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查看帮助
１、北京化工学校
北京化工学校（现北京化工大学）是化工部和北京市合办的一所闻名全国的中等专业学校，成立于一九五三年，校址在京密引水渠与紫竹院公园中间的北洼路。校园环境优美、整洁，操场宽阔、体育设施齐全，一九六○年我来报到时，已有教职工七、八百名，学生六千余人。这年虽已进入“国家困难时期”，化校依然生机勃勃。校领导对教学工作非常重视，主管教学的校长袁尔卓同志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工系，他既有领导、组织能力，又懂业务，并兼职任教，经常深入教学一线倾听教师和学生的意见，不断改进管理。袁校长兼任的英语课，师生都爱听，我也听过一次，确实讲得很好。最令教师们敬佩的是，他几乎每个礼拜都亲临课堂听教师授课，并根据课堂上发现的问题与老师一起研究如何改进教学。他提出的要求，既针对性强、又很具体，使教师们心服口服。
北京化工学校校办工厂办得很好，规模也较大，产品能反映出化校所设专业的特点，设备和机器的配置都从学生生产技能训练的需要出发。以化工机械专业为例，校办厂有车、铣、钻、刨各种机床好几十台，而且有着与一般生产厂一样严格的上岗顶班和交接班管理制度。学生通过在校办厂实习劳动，既能很好地学到生产技能，又能养成上班顶岗应有的纪律性。总之，化校校办工厂既能很好地配合教学，又能为社会提供大量产品，每年还能为学校创纯利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当时教职工平均月工资也就是五十元左右，上百万元纯利收入可不是个小数字。特别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北京化工学校校办工厂生产的土化肥很受农民欢迎，京东至天津一带十几个县的农民争相前来抢购。一九六一年学校在天津塘沽一带的盐碱地里，用自产的土化肥种的试验田，一年收粮二十来万斤。在全国粮食紧缺的当时，一所学校利用荒废土地自种试验田，一年能生产这么多的粮食，真是件了不起的大喜事。“国家困难时期”粮食是宝中之宝，学校教职工除按国家规定供给的正常口粮外，每人还能另外得到学校的一些自产粮食，这在全国都是件罕见的大好事！
化工学校对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尊师重教、文明礼貌蔚然成风。因为化校毕业生思想品德好，理论知识和生产技能也都非常扎实，所以很受北京市属和化工部部属各大化工厂欢迎。“国家困难时期”到来之前，北京化校每届毕业生两千多名，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各个厂方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化校于一九五八年在现今北京工业大学处兴建分校，拟定为市属化校。化校资金雄厚，上级又积极支持，一年多就建成了规模较大的现代化的市属化校。一九六○年暑假前已搬进了许多仪器设备，而且给一部分学生开了课。
乘跃进风要大建、快上的北京工业大学，校址本来选在远郊区怀柔县境内，学校设计规模宏伟，传言要胜过莫斯科大学。筹建北工大的领导班子一开始本是借用市属化校房子办公，因一九六○年国家面临经济困难，北京市已无力拿出资金建设北京工业大学，可是筹建北工大的领导班子紧跟大跃进步伐竟先借用市属化校的教室、宿舍、食堂等，于这年暑假招来了学生。迫于无奈，北京市委只好下令市属化校师生再挤回到原校，就这样北工大反客为主，且长期占有了化校分校。
我来到北京化工学校干的第一项工作并非给学生上课，而是搬家，因为化校领导顾全大局又格外大方，连许多教学设备和仪器以及床、凳、桌、椅都送给了北京工业大学，所以搬家任务并不重。后来化工学校用校办厂创收款买下了左安门南成寿寺炭黑厂占地，作为市属化校试办半工半读班的教学基地。
２、严谨、欢快的教研室
北京化工学校物理教研室有二十来位教师，老教师五、六人，一九六零年及前一两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四、五人，从本校毕业生选拔留校做物理教师的八、九人。为了确保教学质量，这些被选作教师的毕业留校生都经过了专门培训。另外还有两名实验员，他俩勤恳能干，对工作认真负责，保养、维护的仪器时时都处于最佳状态。在教学一号楼内物理教研室有三间集体备课室、三间实验室、三间教师休息娱乐室，娱乐室内备有一台乒乓球案和一台苏制电子管电视机。
物理教研室主任李庆庚，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李主任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爱好广泛，多项体育技能高超，每天除带领大家备好课外，常和青年教师一起出现在运动场上。特别是他的游泳技能，水平很高。一九六一年学校自产粮丰收后，吃粮问题稍缓解了些，我俩常到京密引水渠游泳，他总是热情地给我作示范指导。
李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对青年教师的备课和深造抓得很紧，他常说，为了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得备有一缸水，我们仅仅掌握物理学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丰富的、多方面的知识，像电子学、电工学、天文学等都是需要掌握的。他看到青年教师们孜孜不倦地钻研教材，进步都非常快，常欣慰地说，和你们这些青年人在一起我也年轻了许多。
教研室副主任方一冰女士，解放初期毕业于同济大学，她与李庆庚主任配合的很好，帮助本室的青年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该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亲切，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一丝不苟。她在北京市中专学校里，多年都被评为市级优秀女教师。北京化工学校为培养留校青年教师尽快胜任教学工作，常安排方老师给他们讲公开示范课。
教研室的其他几位老教师都毕业于我国名牌大学，他们虽没读过师范，却很喜欢教学工作，非常热爱北京化工学校。正是由于热爱教学、热爱学校，老教师们多年来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教学经验，并在集体备课时无私地传授给青年教师。教研室给老教师安排的公开课不仅对培养“留校教师”胜任教学工作起了示范作用，对新毕业的大学生也有不少启发。
老教师们都曾自学了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师范院校的专业书籍。我来后不久就发现老教师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们不但对普通物理很熟悉，对电工学、电子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热力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们为了把课备好，经常阅读有关杂志，为了讲课生动，搜集了许多生活和生产中有关理论联系实际的事例。我之所以能迅速提高教学质量，与他们的榜样作用是分不开的。
物理实验室备有大量的教学设备和各种教学仪器、仪表，其中除了购进的以外，许多教具和仪器是在老教师指导下，大家和实验员一起动手自制的。因为实验教学形象、直观，很能说明问题，也易引起学生兴趣，所以教师们几乎每堂课都做演示实验。
物理教研室对教学工作的安排是，老教师每人一班课，每周任教六节，听青年教师讲课不得少于两节。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每人两班课，每周任教十二节，每周听课不得少于一节。“留校青年教师”每人一班课，每周任教六节，每周听课不得少于四节。教师授课都必须带上字迹工整的教案，课后还需补写心得体会和课堂上发生的意外情况。教师听课，要写出听课记录，课后还要写听课体会。教研室对大家严格要求，保证了化校物理教学一直有较高的水平，甚得校长称赞和全校好评。
物理教研室总是把同样进度的课程安排老教师提前一两天讲授，这全是为了便于青年教师们观摩学习。青年教师谦虚勤奋、朝气蓬勃，对老教师很尊敬。老教师对青年教师无私帮助、热心指导使他们得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整个教研室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同志间常是谈笑风生，相互情谊与日俱增。特别是“困难时期”过后，食品供应不太紧张了，大家利用工作之余常在一起打球、游泳、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真是热闹欢快。每年一到冬季化校就开设滑冰场，并备有上千双冰鞋，免费供大家练习滑冰，物理教研室的同志们在冰场上更是异常活跃。
３、克服困难，积极从教
我开始走上讲台时，正值“国家困难”降临，粮食供应异常紧张的阶段。当老师首要的任务当然是搞好教学，要干好教学工作，不专心致志不行，没精打彩也不行！当时国家供给每人的粮食、副食都是低定量，没有一点可活动的余地，拆借更是无门！北京市男教师的粮食定量都是每月三十二斤（体育老师可能稍多一点），学校食堂及市内各个饭馆均凭粮票供应主食。饭馆出售的炒菜贵得“常人”不敢问津，市场上的青菜凭市民购菜本定量供应，像我这些属于集体户口者，均不发给购青菜的本本。副食商店里出售的副食，凡是用粮食制作的，全凭粮票供应。肉类、食油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半斤，学校食堂每天供应的副食一般只是菜汤、老咸菜和按油票定量供应的素菜。我老家有年至古稀的老母，还有妻、小，他们每人每天仅有几两毛粮，只好再加些野菜充饥。我有责任从个人定量中再节约点滴粮食，积累到寒暑假回家时带走些细粮孝敬母亲、养育孩子。我每天吃饭的安排是，早起和一两位同事一块儿边散步边去紫竹院饭馆排队买一两一个的两个豆包、两个糖包，早餐只能吃三两，留下一两等晚饭时再吃，午饭在学校食堂买四两粮票的主食和一盘素菜；晚饭时去学校食堂买二两粮票的稀粥，再加上早饭时留下的那一两豆包共做晚餐。一些教师为什么定要早起排队买糖包、豆包呢？据说每天吃些糖和豆类，这是免得浮肿病的好办法。
许多教职工，中午睡长觉，天黑早睡觉，他们说，这是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免得肚子早饿的无奈之举。像我这样爱活动、爱锻炼的人，实在不愿适应早上床，多睡觉这一套。而且要提高教学质量，就需要备好课，客观要求教师也不能睡懒觉。天无绝人之路，我小时候在农村常寻野菜、捋树叶，所以对鉴别是否能食用的野菜很有一套，对如何做着吃也知道个大概。化校校址当时属北京郊区，周围多是农田，地里野菜、路旁树叶都很多。如，马齿苋、车前草、剌叶菜、蓬棵芽、柳叶、榆钱、榆叶等。野菜、树叶不仅有许多能吃、好吃，还有的有药用价值，如，吃些马齿苋可治拉痢疾，春季吃点柳叶菜，保证一年不得肝炎，……我不仅会做野菜吃，还知道一些野菜的储存法。如，把马齿苋煮熟、晾干，可放至冬季，做菜汤吃。在“国家困难时期”，我常于下午课余时间和星期日去野地里边锻炼身体、边弄些野菜。正因为有野菜、树叶“保驾”，我既能坚持适量的体育锻炼，又没得过浮肿病，还保证了每天以充沛的精力去教书育人。
教研室的老教师们很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除按规定还常自愿来听我的课，他们听课后总是谦虚地说：“向读过师范的老师学习。”我从小养成了要强，爱“面子”的脾气，所以很用心备课。化校极其重视教学的风气，也更促使我奋发图强，一定要讲好每一堂课。我每天除了积极备课，认真讲课、辅导、批改作业外，还要挤时间多观摩老教师的授课，努力向他们学习。
“留校青年教师”虽然没读过大学，可是个个聪明伶俐，勤奋好学。他们在老教师带动、指导下进步很快，教学越来越好，常得到老教师们的赞赏和袁校长的亲切鼓励。这些“留校青年教师”常来听我讲课，他们听课后总是给予较高地评价，这客观上也鞭策我不断奋起上进。
第一学期我有两个弱点急需克服，一是初来乍到、新登讲台，对各种客观情况难以料想周全，处理问题也没经验。二是在大学里许多大好时光花在了搞“运动”上，书到用时方恨少，只有奋起直追，追回过去耽误的时间。我决心迅速克服弱点，尽快地赶超老教师，顺利接过他们的班。
我在北京化工学校任教的头一年，一是任务重，二是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所以这段日子过得很不轻松。但每照镜子时看见脸上的疤痕，就勾起对国难当头的回忆，特别是联想到娃子时一次次的报国誓言，顿生拼劲，所以教学效果得到学生和听课老师们越来越多的好评。
正当自己对工作充满希望之际，突然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据说，母亲得的是脑溢血症，病的时间很短，刚一发病就不会说话了，病倒两个小时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母亲病故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一岁。由于我有课缠身未能“奔丧”，化校特发给了一百圆抚慰金寄往老家作丧葬之用，本人也只能在京举行了“望空”祭奠仪式。
父亲病故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九岁，是因抗战时期留下的慢性病根发作而死，临“咽气”前，他一再嘱咐我母亲：“千万不要把我病重和病故的消息告知昶儿。不然会影响儿子读书，会影响他毕业取得好成绩。”他还说：“我已是八十岁（虚岁）的老人了，又患有慢性病，若病故也属喜丧；死前已给家里人添够了麻烦，死后不可再给活人添花费，草草埋掉就是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多年来每当想起父母过世都未能奔丧，就深感内疚。
４、粮票风波
一九六一年初夏的一天中午，我们教研室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令人很不愉快的小风波，使团结、和谐的氛围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这天中午十二点下课铃声响过之后，物理教研室的老师们有的回家、有的去食堂就餐，也有的去食堂买了午饭带回宿舍吃。大约在十二点一刻左右，田秀梅和朱学敏是最后离开教研室的两位青年女教师。她们俩原来打算去学校食堂买好饭后一起端回教研室边用餐、边讨论教学课程的内容。两人一起刚走进食堂门口，朱学敏老师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利用午休时间去市内家里走一趟。她向田秀梅说了声我想回家看看，转身走出了食堂。可是她并没径直向校门口通往市内的公共汽车站走去，而是先回到教研室把空饭盒放下后才向校门跑去。说来也是巧合，田秀梅也没买午饭就快步回到教研室，原因是她一掏兜儿，发现忘了带饭票，且猛然想起忘记锁办公桌抽屉，里面放有一个月定量的粮票，这使她很不放心！于是也转身出了食堂。田秀梅在返回教研室的路上还望见朱学敏跑向校门口的“背影”。田秀梅快步回到教研室，急忙拉开抽屉先看粮票，大吃一惊，一个月的定量二十八斤北京市粮票，还有二十几圆现金都不见了。田秀梅又一转念，好像朱学敏曾经来过教研室才回家的，她也可能看见抽屉没上锁，怕出意外，先把粮票给保存起来了，抬头一看发现朱学敏的空饭盒放在办公桌上，证实朱学敏确实先来过教研室。田秀梅随即跑到校门口，可是眼见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已启动了，她只得怏怏地返回教研室。等呀等！田秀梅耐心地等到两点半多才见朱学敏姗姗来迟。田秀梅马上向朱学敏问起粮票事情，朱学敏有些愕然，吃惊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你没锁抽屉，更没见过你的粮票。田秀梅强作笑脸又严肃地说，别开玩笑了！我请客还不行吗？朱学敏更严肃的说，咱俩从来没开过玩笑，怎么会突然拿这么大事开玩笑呢？你还是好好想想，是不是放到了别处？记错了？
只有经过“国家困难时期”的人才会明白，当时粮票是何等重要！田秀梅非常着急的当着朱学敏和老师们的面，又翻了一遍抽屉里的东西，并斩钉截铁地强调，粮票和钱就是放在了这个抽屉里。她还说，正因为忽然想起了抽屉没上锁，到食堂并没买饭就立即返回来了，回来路上还看见朱老师正慌张地向校门口跑去，来到教研室拉开抽屉一看，粮票和钱不见了。我原以为是朱老师帮我保存起来了，当时还向校门口车站追了朱老师一趟，因见汽车已开走了，就返回教研室一直等到现在。田秀梅接着向众老师叙述了她和朱老师最后离教研室一起去食堂买饭、随后朱老师和她又先后回到教研室的经过，并指出她和朱老师一起离开教研室到朱老师回教研室放下空饭盒的时间间隔不会超过二分钟，她回到教研室比朱老师只晚到一分来钟。朱学敏频频点头默认田老师讲的是事实。田秀梅接着用盘查的口气问朱老师，你从食堂回来曾碰见过有人走出教研室吗？或在路上遇见过人吗？为什么不把饭盒交给我？为什么还要专为撂下一个空饭盒再跑一趟教研室呢？朱学敏被问得很尴尬、又很生气！脸胀得红红地发誓：“谁拿你粮票谁不得好死！我没看见有人从教研室出来，在楼道里也没碰见过人，决定回家看看时并没想到手中的饭盒，往校门口走时才意识到拿着个空饭盒是个累赘，这才又跑回教研室来放饭盒。”
老师们见田秀梅和朱学敏都面红耳赤，像是要争吵起来的样子，便“抹稀泥”地解劝说，事情全听明白了，你俩都冷静一点，再好好想想？她俩几乎同声回答，没什么好想的！田秀梅只强调记得清清楚楚把粮票和钱就放在了抽屉里，朱学敏只是发誓说，从来没拿过别人的东西，谁拿你粮票和钱谁不得好死！大家直愣愣地感到再僵持下去没啥好处！
副主任方一冰老师和工会小组长黄希龙老师分别叫走她俩，单独去做思想工作去了，教研室主任做田秀梅的思想工作时，总是强调朱老师以往表现很好，而且你俩离开教研室到返回来毕竟是有一两分钟的空隙，思想上千万别肯定朱老师就是拿走粮票的嫌疑犯。
最严酷的现实，挨饿是大事，必须马上解决田秀梅老师的吃饭问题。教研室立即动员大家帮田老师度过吃饭难关。同志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物理教研室共募集了十几斤粮票送给了田秀梅老师。
工会小组长和团支部做朱老师的思想工作时，总是委婉地说：犯了错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有什么具体困难只要讲出来，组织一定帮助解决，希望相信组织；对组织一定要忠诚等等。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朱老师常是两眼直愣愣的发呆、情绪很低沉。
因为印象中朱老师是位好姑娘，所以我根本不相信她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对她的遭遇甚是同情，但自身是年轻男老师，不便多说什么，只是有时对她说两句宽慰的话，偶尔投以安慰的目光。
暑假过后朱学敏老师显得瘦了许多，眼神发呆，沉默寡言，实在令人同情。她学习时也常心不在焉，经常说，胃不舒服，中午饭吃得很少。就在这个节骨眼，集体食堂里发生了一位年轻教师偷吃了另一位老师的窝窝头事件，事实上只是偷走后刚吃了两口，就被追了回来，小偷挨了两记耳光还跪地求饶才算不了了之。
学校领导不让大家宣扬教师偷窝窝头这件丑闻，可是适得其反，教职工街谈巷议，窃窃私语，更显得分外神秘，也招得不知情者越发想摸清底细，弄得越传越离奇。这也使神经有些过敏的朱老师的思想包袱加重了，总猜疑别人在背后议论她。“国家困难时期”平民很少不带饥色，我们教研室又添了桩丢粮票事件，弄得大家本来就面黄肌瘦的脸上更是阴云密布，不见一丝笑容。
又是两个来月过去了，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物理教研室正在开会讨论期中考试诸项事宜，学校保卫科长江清木同志突然到来。他兴致勃勃地向老师们宣布：“田秀梅同志丢失粮票和钱的案子破了！”他接着说，这是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学生干的坏事。那天午饭时，该生来物理教研室，原想找田老师问问题，偏巧见田老师的抽屉没上锁，顺手拉开一看，见有粮票和钱，趁屋子里没人就随手拿走了。他刚出教研室的门，便听到有人进楼的脚步声，就急忙钻进了厕所里，等来人进了屋，他迅速从另一楼门溜走了。最近他又偷自行车被当场抓获，经一再盘查追问，要他全部交待过去偷过的东西！他才说出在物理教研室趁老师们不在，顺手拿走了田老师的粮票和钱的事。
大家正聚精会神听江科长讲破案经过，突然“哇“的一声！朱学敏老师沉积已久的郁闷终于爆发了，放声大哭起来，弄得大家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几位女老师也陪着擦眼泪。方老师强作笑脸劝说朱学敏，别哭了！破了案是件好事，大家应该高兴才是。朱老师也意识到，无节制的放声大哭有些失态。她一边擦泪一边抽泣地说：“若是此案不破，我得背一辈子黑锅，心里永无宁日了！”
自古道：“仓廪实而知礼仪”，想想那个年月，尽管人们的口粮、副食异常紧张，但一个人的清白却仍然是教师们维持尊严的根本，物理教研室的同事们都觉得能在如此纯洁的队伍里工作、生活，忍饥挨饿也痛快。
案情真相大白，田老师、朱老师的误会也化解了，教研室老师们团结、信任的气氛更浓了，大家更积极地投入到愉快紧张的教学工作中。
５、备战迁校
老人们都知道，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和“美帝”、“苏修”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九六五年初夏，北京化工局遵照备战的要求，命令北京市属化工学校和北京化工科研所一起迁往密云山区同一地点。因为是备战，校址选在巨各庄火车站以东一公里多的山坳里。这里原有开采磁铁矿的厂房及矿工住房，因开矿另有计划，房屋全拨给了北京化工学校和北京化工科研所。为了保密，对外不提化工科研所，只宣称北京化工学校迁此。原计划北京化工厂（一厂）的部分车间也随后迁来，因搬迁费用太多，影响生产太大、工人也不愿意搬迁，所以化工厂实际并没迁来。
迁移拥有两千多名学生、三百多名教职工这么大规模的学校，而且还要搬到二百多华里以外的山区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学设备、各种仪器、食堂用具，师生职工们日常必须用的桌、椅、床、凳等家具都需搬运，不影响正常教学是不可能的，师生们都必须加入到搬运东西的大军里来。我属于进山区任教的年轻老师，又是单身在京、自然是搬运的主力，因此被编为“先头部队”。
“先头部队”每天要用远远超过八小时的时间，来回从巨各庄火车站往三华里以外的山坳里搬运教具及其他物品，而且只能用肩扛、或共抬，上上下下走山路，实在太辛苦了。更令我们这些“搬运工”为难的是粮食、副食还都是定量供应，而教师的定量比搬运工的定量低许多。这时家境稍好些的人可以买些高价（不收粮票）食品，但是我的工资只够正常开支。搬运时，渴了还能喝口凉水，饿了只好忍着，忍到食堂开饭时才能用餐，用餐未饱还要克制着食欲离开食堂。
许许多多的家具、教学设备、生活用具，都得先装汽车运至火车站，再从市内火车站运至巨各庄火车站。由巨各庄火车站到山上学校这一公里多的山路，只能靠我们这些“先头部队”搬运。装汽车、卸汽车，装火车、卸火车，如此上下折腾，沿途颠簸，东西不毁坏一些是不可能的。有些怕振动的精密仪器，必须想方设法小心运输，如四十台分析天平，为了防止震坏，两人轮流抱着一台仪器坐汽车、坐火车，下火车后再小心翼翼抱到山上。尽管如此经心，还是有些仪器搬运后失灵了，不得不再设法修复。
化校教职工大多数家在北京市区，学校突然要迁到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山区里，各有各的具体困难。因为我在市内没有要照顾的老小，所以常有许多任务亟待去干。
一个多月来天天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先头部队的钱、粮都很紧张。当时校领导没有给大家补助钱、粮的权力，只能一味地做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为了防备美帝、苏修袭击我们，再累、再苦也得快干，争取尽早把学校迁入山区，口粮低定量的教师只好勒紧裤腰带，硬挺着干累活。
五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从巨各庄火车站往学校里一次又一次搬东西的过程中，我不慎将手表丢失。手表在当时是很贵重的计时仪器，价格相当于年轻教师两三个月的工资，但它又是教师必备的珍品。十一点钟稍息时我发现丢失了它，很着急的沿途一直找到十二点还未找到。有的同志建议，利用吃午饭时间广播一下，发动大家一起帮着找；陈大其老师却说：“不可！因为搬运东西的人群很杂乱，来往路上又有许多当地的这人那人，就是有人听说后找着了手表，可是不一定还给你！你还是冷静的想一想，缩小一下寻找范围，再由几个同志帮你按推测的范围仔细搜索一遍，实在找不着了再广播也不迟。”
我觉得陈老师的意见较为妥善，边买饭、边冷静仔细地回想了一遍，断定丢手表的时间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这段时间自己没去过其他地方，只在学校到车站之间扛、抬东西。我推算手表丢失在火车站旁铁路上的奠基石子堆里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在这里迈铁轨、踩着滑动的石子换肩膀的动作最多。于是急忙走出食堂，边啃干粮、边顺路观察，走近铁路处我更是聚精会神仔细搜索。走着走着，忽然发现铁轨下面石子堆里一处闪着耀眼的光线。我赶紧上前察看，呀！原来手表躺在这里，当时真是激动万分，赶快捡起来。噢！表带断了，想来这是在抬床换肩时没注意弄断的。我从反射光的路线看去，中午来找手表恰好是时候，这时反射光线的角度使人最易发现它。我攥着手表快步赶回学校，将进校门的路上遇见几位好心的老师前来帮忙找表。他们说，老远望见你喜形于色的样子，就知道手表已经找到了。
找手表这事给我一个启示，对突发祸事要冷静考虑对策，千万别急躁、盲动。午饭前若不是采纳了陈老师的正确意见，恐怕此表永远也戴不到我的手上了。如今它还乖乖地运行着，只不过其应用价值逐渐被纪念意义取代。
６、献身山区教学化为泡影
迁校给教职工和学校带来诸多难题，急需花钱解决，学校在山上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决定，由张贵凯校长挂帅，于九月末破土动工在山区兴建化工厂。建厂进度很快，从筹建到出产品只用了三、四个月。因为领导有办厂经验，教职工中也有这方面的人才和积极性，新建厂的管理又非常严格，所以产品一直是供不应求。山区校办厂只生产了半年多，纯盈利就好几十万元。学校除有上级拨给的搬迁、建设、日常开支等款项外，又多了自己校办厂的创收，日子好过多了。有钱好办事，领导随即着手解决由于迁校给大家带来的诸多具体困难，还给参加生产劳动者发放些补贴。教职工每个礼拜都可进市内料理家务或玩一玩，车票全部报销。学校来山区扎根实在不易，特别是头一年，工作杂，活又多，教职工都很累。我来山上除搬运家具、教学仪器外，就得挤时间积极备课，开课后更是忙得不可开交，除了给“有机班”和“工人进修班”讲课外，还需要维修仪器、设备、制作教具等。全校集体劳动任务也总有干不完的活，如修路、建厂等。急需办的事情无论多么多，教师上好每堂课仍是重中之重，要上好课就必须花大力气备课。我是第一次担任工人班的课，必须从他们的实际出发考虑如何施教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该班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经过交谈，较差的学员表示决心把功课学好，较高的学员急想把书本知识与生产联系起来，水平一般的占多数，都想尽最大努力把功课学得更好一些。我的施教原则是，课堂上关照大多数，尽量兼顾较差的学员；对文化水平较高的学员在课堂上提出的课外题，只要不影响大家听课，尽量当堂解答；课下辅导较差的学员时，既应耐心细致，还应千方百计鼓励他们上进。自己总是牢记冯兄说过的一句话：“嫌学生笨的不是好老师。”
我开课头几个月，白天总有一个接一个的任务，备课多是靠晚上，常是干到零点以后才休息。好在不断改善的现实令人对前途充满了希望。我与学员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正因为有了真挚的师生情谊，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绝大多数学员还都尊敬我这个“老九”。
山区确实也有它好的一面，山清水秀，风光迷人，栗子树、杏树、梨树、山楂树、花椒树等果木树漫山遍野。山脚下一道道沟渠流水清彻透明，暑天跳进大些的水沟里去游泳，凉爽极啦！雨后半山坳里的蘑菇多得喜人，而且比人工培植的好吃多了，更何况能节约粮食，所以大家都抢着采集、晾晒蘑菇干。漂亮的山鸡飞舞起来真是讨人喜欢，喜鹊、山雀、鹌鹑等鸟群随处可见。山崖处一群群信鸽五颜六色实在令人陶醉。这里信鸽为啥这么多？据当地老百姓介绍：“日本占领时期，鬼子在这里开采钨金，来了大批驻矿日军，他们饲养了许多信鸽，大概是为了用来与外界联系。日寇投降后，鬼子官兵都慌乱滚了，信鸽却留了下来。它们散居在山洞里逐年自由繁殖，还有一些当地野鸽与其混栖在一起，彼此也成了情侣，数量一年更比一年多。那些很美丽的鸽子，恐怕属于“混血儿”，看来确实也是，如今这里依然碉堡、炮楼林立，只不过都是残垣断壁。
“文化大革命”来临之前，这里又添了一桩喜讯，北京市副市长郑天翔同志带领化工部门有关人员来此考察，并决定在这里筹建特大型炼油厂，地基勘探、绘图、划界等建厂工作都将付诸实施，市化校师生也都很希望新伙伴早点到来。在此兴建炼厂，无疑要给这一带增添繁荣，炼油和化工生产是分不开的，以后还会接二连三兴建一大批化工厂。遗憾的是，好戏还没拉开帷幕，洪流般的“十年动乱”把兴建炼油厂的规划冲垮了，郑天翔也进了“牛棚”。两年多以后北京市（市长谢富治）又想兴建大型炼油厂。勘探、设计组领导人林源、李广德（又名李警民）把厂址选在了房山县境内，即现在的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前身。
我进山没过多久就爱上了这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此要兴建一批大工厂。正当大家心情舒畅，对前景满怀希望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场令中国人永远难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胡批乱斗，连打带砸，把好端端的市属化校全搞乱了，校办厂也被弄得七零八落垮掉了（部属化校命运也大体类似）。“文革”开头三年众教师只能是跟着运动随波逐流混日子。我虽曾尽心竭力要为教学工作多干些实事（参见下章），但在运动的大风浪冲击下，收效不大。一九七○年市化校宣布解散，我一心扎根在山区献身教学的理想也随之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