，摇头不答。

　　王选民帮腔：“怎么回事？咳，你有啥说啥，跟我们还有啥不好说的。”

　　冶老师手指头在炕桌上画着字，吞吞吐吐地说：“要说起来真也没啥，就是他成份高点”

　　“啥成份？”郭永明瞪眼追问。

　　“出身富农，不过说起来，他才二十多岁，这成份不成份……”

　　郭永明怒不可遏，气恼地一拍桌子，说：“这冶支书怎么搞的，让我们住到地富家是啥意思？不行，我得找他去……”郭永明站起身，拔腿要走。

　　“哎、哎，小郭。”王选民叫住他，指指手表，“九点多了，有事明天再说。”

　　郭永明急急忙忙找到何玉亮，何玉亮一听也急了，把牌一摔，瞪眼骂道：“这个冶占祥混蛋嘛，让我们住到富农家里。他妈的，怎么不叫我们住到四类分子家里去？”

　　张淑芳、李有财几个也议论纷纷，忿忿不平。

　　房东胡雪燕说话了，“冶支书也有他的难处，没处安顿嘛。”

　　“难道我们是瘟神、魔鬼，我们来你们不欢迎？”何玉亮开始显露出大炮脾气。

　　“欢迎，哪能不欢迎呢？说实话，喇昌才除了成份高点，其它还都不错。”女房东红着脸辩解。

　　待郭永明、何玉亮返回喇昌才家，院子一片寂静。闩上大门，何玉亮拉开铺盖倒头便睡，还没有关灯就已打起了呼噜。郭永明心中却莫名地紧张，钻进被窝总也放心不下。黑洞洞的屋子似乎是个魔窟，那个小房东象个随时向他们下手的“魔鬼”。他不敢合眼，害怕一闭眼就有意外发生。他心里咒骂这个冶支书是个糊涂蛋，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和阶级斗争观念，省里的工作队怎么能住到富农家里呢？地富反坏对党的干部有刻骨仇恨，住到这些人家里岂不是羊入虎口。想到这里，郭永明惶惶不安，跳下地从屋外拎了一把铁锹放到炕头，为了保险，又用板凳死死顶住门扇，这才钻进被窝，熄灯睡觉。尽管做了这些防范，但郭永明心里仍不踏实。外面起风了，秋后的山村夜里很冷，没有糊纸的窗户呼呼直响，冷风灌进屋子冻得人直打哆嗦。郭永明一是因为害怕，二是因为天冷，躺在炕上很久很久睡不着，脑子里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是恋人袁芳。袁芳是机关秘书一处的内勤，模样在机关大院凤毛麟角，高挑个头，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皮肤白嫩，身材苗条，两条齐腰大辫子。郭永明对他心仪已久，直到去年夏天，经张淑芳牵线，才和她确立了恋爱关系。一年多的接触，郭永明喜欢她的美丽、精干、泼辣、大方，然而也隐约感到她的自私、任性、虚荣、势利。漂亮的姑娘一会儿天真单纯，一会儿满腹心机，心思复杂的就象一团乱麻，让人摸不着头脑。表现在俩人的关系上，忽冷忽热，就像天上的云彩变幻不定。郭永明心里总不踏实，时刻有种莫名的危机感。现在袁芳去了上滩，不知她住在哪里，情况怎样……

　　第二天来不及吃早饭，郭永明就去找冶支书兴师问罪，冶支书红着脸“嘿嘿”笑着，尴尬地解释：“让你们住到那儿是不太合适，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嘛。可这不是不好安排吗？好吧，我马上再去找找看，尽量让你们满意。”

　　吃过午饭，冶支书领着郭永明、何玉亮来到社员冶光洪家。这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中等个头，身材削瘦。媳妇长得瘦小苗条，衣服补丁落补丁 ，眼看入冬了，仍穿着一件象鱼网似的毛衣。一见面，两口子就侃侃而谈。那冶光洪说：“工作组来到河湾，我们高兴得很。你们都是大人物，我们小小老百姓，巴结都巴结不上，能住到我家，我们也跟着沾光。俗话说，承相的门童七品官，我跟上工作组，你冶占祥见我都害怕。”那媳妇的嘴也很厉害，明显带点讽刺的味道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工作组。你们都是住高楼大厦的人，能住到我们乡里来，跟我们一起吃洋芋蛋，我们心里激动的很。可就是我们家里穷，房子脏，你们可别见怪。”

　　两口子说话的功夫，拴在墙角的那条大黄狗呲着牙“汪汪”狂吠，冶支书过去踢了它一脚，瞪眼教训：“你们也别净说好听的，工作组住在你家，你们要伺候好，天天把水烧上，茶沏上，天冷了把炕烧上，白天把门锁好，别丢了东西……”

　　“哎呀，大哥，你不说我还没想到这一点，工作组这儿都是值钱的东西，真要丢了我们可赔不起。你看看，我这院墙这么低，一骗腿儿就进来了，我怕人偷才养了这条狗。这晚上有人还好说，白天都下地了，光这狗可看不住啊，你是不是……”

　　“行了，行了。”冶支书一瞪眼，说：“你还挺会顺杆爬哩，刚才还说高兴啊、欢迎啊，这会儿功夫就变狗脸啦。少废话，人就住这了。”他扭头对一脸尴尬的郭永明、何玉亮说：“这是我家兄弟，成份好，八辈贫农，你们就放心住这儿吧。”回头又对冶光洪吼了一声：“伺候好啊，伺候不好小心我收拾你。”

　　冶光洪家真是穷得可以，三间北屋，两间西屋。家里有两儿两女4个孩子，大儿子十来岁，大姑娘七、八岁，小儿子四、五岁，一个小女儿还抱在怀里。院里脏得像个猪圈，炕上铺条线毯，几床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破被子堆在炕上。干打垒的院墙一米多高，面积将近一亩的院子只种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小苹果树，连点青菜也懒得种。房东家条件差点还无所谓，只是这两口子说话夹枪带棒，弄得郭永明、何玉亮心里很是别扭。

　　就在郭永明他们搬来的那天，房东冶光洪把狗放开了。那条狗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思，一见郭永明他们出门，就窜过来狂吠，那房东竟然象瞎子、聋子，不管不问，吓得郭永明、何玉亮轻易不敢出门，连上茅房手里都得掂根棍子。特别令人恼火的是晚上，如果喝多了水晚上起夜，那狗平时不知猫在哪里，待他们一开房门，就猛窜出来，有几次郭永明险些被它咬住。晚上工作组开会学习，回来时房东已经睡了，那狗东西堵住院门“嚎嚎”乱叫，抡棍子撵都撵不开，气得何玉亮扯着嗓子大叫：“冶光洪，你小子听着，趁早把你的狗拴起来，它再胡叫乱咬，小心我把它打死炖肉吃。”

　　那冶光洪显然不相信何玉亮真会下手，依然我行我素。这天晚上，郭永明跟何玉亮去找王先民、钱光远打牌，夜里十一点多才回来。推推篱笆，没有动静。俩人正在庆幸，谁知没走两步，那条狗“汪汪”两声向何玉亮猛扑过来，郭永明手疾眼快，抡起棍子向狗打去，“嚎--”那狗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接着打了个滚，哀鸣着钻进黑暗中。

　　“坏了，我把狗打伤了。”郭永明后悔不已。

　　“打伤了，打死才活该呢。”何玉亮不管不顾，扯着嗓子嚷嚷。

　　第二天一早，郭永明还没起床，冶光洪就在院子里嚷起来了：“谁把狗的腿打断了，打狗欺主，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们当干部的就这么胡作非为，还让不让老百姓活啦。”

　　那小女人更厉害，破口叫骂：“王八蛋，什么屌干部？叫他们赔。有种的你们出来，欺负不会说话的畜牲算什么本事！？”

　　何玉亮的炮仗脾气爆发了，趿垃着鞋就窜出门去，二话不说，一把揪住冶光洪的脖领子，扯着大炮嗓子叫：“你小子还敢撒野，你的狗差点咬了老子，老子还没找你算账，你倒猪八戒倒打一耙。”何玉亮身高马大，揪着冶光洪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冶光洪脸吓得煞白，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那女人一看这架势也慌了手脚，忙拱手作揖，苦苦哀求：“工作组，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你大人不记小人过……”何玉亮不依不饶，张嘴骂道：“他妈的，老子早打了招呼，你们不听，成心让狗咬我们。告诉你，算你运气好，要是那狗咬了我，我不光宰了你的狗，连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工作组和房东打架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河湾，郑主任听后非常生气，当天下午，召集队员开会重申工作纪律，对郭永明、何玉亮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让郭永明赔了房东三块钱才算了事。这件事刚刚平息，李有财、魏慧和房东也闹了矛盾，没有办法，郑主任决定，郭永明跟他住在一起，何玉亮和王先民、钱光远三人住到冶老师家，李有财、魏慧干脆住到大队办公室。

　　为什么群众和工作组这么对立呢？事后房东胡雪燕的一席话，才揭开了谜底。原来，一年前，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地委黄书记率领地县学大寨联合工作组，在古城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许多社员消极抵制，有的偷偷把果子摘了，有的甚至把果树偷偷刨了当柴烧。这事被工作组发现后，带头的被揪出来批斗，其中就有冶光洪两口子。社员们有了去年的教训，对今年来的工作队怀有戒心就不难理解了。

　　河湾大队在古城是个中等偏上的村子，但社员的生活却并不富裕。这天下雨，没法下地，郑主任让冶支书领着走访几户社员。走进土崖下的一个破败小院，土坯垒的四间房摇摇欲坠，门框低的进门就得弯腰，一间屋躺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娘，另一个屋两个女人蜷缩在炕头。冶支书说，这是个困难户，老人长年有病，媳妇、丫头呆傻，穷得连条棉裤都没有。大家又走进一户人家，四十多岁的喇有成一家三口，除了一口锅，三只碗，一个菜缸、一个水桶，别的什么都没有，全部家当不值10块钱。一个大男人和母亲、妹妹睡在一个炕上，一人一件破棉袄，白天穿，晚上盖。现在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全部生活都靠大队里救济。

　　冶支书痛心地说：“这样的户在村里有不少，社员每年有几个月处在半饥饿状态，每天三顿菜汤糊糊，大队里要来回销粮，许多人家都没钱买……”冶支书眼圈红了，摆着手说：“社员们真是太穷了，太苦了。都怪我们没能耐，没给社员当好家……”

　　郭永明他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连续走了十多家，一家比一家穷。郑主任看不下去了，把冶支书叫到一边，压低声音说：“社员们的院子这么大，为什么都这么闲着？”

　　冶支书阴沉着脸回答：“这不是资本主义尾巴吗？种了也不能归自己。”

　　郑主任把手搭在冶书记肩上，压低声音说：“什么尾巴不尾巴，要尊重客观现实嘛。咱们干部的头脑要活络一些，胆子大一些，悄悄告诉社员们，不要嫌少，不要嫌小，房前屋后，能种点什么就种什么。老百姓都没有饭吃，还割什么资本主义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