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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抹稀泥
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校属于重灾户。运动前期，乱批、乱斗的现象着实有些吓人，一般教师都有些看不下去，可是没人敢公开提出异议。报纸上一再宣扬：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小将大方向总是正确的”，……革命小将流行的歌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知识分子被划为小资产阶级范畴，按地、富、反、坏、右……顺序排行第九，故被人称“老九”，是团结对象，既属团结范畴，也就不是“革命”依靠力量。说来也得算对，在运动中我就常处于不理解状态，不理解，又怎能被依靠呢？何况还不愿去深思求解！主观认为，深思就难免需要求教，向谁请教？问多了，还可能招来难以解脱的麻烦，这又何必呢，还不如糊涂下去，落得清闲点好。估计多数知识分子也是我这样的思想状态。
“十年动乱”中最乱折腾的那一段时间，我常是小心谨慎过日子，避免引火烧身，并严防被卷入派性斗争。之所以要严防，一是怕白白遭人毒打，二是厌烦评论这派、那派的是非功过，更何况自己确实既没有口才，也不想参加这场运动。迫于形势我只能是随波逐流被冲着走、跟着大伙呼口号，简直成了机器人，这段日子过得还算太平，马马虎虎的混了个“革命群众”称号。
不知什么原因，运动开始不久，各个单位忽地成立了多种名称的“革命战斗队”。真是风靡一时，各“战斗队”都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逍遥派”的日子实在混不下去了！我也只好参加了由一些教师组建的“呐喊”战斗队。呐喊什么呢？无非是劝解学生中各个“造反派”组织间不要打派仗，更不要去参与社会上的派性斗争。
好心的老师们天天卖劲地呐喊，实际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各造反派战斗队没把老师的呐喊当成一回事；因此，“呐喊队”也常被人称作“抹稀泥派”。
“抹稀泥”的含义，显然是说对弥补裂缝起不了什么作用。身为教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实在“逍遥”不下去了，我认为也只有甘当“抹稀泥派”最适宜。
2、大串连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若说教师们一点积极性都没有，也不尽然。一些年轻教师就很愿响应 “大串连”的“号召”，以便四处观光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若不是有这个乘船、坐火车、住宿全免费的机会，像我这样一些月工资只有五十几元的穷教师，怎敢妄想到各大城市观光一圈呢。
“大串连”大约已开始了两个来月，北京化校的学生们陆续奔赴全国各地快走光了，教师留在学校也没了教育对象。我和王立奉、于守宽、韩淑媛（女）、郭莉珠（女）等五位教师都是单身在京，平时又都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相处较好，在运动中均属被冲着走的群众。我们合计着何不趁学校没事之机，也去外地“串”一趟，既可了解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也可开阔眼界，感受一下江南、塞北的好风光。
我们一行五位年轻“老九”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动身，先后到过沈阳、大连、烟台、青岛、南京、上海等城市，除乘坐火车外，也曾尝试了一下乘海轮的“滋味”。五人动身前曾商定，把祖国各地尽情地游览一遍，于是介绍信带上了几十张。当时师生乘火车、坐轮船可凭本单位“革命委员会”一封“串连”介绍信就可免费，住宿也可凭介绍信在“大串连”接待站享受免费。我的挎包里除“毛选”外，还带上了一册自己装订的空白杂记本。
十月末北方气温已比较冷了，显然去南方串连较为适宜，可是我们听说由北京火车站乘车去南方的人太多了、很难挤上车，只好改道先去东北，再从大连乘船去南方。我们一行五人从学校附近的巨各庄车站乘火车经由承德再到叶柏寿，又由叶柏寿换车去沈阳。到达沈阳时虽然刚进十一月，可是一下火车就飞起了雪花，比前两天学校里的气温骤然冷了许多，身体有些不适应。五人一致表示，尽快离开沈阳。随即在车站旁的餐馆里排长队买了一顿高粮米饭吃，就急忙挤上了去大连的火车。
大连比沈阳暖和多了，街道宽敞、市容整洁、空气新鲜、市民穿着美观大方，肤色也比较滋润。当时人们普遍关心逗留地的物价，我们顺便进商店问了问，大多与北京持平，在大连“串”了三天，去过几所大中专学校，还欣赏了市容和海港。去大连海运学院参观时，我跟着“冒傻气”的于老师还吃了点小苦头。
离开大连市的前一天，我和于老师去位于郊区的海运学院参观，目的是了解一下校貌和“运动”情况。天近傍晚，我正想说，该回去了，于老师却先开口，咱们今天早点回住宿地，早休息，好明早有精神出发。我俩从容地登上了开往市内的大轿车，稳下来不过两分钟，不知于老师怎么发现挤车的人都是海运学院教职工，二话没说拽着我一起挤下车来。我一时莫名其妙，原来于老师是想要表现得“斯文”一些，他一再解释，这是人家学院的班车，咱们与主人挤班车不礼貌，影响不好……我俩说话间汽车开走了，只好再等下趟车。不幸的是，这是那天最后一趟车。我埋怨他，没有人指责咱俩挤班车不对，你硬拽我一同下车，可真是有点“冒傻气”。无可奈何，两人只好乖乖地步行了三个来小时才疲惫地回到住宿地。王立奉老师责问我俩为啥回来得这么晚？我把今晚徒步苦行的原由叙述了一遍，可把王老师乐坏了！他哈哈地指着于老师，来看呀！这就是可爱的、真正的“冒傻气”的书呆子，难怪说，书念得多了会变“蠢”。住同屋的几位“串连”者也都笑了。静下来我认真品味着书呆子的“傻气”，不！应该说是“贵气”，确实“贵”的可爱。细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种“傻气”，这“傻气”使我在“文革”中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第二天按商定好的计划，我们一行五人起了个大早来到海港准备乘海轮去山东烟台市。可一看！要乘船等票的人已排起了长龙，我们也只好轮番排队，韩老师趁机游逛去了，好不容易拿到船票时，她才姗姗来迟。韩老师乐呵呵的表白，给大家买了五袋苹果，每袋五斤只收一元钱，这比北京可便宜多了。王老师拿起一个就咬，边嚼边赞美，好吃、真好吃。我说这没准是烟台苹果，听说烟台水果最便宜，今天买的是贵是贱明天才好定论。没想到这无心的一句话却惹得韩老师很不高兴。天要黑下来的时候船才开动了，我们站在甲板上说笑，观赏美丽如画的夜景，简直令人陶醉。遗憾的是，困倦侵扰着我，本想进舱稍微歇一下，岂料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船也靠近了烟台港。刚一出港，我们看见到处是水果摊，摊主指着又大又红润的苹果大嚷，一元十斤。这场面使韩老师很不好意思地说，郭老师不愧是消息灵通人士。我赶忙表态，别夸饰，只要不再生我的气就好了，咱们都是老九，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其他老师也都嘻嘻哈哈随声附和着说，对，不打不成交嘛。
在烟台我们逗留了四天，甚感这个中等偏小的城市气候宜人、清洁卫生，副食品物美价廉，苹果和梨尤其好吃，又格外便宜。心想这个城市郊外各种果树一定很多，这点比家乡单纯种五谷杂粮可能要好多了，我应顺便去郊区果园观赏、调查一下，并要问清种庄稼和种果树的比例，公社有什么要求，好给家乡提供些参考。离开烟台的头天下午我独自悠闲地漫步在市郊的大路上，正盘算着家乡种什么果树适宜时，猛然看见一位挑着满筐萝卜的农民被担子压得歪歪斜斜，吃力地向市内走着，突然一个趔趄，从筐里滑出了一个大萝卜，摔在地上就碎了。我顿起恻隐之心，赶忙向前叫住农夫，想帮他挑一会担子，没料到力不从心，刚能挑得动，却走不起来。真有点不好意思，随即搭讪着向农夫问了一句：“挑萝卜是去市场卖吗？”农夫一边点头，一边拿起两个萝卜送给我，还说，这萝卜可脆啦！我知道农民种点自留地很不容易，说不定用这筐萝卜换些钱还有大用场，于是塞给他一毛钱。农夫又选了两个，非要送给我不可，推辞不过，也只好收下。这回农夫再挑起担子来，不用担心萝卜往下滑了，我却感觉添了四个累赘。傍晚回到住所，几位老师都批评说，这里苹果、梨这么便宜，你买萝卜干什么？王立奉老师还“挖苦”我贪便宜！此后背袋里添了四个沉甸甸的萝卜，一时真也吃不着它，可又舍不得扔掉。过了三天我们乘火车行至距南京不太远的一个小车站，车停了下来，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大家都又渴又饿，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车，谁也不敢远离火车一步。大家在烟台买的苹果和梨全都吃光了，这下可用上了背袋里的萝卜啦！哈！又脆、又甜，好吃极啦！王老师赞美说，过去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萝卜，以后再有机会去烟台，一定买上些萝卜，带回学校送给大伙尝尝。我得意地表白，好心总有好报！买几个萝卜是想减轻农夫挑担的负荷，若是能帮人家挑会儿担子，也许就不买这些萝卜了，现在可有了大用场！
我们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就参观了“总统府”，仔细观赏了孙文、洪秀全等人的办公遗址。第二天上午我们拜谒了雨花台烈士陵园和中山陵，下午特意爬上了紫金山天文台，很遗憾，没让进馆参观。因为我们计划要“串”的城市很多，所以第三天下午便赶乘火车奔赴上海去了。火车在中途各站经常无定时的停车，来到上海已是又一天的下午了。郭莉珠是上海人，她带我们住进了徐家汇串连接待站，就回家省亲去了。第二天除郭莉珠外，其余四个老九一边参观市容，一边“欣赏”满街的大字报。第三天上午一行五人会合后同去复旦大学参观，这天下午见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的通知，要求大串连的群众速回原单位。老师们毕竟“傻气”十足，安分守己已成习惯，五个老九一致表示，应按通知要求去做，放弃原定“串连”计划，也不可在上海多逗留，立即直接返京。
我们回校后过了很长一段冷清日子，才断断续续有学生返校。早回校的老师们整天闲着没事干，都感到有些后悔。我未能按原计划去昆明、桂林、延安等地观光，总觉得太遗憾了！
好在老师们在无聊几天之后又都找着了事做，北京市内有家的老师趁学校还没学生全回家照顾老小去了，单身教师们在山上兴起了自制收音机、自制煤油炉等生活用具的热潮，还有人经常外出观赏巨各庄周围的山区风光。我也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特别对游逛山野最感兴趣。
3、忙活成癖，带头复课
“大串联”基本结束了，教师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越来越觉得还应再干点具体工作才算不荒废光阴。幸喜报纸上常载文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学校应该“复课闹革命”。趁提倡“复课闹革命”的大好时机，我最先明确表态，愿给学生复课，即便有少数学生能来教室，也一定认真上好每堂课。自忖学生自动来教室听课的人数可能不多，就主动去动员，让我欣喜的是，经说服，多数学生表示愿听老师讲课。
我心里很明白，学生已不习惯于“文革”前那样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了，更不会老老实实坐下来认真作作业了。老九要想“复课”成功，不被“哄下台”，就不能完全照以前的样式授课、留作业，讲课内容、教学方法必须引起学生兴趣，既要精讲并要多做演示实验，多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
我费了很大劲，头一次上课来了半数多一点的学生，按着物理教学进度该讲授电磁学内容，课上先简单复习了串并联知识，接着讲了电表改装。我边讲、边启发提问、边做演示实验，同学们表现活跃、注意听讲，看演示很是聚精会神。为了进一步吸引同学们都来听讲，临下课前我特别着重讲述了改装电表的实用价值。一般化工厂车间里都有电表，但也不可能预备很多，学会了电表改装，可根据需要随意变换量程。我又进一步举例说，现在大中学生有许多是无线电爱好者，电表是不可缺少的工具，花少量钱买个表头，自己就可按需要改装成多种量程的电表。若想做得更高级一些，还可自制万用表，当然还需在此基础上再多学习些知识，以后我们也可讲一下。这次是连上两节课，大家一直听得都很入神。
同学们知道我曾在北京无线电厂参加过生产实习，安装、调试过牡丹牌收音机，又曾帮人自制过多台超外差收音机。课下不少学生积极询问有关自制收音机的知识。对此我因势利导，一一与物理电磁学联系起来解答。此时我很应注意选择好课后作业，只留少量直接代公式的简单计算题，多留一些有意义的思考题让同学们讨论，以便进一步发掘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这样我为“复课闹革命”开了个好头，其他老师们也都陆续上课了。
复课后同学们在教室里也常闹派性、打嘴仗，身为老师，却没有一点约束学生行为的权力，只能是尽力解劝，多用加强团结、求同存异的道理开导他们。凡经过“十年动乱”的老师们都知道，那时节当个“和事佬”教师也真不易，能说服不同派的同学一起坐下来听课更是不易，无论如何，为了复课，我只能耐着性子劝说。在这非常时期，只顾“明哲保身”远远地躲开学生，也不会有人指责，可是自己好似忙活成癖，决心要为“复课闹革命”尽量多干点实事，干么不吆喝么，总觉得活得空的慌，尤其是同学们越来越多地找来谈心、请教，我干得越发起劲了。
4、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北京市化工学校在左安门外成寿寺有个半工半读试验基地，成寿寺距市化工三厂、市油漆厂、市农药厂等化工厂都很近，“文革”前，市化校部分学生半读在成寿寺，半工就在这几家化工厂。一九六九年全国各大中专学校已三年不招生了，市化校的单身教师大都住进了成寿寺，住这里好处是下厂劳动方便。当时把知识分子下厂劳动叫做“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是老师的必修课。我和王立奉老师曾在油漆厂锅炉房接受过数月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个锅炉房是很有名望的，其中锅炉工丁镇南同志曾是全市劳模，因为他和刘少奇、彭真合过影，“文革”时失去了言行自由。我与王老师在这里不光是劳动，也兼搞一些技术革新，比如，我俩搞的自动上水一经试验就成功了。后来（一九六九年秋）王老师调往向阳化工厂（向阳化工厂即现在的燕山石化公司二厂）。一九七零年初春，我又被长期下放到正在筹建的北京化工七厂，该厂是北京军区、五机部、北京化工局联合筹建的生产炸药的军工厂。厂代号“一五二四”，厂址在京西山区，大灰厂村附近。我先是参加筹建工作，后来又带领青工去外厂实习，本厂投产后搞生产自动化、巡回检查各生产现场仪表运行指示情况，有时还兼任青工的辅导教师。
我小时候基于对日寇残害乡亲的愤恨，曾立志长大了要制造先进武器，拿来威慑敌人保卫和平，万没想到下厂接受再教育却迎合了当年的夙愿，所以浑身是干劲，领导指向哪里就奋斗在哪里，每天除了认真干好工作外常挤时间钻研有关炸药生产的知识。
一九七零年七月初，我曾和两位中层干部一起带领五十来名青工去甘肃省白银市附近的八零五厂实习。八零五厂是新中国最早的由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之一，属特大型军工厂。该厂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每天有护厂部队检查进入生产区的工作人员，达不到规定要求者不准进入生产车间。
我们在该工厂听说过这样的新鲜事：“不合格产品比合格产品能卖大价线。”工人师傅解释，合格产品按低价上交国库，不合格产品可以高价出售给非军事部门，比如产品黑索金既可用于炮弹、鱼雷，又可用于石油、煤炭开采和挖掘隧洞。
八零五厂所在地的空气非常干燥、昼夜温差很大，该厂食堂日常供应饭菜口味又与北京人的饮食习惯大不一样，所以不断有实习学员病倒。我算幸运，适应能力较强，从没病倒过。
实习学员上岗前，主管安全的领导强调指出，参加生产的学员必须严格遵守本厂制定的学员守则，认真学习操作规程，生产过程无论发生什么意外，都不准离岗、不准乱动，必须服从带班长师傅的指挥。实习学员第一次上岗时，各带班长又一一告诫，上班时绝对不准串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还说该厂生产的各种炸药爆速都很大，一般是每秒十多公里，所以一旦发生事故，跑是跑不掉的，只有积极消灭事故，才有可能幸免于难。工人师傅还告诉学员，生产炸药处处离不开浓硝酸，这东西太厉害了，只要有一点“烧着”人体，就是块终生不能消除的大伤疤，即使把伤疤完全切掉，过一两年还要长出个突起肉瘤疤。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确实看见过几个带“烧伤疤”的工人师傅，他们都说伤疤无法治愈。
先于我们来该厂实习的江苏学员说，前些日子全厂响过一次大事故报警铃，声势真是吓人，他们的实习学员里有位女孩子，竟吓得瘫软在车间楼梯上，事后受到管生产领导的严历批评，还定为实习不合格。其实这次报警并没有发生事故，是有意做一次对上岗青工的考验。
大约实习了一个多月时，八零五厂负责仪表自动化的领导特意叫上我和他们的两位技术员(“文革”期间，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叫技术员)，一行四人去兰州市“取经”，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先后参观了兰炼、兰化等几家大型生产厂，正赶上他们都在停产检修。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仪表、设备，真是大开眼界，但令人感叹的是，国货远不如日本的产品好。工人也普遍反映，原有“苏修”的仪表、设备傻大黑粗，且已年久老化，需要大量人力经常维修，但还算好用；日本的东西很是灵巧，也很准确，但需要花大量外汇进口，我国外汇储备靠棉、粮等农产品出口获得，而农产品供给国民的都是限制低定量；国产仪器仪表多数易出毛病，大家宁愿沿用“苏修”的。我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一些抵制日货的故事，想必父辈人小时侯就有国货不如日货好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讲，小日本敢于侵略大中国，就是仗恃他们的武器比我们的好。中国人要想不受外国人凌辱，就必须发展生产、振兴实业、提高科技水平、研制先进武器。同学们都应为中华民族崛起发奋读书。鬼子残害乡里、祸及亲人的暴行刻骨铭心，日本是战败国已二十几年过去了，而且他们发展经济的自然条件比我们差多了，可是眼见我国生产的设备、仪器、仪表仍然不如日本产品好，实在让我感慨万千，于是花了许多钱买了很多仪器、仪表、生产自动化方面的书籍，带回八零五厂，立即攻读起来。自知个人力量微不足道，但在突出“思想改造”的压力下，谁敢呼吁接受再教育的老九都来积极钻研业务，我只能是默默力行当年闹鬼子时所立下的报国誓言。
兰州之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当时这些工厂都在积极设法解决污染问题。与此对比，八零五厂的环境污染显得严重多了，然而解决起来牵涉问题太多、难度太大，厂领导只承认应该解决，看来短时间内还下不了决心。
八零五厂实行每天六小时工作制，连续生产要有四班工人轮换接班，据说，这是为了保证生产工人在上班时间内精力充沛，精神饱满。该厂工人的福利待遇也比较高，每人每上完一次班补贴费六角钱，每月就多加了十八元。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十八元也就不是小数了！另外，还给每位工人每月补助肉票三斤；那时一般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发三两肉票，三斤是三两的十倍，肉食补助实在也不算少了！但是厂里工人们都埋怨：“废气污染太严重，工人患病率很高，厂周围连棵树都栽不活，青草也不长。”我们在八零五厂实习期间，遇上过两次阴雨天，下的都是蒙蒙细雨。雨淋在皮肤上，活像芒刺一样扎身，虽说剌痛感并不算大，可是从心里却很腻烦。风向南边吹，该厂以南几公里远处，有些树上的叶子，过不了一两天就变黄脱落，风向北边吹，北方的树木同样遭殃！污染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再好的待遇也不会让人安生。当时看问题没有那么深入，只知道深处其中身体不舒服，现在看来污染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因为八零五厂实行六小时工作制，所以业余时间相对多了，又幸得去兰州走访时买来许多书籍资料，使我能结合生产实际学习了不少知识。
在八零五厂整个实习过程中，我一直和工人师傅一样上班顶岗，思想上一点也没在乎离京后生活上的变化，相反，在三个来月的实习期间却和工人师傅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实习圆满结束了，上下一致评价我是青工的好老师。
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日日夜夜里，本人心情还算舒畅，经济收入也比在北京市化校多些，厂里每月还发给一张通用公共汽车月票。“一五二四”厂在市内东珠市口三百九十七号设有办事处，由于我与刘树本、于守宽三位化校的下放老师都曾参加过该厂筹建、设计工作，所以在办事处共用一大间专用住房。三位老九都是单身在京，又都是理工科教师，节假日常在一起探讨生产技术问题。干一行钻一行，我一心一意要为搞好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干些实事。令人欣慰的是，在“老九”的影响下一些青工也兴起了结合生产学习文化、钻研技术的好风气。但遗憾的是竟有个别受“四人帮”极左思想影响较深的人，把知识分子带动青工学文化、钻研生产技术说成是“臭老九”拉拢青工走白专道路。
一九七一年春节过后儿子患上了肝炎，在家乡医治了一个多月仍是时轻时重，随后女儿也染上了此病，为给孩子治病，我不得不把十二岁的儿子和八岁女儿接来北京东珠市口三百九十七号。三个多月我除了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看病、抓药不得不请假外，几乎天天早晚都得乘车往返于八九十里远的工厂和办事处之间。
给孩子看病这段时间里我辛苦些算不了什么，难题是支付药费和缺少粮票。据负责财务的同志说，厂里职工的子女可以报销看病药费，可是按规定，由学校来厂的“老九”子女不能享用这一条。当时我月工资仅有五十几元，数百元药费成了大难题，许多亲朋慷慨解囊相助，大多数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们经济并不富余，厂里一些同事把我的遭遇反映给了领导，领导深表同情，主动以困难补助的名义给解决了难题。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把国力消耗殆尽；加之“大锅饭”养得人们你等他看，谁也不想多干，农业产量上不去。一般社员口粮多是每人每天几两毛粮，孩子来京看病家中无粮外带。我一个人每月三十二斤粮食定量，要供养三个人吃饭显然是不够的。困难面前显知已，多亏在京一些好心亲朋，他们从粮食定量中挤出一点周济我，才算解决了孩子吃饭的难题，由于当时总担心吃不上饭，故而送给粮票的恩人在孩子们心目中是崇高伟大的，此后每回想起这些亲朋故旧，我总念叨要好好学习他们节约自己帮助他人的好品德。如今孩子们待人接物令我欣慰的表现，真可说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5、刘师傅惩戒“恶少”
我每天从珠市口到“一五二四”厂的路线是，先到广安门，再由广安门乘三百三十九路公共汽车到云岗，然后换乘开往大灰厂的公共汽车到终点站下车，再步行五、六里山路。大灰厂往西数里远处有座煤窑；北京市内有四、五个思想空虚的“小玩闹”在这里上班，他们为什么没下乡，没听人谈论过。我每天乘坐云岗与大灰厂之间的公共汽车，经常与他们遭遇。这几个人在车上就是一霸，谁若是与他们争座位就得挨打，经常坐此公共汽车的乘客气得背后称他们“恶少”。久而久之，变成了大家自动给几个“恶少”让座位。有一天，“一五二四”厂有位从大灰厂村招来的青工刘利华，他偶尔从云岗乘坐公共汽车回家，上车后顺势就坐。这下可触怒了这几个“恶少”，他们强要小刘离开座位。小刘不知道底细，自然不会无故让给他们，于是口角了几句。我与另外两位乘客极力劝解，并让出了自己的座位，总算在车上相安无事了。车到大灰厂车站，小刘刚下车，一个“恶少”“忽”的一拳向小刘眼睛打来，幸亏小刘闪躲快，打得不太重。刹那间，又一“恶少”飞起一脚向小刘踢来，小刘很利落地闪开了，除头一拳外，几个“恶少”围攻小刘并没沾着便宜。我与其他几位乘客极力上前劝解，不料，有一“恶少”狠狠地把我推倒在地。小刘手脚动作飞快地离开了人群，几个“恶少”围攻不着人，就骂骂咧咧地滚走了。我虽被推倒，但没摔坏身体，爬起来急忙赶路去厂里接班。这时小刘从后边追了过来，大喊着让我等一等，又非要我去他家一趟，把他眼睛受伤经过讲个明白，因为他父亲最气的是年轻人在外打架，肯定不会相信他的解释。无奈，我只好随小刘先去他家，一进屋门口，就见一位腰板硬朗、两眼炯炯有神、年约六十来岁的老人端坐在炕沿上喝茶。老人见儿子带陌生人进屋，马上让座、献茶。小刘赶忙介绍，这是他父亲。我因急于想赶回厂里接班，便开门见山报了姓名及身份，并把小刘今天挨打的经过讲了一遍。老人听说来客是下厂劳动的老师，格外起敬，一再挽留在他家用晚餐。我只好强调，要赶回厂里接班，改日再来打扰、畅谈。老人送我出门很远，路上我们谈及现在许多年轻人越来越缺乏教养，刘师傅叹口气说，这些“小混蛋”是该好好教训一下了。我点头表示赞同，随即请老人别再远送，便匆匆往厂里赶路，但接班时还是迟到了几分钟。我这是破天荒地第一次迟到，在与大家解释原因时，有几个大灰厂的青工听后很是兴奋，据他们讲，刘利华很有“武功”，他若是有思想准备，几个“小玩闹”绝对近不了身。他们还说，小刘的爹是村里有名的“老练家”、武艺可高了！可是从不欺侮人，凡是跟他学武艺的徒弟都不准打架，全村好几百户，人人都尊称这位武德高尚的“老练家”为“刘师傅”。他们都断言，刘师傅既然说，要好好教育一下这几个“恶少”，这几个小子就再也猖狂不下去了。身为教师真不愿看着广大青年们沉溺下去，更不愿看着少数青年沦为“恶少”，可是我说尽了好话几个恶少就是听不进去，既然有人能制服他们，但愿早点看到这一幕。
果如其说，第三天听大灰厂村的青工们相传，刘师傅第二天带小刘去车站专等这帮“恶少”的到来。这帮恶少一下车看见小刘在旁，便围拢过来，争相逞能行凶。刘师傅高声断喝，“住手！”……几个“恶少”看见打抱不平的是个老头子，根本不放在眼里，大叫，滚开！他们哪曾想到，眼前这个老头子竟是个功力极深的侠客。不知老人用的是气功点穴法还是别的什么招数，霎时间就把几个 “恶少”点按得东倒西歪，瘫软在地上，个个脸上豆粒大的汗珠子直往下淌。几个“恶少”领悟了老人的厉害，个个哆嗦着求饶，“爷爷开恩！爷爷开恩！”刘师傅一边给他们按揉一边告诫：“以后不准逞能、称霸，要老老实实做人，不管是谁、不管有多大能耐，只要仗势欺人，迟早要被人收拾掉”。“文革”期间，小青年打人简直是司空见惯，小青年在武力威慑下求饶认错还真是稀罕事。
自从这帮“小路霸”被刘师傅制服之后，再也没人敢在云岗与大灰厂之间的公共汽车上横行霸道了，乘客们都称颂刘师傅为民做了件好事。
6、化校“借房还魂”，“老九”重登讲台
我在“一五二四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知不觉就到了一九七三年春天。忽然听说，化工学校借房还魂了，而且按化工局领导的意图抓紧招生，老郭是第一批要被请回学校上课的教师。果如其说，第三天北京化工局干部处肖处长亲自来厂里动员我早日重登讲台。离开“一五二四”厂前，许多同志一再劝说，不要再回学校当“老九”了，学生造反那么利害，弄不好会被揪斗的。我虽然留恋“一五二四厂”，况且从个人经济考虑，留工厂也比去学校收入多，但总觉得自己是教师，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强国先强人，教育是关键”早已铭刻于心，特别是兰州之行目睹许多仪器仪表国产品远不如日本的好，痛感国家必需尽快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文革”期间学校虽似风浪中的一叶小舟，我还是毅然决定返回学校，重登讲台。
一九七○年，北京市化工学校本来已经彻底垮掉，教职工和干部都安排到其他单位工作，房屋、设备、仪器和家俱等也都调拨精光。为啥它“还魂”这么早？还冒着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的风险招生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北京各大化工厂对化工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一直很有好感；二是各化工厂急待补充新生力量；三是原化工学校垮台前，还有其附属工厂积存下来的几十万元资金，存在银行该校的账户上，只能以北京市化工学校的名义才能启用。总之，北京化工局领导很想早点恢复北京化工学校，故于一九七三年初任命了学校新的领导班子，并挤出局属干部学习班部分用房和一些库房借给学校使用，随即以解决北京市化工系统老弱病残职工子女就业的名义，悄悄的招生。因为报到的还有许多干部子弟，校舍又太少了，所以很快就达到了过饱和状态。
北京化工学校领导们经过繁忙的准备，教师们经过紧张的备课，先借用北京市化工三厂的工棚并让我带人修整了一下就开出了课堂教学。又几经周折，学校在鼓楼前五六十米道西烟袋斜街中部路南至前海东沿一片旧式高大房屋处勉强安定下来。据说，这里原来是京城的一家特大当铺，但用作中专校园显然太小、太简陋了，无可奈何，只能委曲求全。教学刚刚走上正轨，又发生了“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四人帮”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机构，对这一事件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在教育界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动荡。当时有些青年学生深受“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的思想影响，不愿接受必不可少的课堂纪律约束，老师们本已很难维持好课堂秩序，忽而又加上这场动荡，师生思想都更乱了。一些老师不知所措，滋长了观望情绪和混日子思想。学生对学习知识也少了积极性，却越来越滋长起了“造反精神”。经过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耐心教育，大多数学生还能勉强遵守课堂纪律，但仍有少数学生使教师很伤脑筋。我觉得国家要强盛光说空话、大话没用，尽快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才是根本，而且认为课前多主动找学生谈心，经常征求他们对教学的意见，采纳他们的积极建议，就能维持好课堂秩序。实践表明，我没有白费心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师生关系正常，也因我经历特殊赢得了学生格外敬重，特别是我讲述了小时候多次发誓要搞出发明创造来以解日寇张牙舞爪杀人放火之恨。只因参加高考前人民急需教师，在驻地政府和亲人的劝说下我改变了夙愿，才成了现在能给大家授课的教师……同学们听后非常感动，都能遵守课堂纪律，注意听讲，课下按时完成作业，也没出现过个别学生的捣乱事件。当然，我授课时也特别注意精讲、多举实例、多做演示实验，作业数量留得“适当”。以后许多事实表明，此届学生的业绩和对我的尊敬超过往届学生，特别令我欣慰的是，他们毕业多年后，还不断有人来信问候。
“十年动乱”后期，学校领导只是一味地要求老师们搞好课堂教学改革，至于具体怎样改法，既没有指示，也没有标准，全凭老师自己去“摸索”。这时，化工学校教改的中心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像物理、数学等基础课如何联系实际呢？讨论来、讨论去，谁也拿不出个好办法。
为了使物理教学尽量与生产实际结合起来，化校曾做过取消单纯讲物理课的尝试，把物理学的电磁学部分与电工学、电子学合并为一个整体去讲授。领导要我动笔写讲义，为了写好这本讲义，我认真翻阅了大量有关书籍和资料，积极征求了许多教师的意见，走访了十几家工厂，请教了几十名工人老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我在京没有日常家务缠身，每天除了吃饭、睡眠、政治学习外，总是聚精会神地边备课、讲课，边搞教改，辛辛苦苦干了一个多学期终于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讲义，看着自己的成果用在了实际教学中，又兴奋地作了进一步完善它的规划。
7、地震波及北京，力挽残校复兴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忽然发生了震惊中外、破坏极其惨重的唐山大地震，这场大灾难也波及到了北京，震得脆弱的北京化工学校大部分教室、教研室、办公室、实验室出现了要倒塌的险情。学校万般无奈，只好中断招生，停止教学与教改。校领导、教职工都全力以赴地抢修、改建、扩建危旧房屋，还想乘机把许多平房改建成楼房。校领导知道我是老“北京”，地理熟，结识广，小时候又在联营企业从事过汇兑，外务能力强，于是安排我负责采购砖瓦、砂石料、水泥、水泥构件及许许多多的各种小五金、小工具等。这些物资在当时有的属于国家专控。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跑到防震指挥部汇报实情，开出介绍信才有可能买到。
这场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市运输车辆非常紧张，为了找到运输大量建筑材料的车辆，我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老相识，向一些运输车辆厂说了多少好话，才勉强没出现停工待料、拖延施工的现象。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我国还是计划经济，地震是突发事件，凡与防震、修理房屋有关的物资，市场供应都特别紧张。我要采购大量紧缺物资，困难很多，为了不误施工，绞尽了脑汁，用遍了亲朋、老乡关系，还得学着当年游击队员那样，不分昼夜的四处奔波、言谈举止让人觉得亲切，才勉强买齐了施工物资。谁也没料到施工现场只能容纳极少量砖瓦砂石料，大部分急需施工物资只能先堆积在附近空地上，学校离北海后门较近，在这里也能挤出些空地，为此校领导多次求助西城区房管局，但均遭拒绝。多亏在该局工作的我的远房侄子郭维年出面说情并担保，才许可按指定时间存放施工物资。
经我手用了大量资金，突击性地购进大批各种紧缺物资，但因为早年在银行里练就了一丝不苟的好作风，所以向校领导和财务人员交待帐物时，说得清清楚楚，就连路费、乘车原因和许多次车行路线都写得明明白白。同志们感受着新扩建校舍的舒适，都亲切的称赞说：郭老师利用特殊经历，为建校立下了汗马功劳。
8、惜别老相识，但愿结新知
唐山大地震也波及到我的家乡，任教十七年来，我每月仅有的收入一直是五十几元，月月必须拿出一大半寄往老家，竭力供家里人的吃穿零用，地震后我实在再无力拿出更多一些钱来给家里修理房屋了。此时又面临子女升学、就业等诸多具体问题急需解决，为了解决现实困难，我不得不离开奋斗多年的老京城，调往刚刚开发的指挥部设在河北省任邱县的华北油田。一些好心的同志一再劝我，不可轻易迁出北京！一旦办了工作迁移手续，以后再想调进北京来可就难啦！其实，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呢？自一九五八年以后，一般人就甭想迁入北京。“困难时期”全国几乎冻结了户口迁移，一九六六年前国民经济刚刚有些好转，又来了“十年动乱”，胡批、乱斗、瞎折腾，搞得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北京大批知青还得上山下乡，一般人想从乡间迁入北京岂非白日做梦。“四人帮”被打倒了，确实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然而积重难返，近几年内国民经济还不可能有多大好转。我虽于北京刚解放就进京谋生，可是多年来，除了一心攻读就是从事教学工作，一个刚刚不被贬称“臭老九”的穷教师，怎敢指望把家里人迁入北京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回忆一九五零年进京时，内心对未来是多么向往，在京奋力攀登、奔波劳作又是多么斗志昂扬，一幕幕难忘的情景，怎不叫人留恋感慨！当我不得不告别知心朋友、告别相互关照共事多年的同事时，内心的情感，难于言表。一些亲朋为我饯行，许多同志送我纪念品，还有些老同事题词共勉，祝愿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结识更多的知音，做出更大贡献，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石油人才！我怀着对老相识的依恋，对未来的向往，踏上了新的征途。一路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情不自禁的默念着：“再见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