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举父子当初的经营着实不错,可是他们的失败也快得出奇。究其原因,薛举在重要的关头上突然病死是一个原因,其次,薛举在关中(陕西地区)没有影响力,他没有很好地管束士兵,史称“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挞其下,见人不胜痛而宛转于地,则埋其足,才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⑿
至于薛仁杲,史书称:“仁杲,举长子也,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然所至多杀人,纳其妻妾。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因此薛举常常对他说:“汝智略纵横,足办我家事,而伤于苛虐,与物无恩,终当覆我宗社。”⒀
这样的人,终究有什么好作为?是以,《旧唐书》的史臣评论说:“薛举父子勇悍绝伦,性皆好杀,仁杲尤甚,无恩众叛,虽猛何为?”通过这些史料,不难理解到,在薛举去世这后,薛仁杲不久不完玩的背后根源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唐军在粮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所以李世民才有无所顾忌地推行“坚壁清野”的相峙拉锯战,一口气相持了六十多天。如果粮草供给不上的话,只能速战速决,想获取胜利,恐怕困难得多了。
李世民这次取得的大捷,他指挥得当的重要原因,此外,在众多能征善战的将卒的通力合作之下,是取胜的关键。消灭了薛举父子的割势力之后,解除了大唐帝国北方的严重的危机,获得大量的人口、战马、物资,这对以后统一全国的大战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唐帝国顺理成章地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增强了实力。是以,这次胜利,其意义是重大的。旧书强调了过程,不探究背后的意义,太遗憾了。
大唐的第二场统一大战的对手是刘武周。史称,刘武周骁勇,喜任侠,原是鹰杨府校尉。马邑太守王仁恭因他是地方土豪,待他甚亲厚。他跟王恭的侍儿私通有染,担心出乱子,就趁机造反,发难的时间比李渊的早,他跟李渊不同的是,他选择了依附突厥。三月袭取楼烦郡,进取汾阳宫。突厥封他为“定杨可汗”。后自称皇帝,改元天兴。在武德二年三月,在突厥的支持下,先南侵了并州,接着接受了宋金刚的建议,挥军攻打晋阳,以此图天下。⒁
他们来势汹汹,据守在大本营的齐王李元吉抵挡不住,他打仗的本事不及他的大哥、二哥多矣。这时,裴寂自告奋勇地向李渊表示,他愿意领军支援齐王。李渊跟他本来就是老朋友,就欣然同意。裴寂可能想立战功,扭转在其他人对他的感观,使人觉得,他不光是一位出谋划策的幕后人物,还能带兵打仗。可是,能出点子的老手,并不等于就是打仗的能手。裴寂不是打仗的料子,他跟宋金刚相峙之际,居然驻军在索原(山西省灵石县东)籍此取得充足的山涧水源。可是,他似乎患了一个跟三国时代马稷同样的错误,就是为了取得水源,考虑不到居高处会往下取水,会给人家切断水源的可能性。宋金刚果然采取这一招,唐军人马得不到水喝,军心动摇,裴寂指望转移阵地另取水源,给宋金刚掩后追杀,打得他魂飞天外,只顾逃亡,其他人马的死活就顾不上了。裴寂逃去了晋州(山西省汾阳县)。
刘武周先前已不断地攻打这地区,裴寂惨败,晋州以北的广大地区就全给刘武周夺去。奇怪的是,当裴寂上疏请求处分时,李渊可能考虑到老朋友的旧情,不但不追究他的罪,还让他镇守安抚河东(山西省)。刘武周打败了裴寂之后,立刻攻打并州(山西省太原市),镇守于此的齐王元吉眼见势不对头,赶紧携带家人弃城逃去长安。
对此,李渊勃然大怒。这是可能理解的,毕竟河东地区,尤其是晋阳一带,是他们龙兴的大本营,粮草钱财充足,用李渊的话说是:“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精锐部队数万,粮食足可支持十年!开创帝王的大业圣地,一天之间,就被放弃……”⒂他怒火纵烧之下,不处理儿子,反而要杀了辅助元吉的宇文歆。幸好大臣李纲给宇文歆讲公道话,才逃过一死。
随着刘武周节节推进,李唐感到压力越来越大。这时,镇守在晋州的行军总管(大军作战司令)裴寂无法应付危机,只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把老百姓赶到城里,纵火烧村,这当然引发百姓的怒火,夏县(山西省夏县)人吕崇茂聚众起兵,自称魏王跟刘武周联成一阵线。这就是官逼民反的最好注脚。
此外,据守在蒲坂(山西省永济县)的王行本,本是隋朝余将,他也不服李唐,也跟刘武周联合起来。用不着多说也能推想得到,当时刘武周的声势有多浩大了。
李渊也感受到巨大的震动,以致下颁手敕说:“盗贼声势如此嚣张,难以竞争,不妨放弃河东(山西省),只守关西(函谷关以西)。”⒃,李唐的版图本来就不算大,如果按李渊的想法,放弃了河东,无疑给敌人逼得更紧,下一步更难走了。李世民不同意,他上疏说:“太原是帝王大业发祥之地,国家根本所在。河东(山西省)物产丰富,人民殷实,是京师繁荣的资源,如果一举把它抛弃,我私下会感到愤慨和遗憾。请拨给我精兵三万人,一定可以消灭刘武周,收复汾晋(山西省)。”⒃
确实如此,齐王元吉、裴寂二人不行,不等于秦王不行。太子建成又不能轻易派上战场,李世民可不想眼睁睁见刘武周夺去大营,主动请缨之心是热切的。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希望多立大战功,抬高自己在朝庭里的威望,即令将来太子建成称帝后,他仗之也能稳得住脚。当时,李世民还没有得到许可建立“天策府”,如果说他指望籍此图太子之位,似乎言之过早了。
李渊自然体会到儿子之意,就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李世民挂帅,并亲自送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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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 ⒀ 见《旧唐书•;;薛举传》,第五十五卷。
⒁ 参考宋人袁枢著的《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七。
⒂ 白话译文参看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第四十四册,公元六一九年,已卯部份。
⒃ 译文参考看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