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 史 阴 霾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造就了一大批君主。在这些富有江山的君主当中，有建树的为数不多，称得上雄才伟略、文治武功的更是屈指可数。毛泽东在他的《泌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其中最杰出、给后人真心推嵩的，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

　　毛先生认为李世民稍逊风骚——白衣潇洒，风流儒雅的特质，在李世民的少年、中年之时确实寻找出到。然而，从一些可信的史料记载中可知他策骑如飞，出没于千军万马之中。李世民懂得调兵遣将之道，他本人也能身先士卒，三国时候的风流人物周瑜犹有不及。

　　李世民取代其父，君临天下，“贞观之治”成就之炬，唐代之前尚没有出现过（“文景之治”中后期，汉景帝统治时已见刀光剑影的血腥场面，可谓白色恐怖。）其对中国的影响而言，就与今天的政治家相比，也不相形见绌。正如某位学者指出①，美国的总统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大多数的总统只不过是“一匹夫”而已！且不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与不足之外，但可以肯定地说，欲成为有巨大建树的第一流政治家该有多难！

　　唐朝处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国力空前强大，亚洲诸国，只能仰视其项。后世史家称“汉唐盛世”，溢美之处虽甚为明显，然汉唐、尤其是唐代，应该占有异彩腾飞的一席之地，也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一页风云聚变的纪传史。

　　大唐帝国建立的缔造者、核心人物首推唐高祖李渊，传统史家曲笔地将这一巨大功劳归到李渊的次子，即后来的太宗李世民头上，并把李渊说成是昏庸无能、唯李世民牵着鼻子走之辈。遗憾的是，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里也持大致的看法。我们知道，《通鉴》的唐纪部份取材多源于《旧唐书》、大业起义、武德、贞观年间的起居注。糟糕的是，《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在李世民执政期间，已给史官们（人们指责这是李世民开创一人很坏的先河，我们倒觉得，授权许敬宗之流担任史官是最大的不幸。）作过手脚，谬误“流毒四串”，阴云不散地将本来就披麻纷乱的国史涂抹得面目前非②。

　　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李渊形象③，非议新、旧《唐书》中的“李渊”。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区别？许多人将矛头直指向太宗：夺其父的功绩。表面看来，它似乎顺理成章，仔细推敲，这观点值得商榷——至少我们在陈寅恪先生的著作里读不到类似的结论。在往后的章节里，我们结合已掌握的史料及大师们的研究，作出阐述。

　　从传统的史书看来，唐太宗身上集中的美誉可谓至矣尽矣，他头顶的光环一圈复扣一圈：传统儒学史家非常重太宗皇帝言行举止和他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不遗余力地加以宣杨，千百年流传之下，李世民倒好像是神一样的皇帝。

　　这一情况直到近代才有突破性的改观。人们拨开云雾见清天之后，觉得传统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个“大骗局”而已，于是有人干脆地将新旧《唐书》、《通鉴》涉及到李世民的若干记录全盘否定。他们的理由是：李世民坐上皇帝的位子之后，就开始插手干涉历史（起居注、国史诸类），史官刻意美化，网罗一切对李世民有利的材料，涂脂抹粉，淡化李渊的功绩、对世民的老兄弟建（隐太子）、巢王元吉加以贬低、丑化、诬蔑，极尽肮脏手段之能事。李世民授权属下如此作为，他的历史还有什么值得取信呢？

　　遗憾的是时光不能倒流，人们也不可能返回到大唐盛世。但是，凭着一些史料，人们仍能将迷团中的历史人物剥离出来，抽掉他们身上的光彩，像考古学家发掘得千百年前的铜器，将锈迹斑斑的部份分离出来，庐山真貌总能得窥七八分。

　　身为政治人物，有些事情自是逼不得已而为之：近代有拥兵自重大搞政治独裁的政客，他们美其名日地宣称“代表绝大多数的民意”，其实只是维护他们的政党利益：人们很难想象，由一个政党统治之下的政治制度还有多少民主发展的空间——民主政治并非三权分立制的专利品；古代的封建帝王坚信“朕即天下”，老百姓都是他的子民，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因而封建君主对“异见分子”狐疑不定时，采取的手段十分出格。汉高祖刘邦，诛杀如韩信、彭越等功臣时，绝不手软。正如台湾的柏杨先生所说：“……英明的领袖——像刘邦先生，他几乎样样不如人，然而，他是一个优秀的统御人才……能宽容别人的过失，能够用度外之胸襟坦荡……刘邦最大的罪恶，是他用最残忍的手段屠杀功臣，摧残人格，留下不可抹灭的劣迹……”④明太祖朱元璋师法刘邦，更上一层楼，诛杀手段既狠又毒，阅读关于朱元璋杀人的史料时，教人不寒而粟。

　　尽管如此，司马光、范祖禹可以不责骂刘邦；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里对朱元璋的恶行并无多大指责，可是他们仍有千百条理由对李世民加以斥责。前者二人的言论算是平和的，王夫之却大声疾呼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在王夫之眼中，一个诛杀亲兄弟、逼父让位的人是不可以原谅的。

　　平心而论，据现有可靠的史料不难推断，李世民做皇帝后，被他诛杀的人绝不比刘邦多，对待功臣（如李靖）还不失王道。惟一例外的是，李绩在李世民临终之前受到的“待遇”较为凶险，李世民给他下达指令后，如果他不赶紧离开长安去赴任，势必成为李世民刀下之鬼。这一方面说明李绩是一位完美的政治人物、一个优秀绝伦的将帅，另一方面说明了封建帝王“高处不胜寒”，权力绝对集中化的毒牙张露之下，根本没有“政治诚信”可言。这倒不是李世民的特有的政治伎俩。王夫之认为，李世民穷凶极恶，毫无人性，也就说，姓李的根本不是人。其实王夫之的批语套在朱元璋头上更为贴切。永乐皇帝朱棣也得杀一大批人，踏着血仞铺平的路子才坐上了帝位。以王夫之的观点论，朱家天子更不是人了。朱棣头号对手是建文帝。以儒家史家的标准看，朱棣的举措是“欺君犯上”，是弑君的“乱臣贼子”，《明史》对此并不狠批，王夫之亦然。说到底，只是个人观感而已，跟如何登上帝位何干！

　　当然，这样作对比，并不等于说李世民没有心狠手辣、专横独裁的一面，一旦权力欲急速膨胀时，他不把对手干掉就得给人家摆平。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假如李世民没有觊觎皇位的野心又如何如何。难道他俯首贴耳地听命于李建成，就一定能活得终老吗？诚然，李建成决不是史书上所记载“残忍好色，荒淫昏庸”那样，相反，他是宽厚仁慈的老哥，可是他们的元吉老弟就逊色得多了。老弟在身边推波助澜，李建成身边的谋臣如魏征的劝告⑤，难道就不会构成置李世民于不利地位的可能性吗？

　　流传下来的关于隋唐的史料并不算多，非常有价值的如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及《通典》、《唐会要》等少数几种。其中以《通鉴》的史料含金量最高。正如前面所指，《通鉴》唐纪部份大多数取材于《唐书》，翻看下来，给人“一个模子”的感觉。《通鉴》的《考异》部份倒是严谨、持平可信的力作。

　　史料是如此的不均贫泛，兼之史官在修本朝国史时做些小动作，千百年后自然变得疑云阵阵，千头万绪了。难怪费正清、崔瑞德两位史家在编写《剑桥中国隋唐史》⑥另辟《史料问题》一节，不无遗憾地指出这个问题。他们说：“但我们也不应对修史者在记载这一时期历史中的某些事件时显然有偏向和偏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不但《旧唐书》，而且其它重要的史书和官方类书说到底也都取材于同样的一些资料……这便意料着我们极难摆脱这些修史者的主见……但当时的史官或因视为现所当然，或因认为与公认的历史标准内容无关，所以就干脆轻易地放过了。”

　　想到两位外国史家尚且如此，对国内那些抓着历史人物的把柄，动辄上纲上线，轻易加以全盘否定的评论，感觉怪怪的。

　　这篇文字决不可能是给李世民歌功颂德的涂鸦习作，也不会轻易地对历史人物加以否定的拙作。我们坚持是其是，非其非，不用放大镜看问题，也不大扣帽子。虽然这可能不易做得到。

　　到本篇结尾时，想到有一首描写李世民少年得志、纵横驰骋于战场的歌曲《爱不释手》时，自然地想象到他青年时可能是很帅的人，是一位很得美女芳心的男人。也许不对，也许有对的一面。

　　20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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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政制改革方案给“泛民主派”在立法局否决，他们认为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市，邻近的新加坡政府的国家元首、国会议员的选举上已经走向一人一票，为什么我们香港的特首、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就不行？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误导。理由很简单：新加坡脱离殖民统治的日子比香港超前得多。民主政治制度需要坚实的根基——优秀的政治人才、政党政治理念、选举文化的成熟程度。好可惜，在这些软硬件配套上，香港社会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作准备。针对这些偏面的误导，国内学者、政治人物加以分清是非。我记不起这位先生的名字，他说话的大意倒记忆忧新。他还指出，民主选举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产生极不好的负面效果，并列举台湾当局领导人选举时，陈水扁因两颗子弹使得形势急剧转变为例子。纵看陈水扁的所作所为，我很赞成这位先生的观点。治湾的民众吃这颗“民主选举”的苦果可够受了。

　　②在李世民、太子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之前，闹过一些十分尖锐的矛盾。其中一桩关是杨文干谋反事件。《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编著者费正清、崔瑞德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很怀疑李建成是否真正与闻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党罗织起来的。” 司马光在《通鉴》的《考异》里也提出质疑。于是李树桐先生一口咬定说，这是唐太宗支持者及后世史家——特别出心裁许敬宗精心编造出来的。布目潮风先生在《隋唐史研究》（第276—281页和《玄武门之变》）反驳这种看法，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理由。

　　③有人在博客撰稿说，温大雅并不可能每时每刻坐在李渊旁边，如何事无炬细，一览无遗地记录下来？我同意这观点。李家父子干的是“造反杀头”的大事，别说在古代，即令在当今，光是一顶“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大帽子扣下来，足以构成吃一辈子牢饭的理由。关系到李家命运前景的决策，温大雅无法听得到、或者李渊没有跟他交代清楚让他记录，不足为奇。因此，《大唐创业起居注》有它先天不足之处。

　　④摘自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匈奴崛起》公元前一九五年，丙午。

　　⑤按《旧唐书》载，魏征对太子李建成说：“秦王（李世民）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建成）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山东（崤山以东，并非今天所指的山东省地区）豪杰，庶可自安。”魏征等人多次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以图李世民。后来李世民曾严厉地质问魏征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呢？魏征从容对答说：“前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间接印证这些内容不是史臣精心编造。

　　⑥剑桥大学中国历史丛书第四卷的隋唐史部份。一九七九年版。此处按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