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剑 指 长 安（一）

　　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翼亮贞文德，不承戢武威。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际寝盘空曲，熊罴翠微。再窥柏松路，还见五云飞。

　　——《重经昭陵》，杜甫撰。

　　距李渊父子等人起事一个世纪左右的某天，唐朝大诗人杜甫再次经地昭陵前，自然想起李世民，这位奋发有为的唐开国皇帝于隋末丧乱之初的英雄事迹，开创贞观之治之盛，他想到当前安禄山叛乱，两京陷没，生灵涂炭，真好像隋末灾殃的再现。他多么希望太宗的神灵能指麾而荡涤之！念及此，诗人不由望昭陵而兴悲，对山隅而流恨无穷。

　　这首诗不是杜甫的最好作品，感情却充沛自然，了解杜甫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不难体会到他心头之痛。须知道，杜甫笔下的李世民跟历史上“真实”的李世民有一段差距，至少，后人知道，他不是“圣君”，也不是“翼亮贞文德，不承戢武威”（大意是指，李世民不是以武威压人，是凭着文承武德继承大统）起家。历史给理想化就会变得肉麻无耻。不过，文学跟历史不同，它借助历史塑造出人们心中的理想英雄。是以，读者不能指责杜甫给李世民歌功颂德。

　　杜诗提到年代、社会背景大概在公元七世纪中叶左右，席卷华夏大地的战火已进入了高潮状态。各路反隋的农民团队首领先后称王称帝，割据一方，互相攻打，重点已经从攻打暴政转为争取地盘而发难。这使得当时的中国沦为军阀大混乱战的黑暗时代。

　　李渊父子等人“准备”就绪，见时机成熟，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与”，李渊就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了。李渊这一支团队属于贵族层面的大地主阶级力量，跟“官逼民反”的农民大起义不同。所以他们打出来的旗号跟农民团队的有所不同。

　　在行动之始，高君雅、王威二人想谋害李渊。李渊得到消息后，立即作反应，就叫李世民等人提前做好准备，就在晋祠里宣称高、五二人勾结突厥，先行把他俩诛杀。

　　首先，李渊等人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强大的突厥。因为突厥北方大草原上虎视眈眈，让中原各路“草昧”打个不亦乐乎，他们届时大可以不费多大本钱就拾个现成便宜。李渊发飙反隋之前，肯定考虚到这件事情。如何应对呢？

　　这时，李世民慧眼识英雄的努力终于有回报了。刘文静挺身而出，要为李渊解决这后顾之忧。据《通鉴》记载，刘文静建议李渊跟突厥汗国结盟，利用他们的兵马，增强自己的军威声势⑴。李渊接受，亲自写一封言辞谦恭、态度卑屈的信⑵，另加一份厚重的礼物，让刘文静出代表到始毕可汗（十一任大汗）阿史那咄吉那里，说：“我打算发动正义之师，远一南方迎接主上（杨广）返京……可汗如果能跟我一同南下，请千万不要抢劫凌虐人民；如果只接受和亲，坐等金银财宝，也由可汗选择。”阿史那咄吉看到信，就表示如果唐公（李渊）当皇帝，突厥一定出兵支持。不过，李渊老谋深算，他实不希望突厥派兵来华，诚谓“引狼入室”，后患无穷。⑶后来突厥给以一定数量马匹“资助”。在购买突厥马匹的对策上，李渊又有妙着。

　　刘文静返回（这应该是第二次。后来他再次出使突厥请求突厥出兵支持。）晋阳复述后，众人都希望李渊称帝起事，李渊一口拒绝。这样做是高明的，李渊明白突厥人打的算盘。还没有起事，就称王称帝，就如把自己架在火盘上烤，傻瓜才会干。

　　接着他们就军旗、口号、战略上做好充分的商议。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李渊同意尊杨广为太上皇，拥护代王杨侑为皇帝用以安抚隋朝的官兵。这样一来，他们打首拥护隋皇朝的“合法”的旗号，实际上是干起兵作反的夺权行动。这一招虽有“掩耳盗铃”之嫌，不过也甚是高招，在当时情况下，也只能这么做了。

　　这个过程，史书描述得很粗略，没有涉及世民、建成等人。想来李渊也会就此询问两个儿子的意见。料想他俩也大为赞同。

　　他们既然宣称拥立越王为皇帝。当时代王身在隋都的长安城。他们的目标当然就锁定长安。盖当时杨广身在东都洛阳，为何不攻克洛阳呢？这显然又是战术运用的问题了。初步来看，洛阳城处于南方，当时南方的战事极为惨烈，王世充的团伙力量殊不可侮，一开始就想把他摆平，显然是不智的。再说，洛阳城的地理位置不像长安城那样易守难攻。读者从地图上不难看到，长安城有崤山之险，潼关之固，犹如两道铁打的关口，如果先把长安城拿下，占据关中，地理上就占有好大的优势。其次，长安城怎么说也是隋朝的首都，拿下首都，在士气上也占尽优势。最后，当时长安城后防空虚，李渊等人的兵力不算多，目标指向长安城，符合兵法战术。

　　总而言之，李渊父子等人擅长运用战术。若干年后，李世民率兵攻打宋金刚、薛举等人时，也深通此道，在对付突厥也充分展示战术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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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在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面，没有记录关于刘文静向李渊献策的一慕。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八》里就“六月刘文静劝李渊结突厥”的问题上这样解释：《创业》注云，突厥去觇人来报，文武入贺。帝曰：“且勿相贺，当为诸君召而使之。”即自手与突厥书，盖温大雅欲归功髙祖耳。今从《唐书•；刘文静传》。

　　意思是指，温大雅想把功劳归到李渊头上，因此故意隐抹了刘文静劝计。司马光不取采温氏的记载，从《旧唐书》。而《旧唐书•；刘文静列传》是这样说的：“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刘文静出使突厥返回后，李渊赞他说：“非公善辞，何以致此？”

　　⑵ 这封书信何止“言辞谦恭、态度卑屈”？李渊直称臣于突厥。后来，李世民不经意地透露过，高祖曾向突厥称臣，视为奇耻，指的可能这是这段往事。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李世民把源委推到李渊身上，这可能过于武断了。盖当时“首义”于始，李渊甚是睿智，这种事情，岂能任李世民等人指挥一通？而且又出于战略的需要。是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八》也说：“創業注（即《大唐创业起居注》）云：仍命封題署云名啓。所司請改啟為書，帝不許。按太宗云太上皇稱臣於突厥，葢謂此時。但温大雅諱之耳。”司马光的分析得到后来的《通鉴》注家胡三省的认同。

　　可见，有些人觉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改国史，往往捕风捉影，乱扣黑帽子。

　　⑶ 李渊再次派刘文静出使突厥时，秘密对他说：“蛮族骑兵进入中国国土，是中国人民一大灾害。我所以需要突厥军队，只是怕刘武周联合他们，共同制造沿边空难。而且蛮虏使用骑兵，马匹一面走一面吃草，不需要供应粮秣，只不过姑且用他壮壮声势，超过几百人，就没有用处。” 摘自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第四十三册，《官逼民反》，公元六一七年，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