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
人是有同情心的,心理学家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处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会对周围一些比他(她)弱小的人群给予关怀与帮助,或者说是有做这种事情的欲望,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同情心。而能够得到他人关怀与帮助的人(即被同情者),往往是一群生活中的弱者,他们要么是生理或智力上的残疾人,要么是在病魔中苦苦挣扎的人,要么是家庭破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要么是晚年无人照顾的老年人。而在这一群需要被别人同情的人当中,要数经济贫困者最为普遍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分配日趋不合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大量的失业工人和无地可耕的农民涌进城里,成了城市的一道特别不协调的风景线。他们有的贬低自己的身价,将其贱卖进了黑心包工头的工地做工;有的进了小老板的工业加工型企业,过起了好比是囚禁者的生活;有的干脆不务正业,以一边偷窃一边乞讨的职业为生。没有人能够完全制止得了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真正为生存而活着的人。
近几年,在媒体上公开报道的关于经济贫困者接受别人帮助的事件已越来越少了,究其原因,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制造出一些与真实非常相象的谣言,用来诈骗善良人的钱财。这种诈骗手段成功率非常得高,而且即使被人发现了也不会把他们拖下法网,因为被欺骗者都是自愿掏钱掏物给他们的,而不是由于威胁导致的被抢劫。这样一来,人们对所谓的生活中的弱者提高了警惕,在没有辨认出是真是假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再给他们提供施舍了,而这种现象导致的最终结局是真正的乞讨者和需要别人帮助的弱者在城市里难以生存下去,不法分子却依然逍遥法外。
您可别说,这种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去诈骗钱财的不法分子还真的挺多的,略去报纸上看到的报导不说,单单就我本人亲眼看到的诈骗案就不下五起,其中包括在菜市场门口佯装出车祸而口吐“鲜血”的,在街道或广场上假装钱包失窃无钱回家而跪地乞讨的,在公园的石凳上怀抱孩子却谎称孩子得了白血病而无钱治疗的。我下面要讲一则新奇而有趣的故事,地点就在一列火车上。
那次我乘坐火车从杭州赶回家,沿着熟悉的浙赣线,欣赏着窗外的美丽景色。为了打发车厢内空闲无聊的时间,我随手翻开一本文学类的杂志看了起来,顺便说下,那时的我正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说是一个文学青年,但绝对还称不上是正规的小说家。虽然有着当作家的良好愿望,可惜苦于没有大师的指教和提拔,所以奋斗了好几年都还默默无闻。这不,我手中的文学杂志就成了我唯一的“老师” ,只有它能给我指点迷津。
我一边看杂志一边构思着晚上即将动笔的小说,希望从别人的故事里找到一点自己创作的灵感。不一会儿,坐在我对面的平头小青年从怀里掏出两副崭新的扑克,对着周围的人喊道:
“扑克扑克,谁来打扑克?”
知道的人以为他在约人打扑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在兜售扑克。
“我来。”坐在他旁边的男子主动报名了。
“我也来吧。”坐在我旁边的男子也抵挡不住这诱惑。这样一来,围坐在同一桌子的四个人就剩我一个没有发言了。
“兄弟,你也来吧,就差你一个了。”
“打什么牌?”
“红五。”
“我不会。”
“双扣。”
“我不来。”
“那就打龙门关吧。”
“我真的不来。”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这又不会那又不来,你还是不是男人?”
就这样,我被他们从原来那个位子上赶了出来,坐到了两米之外的另一个位子上。新位子倒也还可以适应,唯一不满足的地方是坐在我对面的乘客是一位贵州女人。说到贵州女人,我并没有丝毫歧视她们的意思,大家同为中国国籍的公民,你能以地域差别来歧视她们吗?况且我是个热爱正义尊重平等的人,更没有理由去歧视她们了。
只不过话说回来,贵州女人有种让一般人都不能接受的坏习惯,就是喜欢在坐车的时候脱掉鞋子,然后把脚伸到别人的座位上。倘若周围全部有人坐,她们就会暂时自觉一下,等到有人下车或者移位了,她们再积极行动。只要附近的座位有空了,不管横着坐还是竖着坐还是斜着坐,她们都会毫不客气地把脚伸过来。而一旦把脱了鞋子的脚暴露在空气中,整个车厢都会弥漫着一种刺鼻的臭味,闻起来令人反胃。就这么一个不怎么严重的问题,使我好长一段时间里生感害怕;即使真的碰到与她们同座的时候,我也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以免自己的座位被人污染。
而坐在我对面的这个贵州女人,多少还有点自觉的,因为她看到我张开了两腿横摆着坐在位子上,几乎占满了整个位子,所以就心里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往我上面搭她的脚。
我又继续摊开那本杂志打发我的时间。
“各位先生、女士们,大家好!各位老板、经理们,大家好!各位认识与不认识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一串连贯而富有节律的声音响起,打断了我看书的思路。我站起身向远处看去,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男子斜着身子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正在疑惑他是不是个不成功的推销员,因为无法实现自己的销售业绩而上火车来做他的业务。结果我猜错了,因为我看到他正朝着我们这边慢慢地走过来,他走的时候身体是倾斜的,而且脚步不平稳,好象是个拐脚的残疾人。
他走了十来步之后停住了脚步,对车厢里的人说:
“我来给大家唱支歌吧,喜欢听的人请鼓鼓掌。”
没有人鼓掌,一百多个人都默默地看着他,好象在看着一个怪物。他没有受到任何的打击,还是很平静地唱起了歌。他唱了一首张雨生的《大海》,唱得非常柔美非常动听,不仔细分辨还真得以为是原唱歌手就站在我们面前呢。
在他演唱的过程中,车厢里的议论沸沸扬扬、不绝于耳。
“真是个疯子,自己一个人也会唱起歌来的。”
“也许人家是有感而发。”
“那也要看看是什么地方呀,这可是公共场所啊。”
“正因为在人多的地方唱,那样才能显示他的才华。”
“我看他还是唱得挺好的,只可惜人长得难看点,要不然早就有公司找他当歌手了。”
“我看倒未必,中国13亿人,会唱歌的多得去了,如果都去当歌手,那还了得?”
“要是他真的是个疯子,那就太委屈他的那副好嗓子了。”
“谁知道呢?”
正当我身边的乘客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的时候,那个不曾说话的贵州女人突然说:
“他可能是个卖唱的。”
“卖唱的?你是说他可能是个叫化子?”
瘦弱的贵州女人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的?”那个人问。
“我看他很穷嘛。我们那里的穷人大部分都到这边的城市来卖唱了,有的是打工挣钱,留在那里种地的都是体弱多病的人。”
哦,原来如此啊,我心里想到。
那个青年男子唱完了他的歌,又向大家很有礼貌地鞠躬。接着他向前挪了挪身子,继续说道:
“各位旅客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人,从老家来杭州打工。大家都看到了,我是个残疾人,下肢行动不便,在杭州也挣不了多少钱,先后换过好几份工作,工资只够自己的个人开销。好在我也不怕苦不怕累,就当是在老家耕田种地吧,只求生活得下去就行。可是上天老是跟我过不去,把各种各样的灾祸都往我头上泼。一个月前,我的儿子得了支气管炎,抱到医院里一看,医生说他很严重,马上就要住院接受治疗,一天都耽误不得。可是我们哪有这么多钱给他看病呀,这事只能这样被拖了下来。然而几天前,他突然整日整夜地哭个没完,我才意识到儿子的病已经不能再拖了,万一再这样下去,他真的会死掉的。”
他一边说一边流泪,并不时地用手掌擦去脸上的泪水。我们都看得出他很痛苦,许多人开始同情他了。
“我说不下去了,我的命好苦呀。”
车厢里的乘客开始交头接耳地谈论起来。有人高声问道:
“你是卖唱的吧?”
“就算是吧。”他说。
“那你还会唱什么歌?”
“流行歌曲,京剧越剧都会唱,那要看大伙喜欢听什么了。这样吧,我给大家来一段黄梅戏吧。”
座位上的人纷纷摇起头来。
“不要,黄梅戏我们不要听,还是再来一首流行歌曲吧。”
“好的,我就来一首《好人一生平安》,愿天下的所有好心人都能平平安安地过一生。”
他开始唱了,与上次所不同的是,他一边唱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塑料盆子,一只比他手掌稍微大一点的圆形盆子。很显然,这是让乘客们表示自己心意的一种方式,他虽然没有说要大家的施舍,但是这种行动已经足够让我们不言自明了。
有几位热心的乘客开始伸手从口袋里摸钱,他们把一枚或是两枚硬币扔进了这位青年男子手中的塑料盆子。但是更多的人们还是无动于衷,他们继续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青年男子唱完了歌,低头看看手里的盆子,接着又熟练地抖动了一下里面的金属硬币,让硬币在空中旋转着舞蹈一下子后再落回盆子里,那样它就会发出一串清晰的碰撞声。
接下来的空余时间都交给我们这一整节车厢的乘客了。歌唱完了,祝福的话语送出去了,他只需等着坐收渔利就行。
“各位兄弟,各位朋友,大家帮帮忙吧。”
他一脸如同受了某种压迫似的表情,令人哭笑不得。
有钱的和没钱的,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小孩,全部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对这位陌生的男子献出自己的爱心。
他手中的塑料盆子渐渐变得饱满了,因为有那么多热心的乘客在帮助他,他应该感到满足了。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人一生平安。”他连连向每位乘客鞠躬,动作标准到位,甚至连一部分没有给他帮助的人,他也一并道谢。到后来是搞得那些乘客觉得不好意思了,也跟别人一样向他的盆子里投硬币。
那个贵州女人说:
“我也表示表示。”
她从口袋里找出一些硬币,特意挑出一枚崭新的一元面值的投进那人的盆子,嘴里还说道:
“他也怪可怜的,哎,我虽然穷一点,但是身体要比他好。”
她看到我依然坐在座位上没有反应,便问我:
“小伙子,你还没有给吗?”
她的这句看似客气的话引起了我的反感,没办法,这个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觉得自己的行动是英雄所为,也要人家效仿他(她)。
我无奈之下掏出五角钱扔给他,可是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似乎是一种骗人的把术。这名青年男子既然说他穷得没钱给孩子治病,那又怎么会坐这种价格比较昂贵的长途列车呢?就算是为了卖唱赚钱,他也完全可以到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公园或广场去,那样至少能够省下一笔火车费。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个推测而已,并没有真正的根据,因为社会上还是有不少人喜欢特立独行,反其道而行之。
在我的思考还没有结束时,男子又大声地嚷嚷:
“喂,前面的兄弟朋友们,大家表示一下,十块不嫌多,两毛不嫌少,能给多少就给多少。”
有一位农民模样的乘客把头转向窗外,故意装作没听见。据观察,我们的车厢好像只有他没有表示了。
“老板,做做好事呀,十块不嫌多,两毛不嫌少,能给多少就给多少。”
“别叫我老板,我没钱。”
男子竟然赖着不走了。旁边的乘客无奈地对他说:
“你就随便扔他两毛钱算了,别心疼,就当作是在厕所里丢掉的。不然他赖着不走,我们也很烦呐。”
“你们这么多人都给了,也不差我一个呀。”
“他是乞丐,你别与他一般见识,我们让让他。”
经过那么多乘客的一番劝解,他才把一角钱扔给他,并且在扔的时候看都不看他一眼,俨然觉得他就是一个骗子。
青年男子接受了他的钱后就离开了我们这节车厢,奇怪的是他没有向那位农民模样的乘客说谢谢,这是唯一的例外。在此之前,我们任何人给他钱之后,他都会回馈一句感谢的话,虽然不动听,但让人觉得心里很温暖。这使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即使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也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的自尊心。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我是绝对不会写这篇小说的,因为它太过平淡无奇了,像这样的事社会上不知道一天内要发生多少呢,它肯定不值得我们用笔去记录。
也许您猜对了,这个故事有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尾。青年男子的所作所为是真是假,谜底很快就被揭晓。当那次列车停靠在金华火车站的时候,我下了车。由于天色已晚,中巴车停止营业,而来来往往的计程车又肆意杀价,把乘客当猪一样地宰。所以我决定干脆先不回老家,在金华的旅馆里留宿一夜,等次日清晨天亮后再转短途火车回去。
然而就当我在焦急地寻找车站附近的私人旅馆时,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出现在离我仅三四十米远的地方。根据我的记忆,他就是我在白天乘坐火车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卖唱的青年男子,可是竟出乎意外地出现在这里。与我记忆里的初次见面的印象不同的是,此时此刻的他已不再是肢体不方便的残疾人,而是一个完全能够直立行走的人,就和我们健康人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来这儿干什么?种种疑问像螺旋线似的缠绕着我,引领着我向自己所要的答案向前迈进。
我假装是个无所事事的人跟在他的身后,根据我的推测,他是不会认得我的,因为我是那么多乘客中的一位普通乘客,并不至于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在我的目视下,他走进了一家旅馆,拿出身份证做了登记,随后就对老板娘说了一番话。老板娘笑咪咪地邀请他先坐下来,接着就开始拨号码打电话,她对着话筒里的人高声说道:
“你快过来吧,你朋友已经到了。”
说罢给青年男子泡了一杯茶,让他慢慢地喝。我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对劲,总好像他们就是一家人的样子,即使不是一家人,也肯定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或熟人。
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位留着小胡子的男人赶到了旅馆。此人一进来就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他问那位卖唱的青年男子:
“怎么样了?搞到多少钱?”
“四百多,厉害吧?我说过了,肯定不会比昨天少。”
小胡子兴奋地直拍手,说道:
“兄弟,好样的,我信任你。今晚我们又有得爽快了。”
“当然啦,当然啦,我的技术越来越精湛了。今天我费了好大的劲把列车的全部的车厢都跑遍了,所以才骗到那么多的钱。”
“哈哈,那些都是傻瓜啊,一见到穷人就会给他们施舍的。”
两个男人和老板娘都哈哈大笑起来。
“嗨!老板娘,你说今晚怎么招待我们?”
“那还用问,当然不会比昨天差呀!”
“你一提到昨天我就冒火,不瞒你说,昨天晚上那个女人一点也不好玩,胸脯比床板还平,腿又那么粗大,丝毫没有一点性感。我是怎么看她都没有感觉啊?”
老板娘大笑:“昨天算是我的错,今天说什么也不会亏待你们了。”
胡子问她:“那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有更好的?”
“有啊,我等会就派人去把她带过来,这个女的苗条动人超性感的,保证你越看越有感觉,越摸越有滋味。”
“好,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我最终还是妥协地接受了这个铁一般的事实。面对这一幕,我已无话可说,只能在未来的几天里以手中的笔和纸记录下这个荒诞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篇小说。
2006年10月9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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