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三 贞观之治（上 一）

　　贞观之治成就巨大，可是缔建这治国理念的重任并非仅源于李世民一人，论发挥的作用而论，人们首先想到贞观期间的超重量级人物，魏征。 人们都有这么一个意识，如果没有魏征，李世民肯定不可能成为杰出的君主。相反，在贞观年间，如果没有李世民的豁达，魏征也只不过是一切匹夫而已！

　　先前说到，李世民“例行公事”地责备魏征，得到勇敢从容的回答，心里大为折服。于是乎，李世民就将魏征“收编”到自己的麾下。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当李世民让魏征当太子詹事主薄（太子宫总管府秘书官）时，魏征却不像那些满脑子愚忠的士大夫，他不假以辞令，就接受了这一任命。魏征的是一个尽责的人，他以前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马（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员）”时，他向李建成尽责；同样地，当他接受李世民的任命后，他也尽心尽力地为李世民效力。用时下的术语说，这是“都是为国家作贡献。”

　　当然，这里也有“知遇之恩”之情。

　　其一：李建成也重用他，只不过还没有像李世民这般赏识他的才能罢了。

　　其二：当时，李世民大可以“挑拔离间”之故把他诛杀。在权力极度专制的社会里，杀一个人，不需要有太多理由，当然也用不着讲什么法理公义，想杀就杀了。——岳飞就杀在“莫须有”三字诀下，也不必多费笔墨去讨论了。

　　李世民登基称帝的次年就改年号“贞观”。李世民坐上这位子，人生的至高境界终于达成了。原秦王府的众谋士、武将的前程有所保障，他们自然十分高兴。李世民在称帝之前让魏征做妥当了“山东地区”的安抚工作，有步骤地调整了领导核心，后来提拔房玄龄和杜如晦等人做左右仆射。在他立了皇位长孙氏之后，一项麻烦事就来了。

　　先前曾提过，颉利可汗（十三任大可汗）阿史那咄苾打着如意算盘，趁李唐内讧发生流血政变，涂波还没有消除，就挥军直抵渭水桥头（胡三省注说：自长安出咸阳，过渭水便桥），派他的心腹官员执失思力到长安见李世民，摆一摆姿势。李世民可不是软骨头的，拘禁着执失思力，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骑马抵进渭水南岸，李世民隔河跟颉利可汗对话，他指责颉利违背盟约。颉利可没想到李世民如此架式，始料不及，顿时大吃一惊，不知李世民在对面岸的远处布署了多少人马，一时间，没了主意。李世民就虚晃一招，给颉利一个下马威，然后约他面谈。萧瑀耸然一惊，觉得李世民过于轻敌，急忙努阻，李世民说：“我计划妥当，你不可能了解。突厥所以敢抽空全国军队南直，直抵京畿，只因他们认为我们国家正有内乱（玄武门之流血政变），而我又新登帝位，肯定我不能抵抗。如果我显示衰弱，紧闭城门固守，蛮虏一定放纵士卒，大肆劫掠，局势就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单人匹马出来，表示并没有把他看到眼里，我又故意炫耀强大的军容，使他们相信我们一定迎战。一切都出蛮虏意料之外，使他们不知道如何应付才好……制服东突厥，主在这一次，你且旁观。”①

　　李世民这一招着实凑效。颉利可汗以为无法一面倒地取胜，就不敢轻举莾动。他接受和谈。李世民跟他斩白马立盟，颉利可汗率军撤退。

　　面对这一幕，萧瑀愕然不解，就向李世民请问原因。李世民长篇大论地讲争一番，这大段话，也没有必要转录出来了。一言概之，李世民的分析相当高明，也合乎情理。最后他说：“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个道理，你(此处指萧瑀)是不是了解？”萧瑀叩头说他不了解。原来，这是出自老子《道德经》的两句话。从某个角度上看，《道德经》本身就是一部兵书，李世民运用此道，过往一定研习过这部书。

　　这次，颉利可汗也不是没有甜头。李世民给他一批财物，让他不觉得吃亏。②后来，突厥也回赠马匹等物，李世民不要马匹，只要求突厥归还仍被掠在突厥的中国人。

　　这次对外的还击终于告一段落。在开始一两年内，李世民大体上做到了作为“称职”皇帝应该要做的事情。

　　在贞观之初年，李世民面对的是一个经历多次浩劫的国家。须指出的是，自李唐政权建立到李渊“让位”，凡九年。其间又经过几年国内统一战争，李唐几乎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在武德年末，统一战争大致结束，可是李世民兄弟等人又为了夺皇位而争斗，这些年头，当然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最后，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丧乱，山河破碎，李世民上任之后，首要的任务，当然是把治理国家、 稳定民心放在首位。如何稳定民心？在排除了外战内乱的情况下，自然要想办法搞好国家经济，让老百姓能吃得饱、穿得暖、有瓦遮头。

　　这并非高深的学问，此处不必多费笔墨解释了。李世民初登帝位时，对如何治理国家实没有充分信心，因为他面对的形势太复杂了，国家“破”得实在太厉害，于是，他向众大臣询问治国之道。

　　他说：“今大乱之后，其治难乎？”魏征乐观回答说：“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可是，封德彝却说：“不然，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封德彝恃老卖老，居然当着李世民的面指责魏征是“书生之见”。可算傲慢之极。魏征却不吃他这一套，立刻反驳说：“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何如尔。黄帝逐蚩尤，七十战而胜其乱，因致无为。九黎害德，颛顼征之，已克而治。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汤、武身及太平。若人渐浇诡，不复返朴，今当为鬼为魅，尚安得而化哉！” 驳得封德彝哑口无言，不知所措。”③

　　原来，封德彝认为，秦汉以来的“乱”，不是为政者不想教化百姓，是人心“诡诈”，是“教而不化”，是以汉代以来就外行儒家，内实“霸道”。魏征不同意地他的分析，最后以“若人渐浇诡，不复返朴，今当为鬼魅”去去，给以最厉害的一击。

　　封德彝心里仍不同意，坚持魏征之论不可用。李世民思量后，最后摒弃封德彝的陈腐论调，采纳了魏征的“教化”观点。所谓的“教化”，大体上是以宽松的政治气氛，简化繁琐的律法，好让老百姓专注于农作，百姓能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安定下来，国力必然渐强。这一点，有西汉初推行的“黄老之治”的意味。所谓“黄老之治”，简单地说，就是以“清静无为”，不扰民，不滥民力、不黩武力。当然，“清静无为”并非指“无所作为”。老子讲过，“治大国如烹小鲜（像烹小鱼）”，理解这话不是很难，若把它的思想精华发挥出来治国，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李世民既然读过《老子》，对此他必然深有看法。恰好，魏征曾当过道士，他是道门的铁棒哥们，《老子》一书，他必然有所研究。那么，西汉初的“黄老之治”，他有所深究，不足为奇。

　　司马光是儒家中人，满脑子儒家思想，他本人可能不大主张“黄老之治”，因此，在《通鉴》里，没有详细地记载这一段精彩的“治国陈策”史事。可是，这场陈策之论，却是“贞观之治”的思想核心，是治国蓝图。如果李世民走封德彝的路线，那么，据有的资料可推断，历史上就不可能“贞观之治”，老百姓受不了严峻刑治，时间一长，叛乱起事的悲剧可能又会再次上演。

　　关于这方面的国策理念问题，不妨顺带地提一笔。在前些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经历了九七年的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后，世界环境急剧转变了、管治问题也浮出水面了、原来行之有效的金融管理手段也不能一成不变了、房地产啊、股票啊、民生问题啊等等先后要作出调整，香港特首有鉴于此，就组织一个叫“策发组”的机构，专门研究管理的方针路线。当然，这个组织里，云集了各界的精英，他们提出来的见解不一定都管用，不过也可以作为一家之方加以借鉴。现在，香港有不少知“知库”的组织，它们涉及的领域不一定是经济，也有政治啊、选举工程等方方面面。好些从没听闻的朋友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它们涉及“政治”，能行吗？

　　事实证明，这类组织不但合法存在，而且非常是一些政界人物不可缺或的“助手”。这也许体现香港民主与法治之下的“自由民主特色”的一面吧。

　　正如前面所说，正因为这场讨论决定了“贞观之治”要走的路线，所以要详细地加以记载。司马光一笔带过、费正清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真有些可惜啊。

　　正如赵克尧、许道勋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唐太宗和魏征之所以比封德彝高明，是因为他们看到人心思治的历史趋势。”他们又说，“要了解‘百姓欲静’的愿望，就非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可了。唐太宗和魏征恰恰对这股历史潮流深有所感……能够及时地作出‘大治天下’的决策。”④

　　确实是这样。史家几乎一致赞同地说，贞观一朝，杰出能臣辈出，“贞观之治”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集合众多能臣，实现了李世民“君臣一体，大治天下”的基本理念，这也是儒家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一个境界，恰好李世民很好地做到了，后世儒生对他多有溢美之辞，是可以理解的。

　　有趣的是，费正清和催瑞德二位先生认为“魏征很少参与实际行政和决策工作，他并不是作为从事实际工作的政治家而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有代性的人物。”⑤

　　对此，似值得商榷的。从贞观之始制定的策略不难看出，魏征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李世民见他有如此本事，岂有不用之理？事实上，在对突厥、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矛盾上，李世民也非常愿意听取魏征的意见，甚至有一次，境内地方力量有“不臣”之疑，李世民本想发兵给予打击，但魏征不同意，主张先派使者出去了解清楚再说，李世民同意了，结果取得巨大成效，所以李世民说魏征一个提议，胜于十万雄兵，并给予奖赐。⑥

　　这些史实，在后人看来，似乎不关痛痒，却影响数以万计的士兵的身家性命、涉及到一个国家是否应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境内确实有叛乱，李世民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采措手段去解决，不能一个劲儿地示弱于人，导致国家破裂。但魏政觉得是不是消息有所偏颇呢？他主张先了解清楚然后采取行动，这显然比李世民贸然要动用武力的构思高明得多了。从这些小节上看，费正清、催瑞德二位教授人为魏征很少参与实际行政和决策工作，是值得讨论的。

　　但是，为什么后人看重魏征的，不是这方面的表现，反而关注他如何跟“李世民对着干”，冒着“可能给杀头”的危险犯颜进諌呢？费、催二人也有所同感。这也许间接地证明，中国的封建极权统治年代里，上至臣子、下至百姓都希望君主“纳諌”，毕竟，独裁恐怖的政治，老百姓受够了，儒家没有办法解决，唯有在书本里大大地加以美化，希望影响更多后辈儒生，使他们效仿魏征。是于后世人看到的是“犯颜进諌”的魏征，却不关注完全有被称为“杰出政治家”的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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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此处按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译文。

　　②《考异》说，刘餗小说（载述）武徳末年突厥至渭水桥，控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李靖）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据险邀之，虏弃老弱而遁获马数万匹，金帛一无遗。焉今据《实録》纪传结盟而退未尝掩袭，小说所载为误。

　　③ 见《新唐书•；魏征传》。此外，在《贞观政要》政体部份也有这段文字的载述。不过它叙述的日期是贞观七年。《新唐书》没有提到具体日期，只以“先是”带过。赵克尧、许道勋二位先生在《唐太宗传》里认为，时间应该在李世民即位之初才符合事实。今按赵、许二先生人说法。

　　④ 请参看《唐太宗传》第六章，第一节。赵克尧、许道勋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请参看《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四章，第一节。费正清和催瑞德着。笔者参考的是中译本子。

　　⑥ 请参看白杨版的《白话资治通鉴》，第45册，《玄武门》公元六二七年丁亥这一节。这是因为岭南（大庾岭以南）的酋长冯盎和谈殿等相互攻击，好久没有到中央朝见，地方县州就以为他们叛变。消息传到长安城，李世民始先还以为是真的，就打算动用武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