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在解放区银行里锻炼成长

　　1、解放区银行工作特点

　　家乡解放后，“瑞丰德”主要从事解放区与敌占区之间的汇兑。汇兑一词远不是现在的概念，在当时当地的含义是，解放区急需的医药、医疗器械、染料等紧缺物资，需要用敌占区流通的货币从那里的大城市购进，然后再设法运入解放区。运输“私货”自然也要涉及出关过卡事宜，没有金钱在前头“开路”、“打点”是行不通的。还有一些身在敌占区而心为解放事业办事的同志也很需要敌占区流通的货币。敌占区的工人、商人、职员等，其中有许多人的家庭或亲朋居住在解放区，并且需要他们的资助。我们把解放区流通的货币付给他们的家庭或亲朋，再去找这些人把敌占区流通的货币付给我们，这就是当时当地汇兑的基本概念。

　　去敌占区向各行各业的一些人收集货币为解放事业办事，这显然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另一方面，讨款对象也有个避嫌问题。所以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绝对不能以解放区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敌占区办这件事。

　　当时汇兑还有许多业务难题，因此必须是既很熟悉这项工作，头脑又机敏的人员才能去搞。比如，流通货币不断贬值，敌占区、解放区都存在这一现象，敌占区物价飞涨更为突出。所以人们在金钱交易中往往要换算成实物计价。在解放区换算成计价的实物是单一的小米。在敌占区就复杂多了，一般常用的折算实物就有三种：一是“大头”，即现大洋；二是白市布，通用的白布就有等级不一的大五福、红阳标、绿阳标三种；三是白面，通常不同等级的就有两、三种。更麻烦的是，敌占区一般常用的三种折算实物的比值也在不断变动，有时变动还很大。举个突出的例子，沈阳被围期间，一块现大洋换不了一个馒头。另外，小米与大头、白市布、白面之间的折算也常有变动，所以当时不熟悉汇兑业务的人是搞不了这项工作的。

　　冀南银行枣强办事处（后改为枣强支行，冀南银行一九四八年后改称华北银行），很需要经营汇兑这项业务，为了稳妥、有效地进行，特别组织联营（或叫对口管理单位，也叫归口单位）去搞这一工作，当然要由冀南银行负责领导和资助。因为这层关系，又因当时工资仅仅是提供饭食，所以我经常在冀南银行枣强办事处工作。

　　当时银行业务非常繁忙，特别是查假钞，数票子的任务很是繁重。我虽人小，但有这方面优势。一是眼神精明，对真伪票币辨认敏捷准确。 二是心灵手巧，数票子快。

　　解放区银行业务有其时代特点的复杂性。比如，办公用房及必须使用的家具和设备都很简陋，如何保管好大批现钞和贵重物品很使领导和同志们操心，一批批巨额现金只能装在麻袋里放在潮湿的土地上。冬季没有取暖设备，冻得工作人员难以伸手，但也必须正常办公。运输大量现金的车辆也只有牲畜拉的木轮车。当时农村和一些小城镇普遍都是坎坷的土路，木轮车运行起来颠簸得很厉害，而且比人步行还慢。刘惠经理告诫大家干事要细心时，曾讲过一个实例，有一次于夜间用大木轮车运输十来麻袋现钞，由于收拢麻袋的绳子系的不够结实、牢靠，押运现钞的同志在路上又打了个盹儿，竟然失落了一麻袋巨额现金。后经一些周折，还给沿途一些村庄的干部添了许多麻烦才打听到这袋票子的下落，原来被一位早起拾粪的农民老大爷捡去了。虽然找了回来，但总是一次大的失误，银行领导和押运人员都受到极严厉的批评。

　　一九四六年，我家乡各村镇曾刮起一阵掘墓风，县区工作干部对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不甚了解，没有采取制止措施。各地较有名气人物的墓葬绝大多数被挖掘了，从此不断有人来银行出售古钱币及金银饰品，我也大饱眼福，看到许多古董。就是如此贵重的东西也只能锁在普通家用木制橱柜里，其实连更重要的银行印章及公函也是锁在这简陋的橱柜里，多亏银行领导和一位叫刘景山的师傅精心保护，严加管理，才未出现过失窃及其它意外事故。

　　当时当地银行工作异常繁琐，比如，记账、计算数目就比现在麻烦得多。以发放支农贷款和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提供的贷款为例。支付时都必须按市场小米价格折算成实物记账，这是因为物价很不稳定。虽然银行有责任控制物价上涨，但情况复杂，始终控制不住，或者说不能完全控制住。收回贷款时当然也得按小米市场价换算计值，小米重量的斤两关系又是十六进位制，可见计算数值和记账是多么繁琐。更繁琐的是钞票种类不是单一的，流通货币较多的是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其次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北海银行发行的纸币。三种主要票子不仅面值换算比例不一，而且换算比率也在变动。例如北海银行的票子与冀南银行的票子，起初面值兑换比率是一比二，后来又演变为一比一。晋察冀边区银行的票子与冀南银行的票子面值兑换比率是十比一。

　　银行工作人员一般日常主要工作自然是查假票子，数、算票子。可是三家银行都发行多种面值的票子，仅是冀南银行发行的票子样数与现在人民币的样数就差不多，人民币最高面值是壹佰圆，冀南银行发行的票子最高面值是壹仟圆。三家银行发行的票子印制质量都很差，纸质更差，极易磨损变软，变模糊，不难想象，全凭眼，手直接辨别真伪，直接数、算票子的任务是多么艰巨！

　　由于票子纸质差，极易破损，这自然加重了兑换残币的任务。每张纸币残存部分不少于完整票面的四分之三，又可辨别真伪者，可兑换全面额。残存部分不少于二分之一，又可辨别真伪者，可兑换面额之半。

　　不了解战争年代情况的同志可能认为，既然工作异常繁重，增加些人员不就解决了吗？然而当时状况是，根据地大多数男青年已去参军，只有少部分上有老，下有小急需照顾家庭的青壮年留在家里务农。年轻妇女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怎能让不识字的妇女参加银行工作，何况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年轻妇女都得边种地、边干家务、边带孩子。当时人手少、任务重是一下子难以改变的现实。何况银行工作必须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才能干好；日寇投降后，根据地刚兴建起完小，解放战争时期，哪有许多有文化的青年人，所以只能是以一当十地拼命干。

　　战争年代银行不仅人员少，而且领导调动频繁，枣强办事处在县城这个点上只有五、六位同志，就是这么少数几个人还不断把负责人调走。如，一九四七年以前刘惠同志是银行领导，一九四七年春抽调他“南下”，郑谭同志算是临时负责人，没多久郑谭同志也被调走“南下”，赵俊岭同志接任领导职务，可他还常驻大营镇的点上，所以任务繁重是不争的事实。

　　2、领导、师傅热情指导

　　在银行里对我成长影响最大的是刘景山师傅和刘惠经理。

　　刘经理是位精通银行业务，学识渊博、待人和蔼、管理严谨有方的好领导。报刊上常刊登这位领导人的文章，内容多是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积极扶持手工作坊复兴的论述。他为大营皮毛业、恩察毛毡制品、卷子皮棉加工以及本县的造纸、卷烟等手工业复兴和蓬勃发展作了不少促进工作。现实告诉人们，复兴、发展地方手工业，对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农业发展很有好处。

　　起初，我明知刘惠经理很有学识，但也不敢轻易向他请教银行业务之外的问题，担心受批评。怕他说工作这么忙，怎么还有空闲阅读许多文章、看些小说之类的东西。一天晚饭后我趁空闲时间，小心翼翼地向他请教鲁迅先生写的《祝福》这篇文章的内涵。没料到，他耐心地给我讲解，不仅没挨批评，反而表扬我自觉抓紧时间学习文化，这是上进的表现。他还一再嘱咐，工作之余，挤空读些有益的文章、书刊，既是积极休息，也是长进知识，要我以后问问题随便些，不必拘谨。此后，我向刘经理请教的问题越来越多，他都认真讲解。

　　有时刘经理还主动考问一些分数，算术四则应用计算题，都比较有难度，他讲的李太公分牛这道题特别有趣味：

　　从前有个孤老头子和膝下三个儿子一起靠养牛为生。有一天，老头子病重，给三个儿子立下遗嘱：他死后，遗产一半给大儿子，三分之一分给二儿子，九分之一归三儿子。还特别训示，他百年之后，定要照遗嘱行事，不准争吵。老头子死后，只留下十七头牛。遵照遗嘱分牛，老大应得八又二分之一头牛，老二应分五又三分之二头牛，老三得一又九分之八头牛。牲畜哪能零分？兄弟三人为分牛犯了难！商量来商量去，只好去求办事公平、善解疑难的李太公帮助解决问题。李太公笑眯眯地牵去自己的一头牛，说道，先把它送给你们再分好了。这样，老大分得九头牛，老二分得六头牛，老三分得两头牛，最后却又剩下了李太公的一头牛，他又笑眯眯地把牛牵走了。因分牛题引我入胜，深思发现，可按其模式，巧变一下数字就能编写出李太公分马、分羊等题。第二天向刘经理表述后，他夸奖我既勤于工作，又勤于动脑，真是好孩子，从而使我获得了“双勤”的称号。这时在县城我已是崭露头角、人见人爱的好徒弟了，还招来一些人不断提亲，而锐不可当的求知欲却促使“双勤”小徒弟心生去大城市闯荡的念头。

　　刘经理谈论家乡一些参加抗战的知名人士时，曾提及后东章村的刘建邦，刘建邦同志的非凡经历，很是激动人心：

　　刘建邦又名刘雨辰，生于清光绪年间，家境比较富有，十五、六岁时在县城高等小学读书，接受维新思想。他一心想再高就新学堂，未征求家长意见，便与几名同学赴保定应考，但未能如愿，彷徨间，恰遇一同乡教师，该教师曾留学日本，闲谈时叙及日本维新振兴情况，刘雨辰听后很受感动，他料定征求家长同意去日本求学会遭到阻拦，于是自作主张，毅然决然跟随一位老乡去天津乘船东渡日本。他先进了一所“同文书院”，学习两年后考入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为公费生，预科一年，本科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欲为振兴祖国实业而奋斗。

　　“九•；一八”事变后，刘雨辰目睹东北沦陷，日军铁蹄蛮横地踏进关内的情景，他为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而此时他与天津工业科技著名人士杨欲民以及其世侄大学教授杨秀峰接触颇多，而且非常仰慕他们的为人、学识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刘雨辰对他们抗日救国不畏艰险的精神更是为之感动，随即也追随他们参加了一些抗日救国活动。

　　“七•；七事变”后，刘雨辰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斗争。一九三八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由太行山开赴华北平原，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枣强县为冀南抗日根据地中心，东进纵队司令部曾多次驻扎在刘雨辰家里，他亲眼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倍受感动。于是主动向宋任穷、杨秀峰等领导人请教如何开展抗日工作，为八路军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一九四二年秋天，日伪军对驻扎枣南县一带的我冀南党政领导机关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刘雨辰同志和冀南行署领导们一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有一次，他和行署同志们一道进行反扫荡转移时被敌人冲散，正独自骑马在行进中，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大批冀南银行现钞。他不顾个人和全家人遭敌人屠杀之险，果断地把钞票运回家中，埋藏在暗洞里，后来将这笔巨款全部用在了行署工作急需和机关人员供给方面。

　　刘雨辰同志的事迹对我影响很大，为我以后敢于进京闯荡、敢于走勤工自学之路起了促进作用。

　　刘景山师傅长我十一、二岁，他相貌英俊、心地善良，一见面就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他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勤恳能干，是我一直敬佩的好师傅。

　　刘师傅自一九四五年参加银行工作以来，一直没有调离过银行系统。和我在一起时，虽然还只是一般工作人员，可是他对银行业务是很精心负责的。

　　银行里日常工作多是检查假钞和数票子，当时解放区流通货币中有许多不同面值的假票子，又没有任何验钞仪器。每天进出银行的大量货币，假如其中有假钞，即使数量很少，银行威信也必是荡然无存。所以领导要求，绝对不准漏过一张假票子。刘师傅总是非常细心地讲解如何辨认新出现的各种假钞的诀窍，有时还在要清点的大量款项中事先夹上一两张假钞，用以考验徒弟功夫是否真的过硬。我为了熟练掌握识别假钞诀窍，把许多假币票样夹在记事本里，对照真币逐一细心观察、反复琢磨后，摘记下要点，所以很快就达到了师傅的要求，从没漏过一张假票子，且都能按时完成要清点的数量。

　　刘师傅虽不是领导，他却是一些具体事务的负责人。比如，计量大批钞票的办法是，每一百张为一打，用纸条缠绕好，在纸条打折“别封”处加盖清点责任人印章，每十打一小捆，每十小捆为一整捆，这样整捆票子的金额就是票子面值乘一万。每一整捆巨额款要捆上封盖纸，捆绳打结格式有一定要求，封盖纸上要加盖具体银行单位公章及责任人印章。冀南银行枣强办事处责任人印章多是刘景山师傅加盖他自己的，他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深感敬佩。

　　刘师傅是烈士子女，其父刘碧堂在抗日游击区政府管理粮秣，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寇在枣北县、武邑县交界一带“讨伐”时，刘碧堂未能逃脱敌人追击，惨遭杀害。刘师傅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把强烈的爱国思想都倾注在干好银行工作上。

　　“七•；七事变”前两年，刘师傅曾在本县城内高等小学读过高级班。那时该校领导人和一般教师多是些思想进步人士，还有一些地下共产党员，他们常向同学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精神。鲁迅先生等左翼作家的小说、杂文、散文常被选为教材，因此在该校读书的学生都能受到较好的教育。由于徒弟和刘师傅天天在一起，受他的影响我各方面进步都很快。

　　一天晚饭后聊天，刘师傅赞扬我实际文化水平已达到了高小毕业程度，并关心地询问为啥如此热爱学习文化？有什么理想？刘师傅处处关照我这个小徒弟，弟子自然应该向师傅说出心里话：“为了搞好眼前工作，更好地掌握业务知识，希望师傅多多指教，日后如果有机会，很想上中学。”刘兄赞许地说：“你的想法很对，你年龄还小，又聪明，只要坚持奋斗，前途大有希望。”还自叹他已是二十好几岁的大人了，不可能再去求学，只愿毕生好好从事银行工作。他为了激励我战胜困难，特意讲述了鸡啄鹰现象。当时农村各家各户都放养着一些鸡，在村边被鹰叼吃的事时常发生，偶尔也有鸡啄鹰现象。一般情况下鸡望见鹰在空中一盘旋就慌张逃命，其速度远远小于鹰的俯冲速度，很快就被鹰捉住吃掉。可是当一只老母鸡带领一群小鸡望见鹰在空中盘旋时，它却迅速张开双翅庇护住小鸡于翼下，并昂头瞪眼作好战斗准备，鹰俯冲到鸡能啄到的位置，就被老母鸡狠狠地啄一口，鹰怕人捕捉，不敢恋战，见不是弱肉，只好怏怏飞走。刘师傅语重心长地说，人在前进中难免遭遇艰险，要坚持大无畏的气势非常重要！他还嘱咐我，你要想读中学，甚至再上升一点读大学，只能瞅机会到外地就读，而机会不能坐等，要随时注意寻求。

　　如今最令我兴奋的是，刘师傅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身子骨还很硬朗，现已离休，定居在西柏坡所在地——平山县城内。

　　3、严谨的要求，繁忙的工作锻炼了我

　　我学徒时老解放区有手表、怀表的人极少，办公室一般也没有座钟、挂表，吃过早饭、午饭就是上班时间到了。大家不知，也没谈论过哪天是礼拜几，自然就不会休星期天了。同志们在工作时，总是与农民过着的艰苦日子相对比。乡下百姓天天从早到晚劳动，成年累月在地里忙活，这比坐在办公室里查假钞、数票子辛苦多了。所以大家每天紧张地工作，从来没人说过苦和累。

　　农民老乡进趟城很不容易，因为一般来回都只能靠两条腿。老百姓来贷款或还款时，有的直到中午甚至天黑才赶到县城。银行工作人员看在眼里，大家尽量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实事，于是自发地在墙壁上贴上醒目的标语：“多为群众着想，少为自己打算。”无论老乡什么时候来银行办事，从没出现过因为到达的时间不合适而干等着或再跑一趟的现象。

　　每逢银行来了紧急任务，大家就一连忙上好几天，长时间连续双眼紧盯票面数数的工作姿势，累得同志们个个像机器人一样脖子发挺，两眼发直，连转头都得慢慢地绕弧线， 稍微休息时偶尔对瞅一下都发笑。在紧急任务面前，同志们心情都一样，恨不得一下子把活干完，惟恐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让领导着急，也从没有一个人埋怨过交给的任务太重太急，都把劳累当作是锻炼意志，提高业务素质的机会。就是这样白天大干了十来个小时之后，有时仍需点灯夜战。对夜战，同志们都是任劳任怨，思想上根本没有夜班费这个概念，因为工资就是供饭吃。大家本已劳累一整天，夜战时间一般不会太长，何况用油灯照明也不方便，就是个别情况下加夜班长了些，也不知道有夜宵这个词。记得有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干完活已是深夜了，领导给每个人两把花生吃，大家十分感慨，觉得这是格外的关怀和照顾。刘景山师傅很是细心，要求别乱扔花生皮子，最后收集起来烧掉了。他还说，让外人知道我们吃过花生，影响不好。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各城镇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刚刚离开农村游击生活的同志，新添的一些小青年也多是在农村长大的，大家对农民的生活现状很清楚。当时一般农民每天吃的是粗粮还要加些白薯干和野菜。工作人员吃的都是纯粮食，即玉米、小米等粗粮，有时还要改善一下生活，吃顿细粮美餐，显然这比老百姓的生活好了不少。那时大家普遍认为，生活上向乡亲们看齐是应该的，要不为人民服务，做群众公仆，岂不成了空谈，自己已经吃上这等美味，绝对没有理由抱怨什么了，只有拼命工作才行。

　　俗话说，财帛动人心，所以银行管理古今中外都十分严谨。我们成年累月天天点票子，不能有任何差错，哪怕一点差错也不行，各式各样假钞票很多，一张也不能漏过。总之，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准确无误。记得，刘景山师傅天天傍晚定要核对一下现金和账目，有时仅为一两毛钱之差，都要重新清点、核对一遍，甚至叫来大家一起为此加班，直至找出原因为止。刘师傅总是强调说：“显示出来的小问题，很可能是由于潜伏着大错误导致出来的，所以必须严肃认真查出原因来，不然，睡不着觉。”

　　就是因为银行工作一丝不苟的要求，使我养成了自觉遵守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的好习惯。好习惯、好作风影响着人的一生。我在自学考大学的征途上常有困难和麻烦事纠缠，只因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所以成功了。几十年来我教过的学生有初中、高中毕业考入的，也有职工进修人员，还经历了“国家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遇到过难以想象的复杂、棘手的情况，但我始终如一坚决贯彻严谨执教的原则。正因为对工作一丝不苟，我在华北石油学院创建实验室及兼职管理实验室时从没出过差错。

　　4、俭朴的文娱活动

　　日本投降后，四十年代的老解放区没有电影，也很少有戏班、剧团来演出，人们也没有收音机，即使有人有了收音机也无法听，因为那时世上只有电子管收音机，老解放区既没有发电厂，更没有广播电台。下班休息时的文娱活动，除了读书、看报，就是聊大天，讲故事。我们聊天涉及较多的是，古今中外有名堂的大事件及有关习武乡俗与烘炉业的发展。家乡刮起掘墓风期间，银行里的人们常能见到出土的贵重物品，从而人们常谈论家乡历史名人，有的人物还真是名气不小，如，董仲舒及其石像、毛鹏及其墓地、双千顷王家……。听故事既能增长知识，又能陶冶情操。为了更多更好的记住这些故事，尽管工作很紧张，我还是坚持写“记事本”。把凡是我认为较好的、印象深刻的故事都一、一地记下来，还写上同志们的议论和自己的感想。这时我已领悟到写记事是很好的自学文化方式，后来我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想来幸亏当初母亲要求写记事、父亲及时买来了字典、老师教会了查字典。

　　(1)董仲舒及其石像

　　董仲舒，西汉著名思想家。汉武帝时，他曾任江都相，后告病回故里，主要从事讲学、著书。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书，人称 “董二圣”。他曾留下了“三年目不窥园”的佳话，对家乡历代文人刻苦攻读影响很大。

　　明代万历年间，在其故里——枣强旧县城，建立了一座“董子庙”，庙中雕塑一尊董仲舒石像。石像坐北朝南、正座势，双手捧一笏板，像高近丈、宽四尺许。

　　(2)毛鹏及其墓地

　　爱看京剧的人都知道，《四进士》中有位不殉私情、为民申冤的按院大人——毛鹏。他是枣强县后王常村人，死于嘉靖四十四年。毛鹏给家乡明、清两代上千名为官者树立了榜样，许多人赴任前在祠堂里焚香发誓“效仿毛公正”。

　　毛鹏去世后，皇帝感其功德，下令为他修建陵墓。墓地面积四百米见方，内栽松柏千余株。南面是墓地口，神道碑后是一座石牌坊。牌坊后是石人、石马、石狮、望天猴、石羊等分列两旁，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3)双千顷王家

　　明朝万历年间，王柱谔带领妻小，由城南王家洼村迁到县城南关，迁居后，变务农为农商兼营，并且教子苦读，经数十年三代人的拼搏，其孙子于康熙年间一举成名，任职云南省管理财政。后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王氏家族有三十几人出任兵部主事、户部主事、布政史、按察史、知州等官职。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了官路，也就有了财路，置宅、买地、收租、经商，放高利贷，多方财源聚在一起，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逐渐成了北方几省最大的富户。王家土地最多时，曾挂过“双千顷”牌匾，为挂此“荣耀匾”曾向皇帝上供百万两白银。王氏街宅、房子全分布在枣强县城南门外大街两旁，建筑规模非常壮观。可恨的是这些建筑一部分毁于日寇飞机轰炸，一部分被鬼子拆除，砖木用作修筑炮楼。

　　“双千顷”王家，对家乡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凭借其财势，于民国初年在本县城南关，组建了有数十名演员的“戏班”，为了延续、扩展，还招收了几十名娃娃学戏。该“戏班‘既演全国知名的传统剧，也演地方剧，还常演自编新剧，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举动。但最终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戏班“垮掉了。

　　王家墓地，位于县城南约三里处，占地数十亩，合抱粗的大松柏树数百株，墓碑十几座。抗日战争时期墓地林木几乎被砍伐殆尽；坟墓在一九四六年掘墓风中自然也是重点对象。传说，挖掘后很长时间，还有放羊、割草的农民在墓地拣到金银首饰等物。最令人可惜的是，有一批图书字画，还有大量的陶瓷制品被掘墓者毁坏或胡乱处理掉了。

　　（4）家乡烘炉业

　　抗战期间我家乡烘炉艺人为打鬼子、灭汉奸提供了大量土枪、地雷和手榴弹，游击队用这些土制武器打击敌人的事迹不胜枚举。日寇逃走后制造武器再用不着秘密进行了，在县城里随即成立了大规模铸造地雷、手榴弹的工厂，这自然属于银行援建大户。家乡锻造、浇铸工人为啥这么多？听同志们议论，这要追溯到枣强烘炉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来家乡早有强身习武的风俗，许多村镇设有把式场子，常耍刀、弄枪、舞剑，各种武器讲究锋利耐用，从而刺激了烘炉艺人提高技艺。

　　枣强县张郝村张××在天津开有一家五金商行，他在经销菜刀、铡刀、镰刀、饼铛、铁锅、犁铧、匕首等铁器的过程中，深知家乡有不少技艺很高的烘炉艺人，于是趁一九二三年日本东京发生强烈地震之际，特在日本设点收购了大量废旧钢材和碎铁器，源源不断运回枣强。同时，又回收了枣强烘炉艺人的产品。就这样一下子促使家乡的烘炉业来了个飞速发展，煅打、浇铸各种铁器也就成了家乡重要的手工业，从而促使大批的农民和农家子弟成了这个行业的技术工人。

　　随着烘炉业的发展，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就迫使业主们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运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原料就地收购，产品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就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所以有许多枣强烘炉业主都相继去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干起了煅打、浇铸这一行。

　　铸造铁活的原料是生铁，生铁来源按常规是炼铁厂的铁锭，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生铁来自收购的废旧铁器。煅打制品所需的熟铁也多是来自废旧铁器，所以烘炉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收购废品业的兴起。“七•；七事变”前夕，枣强人仅在北京宣外大街、崇外大街挂牌经营铁业行的就有上百家，北京南城区各大街、小巷几乎都有枣强的铁业行。无论煅打、浇铸、收购废旧铁器利润都很大，许多枣强老乡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很快发了财，招收了大批家乡农家子弟做学徒，这也是为什么战争年代家乡汇兑业务异常繁忙的原因之一。一九五○年我进京走上了勤工自学之路，正因在京有诸多乡亲的关照，我摆摊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顺利解决了吃、穿、书费等花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