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政变余波

　　十 二 政 变 余 波

　　中国历史上，皇权政变为数着实不少，骨肉相残的也不少，当然，比玄武门之变更为惊心动魄并非没有，不过，人们对玄武门之变的印像特别深刻，主要原因可能是，这次政变之后，大唐帝国由李世民掌管，开创了“贞观之治”，由于李世民在位期间建树众多、政迹殊烈，以致后世视“贞观之治”为中国的“黄金时代”，将李世民推行君臣治国的政治宏图，奉为“帝范”。

　　正如先前所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漫长的、独裁专政的皇权制顽固地笼罩着中国大地上，所谓的“黄金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不过，相对其它更黑暗更恐怖的朝代，贞观、开元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日子过得相对不错的。

　　现代学者谈到中国历史时，开口闭口就表示中国古代没有“好日子”、老百姓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对像。这话没有错，不过也不能一面倒地否定在某个特定时代出现的“大治”、“盛世”。古人做学问较为踏实，他们不会随便把某某时代奉为“中国盛世”，只有一些吹牛拍马、肉麻无耻之流，见到中国稍强大起来，在国际大舞台上有一定的地位，就以为天下无敌，大谈“盛世论”，真不知道他们心中的“盛世”是什么标准？

　　可是，李世民不是名正言顺地承继大统，他是通过发动流血政变、诛杀兄弟、逼父让位才坐上皇位的。不管在古代或者在现代，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惹人猛烈地抨击。

　　先谈一谈政变之后的“清理”工作。

　　李世民担心李建成、元吉的儿子们日后报复，横竖杀得红了眼，就不再手软，就将建成、齐王的儿孙们全部屠杀，并将他们从皇家户籍里清除出去。没收了他们所有家产。李世民还打算扩大屠杀的范围，将支持李建成、元吉的亲信也要全屠杀掉。不过，尉迟敬德反对说：“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如果扩大打击面，无法使社会安定。”

　　总算李世民接纳了敬德的意见，才停止屠杀行动。在当天，李渊下诏书赦免天下罪犯，除了少数人物之外，建成、元吉的余党全部赦免。朝廷事务所，全交给李世民处理。

　　李世民果然恪守承诺，有些返回认栽的太子党人全释放了，有些还复原职当差。

　　武德九年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再次下诏说：“从今以后，不论军事政治，不管事情大小，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这样，李世民就开始了实质的执政生涯。

　　这时，秦王府的人，如程咬金、尉迟敬德诸人可神气了。李世民大大地赏赐众下属。不久，李世民召见魏征，严厉地质问他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之情？”在场的人闻言都忐忑不安，魏征却泰然自若地说：“前太子早先采纳我的建议，绝对不会有今天的灾难。”李世民听说，不但不生气，反而十分欣赏魏征直言敢说的态度。接着就任用魏征为太子宫总管府秘书官（詹事主薄），同时召回给流放外州的王珪和韦挺，命二人同时当监督院（门下省）高级顾官（諌议大夫）。

　　这同个人都有王佐大才，李世民久闻其名，现在顺理成章地把他们吸纳到太子宫做事。

　　在武德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幽州军区（总部设在北京市）总司令官（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叛变。他是李建成的党人，政变后，李渊派助理立法官（通事舍人）崔敦礼去召他回长安。他明白回长安可能面对的下场，跟王君廓商量后，造反了。这王君廓却不怀好意，设计把李瑗诛杀。

　　前面提到的东方耳龙先生在文章里辞正意严地攻击李世民其中之一理由是：李世民杀李瑗，并夺了他的美丽的妻子云云。李世民确实将李瑗的妻子没入宫中做宫人。说他夺了人家的老婆，也没有错。只是，按大唐律法，李瑗造反失败，罪当没其家人充当奴仆。在古代，造反本来就是诛九族的大罪，做奴仆比杀头好一点点罢了。东方耳龙先生说是李世民杀李瑗并夺他妻子，如果不是他本人顺口开河胡说八道就是司马光等人白痴，无法分清事本末了。如果说司马光给唐代的实录骗了，那么难道代近唐史名家如陈寅恪、岺仲勉等人也给骗了？难道天下只有东方先生一人独醒吗？

　　在武德九年七月，李世民派魏征以諌议大夫（高级顾问官）的身份前往山东（崤山以东地区）宣传慰问，并赋予紧急处分全部授权。魏征一行人走到磁州（河北省磁县）处，正遇上州县政府用囚车押送戴刑具有前太子宫贴身带刀卫士（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卫军司令（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京师。魏征说：“我接到命令那天，知道前太子、齐王的官属，全都赦免，不再追究，今天再押送李思行等，谁能不再怀疑！虽然派出使节宣布赦令，还有什么人相信？……”魏征下令全部释放，李世民得到报告后，大为高兴。

　　经过李世民、魏征等人妥善的处理后，好快就平息了玄武门政变的对社会造成的动荡。

　　在武德九年八月八日，李渊下令把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次日，即武德九年八月九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极称帝，是为大唐帝国第二任皇帝，本年度他刚三十岁，后改年号贞观，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把大唐帝国推向更前更高的远方，为大唐帝国走向封建皇朝繁荣的顶峰奠下坚实的基础。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对后世的政治影响和后人对李世民的评价等，有必要简单地谈一谈。首先说一说儒家顽固派司马光先生的看法：“选择嫡子当继承人时，一定选择年纪最大的兄长，才是礼教的正统。然而，李渊之所以能夺取政权，统一全国，却是李世民的功劳。李建成庸碌低能，却高居李世民之上；李世民处在嫌疑的地位，形势所迫，绝不可能受到包容。如果李渊早有姬昌（周文王）的智慧，李建成早有姬太伯（吴王国始祖）的贤明，李世民早有姬臧的节操，那么，祸乱从什么地方发生？

　　“既然大家都不能如此，李世民开始时只是等待对方先行动手，然后再作反应，则事变不由自己发动，应该是最好的情况。后来，在部属们的压迫之下，以至于宫门喋血，亲手挥刀，诛杀一母同胞，千古以来，受到抨击，至为可惜。

　　“开创大业，建立正统的君王，是子孙崇拜仿效的对像，唐王朝李显（六任帝中宗）、李隆基（九任帝玄宗）、李亨（十任帝肃宗）、李豫（十一任帝代宗）的继承帝位，岂不都是有个榜在那里，找到借口（这几位都在兵变后取得政权）！①”

　　司马光这番批语，经后人考证有些地方是不符合史实的。首先，李建成决计不是庸碌无能之人，他对大唐帝国创建的贡献绝不逊于李世民；其次，司马光认为，李世民是为下属所迫才决定干这桩流血政变，这也不符合史实，事实上，李世民欲发动的政变的主意是十分坚定的。

　　司马光提出几个假设，可是这些假设全不可行。什么文王之智慧、姬太伯之贤明云云，纯属儒家人士的一派胡言之辞，因为那些远古时代的人物，他们的真实事迹没有考证，用这些理想化的人物来给后世人物作榜样、作训导，是苍白无力的。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像李世民等人，哪个不想染指皇权？哪个不想当皇帝？盖绝对的独裁权力比魔药更能摄人心魂，拚斗起来，哪有仁义道德好谈的？

　　司马光的助手，就是参与编撰《通鉴》成员之一的唐史名家，范祖禹也说：“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立子以长不以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更是大声痛骂说：“不可复列于人类”，又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仞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而不发之存者也……”

　　这些人光从封建道德伦理出发，从兄弟人情的角度上看，没有想一想，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的残酷性，这样评价玄武门之变的政治本质，是不恰当的，而且上纲上线，倾泻个人感情，更失于客观。

　　如果李世民当时没有果断地发动政变，凭先前的推测和分析，李世民大有可能被迫自杀，严重一点的是，给父亲李渊扣一个罪名软禁然后慢慢地使他人间蒸发，再不就是“暴疾以终”，这是因为他涉嫌取代父亲做皇帝，在古代或者现代的当权派眼中，这是“罪不可赦”的勾当啊！

　　再不，李世民可能会折在东宫、齐王等人手中。倘若他真这样死了，后世的道德家可能又有另一套砌词了。

　　近代唐史名家陈寅恪先生说：“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②

　　在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集》唐史部份，没有就此发表评论，王仲荦先生着的《中国隋唐断代史》也不置一评。当代国内较为权威性的史书都不发一言，还是看一看海外学者的分析吧。

　　柏杨先生说：“每个新建王朝，一代二代之间，必进入瓶颈，能通过则兴旺，不能通过则一爆而碎。而这颈瓶往往与夺嫡有关，赢胡亥先生如此，刘恒先生如此，司马衷先生如此，杨广先生如此，李世民先生也是如此。

　　“只要专制政治，就无法排除这个瓶颈，也无法化解夺嫡斗争。司马光先生把消灭祸乱，建立在不可能的假设上，与现实完全脱离，就好像说，假如上帝抽去人类身上的权力欲望，世界就更太平一样，这种话毫无意义。因为专制政治这种毒菌，一定产生颈瓶奇疾，容易溃烂成为夺嫡恶疮。幸运时或许可以避免，问题是，人类往往并不十分幸运。

　　“李建成先生是一位忠厚善良的老哥，李元吉先生则是一个机警伶俐的恶少；老哥变得越来越不能包容，这个恶少老弟要负重要责任。激情的表态，常把首领域伙伴导入难以回头的狭径，实力一旦不继，狭径通向死亡谷，《通鉴》上史迹斑斑。李无吉先生不过小角色而已。

　　“玄武门骨肉相残，是命中注定、非发生不可的悲剧，李渊先生在得知二子被杀时，连哭都不敢，而且对最钟爱的一群幼孙，眼看被砍下人头，竟也不敢阻止，幸亏他退位退得快，不然的话，他就是一个刀之鬼，这跟李世民不友不孝无关，专制政体病毒一旦发作，就是如此残酷野蛮。人在其中，身为由已，否则便轮到自己身陷虎口。极权分子，以及“天纵圣明”，和摇尾系统之辈，只看到“民主”对他们的权力有所压抑，却看不到“民主”对他们的保护作用，使他们在失败之后，仍能自由在登台高论，仍能到海边晒太阳，到饭店吃大餐，百不必像李建成、李元吉一样，亲兄弟反而恰恰是全被被屠杀的凶手——只有极权政治才有这种镜头。

　　“然而，中国人应庆幸李世民先生夺嫡成功，李世民为中国带来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成为治世的典范。就已憍 的史料推测，如果李建成先生当皇帝，因为有李元吉在旁的缘故，他的治绩不可能比李世民更好。”③

　　诚然，在国内许多大部头历史丛书，只把农民阶级斗争永远地、机械化地放在首位，却没有进一步探索一下，当农民阶级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下一步要怎样做？ 学者们的舌头好像卡死似的，从不提到“民主法治的政治架构”方面的论题。

　　正因如此，有些博客不以自己思想固化无知为耻，还批评柏杨先生言辞偏激、论点不切实际。是啊，如果民主法治在某个地方居然成为“不切实际”的东西，可不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的一大悲哀吗？像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李世民不先发制人，他就会给人家诛杀。人，处于那种境地，身不由已啊。这段评论，大体上做到公平公正地分析玄武门之变的。

　　当然，李世民在道德伦理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他诛杀建成、元吉二人后，就没有必要反屠刀架向亲侄儿辈了。他可以用较为折衷的办法处理。

　　此外，他还做一件对中国历史造成极大损害的错事：就是把史馆纳入政治机构内，以行政权力控制史官的工作，企图通过影响历史左右后世对他的评价。——可不要小看这一举措，后世以至当代，不少政治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按本子办事，唉，政治权力啊、身后名啊……这是害人不浅的名缰利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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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白话译文摘自柏杨版的《白话资治通鉴》，第45册，《玄武门》，公元六二六年。

　　② 参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着。

　　③ 译文摘自柏杨版的《白话资治通鉴》，第45册，《玄武门》，公元六二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