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

　　（一）

　　周一早晨一觉醒来，小女儿苦着脸说：“妈妈，肚子疼。”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她又想玩伎俩不去上学，所以根本没有理会她肉体的疼痛，好说歹说一痛劝，把她安顿到了幼儿园，就一身轻松上班了。本想再告诉一边老师我的电话，如果小女儿真是肚子疼，立即通知我。可是忘记了。便在心里自我安慰：不会有事的，万一有事儿，小女儿知道我电话号码，也知道她爸爸电话号码。

　　一整天也没接到幼儿园的电话，曾有的一丝担忧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晚上下班时，无忧无虑地接了大女儿又去接小女儿。到了幼儿园门口，派大女儿去班里接小妹，我在大门口外等。好半天过去，姐姐拥着妹妹出来了，我在远处幸福地观察着举止亲昵的姐俩，可是随着她们不断走近，才发现小女儿的表情不对，平日来接她，她看到我都是一脸可以用手捧起来的喜悦，似一轮明月，似一泓清泉，等她们再走近，终于看清小女儿五官全部错了位，正在咧着嘴哭，我的心不由一沉。“怎么回事儿？”我迫不及待地问。“老师说她肚子疼了一天，晚上没吃饭。”大女儿答。“我去接她时，她一个人爬在桌子上，根本没人管，样子太可怜了。“大女儿气愤地又补了一句。我顿时百感交集，恨自已大意，恨老师冷酷无情。立即抱上哭哭啼啼的小女儿去诊所，诊所王大夫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虽已年过半百，姥姥级别的人了，可丰韵犹存，态度亲切，每次带孩子去看病，一见到她的笑脸，我沉重的担忧就减轻了一半。“躺下，我摸一摸。”她温柔但不容不从地说道。小女儿迟迟疑疑地躺下，王大夫轻轻地在女儿的小腹处试探着寻找痛源。“疼不疼？”王大夫换个地方，不厌其烦地问一遍。女儿一会点头，一会摇头，同时仍没有停止哭声。“快去医院吧，可能是阑尾炎。”打电话招来正准备去应酬的老公，一道去了医院，一路上女儿一直在哭，一直在喊疼，我们心急如焚地到了医院，此时，门诊医生已经下了班，只好直接到住院部。从门诊楼到住院部也就几步之遥，但是对我确是如此之艰难沉重，一方面我穿着很细的高跟鞋要抱着四十多斤的小女儿，她不让爸爸抱；另一方面，她哭的时间越长，喊疼的次数越多，我内心的焦虑也越积越重、越积越多。终于见到了“儿科”两个字，我象个溺水的人找到了救生圈一样，可是转眼我的热情就被气愤与无奈所取代。我们直奔医生办公室，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女医生，她不知在那里低头写着什么，听到屋子里进了人，听到孩子的哭声，没有丝毫反应，要不是她手里的笔在动，还以为她变成了木头人。"请给孩子看下病！医生！”老公压住火对她说。“找值班医生！”她扔出一句话，头仍没抬，笔仍未停。看那意思，即使这边着了火，也不干她事儿，因为她不当班。给孩子看病要紧，否则真要同她理论一番。不得不抱上哭个不停的孩子来找值班医生，护士说去值班医生休息室找，只觉得我们象个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终于找到值班医生休息室，门紧闭着，给人的感觉就是拒绝接纳病人。敲门，没反应，只好强行推开，只见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散漫地躺在床上，我一颗焦着的心越发不见天日，之所以说他不明身份，因为他上衣穿着无领T恤，下身穿着个大短裤）“值班医生在哪里？”老公气不打一处来地问。“什么事？”那个男人依旧躺在那里问。“给孩子看病！”“抱到值班室！”我们又被踢回到起点。原来这个穿着不伦不类的人竟然是医生。等他再出现时，白大衣总算穿上了，这好歹让我们心里有一丝安慰。这么多年的就医习惯早就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难以扭转的错觉：医院里穿着白大掛的个个是权威，个个能解除病痛，挽救生命。检查之后，初步诊断也是阑尾炎，他提出两种方案：一保守治疗，打消炎针消炎；二做手术。“当然采用哪种方案最后由家长来定。”他补充道。“那您的意见呢？”我不知所措地问。尽管对他的医术心存疑虑，毕竟要比我这个外行强的多。“我的意见还是保守治疗。”他含含糊糊地说道。我费了很大的劲，把脑筋及耳朵一起开动起来，总算整理出那么几个字，捕捉到他最终要传递的信息。我隐隐地感觉到他似乎是不想在当班时太麻烦才提议保守治疗。我提出回小区里的私人诊所--王大夫家打点滴消炎，他更是忙不迭地赞成，就差没举双手了。临我们出门，他突然良心未泯地说：“如果半夜突然疼起来，赶紧到医院来。”但是我并不领他的情，这不是忘废话吗？我们做父母的能眼看着孩子病情有了变化而置之不理吗？

　　（二）

　　之所以提议回到王大夫诊所输液，是因为在这儿心里有底，有患至如归的感觉。知道她不会黑我们，会拿我们孩子的生命当回事儿。因为一我们住同一个小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她至少还仰仗我们去捧场吧；二她的诊所毕竟是私人诊所，经不起折腾，出了一桩事，她还想不想再开下去了；三也许她本性就很高尚，对生命非常尊重。做了皮试之后，输了一小瓶头包。然后回到家，一整夜孩子无事，只是有些发烧。其实我在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夜深人静的时候，孩子会突然疼得大叫起来，然后我们忙做一团在孩子的哭叫声中打出租车往医院奔。最坏的设想没有变成现实，我就得寸近尺地期待出现这样的情景：孩子一觉醒来，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喊妈妈，叫爸爸，然后趿拉上小脱鞋踏拉踏拉地跑向卫生间。事实上，孩子一睁开眼睛，仍是一副痛苦的表情，生命活力如一个不敢见人的贼一样隐藏在她身体的某个细胞里。勉强吃了几口鸡蛋，我就带她又来到了王大夫诊所，想接着打头孢消炎。这时候时间还早，诊所里患者廖廖无几，王大夫聘请的退休老大夫穿着白大挂正坐在沙发上闲着，他的头发白了许多，让我想起了小说《围城》里那句话，医生越老越值钱。王大夫一看见我们，就对那位老大夫说：“给这个小孩儿再检查一下吧！”到底是老马识途，老大夫的手刚触了一下女儿鼓胀胀的小腹，便神色凝重地说，赶紧去医院吧！女儿依然在哭咧咧地喊疼。老大夫的表情让我心情分外沉重。老公也完全轻视了孩子的病，以为昨天那一瓶头孢就能顶用似的，所以早晨早早就上班去了。为了不打扰他工作，我便一个人带着孩子去了另一家医院。这是王大夫嘱咐的，她是从我们昨天晚上去的那个医院退休的，所以建议我们不要再去那里。

　　一大早正是就医的高峰时间，挂号处交款处都在排队，只觉得视野里都是长着黑头发的后脑勺，女儿一阵紧似一阵地喊疼，前面排队的人半天也不见少一个，抱着她我实在难受，因为我右肩上挎着包，左腋下夹着阳伞，右手拿着零钱；不抱她又于心不忍。终于挂了号，乘电梯来到二楼医生处。这个男医生很权威很敬业的样子，例行检查之后，开了验血验尿的化验单。这时，我已撑不住了，打电话找来了老公，很快老公和一个朋友象援军来到，下楼交了款，又要排队做血和尿的化验，取了血和尿，还得继续等结果。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等待，可是人生怎么能少得了等待呢？十年寒窗苦，迎来金榜题名时；怀胎十月，迎来瓜熟蒂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好在还有这么多人也同时在等，互相分担了焦急。拿到化验结果，再次回到医生处，那个男医生紧绉眉头说："做掉吧！"他帮我们拿定了主意，看得出他完全是从患者角度考虑的。听了他的话，我和老公象吃了定心丸一样，顺从地拿着医生的诊断来到住院部楼办理住院手续，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犹犹豫豫，即不想给她做手术，一是她年纪尚小；二是她的皮肤不合，又担心早晚是祸患。现在想来，对那个医生充满了感激，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再耽误一天，孩子的命都难保了。

　　我抱着孩子先坐电梯来到八楼外科病房，希望孩子早些做上手术，早些解除疼痛，老公在一楼办理相关手续。一进医生办公室，看到两个年龄相仿的男医生分别坐在两张办公桌旁。靠近门口的男医生长着一又笑眼，大概早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所以我刚一出现在门口，他那暧人的微笑已经在脸上了。而那个医生头一直埋头写着什么。我自然冲着带笑脸的医生走过去，可是他却告诉我该找里面闷头写字的医生。后来知道他前一天值夜班，马上交班下班了，他姓荣，患者对他的印象最好。于是我只好走近写字的医生说，"请给孩子看看，门诊医生说是阑尾炎，需要做手术！""先等着，没看我这儿正忙吗？他的口气似乎我们昨天吵过架。"孩子正疼得历害呢！"我忍住气回答。"疼也得等，我看一下立即就能好吗？哪有那样的神医。"这时孩子疼得加剧了，哭声回荡在半个长长的走廊，甚至挣脱了我的怀抱半卧在地了，可是那个该死的医生依然无动于衷，依然在写，"也许是在给自已写悼词，越写越来气？"我在心里咒骂。

　　我只好来找护士，请求先给安排病房。"请问哪位是护士长？"我满脸焦急地问。一个中年女人正坐在沙发上与另一个人低声交谈，听到我说话抬起头来，用目光询问我有什么事？她面部表情平和，慈眉善眼，带一丝浅浅的笑容。"孩子爸爸在楼下正办手续，请先给我安排一个床位吧，孩子疼得受不了。""带她去820房间！"她听了我合情合理的理由后立马对身边一位年轻护士说道。

　　前脚安顿好孩子躺在床上，我七十多岁的老妈和另一位亲属后脚就闻讯赶来了，我们正围着孩子干著急，那个该死的大夫也终于放下了他的悼词，阴沉着脸走了进来，明显不友好的声音也随之响起，"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得让孩子说清楚哪里疼，孩子说不清大人得说清楚。"瞧这话说的，显然是在跟我们过不去，他连问都没孩子及我，怎么就知道我们说不清楚呢？我真不明白我们不怨不仇，花钱来就医，怎么惹着他了呢？孩子有病本来我们做家长的就够上火了，还要受他这份气。他说着，来到孩子身边，给孩子做检查，他那架势真象兽医出身的，手劲很大，手在孩子的小腹处使劲摁，孩子本来已不太喊疼了，他这一摁，又大叫起来，只听他极度不耐烦地责备道："这孩子咋这样呢？"对一个如此弱小的生命他怎能没有丝毫的爱心与同情心呢？我恨他恨得不得了，可是知道他是我们的主治医，孩子的命有一半还搛在他手里，只得忍气吞生。恰巧老公办妥手续赶上来看到后半场，气得要教训他一通，然后转院，被我劝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自古连英雄都得能屈能伸，更何况我们呢？

　　一会儿那个一脸冤样的医生来到病房把丈夫叫过去，我也尾随着跟了过去。这个时候，他的态度不知怎么稍有好转，他说现在还不能断定孩子一定就是阑尾炎，也许是肠炎，所以需要观察，不能马上做手术，“万一不是阑尾炎，割开了怎么办？谁负责？”他这么一说，还多少让我们得到些安慰，如果是肠炎就不必做手术了，孩子也不用那么遭罪了。当时他还请来一个儿科医生在与他会诊，很认真负责的样子。因此，我对他的恨也减少了些。事实上，他是个废物，连这么简单的两种常见病都不能区分，还要找一个儿科大夫来会诊。我们的心仍悬着，因为他一时不能确诊，就一时不能做手术，也不能用药，孩子就只能干挺着疼。听同病房的人说荣大夫医术高，恰巧荣大夫临下班前来我们病房有点事，我顺便请他为我们孩子再一次做了检查，他的手几乎还没挨着孩子的肚皮，就胸有成竹地说，“阑尾炎，而且已经穿孔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穿孔的严重性，只感叹这两位医生同在一所医院端同样的饭碗，医术却差别这么大。随后随荣大夫回到医生办公室，荣对高说（后来知道写悼词那个冤医生姓高）：“老高啊，这孩子阑尾炎已经串孔了！再不做手术就有生命危险了。我骇然。“是啊，是阑尾炎！”他没了刚才的嚣张，有点没底地说，同时，一边在写病案。看样子，虽然他没把握彻底下定论就是阑尾炎，但还是模模糊糊认为阑尾炎的可能性大。所以他似乎已经在心理准备做手术了。

　　（三）

　　手术定在下午四点，因为临住院前，女儿喝了一小口水。做手术前要空腹六个小时。做手术的医生有两个，一个主，一个辅，主当然还是那个高，辅助医生是荣，真希望他们的主辅位置能调换一下。同病房一个好心人悄悄告诉我们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用现在的话说是潜规则：一般要给两个做手术的医生每人一个红包，一个红包二百到五百元不等，另外还要给麻醉师二百元。其实我们也早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对那个主治医充满了愤慨与不满，但是为了孩子不仅不能计较，反要违心讨他欢心，给他红包。在医院这个环境里，患者永远是弱视群体，医生自不必说了，有些简直就是披着皮的狼。老公拿了一千元钱本是准备给两个人平分的，可是当时只有高一个人在办公室，老公不知怎么一时来了虎劲，把钱全给了他一个人。他碍于刚开始对我们的无理态度，有些不好意思接受，虚情假意推脱几下，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说心里话，这一千元钱我是宁可烧了，撕了，都不愿给他，可是过一会儿孩子的命就在他的刀下，这口气怎么掷得起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焦急中等待，孩子在痛苦中忍受。不知何时，一个身穿草绿色手术服的人进了门，径直向我们走过来，他二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幅眼镜，不急不慢，非常沉着的样子，一看就是刚入社会不久的大学毕业生。他询问了一些我们的情况，又非常有耐心地介绍了一些术前给孩子做全部麻醉的情况及术后的反应等，说得入情入理，详细又具体。看得出，这个麻醉师医德还不错。

　　终于熬到了做手术的时间，麻醉师及一名护士推着一张活动床来接女儿。对疼痛极度恐惧的女儿被眼前的痛折腾得无暇恐惧即将来临的另一种痛。在宽大的电梯间里，主治医高的脸不知何时由阴转晴了。“这孩子还挺漂亮呢？我才看到。以后当演员了，别忘记先给我鉴个名什么的。”他看着躺在活动床上的女儿没话找话地说。我算见识了那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上到十二楼，手术室在这一楼层。女儿小小的身体被裹在手术室专用的绿被子里，只漏着头，最后我们眼见着女儿白白嫩嫩清秀的小脸隐在手术室的门后，接着，大门咣当一声无情地自动合上了。我无奈不安又难过地想，她一个人在里面好可怜，假如疼得又哭又喊，会不会有人斥责她？如果是这样不是遭受了双重痛苦？我可怜的女儿，不管妈妈多爱你，最后的痛苦还是要你自已去承受，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啊！我的泪还没形成，只见老公已经哭得成了泪人，然后奇怪的是我形成泪的心思没了，似乎都汇到老公的眼睛里去了，他泪雨纷飞，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属于我的。关得严严实实的大门这时又开了，麻醉师手拿一张单子出来，让家长鉴字，老公抹了一把泪，在那单子上写下自已的名字，然后赶紧又拿出三百元钱塞给麻醉师，他似乎是想真的拒绝接受，但老公强给，最后也顺水推舟地笑纳了。这三百元钱葬送了他最初留给我的好印象。

　　过了许久，高医生的头从侧门伸了出来，手里举着针管给我们看，“看看，抽出这么多的脓！”他的话表明他已经尽了全力。看到满满一管白白的脓，我暗自庆幸，多亏手术做得不算晚，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更庆幸老公出手大气，否则他悄悄留点脓在里面，慢慢折磨你，痛苦着你，反正也要不了命，我们上哪儿知道啊。

　　很快，大门打开，女儿被推了出来，我们一帮人全拥上去，象迎接凯旋的士兵。女儿依然在麻醉中没有完全清醒，闭着眼睛，麻醉师在她耳边轻唤她的名字，告诉她妈妈在这里，女儿竟然抬起了似有千斤重的眼皮，又很快合上了。尽管这样，我心里仍充满了欣喜，我知道我女儿最终战胜了病魔。

　　（四）

　　做过手术后的前三天，孩子一直极度虚弱，与以前的活蹦乱跳形成鲜明的对比，真担心她以后会一直这样下去。她没病时属于那种看上去文静，实际上很淘气的孩子，除了睡觉，几乎一刻都不老老实实地呆着，令我不胜其烦，而今可老实了，代价是生病。人总是对现状不满意的，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宁可让她把房顶捅个洞，再去补，也不愿她如此老实。“行啊，隐患不是摘除了吗？罪不会白遭的。”想起医生给我们看的切除阑尾，我心里宽慰地想。

　　这是一个大病房，六张床，住了四家。六张床分东西两排，各三张，我们在东排中间的床位，北床也是个小女孩，比我女儿大一岁，比我们早三四天做的阑尾炎手术，所以女儿极度虚弱的时候，她已经能下地走了，整日又说又笑，非常开心，让我心生羡慕。南临床是个高中女生，早我们一个小时做的阑尾手术。这三个女孩子，我女儿年龄最小，手术做的最晚，病情最重，人家都没穿孔，一提穿孔这两字，我就生出一股恨意，恨自已大意，恨老师及第一个医生冷漠无情，让女儿小小年纪承受了如此多的疼痛。西面那排住着一位胃切除三分一的男患者。我们四家有三家是同一个主治医，高中女生，我们及东排床那家。做完手术第二天早晨，小麻醉师赶来询问术后情况，得知实际状况与他预料的没什么两样，就放心地走了，他似乎忘记了那个高中女生的存在，连看也没看她一眼。接着高医生又来了，比最初见面时恶劣态度好，比术前的好态度略有收敛，大概是回家后想想前后反差太大，有些不妥，今天赶紧又来补救吧。得知一切情况正常，转身走向男患者，说了几句话，出去了。那个高中女生依然没人理，我有点纳闷，高中女生的爸爸是做生意的，很有经济实力的。后来，麻醉师没再来，因为已经过了麻醉术后反应期。高医生每天都来，来了在我们这里及男患者那里了解一下情况无异常就走人。傻子都看得出来，高医生对我们最关心，其次是东排床男患者，对那个高中女生几乎是置之不理。只有一次离她床位老远敷衍着问了一句：“你那儿没事吧？”

　　我对这些问题有些迟钝，能看明白现象，看不透本质。

　　同一病房的人很快就混熟了，大家同病相怜，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所以互相间都很友好，不设防，不管咋样，与医生相比，我们还是同一个战壕的难兄难弟，难姐难妹吧。通过聊天得知，我们上的红包钱最多一千元，其次是男患者两医生每人五百元，当然也就是高医生只得了五百元，而那个高中女生一分钱红包也没给。人家爸爸说了，“我们即没化脓，又没穿孔，他想坏我们都没机会，他也不敢闹出人命来。”再见到荣大夫，我心里总是不大得劲，象对不起人家似的，尽管他没有什么明显表现。

　　十天后，我们女儿康复出院，我想起了一个女同学对我说的话：“钱能摆平一切！

　　女儿的痛苦终于过去了，但是这句话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