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雪而歌的岁月　

踏雪而歌的岁月　

　　永远的祖母

　　文清的父亲被打成右派谴回原辑接受劳动改造后不久就抑郁而死，文青母亲又划清界限与家里一刀两断了。当时，祖母没有流泪，文青还不知道流泪。许多年以后，国家开始纠正冤假错案。祖母听到消息，请一位老教师写了材料，亲自递到了县民政局长手里。那次是晚上动的身，走了一夜，第2天晚上才回来。祖母不知道办事程序，在局长办公室一声不响坐了一整天。此后，每隔一阵祖母就上一趟县城探究竟，每次都是如此。有人提醒祖母应该送一份礼品给局长。祖母没钱，想了许多法，最后决定自己做一包藕粉。在粮食需要粮票够买的年代，藕粉十分珍贵，用手工制作相当麻烦。

　　那些日子，夜晚的月亮很大，文青每天跟祖母到一个野生藕池挖藕。文青帮着祖母洗藕。半夜了，祖母坐在院子里借着月光，将洗净的嫩藕抵在一个磨盘大的瓦钵里使尽磨，一圈又一圈——

　　藕粉做好了，祖母用一张火烧纸包着，上了路。也许是祖母太累了，这一次走了一夜还没有到县城。祖母饿了就坐在河边就着河水啃饭团。直到中午，祖母才到县城。局长被祖母的精神感动了，激动的地说：“大娘，您先回去吧，我们一定尽快解决您儿子的问题”。

　　果然没过几天，局长来了，带着文青父亲的平反文件，还有那包藕粉。局长问祖母有什么要求，祖母说：“我没什么要求，只是想证明我儿子不是坏人”。之后不久，祖母带着文青，将平反的文件烧给了文青的我的父亲。祖母终于流泪了，对文青我的父亲说：我早就说过，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不是坏人，今天就是来告诉你的——你的儿子如今也快成人了，我也一定要让他成为好孩子。你放心吧——

　　按当时的政策，文青完全可以凭我的父亲平反文件要求政府安排工作，但文青祖母没有这么做。文青后来考上了大学，在绘画方面有一技之长。他回忆起学画的过程，他说他画得最多的是祖母，其中一幅《永远的祖母》就是祖母在月光下磨藕粉的情景——

　　“青蛙”父亲

　　三叔年轻时力气很大，只要有人挑逗他都会跳起来奉陪。那时候抵木杠夹粮包转场子，三叔从来没有输过人。时间一长，三叔就忘乎所以了，以至于与人打赌扛起了条碾子。条碾子从肩头滑落，将好好的一条腿砸成了“三接头”。

　　从此，三叔成了跛子。一担水挑到屋里都要泼一半，泼的母亲直流眼泪：儿啊，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不久，母亲就忧郁而去。这时候，村里正实行联产承包，无法接田种，眼看着日子没法过了。有一天晚上，三叔屋里聚了一满屋人，都在帮三叔想出路。有人提议三叔可以开剃头店子。三叔苦笑起来，只会剃“青蛙”（即光头）的手艺还能开店子？大家说，什么事情不是大家抬的？“青蛙”也得有人 剃呀。三叔千分激动万分感谢的在村口泥了个芦苇棚，当起了三分钱一个“青蛙”头的剃头匠。

　　三叔让大家照顾着，不仅没断生活，还积攒了钱娶了三婶，结束了挑水泼路的历史。结婚那天，三叔哭了，他哭母亲死早了。

　　三叔和三婶一同在野外割柴。三婶踩着了一条土公蛇。土公蛇毫不留情地还击了一口。三叔背着痛苦不已的拼命朝医院跑。跑了一程，三婶说，到医院不痛死也得颠死。看着三婶痛苦的样子，三叔像狼一样仰天嚎叫起来：就这样看着你死吗？

　　嚎叫声惊动了村里人。正是这些“青蛙”乡亲们，用门板抬着三婶，一路轮换着奔跑到医院，三婶才捡了条性命。当时，医院里的医生非常纳闷：怎么都是些“青蛙”？

　　此后，三叔有了儿子。当儿子会喊“爹”时，三叔便领着儿子给昔日的“青蛙”们一人磕了一个响头，喊了一声“爹”。

　　踏雪而歌的岁月

　　人在快乐时都喜欢想些惬意的事。在炎热的夏天我就喜欢回想冬天，回想冬天里的童年，如同饮一杯冰茶，笑意在眼角嘴角无限蜜意地荡漾。

　　我的家乡生长着一片一片茂密的竹林。每到冬天下雪，竹林里披挂着雪的景色总是诱引得我们心旌摇曳，总想到那个童话世界里去遨游。一些鸟儿兔子黄鼠狼也总在这个时候变得极其笨拙可爱，任我们追逐嬉戏。

　　我们的捕捉工具很原始，就是弹弓、双脚和双手。那天，我们从雪地里赶出一只野兔。我们没舍得用弹弓打，就组织小伙伴们展开围捕。

　　童年时期的雪年年都下得猛。河里的冰过一尺厚。我们上学恰好是顺着一条河。我们干脆就敲出厚冰，踩在脚底下顺着溜。

　　那只野兔被逼下了河，我们蹦跳着欢呼起来。这时，伙伴叶珍寻来了一块块破瓦片，一人一片拿在手里当“武器”，瞅着时机照野兔溜过去。

　　谁知，乐极生悲。追在最前面的我，咔嚓一声掉进了一个冰窟窿（冰层虽然厚，但乡下人喜欢用榔头敲出窟窿捕鱼。第二天冰一封就很难发现），伙伴吓得哇哇乱叫。野兔趁机溜走。

　　伙伴们谁也不敢靠近窟窿，有的就地呼喊，有的跑回去喊大人。只有叶珍很有主见。她知道，等大人来我也许早就没命了。叶珍迅速集中伙伴，将生长在岸边的一根大绵竹扳弯，竹梢头刚好靠近冰窟窿。伙伴们一手攀竹子，一手扯后襟，一个挨一个，死死抓住不放，终于抓住了我尚在冰水中一沉一浮的手。

　　这段记忆我一直很清晰也很珍惜。现在的家乡的，竹林不存在了，但每次看到伙伴，眼前都会浮现那一片片的竹林。特别是碰到叶珍，彼此都会掩饰不住的笑一阵。

　　草腰子扭出来的故事

　　我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时正逢秋收时节，生产队忙得不可开交。我也整日跟在大人后面拖，累得眼皮直打架。

　　农活里有一种看似简单学起来却十分难的活：扭草腰子（用于捆谷和草）。扭粗了长了费时间；扭细了松劲了，在田里拖不到两趟就会成“烂鱼肠子”。披星星戴月亮，我学了无数个夜晚总是学不会。好在同组的元英姐十分关心我，时常教我“腰子九转半，挑死老大汉”等口诀。在一个只有天上的星星还亮着的晚上，元英姐用胳膊拐了一下我的腿，悄无声息的站起来朝人群外走去。我意会元英姐有话说就相跟着来到一个稻草置山头。元英姐搬开几捆稻草，里面露出一大堆草腰子。我高兴地叫起来，“哪儿来的这么大一堆？”元英姐急忙捂住我的嘴，示意我别大声，向我说明是小奎哥扭的。我明白了，小奎哥是副队长，掌管禾场上的一些活。他置的稻草置又高又宽又长，相当漂亮，很得队长的喜欢。他跟元英姐在谈对象。这草腰子就是小奎哥“偷功摸夫”献的“殷情”。

　　“小兄弟，姐想请你帮个忙。”

　　“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元英姐突然学着青蛙咕咕叫了两声，置旁边忽地跳出一个人来吓我一跳：是小奎哥。我们一起来到钩草头上置用的木架前，小奎哥攀住一头，我和元英姐使劲拉这一头的绳子把小奎哥吊上草头置。我正在纳闷儿，元英姐却要我如此效仿将她也吊上去。我明白过来后笑起来，笑得元英姐用手直搓我的脸。我们商定，我听到青蛙咕咕叫时就放他们下来。

　　我坐在置山头静等，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等我醒来不知过了多久，是队长用脚踢醒我的，队长说我小小年纪不学好，就学的偷懒。

　　我问队长，“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队长说：“我听到一种怪声音，过来看看。九月天了，怎么还有青蛙叫？而且在置上，还这么热闹？”

　　“完了，元英姐和小奎哥在置上一定等急了！”

　　这次“地下活动”被我搞“暴露”了。不过，队长是长辈，没有乱嚷嚷。元英姐和小奎哥也因这次“暴露”而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俩结婚时敬队长的酒敬得最多。我不会喝酒，但会“出花”（乡下向新郎新娘索要喜烟喜酒的习俗）。元英姐和小奎哥出手相当爽快，算是谢我这个“媒人”吧。

　　跟毛爹学道情

　　毛爹无儿无女，没有拖累，和婶子两人过得无忧无虑。这在按工分人头分粮食许多人都在饿肚子的年代是很少见的。毛爹和我家只隔着屋后面的一片竹林。我上学放学都要从毛爹屋旁边绕来绕去。有时碰上做“稀浆粑粑”，他们都要喊我进来。因为我我的父亲死得早，姐弟又多，平时都是一把米掺一把糠的过，哪来的粮食做粑粑呢。我虽然看着眼馋，口水直流，可两个手却紧紧的捂在两个口袋上。毛爹走上前来，掰开我的小手硬塞几个进来。于是我就像燕子一样飞回屋，将粑粑分给弟弟妹妹们偿。

　　当时，村里会拍道情的有几个，但都是冬腊月闲一点出去混饭吃的，拍得都不如毛爹。毛爹没有出去，专门拍给村里人听。六七月天晚下乘凉，毛爹屋门口就围了一大堆人，等着听毛爹的道情。有时候毛爹要到公屋里守夜场，大家也喜欢跟着去，听上一段再回来。

　　道情一响，我就喜欢跑过去听。毛爹的道情板子都是随口瞎编的一些开心事。像《计划生育好》，表面上是在宣传政策，大队干部干涉不了，实际上是说孩子生多了，“大的叫，小的喊”“哪个叫二毛，哪个叫三毛，你们自己说”的有趣场面。时常逗得人阵阵大笑。

　　有一天散场，毛爹突然拉住我，“伢子，你有意思跟毛爹学道情吗？”

　　我想到，学会道情后会像别人那样到每家每户门口去乞讨，我把头摇得像拔浪鼓，“不学不学。”

　　毛爹耐心地说：“学会了好处多呢？”

　　我说：“知道你说的好处。”

　　毛爹说：“最起码能把自己的肚皮混饱，让你妈少操点心。”

　　说起妈为我们操心我的心就是一阵酸痛。妈拖我们四姐弟，身体又不好，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有心帮妈又不知如何着手。想一想，一边上学一边不花钱的学点吃饭的本领也不错。（那时，以为日子会老是这样，只想弄点饭吃饱。）

　　做道情筒子也简单，毛爹在竹林里砍了一根结实、直溜的有小碗粗的竹子，（那时吃饭都用小碗，因为饭过不住大碗装。）在箍上一圈用碎布裹好的篾圈，绷上一块塑胶纸，拍上几板，嘭嘭嘭响，还是那么回事。毛爹还叫毛婶用土布精心做了个道情套子。

　　道情的调子很简单，以我的聪明，没过几天就拍得有腔有板了，虽然声音不太好，但毕竟是童音，给人们一阵耳目一新的感觉。

　　有一天在公屋门口，毛爹唱过一段了，大家又要我唱。我就不耻舌的唱开了。（我没注意，毛爹在我唱的时候悄悄离开了一会。）

　　散场时，毛爹把他的道情往我身上一背，“伢子，跟我把道情也带回去。”

　　我觉得毛爹的道情好沉。我说：“哎呀，毛爹，你的道情怎么这么重呢？”

　　毛爹说：“我的道情和你的不同，是用桑树挖的，当然重啦。”

　　我回家把道情放到桌上，母亲急迫的拿着道情进了厨房。我跟在母亲身后，看着母亲从道情筒子里往外倒出了一些谷子。

　　哦，难怪毛爹硬让我学道情的！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稻谷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仓库装，都是用稻草扎的囤。那天晚上，毛爹悄悄出去，用道情往囤里斜着一插，谷就装了一满筒子。往外一抽，稻草囤儿就还原了。

　　以后我学道情就更来劲了。也许是当时为了编道情词，学会了点“胡编乱造”的本领，以后对文学产生了点兴趣，发展到后来从事了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是该感谢毛爹呢，还是感谢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

　　狗叔守秋

　　还是“ 抓革命促生产”那会儿的事。

　　地里的高粱熟了，大队长派狗叔负责守秋。狗叔跛起条腿瞎起只眼，但一杆猎枪

　　玩的呱呱叫，打兔子野鸡什么的想打哪儿就打哪儿。为此大队长提醒社员们，千万别瞎钻高梁地，免得让狗叔当狗獾子给打了。

　　但那时的人们一般都缺口粮，不得不冒险去偷割。村东头“狗地主”的女儿桂花，每次来都要在狗叔的窝棚门口站一会，算是打了招呼，再进去。

　　按说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桂花根本不够面子，但她却有另外一个面子——人模子好看，震住了狗叔，使狗叔丧失了立场放她进去，还心甘情愿当她的“哨兵”，大队长来检查就放两响报信儿。一天，桂花进高梁地好长时间没有出来，狗叔纳闷儿了，提着枪进去看究竟，却看到了令他吃惊的一幕：大队长挥着镰刀放倒一大片儿高梁，桂花惊恐地缩在一边。末了，大队长说：“行了，你这蓄意破坏革命生产的事儿，是跟我到大队革委会说清楚，还是就在这儿说清楚，你自己定吧？” 桂花深知到革委会“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得乖乖地躺到秸杆上——狗叔后来解释，确实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冲出来。但有一点狗叔很清楚，就是冲出来以后就远不是现在的这种结果了——狗叔不小心绊响了高粱，惊跑了大队长。桂花看见狗叔，反倒流出了眼泪。桂花突然喊：“狗伢子，不能好事他！”狗叔这才明白过来，急忙操枪追赶大队长。大队长拼命地蹿，狗叔拼命地撵。歇在穗头的麻雀一路惊飞。狗叔撵上大队长，二话不说，抵着大队长的裤裆，轰的来了一枪——－

　　狗叔为此坐了几年牢，好的是桂花一直攒着给狗叔做了婆娘。直到现在，狗叔桂花婶儿还能看出“天鹅”“癞哈蟆”之分。明显地告诉人们有一个特殊的故事。

　　花船谣

　　西荆河从汉江逶迤而来，经过我所出生的村庄时，拐了个直角弯，分出一条对于汉江来说像男伢子屙的尿那样细的一条小河。祖辈们就在这里筑了个大垱，安了道小闸，靠此繁衍生息起来。

　　因为小闸太小，使得主河与小河的落差过大，一年四季，流水湍急，过往船只不得不求助于当地的纤夫，所以祖祖辈辈传下了知道美丽的故事和动人的歌谣。

　　纤夫们最快乐的时候是拖花船，不仅有喜烟喜酒，还可以借闹花船之机让新娘子露出真面目让饿汉子们大饱眼福。

　　闹花船的纤夫，船技要好，嗓音要高。围观的人密密匝匝，足可以让你出够风头。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水叔玩得最精彩。

　　鼓声响起。纤夫们从闸底放过纤绳，拽住花船，开始有节奏的松一下紧一下的用力。水叔在河中间踩着鼓点，将花船摇来慌去，敞起喉咙像破锣却高亢无比。

　　“八百钱（那么）（哟哟）

　　买头猪（那么）（呀嗬嘿）

　　喂三年（那么）（哟喂哟）

　　鹰叼走（那么）（哗着）

　　奶奶哭（那么）（哟哟）

　　舍不得那张嘴（柳么）（呀嗒嘿）——”

　　这是三遍还原的《奶奶哭》。河里唱一段，岸上和一段，场面很是热闹。假如新娘子硬撑着不肯出船舱，他们会再来一段《丑女婿》或是《哄叫化子》保证叫你受不住船晕而告饶。

　　“大字不出头

　　两边挂气球

　　三天不吃饭

　　吃个大鸭蛋

　　借你三分钱

　　还你三分钱

　　胡子两边翘

　　胳膊像括号

　　腿子像镰刀

　　这样的女婿

　　你要不要——”

　　新娘也有被整哭的。不过俏佳人增加几分泪光，更加楚楚动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条笔直的新西荆河取代了老西荆河，也结束了水叔他们这一辈人的纤夫生活。但那花船谣时不时地还会在老人们中间响起，引得老人们如痴如醉。

　　一种特别的成长方式

　　我们读中学是在离村几里外的地方，那时候兴要柴票。规矩的同学需要大人送，我们几个坏小子却打起了一座木桥的主意。小木桥尺来宽，用两道细长的杉树条子夹着一根根圆棍子。抽一根出来刚好能换张柴票吃餐饭

　　这座桥是我们必经之路。桥面上覆着一层土，为防止大跨度瘫塌，先是隔一根抽一根，越抽越稀，窟窿越来越大。我们几个却逐步练出了走独木桥的本领。桥抽得只剩两根桥梁了，一学期也完了。假期里，大人们修好了，上学时就再抽。当时，我们觉得大人们真傻，向老师“告发”一声不就解决了吗？后来，我们问当年的生产大队长——如今还健在的七叔。七叔和蔼地说：“那桥本来就是为你们修的。那时候太穷了，你们读书都不稳当，哪怕丁点过错，父母就有可能不让读书了。就拿你来说吧，读不成书，你还写鬼的文章？”

　　一句很平常的话竟激起了我的眼泪。我想起一位男同学仅仅因为将一位女生推进了水沟便被父母勒令退学当了牛倌。现在想来，傻的还是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时候，有人出于更深远的考虑在默默原谅你甚至悄悄助你“一臂之力”。仔细想，算是一种特别成长方式吧。

　　西荆河的水不会干

　　也许是做文字工作的缘故，我经常想起教过我的一些老师。特别是我的启蒙老师黄秋菊，一位武汉知青。

　　那时的学校，实际上是以大队为单位办的教学点。学校就设在西荆河对岸知青点上。知青点曾住过许多知青。而等我发蒙时，只剩下身怀有孕的黄老师孤零零一个人了。

　　因为隔着西荆河，队里派了文叔负责用船将我们渡来渡去。我们的前辈，大多数很穷，文化水平也很低，只要稍明白识文断字的道理，明白应该把黄老师当成他们今后的希望。我们这些小东西也在千方百计“笼络”黄老师，生怕黄老师屁股一拍走了人，就没指望了。黄老师不是本地人，许多计划分配的日常生活用品没有份。比如，肥皂，一个人半年就那么一块。我们就偷偷地从家里用细索勒出一小块带给黄老师。

　　因为有文叔的叮嘱，我们时刻注意着黄老师的“身体状况”。那天快要放学时，黄老师突然说肚子痛，额头泌出豆大的汗珠。我飞快跑下河，喊来文叔，文叔即刻找来两位婆婆和一些汉子，将黄老师抱上渡船，向上游的公社卫生院急行。

　　动身的时候已经很晚，天上又没有月亮。西荆河水虽然不急，但河道弯曲，纤道全淹没在树下杂草丛中。几名汉子拖着船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前行。

　　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我们聚集在一起，找出文叔的锯子，锯出一截一截虎口粗的竹筒，不管三七二十一，每人拿来一罐菜油或者煤油，倒进竹筒，塞上布头，就成了一柄柄火把。

　　燃起火把，我们一路猛跑，追上了黄老师的船。岸上水里灯光透亮。汉子们哼起号子，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唱着黄老师教的歌，希望能用歌声推动黄老师的生命之舟。

　　黄老师在船上激动得声音发哽，让撑船的汉子大声喊我们回去。但我们这些平时最听话的孩子，这次却没听黄老师的话，我们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老师能平安回来。

　　后来，黄老师带着她的孩子回到了教学点，一直坚持到将我们一个一个送上人生路程。

　　西荆河的水不会干，人们的真情永远存在。现在，每当我们取得一份成绩时，都会想起远在武汉的黄老师，很想对她说：我们很想念你！

　　青青河边柳

　　在我的家乡，有许多以树命名的村子，我的出生地就叫扬柳村。也许是江汉平原河多堤多的缘故吧，家乡人历来喜欢种树。童年的记忆里，满堤满坡都是发芽吐绿的杨树柳树。

　　我的父亲死的早，母亲体弱多病，基本上不能在生产队出工。我们仨兄弟都还像小青蛙只会哇哇叫，惟有姐姐一个人挣工分。姐姐出工，什么脏活累活都不避让，只要工分高。姐姐最大的心愿是多挣些工分，让我们仨兄弟好好读书。

　　每年秋天，树上开始落叶了，我和姐姐就起早贪黑地笟树叶、挖树蔸、割野菜。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小时候的我胆子有雷伯（传说中的雷神）大，只要看到喜鹊窝，不管树有多高风有多大，我都嚷着要上去取下来。此时姐姐就会守在树下，一双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我，提醒我注意。我人小，不理解姐姐的心情，总嫌她罗嗦，挖树蔸既耗力气又费时间，一般人都不情愿碰。我和姐姐却挖的特别起劲。有时碰到大树蔸要挖两三天。那股韧性儿来自屋门口越来越大的树蔸堆。入冬时卖到酒坊，便可以解决仨兄弟的学费。

　　到了冬闲，队里要派人上水利工地。姐姐向队长苦苦请求，因为那里可以挣高工分，但活路累，男人不强壮都不敢想，何况肩膀还嫩着的姐姐。我拦在姐姐的面前不让走。姐姐问我，“不想做房子了？”

　　“不做。”

　　“不要媳妇？”

　　“不要。”

　　“也不想读书？”

　　——

　　我终没能拦住姐姐。

　　因为没人帮忙，我的树蔸也挖不成了。每天放学回家的事，便是坐在河边呆呆的等。等我的好姐姐从工地上回来，等来年的春天这里的扬树柳树又开始发芽吐絮。

　　皂角溢香的村庄

　　姐姐和友山哥是父母指腹为婚换过“八字帖”的。友山哥人老实，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不知该如何对待姐姐。倒是把对待姐姐的那份心情用在我身上，使我感觉友山挺不错的。

　　有一段时间，供销社供应洗衣服用的臭肥皂，半年才能分一张计划票。弄得许多人只能穿一些无颜色的衣服，只能用滴的灶灰水去洗汗渍，有些男人干脆“晒酱瓜皮”。友山哥就晒成了一张“黑色的外衣”，茅草儿锯齿藤拉到他身上只有道白印儿。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家门口有棵古皂角树。村里的姑娘媳妇都喜欢向他家讨点儿熬成膏洗头发。那时，满村儿都飘着皂角香。

　　我家门口就是西荆河。河水在我的记忆里像从来没有停止过奔流。姐姐时常坐在水埠头上，将头发汆在水里任河水漂洗。

　　渐渐的，我发现了姐姐的一个秘密。河对岸有一座窑，一年四季烧砖制瓦。有一个年轻的长得挺不错的窑师傅每次在姐姐下河时，也经常逗留在对岸的河滩上和姐姐搭讪。姐姐似乎很开心。但我心里认定未来的姐夫是友山哥，所以对窑师傅有些敌意。我将秘密告诉友山哥时，友山哥却闷吵吭声。

　　后来，窑师傅因烧了一窑“红砖”（好砖应该是青色的）而离开了窑场。我高兴的将此事告诉了友山哥。认知道友山哥不但没高兴，脸上反而“黑上加黑”了。整天躲在堤上芦苇丛里盯着坐在水埠头上发呆的姐姐。我也感觉出事态的严重性，极力在姐姐面前表现出一个乖弟弟的样子。

　　后来，姐姐终于答应嫁给友山哥了。可能是来之不易，友山很满足，也很珍惜这种满足。姐姐自然过得舒心愉快。值得赞许的是，这一切的得来，全凭友山哥一声不吭的表现。也正是这些令人心潮起伏的故事，像皂角一样香在了我的记忆里，使我时常沉醉痴迷。

　　桃花静静地开

　　桃树在我们那儿不是很多，只在桃花家门口有那么一棵。还是桃花娘从娘家带来一兜桃子，吃剩下的茴，随便一扔，落在坡边的一颗竟然生长起来了。桃花出生正是三月，桃花开得正艳，她爹随口给她取了这么个名字。

　　桃花渐渐长大，桃树渐渐开始结果。桃子成熟的季节，桃花每天都会摘几个带出来大家分着吃。那些日子一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可是这样的日子并不长，桃花家因兄弟姐妹太多，小学三年级的一天，桃花告诉我们，她父母让她跟着跛子师傅去学裁缝手艺。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改变大人们的决定，只有眼泪能表达我们的心情。

　　第二天，我们经过桃花家，桃花已早早地站在那棵桃花树下等我们了。依旧是那个旧书包，依旧装着一嘟噜桃子，只是书包里的书换成了直尺和剪刀。

　　桃花渐渐学会了裁缝手艺。那天，我们一起走到村口，桃花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嘟噜布来，散开一看，是一个一个漂亮的花书包。要知道，那时候，一个黄布包往往都是哥哥背了弟弟背，很难得到新书包。桃花拿出来的新书包就像春天开的正旺桃花那样诱人。书包全部是用碎布头接的。在凭布票供应的年代，要攒这么多碎布头，确实不容易。桃花含着眼泪说，她每做完一天“上工”（在雇主家做衣服），都要向雇主讨一块碎布头，她非常想和我们一样背着书包去学校。

　　我们说高二那一年，桃花出嫁了，年纪很轻，嫁得很远。后来听别人讲，桃花出嫁时曾跑到我们学校里，一个教室一个教室扒着窗户寻找我们，想和我们告别。我们却一个都没发现。她是含着泪一步一回头走的。

　　说来也奇怪，这棵桃树自桃花离去后也莫名其妙死去了。她我的父亲说，桃花每天早晚都往树下跑，连树都有了感情。

　　桃树虽然死了，但美丽的桃花却永远在我心里静静地开放。

　　蓑衣汉子

　　一件蓑衣，九叔保存了几十年，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儿子做楼房找出来搭盖水泥，被九叔拽了回来，弄得儿子莫名其妙。之后，九叔就把它藏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了。

　　九叔对这件事的记忆应该回到他年轻的时候。

　　生产队里有一块高丘地，本来只长些野草野蒿野藜，可以放牛砍柴捕些兔子和猪獾子狗獾子。但大队革委会号召“簸箕宽，扁担长，都要种上革命粮”。老百姓开荒薅地忙活大半年，到秋后，地里的玉米棒子都要被狗獾子掰得差不多。虽然队里派了几名精壮汉子守秋，还是防不住狗獾子的一张嘴。倒是守秋队隔三差五的捕回一头头狗獾子给人们解馋，使得人们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所以守秋队的人特别受欢迎。

　　捕狗獾子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人多力气大就能行。狗獾子耳朵眼睛特别尖，在黑咕窿冬的夜里，能分辨出你是人还是它的同类，稍有不对就会溜得没影。好在它的嗅觉差，闻不出人味来，为九叔他们留下捕捉的好机会。每有响动，九叔他们就迅速披上蓑衣，弄乱头发，尽可能伏在离狗獾子不远的地方，装成狗獾子，也和狗獾子一样用嘴啃玉米，等待狗獾子钻进绳套，再猛一拽绳头，绳套就勒住了狗獾子的颈项。人们听到狗獾子的衰鸣就会脱掉蓑衣围过来。有时，汉子们高兴了，也会学狗獾子衰叫几声向远处打夜场的人报喜讯儿。

　　用九叔的话说叫穷快活。不过父辈们在穷快活中养育了我们，自然也给了我们一副乐观开朗的好性格。面对生活中的艰难，想想父辈那个时候，也能懂得很多道理，获得奋发向上的力量。

　　我的“活闹子”父亲

　　父亲和一帮朋友唱戏，缺女角。朋友说父亲生得清瘦高挑，当小生有失威武，扮苗条花旦倒恰如其分。自此，你亲拿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气魄学起花旦来。

　　男花旦的关健是吊嗓子，母亲说他一时像羊子叫，一时又像鸡公叫。费尽千辛万苦吊定了一种嗓门，吊给母亲听。母亲跑到猪圈旁边拿起木棒朝猪一打，猪发出尖叫声。母亲说：“它叫得比你还好听些！”父亲像穿了眼的皮球瘪在了一边。

　　瘪归瘪，戏照样唱，父亲说只要能乐呵就行。有一次唱《秦香莲》。“秦香莲”带一双儿女奔走在荒郊野外。本来是一个很悲凉的场面，父亲却把它弄成了一个笑场。父亲在台上转了两圈，竟把台词给转忘了。锣鼓一停，父亲一急，竟说：“好大的北风啊！”台下哄地一声笑起，纷纷笑骂父亲是个“活闹子”（生活中经常能惹人笑的人）。

　　父亲自己喜欢唱戏就以为别人也喜欢跟他一样爱唱戏。我小的时候，父亲逼着我跟他比划套路。夜晚很久还床上蹦，惹得母亲牢骚满腹：“老子疯，带着儿子一起疯，还让不让人睡了？”后来见我兴趣不大，父亲竟歪着脑袋瞅着我，“儿子哎，你是不是我生的？”母亲听见，追着父亲一阵好打好骂。

　　父亲就是这么个人，能让人快乐是他最大的满足。可以说，我就是浸泡在父亲的笑声里长大的。

　　后来，我痴迷于文学写作，父亲说，是他那点文艺细胞的遗传以及对待生活永远乐观的精神的影响。我于微笑中不作否认。父亲只是希望我能多写一点让人开心的文章，一如他唱大戏让观众笑个不停一样。

　　九月十月“鱼乍”胡椒香

　　九月十月，田里的活忙的差不多了，菜园子的胡椒也红到蔸了。农家为腾出地赶下茬，除了剁酱，只有做“鱼乍”（此为一个字，读音za，在《康熙字典》里可查，）胡椒。于是村头村尾常会响起妇女剁鱼乍胡椒的刀板声。只要一家抄鱼乍胡椒就能香半湾人家。

　　鱼乍胡椒是农家的平常菜，客人来了一般不会端上桌：而有些客人，特别是城里来的客往往又将其视为“佳肴”。我们小时候，吃不到多少零食，便经常到碗柜里大把大把抓着吃。在那个年代吃鱼乍胡椒都是一种“奢侈”，要受到大人们的管制，它毕竟是农家的当家菜，大人们全指望这碗菜下饭。

　　做鱼乍胡椒，在困难时期很大程度是边角料的“升值”利用。它所用的细米，吃又不上口，倒给猪又可惜，所以乡下人都要做。新来的姑娘媳妇不会做，左邻右舍的婆婆奶奶会手把手的教你，丝毫不会保留。也许正因为如此，做鱼乍胡椒的技术才会越来越精湛，也亲睦了一辈又一辈的农家人。

　　多年，有一位姓杨的武汉知青住在我们村，对做鱼乍胡椒“情有独钟”，逢年过节他都要带一包回去“孝敬”父母。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位姓杨的到广州发展，居然异想天开地开了家“鱼乍胡椒餐馆”，生意相当好，还到村里请了两位嫂子过去帮忙。城里人说，现在的油荤吃多了，于身体不利，吃鱼乍 胡椒正好可解除此“患”。由此我想，鱼乍胡椒算不算潜江特产？能不能当风味小吃开发？

　　当然，这只是联想而已。现在农家人依然喜欢做鱼乍胡椒，大多看重的是一种风味，一种情意。谁喜欢就送给谁，不就是鱼乍胡椒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