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玄武血仞（三）

　　按传统甚至近代一些学者的分析，杨文干事件是李建成一手造成的。但是，现代有些学者考证后，提出与之不同的意见。学者们认为，杨文干事件是李世民集团一手策划、栽赃用以打击太子建成的。对此，费正清、催瑞德把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写进了《剑桥中国隋唐史》里面。司马光在《考异》里提到此事：“统纪云，建成遣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当时，尔乐焕任内府郎将，类似贵族征兵府副司令。桥公山任校尉。）赍甲以赐文干令起兵。焕等行至豳州，惧罪，告之于上（即李渊）。刘餗小说（古代一些笔记杂说的书）云人妄告东宫，今从实録。”

　　司马光没有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这杨文干是曾经在太子宫里当差事的，任职宿卫，李建成待他不薄，两人感情也好。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到宜君县仁智宫（陕西省宜君县境内）避暑，建成留守长安，私下叫杨文干募健儿到京师，欲以为变。这事给揭发，杨文干索性发动叛变。到底是谁揭发此事呢？是按司马光的分析，尔朱焕、桥山公二人害怕，才转向李渊告发此事云云。

　　新旧《唐书》没有给这二人立传，难以搞清楚他们与李建成的关系是怎样。在尔朱焕、桥山公举报的同时，宁州（甘肃省宁县）人杜凤举“亦诣宫言状”，意思是指，他也到避暑行宫向李渊告密去了。

　　尔、桥二人的告密可能使到李渊惊愕，但外州人也这么举报，李渊不由得不相信。同样地，旧史没有给杜凤举立传，只知道在李世民执政期间，这杜凤举做鄯州刺史杜，这个官职也不算大，类似今天的市长级别吧。

　　学者们分论的至少有两方面，第一是，李建成到底有没有行动过。其次是，尔朱焕、桥山公、杜凤举三人跟秦王府的人是否有关系。对于前面二人，难以判别（这两人有可能给秦王府收买了，等候安装陷井的机会。），但杜凤举的角色最惹人质疑的。可能是这样，秦王府的人探听到东宫有异常动静，索性将计就计，指派杜凤举向李渊诬告李建成告反。

　　有人可能觉得，李建成在得知父亲大发雷霆之后，居然孤身前往请罪，表明他是清白的。那么杨文干事件，全是李世民一派策划的。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如果李建成什么也没有做过，李世民本人及天策府的人决计不会白痴到“无中生有”，这样做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而且当时建成和元吉联合团伙已占尽上风，按惯例，皇帝不在朝，就由太子监国，试想一想，一经查证是假的，后果是多严重？ 与其冒这样的险，倒不如搞暗杀来得干脆！

　　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李建成听取了元吉的建议，私募一批人物到京师，再次为将来作打算，可是给秦王府的耳目察觉，秦王府的人就决定先下手为强，诬告李建成密谋造反。

　　至于李建成有胆子孤身向老父请罪，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所犯的事并不严重，只要向父亲认错并解释清楚他仅私下招募勇士并非造反（按现有可信的史料可以下推测，他当时确实并没有造反的行动。如果有什么最大胆的行为的话，意在除掉李世民而已。），充其量挨责备、惩罚罢了，不会动摇太子的地位（按事态分析，是不应该影响他太子的地位的）。如果真走上造反的死胡同，就万劫不复，着了秦王府一干人等的道儿了！

　　这事，李世民肯定有参与其中。最后的决定权当然是他一人而发。就这事而论，诟骂李世民阴险卑鄙亦无不可，只不过，这些责备的人光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乱骂一通是不切实际的。

　　盖兄弟之间发展到“水火不兼容”的地步，就决不可能把对方视作“兄弟”，而是视为“敌人”了。隋炀帝杨广与太子杨勇的斗争，李世民兄弟等人知道得非常清楚。此时他们之间的争斗，跟杨家班的人有何区别？杨勇就因为机心不如杨广，结果好快就给做反下来，最后惨遭杀害。作为老哥的建成，当然不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在自己身上；同样地，李世民眼见大哥、小弟欲对自己不利，他本人也想争对太子之位，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给隐太子辩护的人认为，李建成性情仁厚，觉得他不可能做得这样的事来。这样推测太过主观了。不错，李建成在某程度上是仁厚，但并不等于他仁慈得像一只白兔。按《通鉴》的记载，李建成也曾犯过屠城的罪行：

　　唐王朝太子建成，俘虏稽部落（山西省西部及陕西省北部匈奴人）一千余人；把猷长级数十人释放……另一位首领刘仙成，也向唐王朝投降。李建成声称要增设州县，兴筑城池，命投降的匈奴人，年在二十岁以上的集合，然后用军队包围，全部屠杀，匈奴人死亡六千余人○15。

　　对于这样记载，那些人可能会大摇其头，认为这是史臣诬造史实。可是，他们对李世民屠夏县的史实又坚称是真的。其实两者均出于司马光一人之手笔，他若维护李世民的话，就没有必要记载屠夏县一事；相反，他偏向李建成的话，也不可能记载这屠匈奴人一事了。盖司马光是以持平的心态去记载史事的。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包括李世民在内，在危及性命之时，哪里顾得兄弟情！

　　据《通鉴》记载，李渊下手诏叫李建成到行宫去问话时，李建成阵营中又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反了，太子宫事务管理官（太子宫舍人）徐师谟怂恿建成占据京师，背叛老爹。另一派则反对，太子宫总管府秘书官（太子宫詹事主簿）赵弘智建议建成单人匹马，衣帽简单，不带卫士，晋见老爹请罪。李建成考虑过后，终于采用后者的意见。

　　当时的情况火急，生死往往入系于一线。他们可能没有忘记西汉汉武帝就因为地巫蛊祸患的事件，以致把太子刘据母子牵涉进去，尽管刘据是清白的，可是以讹传讹，结果把刘据逼到“造反”的地步，最终以自杀告终，刘据的母亲卫子夫也惧怕而自杀。

　　其时李建成所面对的，跟当年刘据承受的政治风浪实在太相似了！幸好他坚信自己无辜，拒绝兵行险着，不然，他真的继刘据之后，很可能成为另一位因造反而自杀的太子了！

　　如果杨文干事件是天策府等人一手导演出来的话（据现代学者研究，可能性颇高。），以李世民为首的天策府众人所设下的局，也真够阴柔狠毒了！

　　当李建成抵达时，李渊怒火纵烧，忿忿地责备建成，把他软禁起来，等弄清楚事件另行处理。杨文干叛变是异姓事变，涉及到山东人（崤山以东广大地区，不是今天的山东省），范围相当大，如果搞得不好，一定动摇刚刚统一起来的大唐帝国。李渊对太子等人的“叛乱”深痛恶绝是可以理解的。

　　李渊把李世民诏唤到行宫，让他亲自率兵平定杨文干等人叛乱。其实杨文干只是小角色一名，根本用不着李世民亲自出兵，可是李渊坚持让打出李世民这张王牌，看来他实不想此事拖延得过长。此外，据《通鉴》记载说，这一次，李渊向李世民许诺：“杨文干事奉成，关系密切，恐怕会有很多人响应，你应该亲自去一趟，回来后，封你当太子……”○16

　　这则记载，学者认为可能是假的，他们觉得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李渊没有必要急于许下另立太子的诺言。这是值得讨论的有趣话题。司马光在《考异》“帝（李渊）夜帅宿卫南出山外，明日复还仁智宫。”条目下没有给出清楚的分析。既然他把许诺写入《通鉴》里面，就有可能认为它是真有其事。当然，学者有异议是正常的。不过，从现在所拥有的史料来看，肯定的机率大一些。李渊的皇位总得要传的，建成和世民都是他的儿子，如果不是据封建传统的“先长次幼”的原则，当初也有可能立世民为太子。

　　李渊不希望事情发展天骨肉相残的地步。他表明，即使改立太子，他决不效法隋文学诛杀骨肉。他把建成谪迁到蜀地，不让他拥有强大兵力，易于监督就算了。

　　这也是一种新的折充平衡办法。李世民听了，心里肯定高兴的。倘若他成为太子，以他天策府的猛将之强，他不会把建成放在眼内。

　　好快，李世民就率兵出征了。不过，他的希望不久就成了泡影。因为太子党人不断地做游说工作。尤其是李渊背后的小老婆群中，跟李建成有“交情”的妃子，不停地给说好话，老臣子封德彝也出大力，李渊态度就转变了。——这是按《通鉴》的说法，——后人分析认为，李渊很有可能洞察杨文干事件是一个谋害太子的局，此事跟李世民的天策府有关系，他不希望这事张扬出去，就秘而不宣。——从李世民平定杨文干返回后，许诺的事不了了，笔者认为这分析可信。

　　还有一则记载可以间接印证这种推测。有一次，李建成教李渊的妃子向李渊面前打小报告：“秦王（世民）自己宣称：‘我有天下，要当天下之主，怎么会白白一死！’”李渊就急召李世民进宫，责备他说：“天子自有天命，单靠人的智慧和力量，无法夺取，你追求宝座，为什么这般急迫！”○17如果先前是许过诺而事后又反悔的话，李渊心里有愧，他可能不会把话说得这么绝。如果他明白到杨文干的事件是一个大陷井，心里一定痛恨李世民的作为，此时趁机向他大发怒火，警告他不能再妄图染指太子宝座。总算他还顾及父子之情，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

　　或者当时有说过，不过这种秘密，史官哪能记载得下来？从日后李世民和老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劣，笔者觉得，这是一个开端而已。

　　“杨文干叛变”发生了，李世民也平定内乱了，史书没有交代建成到底有没有受到惩治。不管李建成自食其果还是李世民一伙搞小动作，这种皇家秘事，传出去丢脸之极，李渊总得找几头替罪羊。太子党中的王珪、韦挺、杜淹就有“荣幸”地做了这种“羊”，给流放外州。

　　自古至今的官场，在朝里（或者说在中央政府里）当差就有很大的机会升官发财；在外地帮官，什么时候才能让中央集团的大老板们赏识自己？这个杜淹在唐政府里多时得不到擢升，打算辞官投向李建成，房玄龄知他为人诡计多端，怕他以李世民不利，就把他介绍与李世民，引入天策府里。

　　有些学者认为，杨文干事变中，这姓杜也的曾出个主意，那个所谓“告密人”，说有不准也有他一份。他曾经打算投向李建成，表明他过往与东宫的人有交往，房玄龄明知道他坏，却引荐与李世民，表明他有做坏人真本事。尔朱焕、桥山公二本来就是太子党的人，他们中途生变，史书没有作明文交代，就表明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有一种可能是，杜淹在他俩离开太子宫的途中，找着他俩，游说晓以利害，使他俩胆怯临时改变主意，为秦王府进行诬陷做好关键的第一步工作。——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期待学者们有新的发现。(待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司马光在《考异》唐纪部份里提到此事。大略说：“六月齐王元吉欲杀秦王世民，太子建成擅募兵……因令还擅遂与建成各募壮士多匿罪人，赏赐之，图行不轨。其记室荣九民为诗以刺之……因免官改事秦府……后人皆振恐知其事莫冇敢言，后乃连结宫闱与建成俱通德妃，以为内援。旧传又云厚赂中书令封伦（封德彝），以为党助。由是高祖颇疎太宗（世民），而加爱元吉，今择取其可信者书之。”司马光认为旧史有部份是可信的，而不是全不可信。

　　○15参看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第44册，《江都政变》，公元六二一年，辛己。《实录》记载的人数不少于六千，司马光在《考异》里加以修正。

　　○16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