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随笔

知青生活随笔

　　看山这活计，你把它当个事做要把你忙死。你也可以在树林里找块有树阴覆盖的绿草地，闲云野鹤似的看看书或睡上半天——当然不能让队长看见。

　　每年的五月份水稻秧插完后，队里都要安排人看山，每次的看山任务又非我莫属。

　　所谓的看山就是不让军马场的马匹糟蹋庄稼，如马匹糟蹋庄稼后，须记录在册，要放马的当事人签字画押，然后与马场有关人员交涉赔偿事宜。其次，要管的是生产队所辖范围内的树木、茅草，外来人不得随意砍伐、割取。山上茂盛的茅草有半人来高，尺把高的松树苗隐藏其间，挥镰时茅草与树苗会一起被割倒。

　　我落户的白马大队第四生产队是丘陵地带，东北走向的山脊上蜿蜒着一条因人踩踏和板车辗轧而形成的崎岖不平的土路，我队东面的青树岭毗邻着原生态的盘石岭林区，青树岭是这片丘陵的分水岭，岭下不远处有一泓面积三四十亩明镜似的水库，四队村民的房屋蛇形似的，像棋子似的不规则地稀稀落落散落在这东北走向丘陵的山脚处——十九户人家，从东边第一户走到村尾，足有三里路程之远。村民的房屋大都是土砖砌就，除了三户人家有部分是黑瓦铺的房顶，其余的房顶都是茅草代瓦而铺设的屋顶。东北走向丘陵的坡岭上已被开垦，土地贫瘠，称之为榜田，种些红薯、芝麻之类的旱作物，也有榜田种上水稻的，但基本上靠天收。

　　西南走向丘陵的山坡上全都被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覆盖，不知是疏于管理还是土地贫乏，树木高大却不成材，处在东北走向与西南走向之间的山沟里的田地被称为冲田，这可是农民当家出粮的好田，从青树岭自上而下到与我队相邻的凤凰一队，大大小小约有二十多座水库和堰塘，有冲田四百多亩，是个盛产鱼米的好地方。

　　就像乞讨者必须手持打狗棍，玩杂耍的人要牵着猴一样，我巡山的道具是一道红色的护林员袖标，一枝没有子弹、枪托已有裂痕的七九步枪。背上这条破枪，我有一种唐。 吉柯德式的感觉。要绕我看管的山林走一圈，约有十二里路程，白天我重点管理的是西南方的那片山林。晚上则在东北的山岭上巡视，防止军马放牧时溜进农田糟蹋庄稼。

　　在这片山林中砍伐、割茅草的人主要是来自河南的流民。在我被安排看山之前也曾与他们有过交往。这些四海为家的农民就像东方的吉普赛人到处漂泊。即令 是凛冽的西北风把这些勤劳、质朴的农民像草籽一样吹到岩石缝中，他们也能扎根、发芽。他们的家当就是一辆板车。工具、炊具、简单的铺盖衣服及糊口的粮食都放在板车架下层的布兜里，晚上板车就是他们的卧房——被褥往板车下一铺，安然入睡。他们的生活也极简单，把包谷馇煮成粥状，称其为甜汤，盛入大海碗，蹲在地上，筷子都免了，把嘴对着碗沿，手托着碗来回转动着，吸得滋滋有声。你看着他们吸食包谷馇津津有味的神气，会认为天底下最可口的美食非它莫属。他们开朗、乐天地调侃自己：。“车轱辘一响，顶个县长。”这些县长们都养着一头小毛驴，拉车时供他们役使。毛驴这牲口好伺候，没有饲料，啃青草也能度命，且很少得病。这些老乡与毛驴配对干活，也算是强强联手，珠连璧合了。

　　看山的第一天，在西山坡就碰着一个河南流民，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他割草十分投入，当时挥汗如雨，光着脊梁正忙着他的营生，他看我这行头，知道我是护林员，反客为主地给我打招呼：“来啦！”取下挂在腰上的烟袋，要我吸袋烟，我公事公办的检查了他割的茅草，发现他割了十六棵松树苗，我拿出林区联防印制的护林条例——砍一棵树，罚款三圆，种树五棵。他当时像雷打痴了似的呆住了：“没钱，就是把俺卖了也换不了四十八块钱。”我告诉他：要暂扣他的板车，等他有钱后再赎回。这汉子蹲在那儿竟然流泪了：“爷们，你这是把俺往绝路上推呀。”他自言自语地诉说着他不幸的身世﹕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患了眼疾，得了白内障，他想挣点钱把母亲的眼晴治好。他的诉说使我动了恻隐之心，但又不能这样简单的让他一走了之，必须让他知道林区的管理政策而以后再也不敢到此处割伐草木，我板着脸与他盘桓周旋了一个多小时后，方才让他套上小毛驴驾着板车离去。

　　转眼就到了七月份。由于雨水少，堰塘的水因灌溉稻田而浅了许多，也许是水浅缺氧，塘里的胖头、鲢子鱼经常浮头——露着黑色的脊背，张着嘴在水面游弋。因生活清苦，半年见不着油腥，这些在水面上忽隐忽现浮游着的黑色脊背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鱼钩和钓鱼线我是有的，我的住房后面就是一片翠绿的水竹林，钻进竹林，选了根匀称修长的竹子，把线绳和鱼钩连接起来往竹竿上一拴，就是一副不赖的钓鱼竿。我用书包装了两斤碾面粉后剩下的麬皮做鱼饵，在菜地里挖了几条蚯蚓，于是，钓鱼的全部装备都筹集齐全。我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塘边，这些鱼听见脚步声和晃动的人影都敏感地闪入了水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使鱼儿不注意我的存在，我猫在一棵塘边的柳树下，人影与树影连在一起，人树合一。往塘中撒了几把麬皮，这麬皮撒在水中并不下沉，蚯蚓也挂在鱼钩上，整装待发。我息声屏气地等待鱼儿重新露头。终于，鱼儿逐个的把头露了出来，它们优哉游哉地把嘴一张一合的在水中漫步，颇有几分闲庭信步、温文雅尔的绅士派头。我把挂着蚯蚓的鱼钩小心翼翼地漂在水面，用极慢的速度把蚯蚓向前拖动，鱼钩上的蚯蚓就像一个慢慢游动的浮游生物，这种守株待兔的方法终于有了收获——一条鱼游到蚯吲前放弃绅士派头，加快了速度冲上前猛咬一口，我认定它已咬钩，猛然向上一拽，一条一斤多重的鱼挂在鱼钩上银鳞闪烁。亢奋、激动、愉悦的感觉弥漫了我的身心。我如法炮制，一个多小时后水桶里己装了七八条鱼。我提着水桶凯旋而归，边走边算计家中还有半瓶白酒，可以惬意的享受一餐美伦美奂的中餐。去鳞、剖洗后，鱼在锅中煎炸着香味四溢，

　　刘队长扛着板锹出现在我的灶台边——他的鼻子可真像猫一样灵敏。刘大贵个子不高，还不到四十岁，是一个干瘦机敏的汉子，浑身黑得放光，就像是用钢筋扎成的人。他五几年曾在武汉当了几年兵，经常津津乐道的给人们讲述他在武汉当兵时的经历和故事。他安排我干活时永远是商量的口气，把几种活计摆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我队劳力紧缺，他怕把不如意的活路安排给我做，我一溜了之，跑到别的知青点去串门去了。当然，他安排别人活路可是斩钉截铁的，没有回旋余地。

　　我把酒倒成二份，邀请他共进午餐，吃饭当中我向他反映了青树岭有几亩红薯田被野猪糟蹋的情况，听了我的反映后，他决定向在我队驻队的公社武装部的黄部长要几颗子弹，给予野猪致命的打击。（我们大队的民兵连是武装基干民兵连，每排（队）都有两杆七九式步枪）

　　野猪是对农作物破坏极大的家伙，母猪拖家带口，公猪可是独行侠。它们对根茎农作物独有情钟，田里的红薯，堰塘的藕，经常被它们拱得天翻地覆，为了宣泄它们过剩的精力，有时也跑到水稻田里困泥、打滚。当然，它们都是夜间行动。

　　猎野猪小组由三人组成——我、民兵排长赵楚成、打猎有瘾的周明贵。

　　装备是两颗子弹、两支七九步枪，周明贵用的是他传统的土铳——土铳里加放了铁条。

　　周明贵是打猎老手，因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他已很长时间没有摸铳了。他理所当然的成了我们领导人。他从野猪的脚印中了解了它的重量和来往途径，这是一头两百多斤重的独行公猪，他告诫我们发现野猪后，不能迎着它的头部开枪，头部面积小，中弹率低，而且野猪受到袭击后，非常暴烈，直接往前冲，很容易伤人。它的獠牙长而锋利，就是豹子、豺狗子（狼），也对它避让三舍，敬而远之。

　　周明贵把狩猎点选在野猪经常出入的下风处的一个荷塘边的土坎下，我们持着子弹已上镗的枪平卧在土坎下，上弦月从远山朦胧的树冠上冉冉升起，晚风习习，吹走了白日的燥热，萤火虫在林间草丛中忽闪忽明，偶尔也有流星拖着发亮的尾巴划过苍穹的夜空。不远处的稻田里青蛙在演奏着无休止的大合唱，土丘草丛里的蛐蛐也不甘寂寞断断续续地吟唱着显示着它们的歌唱天赋。身旁水塘的荷叶沁散着使人超凡脱俗的清淡的荷叶香味。一直守到深夜两点，夜露润湿了我们的衣裳，仍没看到野猪的踪影，第一天的狩猎无功而返。

　　第二天晚上，我们三人十点多才到达狩猎点，狩猎的兴奋与新奇感已消逝随之而来的只是枯燥的等待。 到了子夜时分，周明贵用手推了一把我的肩膀，使昏昏欲睡的我警觉起来，在皎洁的月光下看到百米开外处有一黑灰色的动物很悠闲地向我们走来，偶尔还哼哼一声。这正是我们期盼的客人！它中规中矩的按着周明贵所预测的路径行走而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在约 十五米 处，它的左侧面正对着我们的枪口，几乎是不约而同我们扳动了枪机，枪声响后，野猪发了疯似的向它右前方狂奔而冲入一条山沟里。周明贵很有信心的说野猪起码中了一枪，但没打中头部和腿部——从它跑的动作看得出来。我坚持着要去找受伤的野猪，周明贵说：“这黑灯瞎火的，你到那里去找，再说这受伤的野猪，最是凶狠，它的獠牙照你腿咬上一口，你的腿就残了。”于是我们打道回府，决定天亮后再找。

　　的确是太兴奋了，我躺在床上，野猪的狂奔的模样总在我脑海里闪现，一直不能入睡。

　　不到清晨五点，天已放亮，我们三人进入了林区，照着野猪的血迹、脚蹄的印迹、及野猪奔跑时折断的草木，在离狩猎处三里多路的地方找到这头已死去的野猪。这猪一身灰毛，确实有二百多斤重，獠牙比猪鼻子还长，向上翘起，腿比同重量的家猪要长三分之一。野猪腹部中了两枪，一枪是土铳打的，另一枪是七九步枪的功劳。

　　我们用刀砍了一棵小碗口粗细的树做扛子，用绳索捆住猪的四蹄，把杠子往四蹄内侧一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像伙抬到路旁，赵楚成回队拉了辆板车，把这头庞然大物装上板车后拖到了生产队的仓库前。

　　这天成了生产队的节日，像杀家猪一样，将烧沸的水倒入腰子盆内杷猪毛退尽，开膛破肚，野猪头、内脏不好分配，放入大锅内煮熟，每家派个代表打平伙。闻到了肉香，几条狗跑上跑下，窜出窜进很是兴奋。每户分了六斤肉，我们三名功臣家中比其他人多分四斤肉。刘队长派人到大队代销店用稻谷换了五斤酒。到了下午四点钟，太阳还悬在半空，刘队长宣布放工：“今天让大家伙休息，休息，美美的吃顿肉。”是啊，还是端午节时，队里架油锅炸了油果子“即油条”。每个劳动力分了半斤。平常日子想吃肉无异是想龙肝凤胆一样困难，在打平伙的晚宴上，村民们开怀痛饮，有几个社员酒喝过了头，都不知自已姓甚名谁了。钻了桌子脚。

　　看山的工作要在秋收后方才结束。马无夜草不肥，军马场的马匹夜间也要放牧的，我是固定的看山人，队里的男性劳动力轮换着每天晚上都有两人陪我看山。我们夜间看山携带着一把生了锈的大刀片子和一只杯口粗细的柞木棒子——这是防豹子、豺狗子的武器。颇有些草莽英雄的神气。这天安排的是赵启元和地主周华堂和我共同看山值夜，他们两人已吃了晚饭，换我回家吃饭。我回家把饭做熟了，还没吃完，赵启元急匆匆地找我，说有三个河南老乡在快干塘的青树岭水库偷鱼。我要他到村尾喊队长刘大贵，我去找民兵排长赵楚成，一共纠集了七人，带上没有子弹的七九步枪，当过兵的刘大贵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安排了两人组成南路军从南向青树岭包抄，两人组成北路军从北向水库包抄，另三人组成中路军从中路沿着冲田的小路向水库坝底挺进。以他的手电筒摁亮为总攻信号。我与总指挥刘队长同编在中路军内，我们三人轻车熟路，衔枚而行，八九分钟后中路军已到达水库坝底，很清楚的听到偷鱼者把水闹得哗哗响，又等了两三分钟后，总指挥认为北路军和西路军已到达指定的作战地点，我们三人爬上了水坝，摁亮了手电。偷鱼者有一人在岸上，还有一人在浅水中，另一人在深水中布网，我方的西路军和北路军还没到达截击地点，在岸上的偷鱼人听到我们的动静后往南边的树林里跑了，浅水处的人连鞋都来不及穿，半裸着身子向东北方狂奔，在深水布网的倒霉蛋俯首就擒，成了我们的俘虏。我们勒令他把网拖上岸来，他赤裸着身子上岸后，刘大贵抡起枪托向他腰部捣去，我看他下手太重，足以使偷鱼者致残，便伸手把刘队长拉了一下，于是，枪托打在石块上分了家，断成了两半。刘大贵恼羞成怒，训斥我是资产阶级人性论。

　　这位俘虏有二十四五岁，个子高挑黑瘦，有一米八左右的身高。有人用竹竿做的细条抽了他几下，他什么都招了——他是修丹江水库时搬到柴湖来的河南移民，是南新集东方红大队某小队的社员。我队在离与本队十二里外的柴湖围堰造田时也占了四十多亩湖田，湖田是优质的沙质土壤，种什么庄稼都可丰产，庄稼成熟后，因各地民俗的差异，河南移民有闹秋、偷庄稼的习俗，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队湖田庄稼有近一半都被他们闹走了。本地农民生性孱弱无刚，也曾与河南移民较量过几回合，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天晚上，捉到了一个病猫，他们的英雄豪气终于迸发，俘虏被带到邓大爷稻场边，稻场边有一棵树阴能遮盖一亩多田的大皂角树，树旁有一副已荒废的大石碾盘，有人用绳绑住这倒霉蛋的双手，把绳从树干上绕过，使劲一拉，被绑人双脚离地，被吊了起来。

　　赵启元用竹条抽打了这老乡几下，老乡哀告求饶：“好爷们哪，行行好，别打俺哪！”这好爷们仍不松手，照抽不误。他转而向看热闹的妇女们求救：“奶奶们哪，求求你们，叫他别打俺了。”这些奶奶们也烦了——原来本地村民所说的奶奶即是老婆之意，河南人所称的奶奶是对上辈的尊称。于是这些奶奶们拿着竹条也抽打起他来：“叫你不老实，吊起来了还想占便宜。”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刘队长怕出人命官司，让人把他从树上放了下来，解绑后他一跛一拐地走了。

　　三天后这挨了打的黑瘦老乡又来到我队找刘队长——他是来讨要被收缴的鱼网的。刘队长变成了缩头乌龟，告诉他鱼网在知识青年那儿，那天晚上所做所为都是知青小余安排、指挥的，于是偷鱼的老乡找到了我，这家伙还嫩着点，他把刘队长的原话也告诉了我。我抽着老乡敬给我的圆球香烟用江湖上的口吻告诉他：那晚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我都在场，你认为我是什么角色我就是什么角色，但我决不做打病猫、死老虎的这类不屑于江湖的下三滥角色。我看你今天精气神都不错，要不，咱俩今天单挑玩玩。

　　这老乡听明白了我的意思，看我不是一个怕事的主，还要与他动真格的打斗一番，他赔着笑脸，邀请我以后下湖田时到他家做客，那张网是他借的别人的，他要我高抬贵手把网还给他。伸手不打笑脸人，于是，我把鱼网给了他，他再三道谢后，骑着自行车走了。

　　天旱一直没有下雨。我队灌溉农田的当家水库群力水库也快干涸了，队长安挑人手把水库里的鱼打捞起来按八分钱一斤分给社员改善生活。中午我闻讯赶到仓库去分鱼，鱼已分完了﹔分鱼时他们把我忘了。刘队长看我不高兴出了个点子，要我到快干塘的柳家堰塘自己去捉鱼，弄多少都不过秤，不记账上。于是我借了副鱼罩，叫上隔壁十四岁的福香和我同行﹔他可是个闹鱼的行家里手。柳家堰塘水已很浅了，只淹及膝盖，我俩先在水中来回跑动着把水搅混，鱼在水中乱窜，鱼罩有了用武之地，不一会就罩了十多条鲢子鱼。正忙得起劲，我的小腿被什么东西狠狠的撞了一下﹔肯定是条大鱼，这条大鱼在我们的围追阻截下窜到了浅水处的草丛中被福香一把按住，鱼在水中直扑腾，水花飞溅。我赶紧上前，轻轻地用鱼罩把它罩定，福香才松开手。两人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捉了近三十斤鱼。我留下那条十多斤的大草鱼，其余的鱼都给了福香。

　　又过了一个多月，夏末秋初，我到移民朋友欧阳连玺所在的东方红二队去还书 ，并取回我借给他的＜红楼梦。＞到湖田去有二十多里路程。大概中午十一点时分，我才走到湖区里的小河边，河不甚深，约有二十多米宽。有一座青石做柱，石板做面的青石桥，桥的侧面，河床边长着一排高大挺拔的意杨。有人在两树当中连接了一根横木，用芦材靠在横木两侧做墙壁，搭成了一个人字形的茶棚。中午时分，暑气逼人，秋老虎仍在发威。我口渴难奈，跑进茶棚，落座后泡了杯茶，点燃一支烟，从燠热的烈日下走进阴凉的芦棚内，喝茶就烟的确很惬意。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老余，来了。”回头一看，原来是在我队偷鱼并讨要鱼网的那位仁兄赵大发。我在队里及知识青年中大家都称呼我为小余，今天第一次有人称我为老余，徒然升了一级——我也知道河南老乡对年长者或尊敬的人以老某相称。果然他十分客气：“这位朋友的茶钱记在我账上。”他对卖茶的老板打招呼。

　　原来他在茶棚的侧面也搭了个小棚专给人理发，赵大发看着我凌乱的长发，建议我把头发理理，我想今天已走进移民老乡的窝子，他要认定哪天晚上是我打了他，要报复我，是祸也躲不脱，于是我坐上理发的木椅，把头交给他处置。赵大发对工作很是敬业，头发剪毕后，取出剃刀，在我脸额、脖子上刮了三个来回，冷嗖嗖的锋利刀刃在脖子上游走时我心中有些不自在，但我面部表情仍泰然自若，很从容的与他聊着天。理完发后，他很诚挚的请我到他家去吃中饭，虽然我谢绝了他的邀请，但在后来的交往中成了朋友。因为我认为移民老乡豪爽、讲义气、够哥们。

　　再说我也是一介漂泊无定的移民。

　　初 恋

　　我到龙山坡排灌站建没工地挖渠挑土已干了二十多天了。

　　这个排灌站引水渠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全靠手挖肩挑，从主干渠到抽水平台有一千四百多米，其中有六百多米地段要挖八九米深，有些地方还是坚硬的石头。秋收刚完毕，花岭公社各大队都抽派出精壮劳力投入这项工程——排灌站建成后，逢旱年整个公社都可受益。

　　民工的劳动工作量很大，清晨六点听号声起床，从早到晚挑着百十来斤的担子爬坡，最深处要爬两层楼高。我当时琢磨，如将举重、跑步那些每天锻炼腿部肌肉力量的运动员派到龙山坡挑几个月的土，他们在锦标赛上一定可拿冠军。生活也艰苦，餐餐啃的是老米，咽的是水煮盐拌的大白菜，农民们吃饭时裆里总摆放着个大沙罐，他们可从家中带菜。调剂一下生活。罐里装的无非是腌韭菜、腌大蒜、腌萝卜、腌豆腐、腌萝卜缨子等等，钟祥菜有两大特色，什么菜都能腌，什么菜都可蒸。这些腌菜淋了些小麻油，的确是香味扑鼻。知青没有后方，偶尔到关系比较好的村民那儿蹭点菜吃，如爱面子不食周粟，那只得与大白菜为伍了。三队有个原是旧口区的党委书记叫杨茂山，被打成右派后返乡务农，也被派往工地挖渠，他是在外闯荡见过世面的人，为人豪爽豁达，没把吃食看得很重，一次他从家中带了一罐蒸肉喊我与他共享，说来也惭愧，那顿晚餐消灭了他了小半罐肉。

　　白天促生产，晚上还要抓革命，学习形形色色的批判孔老二的文件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属于自已的闲暇空间不多。

　　十月份的某天晚上，公社文艺宣传队到工地演出革命样版戏［沙家浜］。

　　我对演出没有什么热情——经常看，剧情都能背下来了，再说白天干活挖渠的工作的确很累，不如在四面透风的茅草工棚里的马灯下看看书，困了就往床上一歪，比看戏还惬意。我把《唐诗小札》翻开看了几页，听见有人急匆匆的跑步声并喊着我的名字，说是工地指挥长英主任找我，喊我的是我们四队的排长赵楚成，他边走边告诉我：今晚演出用的磨电鼓（发电机）坏了，灯泡没法点亮，英主任在演出现场急得抓耳挠腮，领导到底计高一筹，他突发灵感，问哪个连来了知识青年——连电机都不懂怎能称为知识青年？于是我就成了被抓夫的对象。

　　我心中有些忐忑，因我对发电机结构不甚了解。只是文革大串连时到上海花四毛钱买了一台用电池做动力的小电动机玩过。

　　演出的会场安排在一个很大的稻场内，观众们都已入席，在离演出场地 三十米 处，发电的动力部分——一部十二匹马力的柴油机已经在正常运行，我拆下发电机的盖壳，发现发电机的电刷没挨在转轴上，只要找到毛病，操作并不复杂——松开电刷的紧固镙丝，把电刷复位后与转轴挨紧，然后拧紧镙丝，把电机传送带与运转的柴油机连接后，十几个灯泡刷的全都亮了，稻场上灯火辉煌，赢得了一片喝采声。想不到瞎猫子碰到了个死老鼠，任务完成了，我与英主任打招呼告辞，说是回工棚睡觉。英主任是个很随和的干部，他连笑带骂的递烟我抽，不让我走，他怕电机还出毛病。于是我很荣幸地与英主任并肩坐在前排贵宾席观看演出。

　　饰阿庆嫂的是和我同大队三小队的女知青，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叫陈远栋。她的表演是整个戏中最出彩的人物，她的脸型与根据样版戏所拍的电影里的阿庆嫂绝然不同——中等偏高的身材，圆脸，笑时有一对酒窝，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倒与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的脸型相近。但唱腔道白却也字正腔圆，她是七一届初中毕业后下放的知青，我比她大三届，大队开会、学习、民兵集训也曾与她有些泛泛之交。这次演出后她的青春靓丽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处在青春期的年青人，谁都有着对异性的向往。

　　白马连工作挖掘的地段是最艰苦的地段——挖开 一米 多深的黄土层后，下面是坚硬的页岩。我当上了炮长，一盘钎共三人，一人掌钎，两人轮锤。一开始使的是木把锤，震得虎口流血，手掌起泡。熟练后就模仿打炮眼的高手，把两根竹片镶在铁锤上，做成软把，抡起来成360度，配上哼呀嘿呀的打锤号子，煞是热闹好看。炮眼一般打1.2米左右深，打好后用小石片盖上，再打新炮眼，在离收工还有半小时的时候，炮手们都忙碌着往炮眼里装填炸药，把长短各异的导火索插在雷管当中，如要震炸下面的石层，把雷管安在炸药上面，想让炮上下发力，把雷管放在炸药中间。炮装妥当后，收工的号声响起，等民工们回到工棚后，号声又响起——这是点炮前的预备号，炮手们都把香烟点燃，猛抽几口，使香烟火头亮亮的，第三次吹的是急促的冲锋号，炮手们动作敏捷麻利，用香烟先把长些的导火索点燃，后又跑向第二个较长的导火索，然后点最短的第三个导火索，三盘炮点燃后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防炮棚跑去，躲在防炮棚竖着耳朵凝神细听炮的响声——巨大轰响声称之为冲天炮，属失败之作，并没撼动石头的根基。低沉的轰响是成功之作，起码震松了两方石头——用撬扛一撬石头就剥离开了。等上十分钟后，再检查排出没响的瞎炮。这是炮长的责任

　　转眼已到了十一月份。

　　这天陈远栋又来到了工地，她不再是阿庆嫂了——巡回演出完毕后，公社文艺宣传队解散了，她被小队派往龙山坡工地，也来加入了这挖渠挑土的行列。她逐渐的成功的转换了角色——她的削肩也挑着沉重的泥土和石块，挖土和搬石块使她在演戏中做玉兰指的手变得粗糙，凛冽的北风把她白晰的脸吹皴了，变成了风吹霜打的红色。

　　同是知青，彼此也都熟悉，我与陈远栋之间每天都有接触交往——收工后坐在一起吃乏味的水煮大白菜，学习时也并肩而坐。她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天后，我看她消瘦了许多，身体难以承受这繁重的劳作。同是天涯沦落人，我觉得我应尽力帮助她。我当炮长的权限是可以自由组合副手和掌钢钎的人，打炮眼掌钢钎在工地上是最轻松的活。一天早上出工前我把钢钎交给了她，于是她顺理成章的成了我的下属。她的工作就是手掌着钢钎，铁锤在钢钎上打二三下后转动着钢钎（钢钎可不能晃动），当炮眼里的石尘和碎石妨碍钢钎不能往下进展时抽出钢钎，用一根类似掏耳勺的铁勺把炮眼里的石末掏出来后，再把钢钎放进炮眼内，让两个炮手继续轮番锤打，周而复始。

　　我们休息睡觉的工棚颇有点返朴归原的韵味——工棚搭建在山脚下，山上长满了松树和橡树，当然山野之中也少不了茅草，建房者们就地取材，用茅草辅设房顶，用茅草夹成墙壁，这茅草墙在温度下降或起风时形同虚设。通风条件极佳，的确没有再设置窗户通风的必要。床是在山上砍伐的原木搭成的统铺。整个房舍与床铺没用一根铁钉（铁钉当时买不到）。都是用竹篾、藤条绞紧加固的。设计这工棚的当家师傅是付木匠，一个矮个子——所以工棚的门只有 一米 六高，个子稍高点的人都要弯腰低头才能进出。

　　每天晚七点到九点是学习时间，学习的地点设在男工棚内。

　　晚上学习时年青的姑娘们手也没闲着，她们总有干不完的活，不是纳鞋底，就是打毛线——的确是革命生产两不误。当时学习的主流任务是批判孔老二，讨论时每人都要发言。白马连是先进连队，每晚指挥长英主任都参加我连的学习，这天他逐个点名要那些姑娘们发言，有个口齿比较伶俐的姑娘对孔子唯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她说完后，英主任又点别的姑娘发言，被点名的姑娘急中生智，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往下点将，都说我也是。这场面引起了英主任的幽默，他讲了个关于也是的笑话：有一个道士是个 白字 先生，有人父亲去世，请他去做道场，超度亡灵，他要孝子把自己和媳妇的姓名写在纸上，孝子姓潘叫金斗，媳妇姓乜，过去妇女无名，纸上写的乜氏。道士对孝子、孝媳交待，我念下跪你就下跪，我念叩头你就磕头。我咋念，你就咋做，不可坏了礼数。于是道士摇头晃脑，抑扬顿错地照着纸念念有词——孝男翻金斗。孝子一听，说的是我呢，只得一个跟斗翻了过去。道士接着念孝媳也氏，媳妇一听，要我照着翻呢，硬着头皮也翻了个跟斗。这个念错字道士的故事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陈远栋在学习时从不做手工活，但这两天她用枣红色的毛线在编识着什么小玩意，我想也许是女伴要她帮忙做点什么。

　　天还蒙蒙亮，起床号响起，民工们急匆匆地起床穿衣，漱口洗脸，吃饭也是三口并成二口扒。完成早饭的任务后，我扛着铁锤和钢钎随着人群向工地走去。走在我后边空着手的陈远栋把我的衣服拉了一下，她把一双枣红色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塞在了我手中，我问她哪？来的毛线，她告诉我，她的线裤长了许多，把多余的线拆下来织的，我能说什么呢，如果说感谢的话，显得是那样的苍白，亵渎了她在我心中神圣的光环。

　　离工地七八里地是中央某部委的一所五七干校，隔个把月总要放一场电影。这天我们得到了干校放电影的消息，吃过晚饭后我与芳芳（陈远栋的小名）相约而行，从大路走要多走三里多路，我们抄近路沿着蜿蜒的渠道向干校方向走去。走了一段路后必须翻过渠道，可渠道中有漫及小腿深的水，我把鞋袜脱掉，卷起裤腿，要芳芳趴在我背上，涉水背她过渠，水虽冷，但我并不觉得凉，她身上的气息使我陶醉，她的头发拂动着我的脸额，她的呼吸使我感受到她胸部的起伏。背到水渠中央我调侃地问了她一句：“像不像猪八戒背媳妇？”她的小手在我的脸上很柔和的拧了一下，过了渠后，她扶着我使我能单腿立在渠边洗脚，我准备把脚在裤腿上擦干后穿鞋，她却从兜中掏出手帕弯着腰给我擦干了脚。过渠后走的是坎坷不平的羊肠山路，我在前牵着她柔软的手拉着她向前走。那天放映的电影是京剧样版戏［智取威虎山］，这电影我曾在军马场看过，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背芳芳过渠的镜头比电影中的情节更鲜活，更生动，更柔情，更浪漫，这个镜头已深深的烙在在我的脑海中了。

　　为了调剂一下每天水煮大白菜的艰苦生活，工地指挥部分配给我连半边猪肉。连长杨天德（白马大队的大队长）安排饮事员做粉蒸肉给大家吃。下午收工后炮手们因放炮要晚归二十分钟，我回到工棚时大家正在大快朵颐，芳芳己把两碗蒸肉和饭菜都打好了——她在等我共进晚餐。每份蒸肉是半斤，蒸肉下面是莲藕打底，闻着都口馋，吃到口里入口即化。我吃了两块后看芳芳专吃藕和蒸肉粉，问她：“你对这蒸肉有仇，怎么不理它？”她告诉我她不喜欢吃肉，我挑了两块瘦肉给她吃了后，不管我如何动员她，她也不吃肉了。其实我心里清楚，她是省着给我吃。第二天我把剩下的肉与大白菜合二为一的在灶上煮了煮，芳芳不吃肉我也不吃，两人都挑大白菜吃，她明白了我的意思，终于开了斋，我才与她共享。两人又打了一次牙祭。

　　工地上并没有安排休息日的，休息靠老天爷安排——下雨时工地泥泞无法干活时才休息。这天晚上北风停后天上扬扬洒洒地飘起了鹅毛大雪，早上起床后还没有停的迹象。杨连长看没办法施工，就安排每个民工到山上去砍五十斤柴，完成任务后才记一天的工。我找了把砍刀后和芳芳结伴向山林深处而行，一场大雪把枯黄萧飒的山野染成了琼山玉岭，白茫茫一片，委实是银妆世界，玉碾乾坤。在这焕然一新的环境中，人的情绪感到兴奋，愉悦。芳芳萌发了童心，拿着雪团冷不丁的塞进了我脖子里，我拿着雪团追赶她，她把树木作为屏障，拿着雪球还击。两人在雪地里都回到童稚时代，拿着雪球相互追逐攻击，这场不分仲伯的战斗被一个灰色的野兔调解了——它被我们惊动后，朝着山坡窜去，我俩把雪球向它扔去，追赶着它，它轻车熟路的跑出了我们的视野，雪地下留下野兔的一行点点足迹。

　　在山林中砍柴并不费事，砍的是二三米高的松树的边枝，先把树上的雪摇晃下来，我砍枝，芳芳在旁边把树枝整理成堆，不到半小时就砍了百把斤。我寻了根藤条一分为二，把树枝压紧捆实，大捆有六十多斤，小捆有三十多斤，我们背着树枝，并不觉得吃力，一路上大声的唱着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的唱段舒发着对大自然的赞美：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激越高亢的歌声在寂静的山野中起伏回荡。

　　第二天雪仍没停，连长杨天德喊我结伴到林区砍柴，两人各砍了约五十斤柴后，背着柴下了山。走到路边时杨连长说歇歇脚，他掏出大公鸡的香烟与我分享，并拉起了家常，他试探着问我是不是在与陈远栋在谈恋爱，我觉得没必要与他交心，一口否认了。杨连长很世故的说：“其实我也是从年青时走过来的，我晓得你的心情，但陈远栋的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历史有污点。你要谈就谈三队的知青曾莲香这种人，根正苗红，身体也壮实。”我仍以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嘴脸对付他，话不投机半句多，杨连长看在我嘴里掏出什么内容。于是各自背着柴回了工棚。

　　也许是身体仍处于生长阶段，也许是劳动工作量大，也许是生活太艰苦，我每餐都吃八两米饭，但在工地上折腾不到两个小时后肚子就饿了，胃部空虚，有时胃像刀绞似的疼痛。芳芳很权威地认为我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病——她同龄的街坊曾得过这毛病，与我症状类似。我到工地的小诊所去找赤脚医生王明兰帮我诊断，她也疑惑我是得了甲亢，我也对甲亢症状有点小了解，说自己的脖子并没变粗，眼晴也没鼓出，王明兰说我是刚患上这病，所以以上症状还没有表现出来，她建议我到县人民医院去看医生。

　　芳芳打听到工地指挥部有辆千里马的拖拉机要到县城去拖施工用的炸药，她要我第二天搭便车到县医院看病，可我荷包委实羞涩——在生产队里出一天工只三角六分钱，我还有抽烟的爱好，手中的积蓄只有八圆钱。再说我认为不是什么大毛病。芳芳坚持着她的观点，一定要我去看病。她把自己仅有的四十圆钱都掏给了我，我拗不过她，只得第二天早上坐上拖拉机到县城看病，这辆拖拉机是个老爷车，走了十几里后抛了锚，我看车要修好不是一时半晌的事，再说我又不想看什么病，于是沿原路返回了工地。为这看病的事芳芳有两天都不高兴，她说我不珍惜自已的身体。

　　腊月到了，工地上其他连的知青都陆续地离开了工地，芳芳也回了队准备回武汉探亲过春节。两天后刘队长也遵守曾答应过我的承诺，派人到工地替换我，让我回了生产队。（我养了一头猪，刘队长为了要我上工地，把我喂养的这头猪牵到小队猪场，由生产队饲养员喂养。）分手时芳芳曾与我约定，等她把衣物被子清洗完了后，再到我处帮我清洗，整理内务。

　　回队两天后，我请屠户把我喂养的那头骨架大、肉不多的猪杀了。在家休息了几天后，又有肉类与各种菜蔬的补充，饮食营养比工地好了许多，我的毛病慢慢的好转了。一天晚上，大概是子夜时分，有很急促的敲门声并喊着我的名字，我听出是民兵排长赵楚成独有的嘶哑声音：“有不明动向的飞机，在盘石岭林区空投了几个特务，公社黄部长命令我连火速到青树岭集结，进入林区搜索特务。”我躺在床上没有搭理他，他连续的把命令重复了几遍，见没人应声出气，只得走了——他还要通知其他民兵。

　　瞌睡闹夹生了，我处于一种梦梦醒醒的假寐状态中。约莫过了三个小时，又有人敲我的门，这次敲门的声音平缓而坚定，我听到是芳芳的声音，忙起床点燃煤油灯，看闹钟是四点刚过。我把一身霜露的芳芳让进了门，她参加了晚上抓空降特务的演习，演习结束后，她直接到四队来帮我清洗被褥做大扫除来了。芳芳进门后就风风火火地拆被窝，揭床单，搜集脏衣服，并且安排我烧了一大锅水。她发现了我睡觉用的棉絮破了个大洞，决定要把这棉絮补好，我把针线找到后她开始缝补。棉絮软而厚，针很难穿过，芳芳要用铁顶针，可我并没有那玩意，于是她找了旧布条，要我把她的右手中指缠住，然后用索子线在布条上绕个十几圈，代替顶针。芳芳的手极美——手指圆润修长，形似竹笋，伸直后手指微微上翘，握成拳状，手与掌的连接处有几处肉窝窝。我捏着她柔软的手，神不守舍，心中狂跳不已，在她手指上用索子绕圈时，我的手微微颤抖，芳芳用柔和，温顺的眼神看着我，我把她的手送到唇边，深情的吻了一下，然后紧紧地搂着她娇柔战粟的身躯，热烈的吻着她的脸额，嘴唇……。

　　…………

　　第二年的岁末，江汉石油管理局到花岭公社召收新工人，芳芳被贫下中农推荐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我们的书信往来很频繁，两年后我也招工回到了武汉在武昌运输站当了一名工人，芳芳偶尔回汉探亲也来看看我，一起追忆那艰苦而美好的时光。因为城市建设我所住的房子搬迁了，我写信把新地址告诉了她，但没有回音，我想也许她的工作流动性大，没收到我的信。

　　光阴荏苒。虽然我与芳芳中断了通信联系，她的音容笑貌却己烙在我的脑海里，不能忘怀。芳芳你好吗？我真诚地为你祈祷，祝你幸福。

　　收 粮

　　长滩区所辖三个公社，长滩、花岭、石门。这三个公社的地势就像三步台阶——长滩公社有部分是江汉平原的余脉，地势平坦，罗汉寺就像是长滩公社与花岭公社的界碑，地名虽叫罗汉寺却不见光头僧人和寺庙踪影，闯入眼帘的只是峰峦突起的山壑。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陡坡上的土路向上延伸三百余米后，于是迈进了第二步台阶，丘陵纵横的花岭公社。从西向东横穿花岭公社约有十五公里路程，花岭公社的最东端是白马大队，再向东南方行走就步入了第三步台阶——石门公社。

　　我们乘坐的丰收牌拖拉机就在第三级台阶上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驶着，路的两旁长着剌丛杂草和不成形的荆棘和灌木。在蜿蜒不平的山脊公路上偶尔能看到山脚下二三户人家组成的村落。车上除司机外载乘了四个人，老石、老杨、我和小付。老石和老杨坐在驾驶仓内，我和小付坐在挂车里，挂车扬起的灰尘使我们浑身变成土黄色。挂车里堆放着风车、地镑、檩条、棚布、麻袋、草袋、消防桶、竹席、竹片床等物件。我们四人是长滩区粮管所派出机构——石门公社收粮组。

　　拖拉机总算到了终点——石门公社社部的大门外。？

　　收粮点准备设在石门公社的社部前的一块空地上。

　　石门公社首脑们办公、开会、睡觉的社部是个很大的土砖砌就的四合院，这四合院坐北朝南建在坡形山脊的山腰处，黑布瓦盖的屋顶，进入大门是一间能容纳百把人开会的长方形大会议室，会议室的正中处向里开了个门洞，穿过门洞里面是一个占地半亩的天井，天井的左右厢房隔成了六个小单间，武装部、妇联办公室、文书办公室、副书记办公室、兽医站、厨房。天井的正前方是一套红砖砌的正屋，进门是个小会议室，小会议室左右各有两套通间，那是公社书记和主任的办公室兼卧室。

　　老石和我一起到正屋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公社书记，递上介绍信后，说明了来意。邓书记很认真的看完介绍信后问老石：“你带来的几个人都可靠吗？。”老石明白了他问的是政治上可不可靠，我们四人中没有拿美国和蒋介石奉禄的特务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老石中气十足的回答了他的提问。我想邓书记的细心的确是很有必要的——公社是首脑机关，召开党委会议，如有不可靠分子窃听，岂不是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如果有不可靠分子想迫害革命干部，晚上点把火把公社宅院烧了，岂不是公社重大的损失。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问一问还是很有必要的。邓书记表示支持我们的工作，同意把大会议室借给我们做存放工具的库房，会议室的左侧安排给我们四人做卧室，并同意我们在公社食堂搭伙吃饭。于是我们四人一起动手，用木檩和竹席在会议室内隔了一间约二十平米的单间。用土砖替代条凳，在土砖上铺上四张竹片床，摆上一张条桌，在土砖墙上打两木桩，木桩上牵上根铁丝——可挂毛巾，衣物。布置完毕后，往床上一躺，感觉这卧室还很舒适。

　　第二天开始了收粮的前期准备工作，老石是负责人，他在空地上用皮尺量丈了 九米 宽 十二米 长的露天粮库的地基，划好线后，我们在地基四周挖排水沟。老石是个办事认真敬业的人，瘦高个，骨拐脸，一口地道的河南侉子口音，不到四十岁，言语不多，干活舍得出力。他要求排水沟挖 三十公分 宽， 三十公分 深，我们挖的沟达不到标准，他也不批评你，他帮你修整直到达到标准为至。因他身先士卒，大家都没有丝毫懈怠。

　　小付是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少年，眉目清秀，身体消瘦单薄，还是个身体没有发育成熟的大孩子。工作很努力，但效率不高。我和他都是从生产队抽调来的临时收粮工人，排水沟挖了五天才完工，再把露天收粮地基上的杂草铲干净后整平，铺上一层油毡后，上面再铺上一层油布，使谷物杜绝地下的潮气。地基收拾稳妥后还要搭建一座遮雨避阳的工作棚，依托着公社会议室外墙埋下两高两低的木柱，木柱之间横上檩条，用铁丝铰紧后很稳固，把木条钉在后高前低的檩木上，做成走水坡形，然后把一块 十米 长的油布往顶上一盖，油布左右各留下 三米 做墙，用绳索把油布四角扯紧加固，只露出朝南的前脸，一座简单而实用的工作棚也就落成了。老杨走几步路到公社供销店买了几张大红纸写了十几幅标语贴在公社四合院的外墙上，标语的内容与粮食有关——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等等。老杨读过几年私塾，写的是一丝不苟的欧体，字迹端庄遒劲。

　　老杨的大名叫杨兆瑞，四十七八岁，中等身材，五官匀称清瘦，钟祥本土人，解放前他是旧口军粮征管处的科员，打得一手好算盘，使人称绝的是他可一心二用，左右开弓，同时能打两把算盘，当然是表演性质的——平时他不用这手段。挖沟干力气活他可比不过我和老石，这时他只能做些端茶递水后勤方面的工作。他对杯中之物是情有独钟的，中饭、晚饭总要喝上二两，他喝酒不择菜，蚕豆、腌菜、豆瓣酱、腐乳也能佐酒，有时中午收粮工作忙，顾不上吃饭，他就点上一支烟，口对着军用水壶的嘴亲上几口，美其名曰：喝云雾酒。吃晚饭时他也劝我和老石喝上两口：“喝点润润筋骨。”当时粮食不很充裕，都是用稗子、糠头、葛根蒸的酒，喝着这带着苦味的酒，老杨却想起了曾喝过的茅台：“那酒绵软醇厚，带着酱香，喝进口里，浑身舒坦通泰，有追劲，半夜一觉醒来打嗝都带着酒香。”老杨的回忆，颇有点望梅止渴的意思。

　　收粮工作紧张、有序的开始了。六个大队的农民们用牛拖着用麻袋装满了谷的板车源源不断地把稻谷送到了征粮点。老石是负责检查稻谷质量的，所谓质量就是粮食应晒干、瘪谷少、灰尘少。不是每个麻包都检查，一个队来的五六辆板车中，抽查两个麻包，检查的工具是一根中间空的铁锥。一个装了半盆水的盆。一个脸盆大小，上下两层像蒸笼的铝制筛子——上层是筛子，下层接灰尘。再加上老石的一双手和眼睛。他用铁锥插进麻袋，谷从中间是空的铁锥中溜了出来，把谷放在手掌上，左右手象碾子似的一搓，米被碾碎或碾不开是谷没晒干，水份多了。然后把抽查的谷放在铝筛中筛一筛就能看出灰尘的多少。检查瘪谷的多少也简单﹔抓把谷往装了水的盆中一放瘪谷的多少就看得一目了然﹔瘪谷都漂在水面。水份太重了粮站是拒收的——容易发霉变质，瘪谷和灰尘多可在粮站设置的风车上风一遍也就合格了。老杨专管打算盘与账目，小付是过磅员，我站在粮堆上指挥送粮的农民把谷倒在应该倒的地方，当稻谷快要溢出粮垛时，得用草包装上大半包稻谷，把装了谷的草包像砌墙似的把粮垛加高，围上一圈。

　　露天收粮是繁重、紧张的工作。最怕的是下雨。老石带着一台旧收音机，播天气预报时，我们四人都竖着耳朵听。看着雨要来临，用木锨把谷堆成园椎形，盖上油布后雨水挂不住。粮垛安置好后，我们还要帮农民兄弟雨中抢粮，把粮包搬到会议室内。收粮的四人中我力气最大，一百五十斤重的粮包，不要人帮忙 挟起来就跑。老石干活也风风火火的不含糊，老杨和小付只能合力抬着一个包，气喘嘘嘘的连拖带抬，那种一个公鸡四两力的工作态度也使人肃然起敬。

　　因工作繁重，除了老杨外，我们三人的饭量都很大。再说公社食堂饮事员王师傅做的饭的确很爽口，他做饭的方法叫随水干——把米淘净后放进锅内加水，水高于米约一个手背，用大火把水烧沸后改为小火，米被煮成糊状时用锅铲把饭堆成圆锥形，把锅盖捂严，再加一把火，用底火把饭焖熟。这饭的确很香，但美中不足的是锅底有块碗口大的黑锅巴。每餐炒两个菜分装在小碗中组成拼盘，一顺溜放在案板上。好让进餐人顺着拿。老王用一把铁锤敲击挂在屋檐下的一片废铧犁，告诉大家开饭了。公社的干部们和收粮的工人先后鱼贯而入挨着灶台排队打饭，王师傅眼神很好，到了小付打饭时总是很准确的把锅底那块二三两重的黑锅巴翻铲出来盛给小付，这黑煳锅巴以前本是老王享受的特权，或许他吃腻了，自我们收粮组来了后，这特权转让给了小付。一日三餐天天如此，时间久了，小付心中颇有些不平衡，这天吃饭钟声一响，他跑在前面，排了个头队，心想今天总不会吃煳锅巴了吧，但老王的招数比小付还是棋高一筹，王师傅 把整锅饭都翻了个底朝天，说饭还没熟，得补一把火，结果那块黑锅巴仍旧跑到了小付的碗中。小付坐在房里，边嚼着煳锅巴口中喃喃的骂道：“这老狗日的总是把亏给我吃。”老杨喝着酒调侃他：“老王是看你牙口好，再说煳锅巴是打虫的，他看你身子瘦弱，怕你肚子里有虫，关顾亲近你，你还不领情。＂

　　老王长着个大肉脸，剃的个光头，门牙缺了一颗，上身穿着件白色土布做的背心，裤子是老式样的——腰很肥大，上白下黑，折叠后用腰带一扎。我给这裤子起了个很雅致的名子叫巴扎嘿。他的人名也被我们改了，背着他我们也称他叫巴扎嘿。他是个临时工，大概是怕离锅归田，对公社干部很是恭谦，他与马主任说话时更是低眉顺眼。

　　马主任是回民，已经是个半老头子了，个子矮小干瘦，是个很孤寂的人，他不屑于与我们收粮组的人交流，就是与公社同仁说话也鲜见他的笑容。吃饭时也见不着他的身影，因是回民，不沾猪肉荤油，老王在把饭菜卖完了，把锅干烧了后，再洗刷二三遍，单独给他做饭。偶尔老王太忙了锅没洗净或菜沾有荤油，马主任是火眼金睛能识别出来，他也不说老王的不是，只是坐在办公桌前边吃边哼，这哼声拖得很长，整个四合院都能听到，这哼声使老王坐立不安，手足无措。公社兽医站的胡站长给马主任送了个雅号叫齐天大圣——当然说这雅号时都回避着老马的。

　　胡站长在公社大院内有三个称呼：公社干部与他谈正事时称他为小胡，聊天神侃时叫他胡闹，比他年少的喊他胡司令。他的确与京剧沙家浜电影中的胡传魁有几分神似，大脸膛，短粗脖子，身板横实。胡司令有三十五六岁，说话大大咧咧的，是个诙谐乐天的人，有时闹些噱头让大家捧腹——公社武装部长陈玉山和妇女主任杨翠兰结婚后第三天要回公社上班，胡司令拟了副对联，知道老杨毛笔字写得好，拿张大红纸求老杨写，说是送给新人的礼物。老杨笔走龙蛇的书法使这礼物更是锦上添花。这对新人到了公社见人就敬烟送糖，很是客气，但胡司令拦在杨主任妇联办公室门前不让他俩进门，说要补充一项仪式方能进屋，他从兜里掏出一挂两千响的鞭在天井里噼噼啪啪炸完后，把已准备好的对联贴在妇联主任的卧室兼办公室的门两侧，上联是：杨翠兰舞双刀英姿飒爽；下联曰：陈玉山挺钢枪精神抖擞，横批云：越战越勇。这幅联对仗工整，文思不输唐伯虎，但一琢磨都明白了写的是床第之欢，连不拘言笑的马主任看了后都笑着骂道：“胡闹这驴日的还是个鬼才。”胡闹导演的戏还没完，他要这对新人搂抱、亲嘴后才能进门，在大家的起哄声中，杨主任和陈部长只得按胡导演安排的程序忸忸怩怩地完成了规定的动作，搏得一阵欢快的笑声。

　　妇联主任杨翠兰是公社的惟一女性，二十五岁年龄，圆脸，眉眼很受看，一副人高马大的身材，体态丰腴，像颗熟透了的桃子。她的工作是给要结婚的男女青年出具结婚介绍信，调解家庭矛盾纠纷。她是妇联主任，当然要维护妇女的权益。每次她调解夫妻矛盾后，总看到女方昂首挺胸，面带笑色的离去，而男方却耷拉着脑袋，象霜打蔫了的茄子跟随其后。她对人随和，从家中带的菜也分与大家共享。乡下的妇女空闲时总做些纳鞋底、打毛线之类的活计。杨主任也不能免俗，工作之余手总没闲着。她的口头表达和思维能力都很强，但不喜欢拿笔，她曾要我帮她写了两篇批林批孔的文章，作为酬谢，给我做了双千层底布鞋。她的丈夫陈部长是两年前从部队转业的排长，一脸络腮胡子，还保留着军人的气质。陈部长有时端着碗从我们卧室走过，老杨喊他喝酒，他也喝上两口。

　　收粮工作的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我们的露天粮垛已有五米多高了，有的生产队已完成交公粮的任务，也有生产队粮食丰收多卖些余粮，有时一天零零星星的来几辆板车粮食，有时一整天没人送粮，我们连雨布都不用揭开。因有了空闲的时间，老杨找老石商量着我们自己砌灶开伙，小付也随声附合——他的确想与那黑锅巴分手。于是我们群策群力用土砖坯在油布搭的工棚里砌了个简易小灶台。中心大队六小队的队长姓杜，他送粮到我处时老杨给他打了个招呼，要他下次送粮来时带些藕、小菜和干柴，杜队长很爽快的答应了。第二天杜队长派了小黄（他也是知青）拖了一板车柴、藕和蔬菜送到了收粮点。老杨掏钱付账，小黄说队长交待过不许收钱，工农联盟，应该互相帮助。

　　另立锅灶后老杨成了做饭的主力，小付很乐意的帮他当下手打杂。老杨的厨艺不错，他自我感觉也很好：“喝酒人哪有不会做菜的，不会做菜只能算是半个喝酒人，他不懂调味口。”每餐都炒两个小菜，盛在大瓦钵内，用两个方凳一并，权当饭桌，四个人一围，吃得津津有味，吃完饭后，还要喝碗香味扑鼻的锅巴粥。胡司令和陈部长偶尔也加入我们的吃饭队伍——老杨喝酒时见人就邀请，再说他们两人也爱这杯中之物。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也晓得抹了桌子得还席，有时也打瓶酒回请我们，把家中带来的菜也放上了我们的餐桌。

　　挑做饭用的水是我的任务。每天我得到二百多米远的堰塘去挑水。那天九点钟左右我挑着空铁桶沿着小道去塘边完成例行公事，看到一条 二米 多长的乌梢蛇躺在堰塘的堤坝角边正在享受秋日的阳光，我放下水桶，手握着扁担向蛇走去，它听见动静后很敏捷地顺着草丛溜到堰塘下面陡坎的一大片刺丛中去了。我把水挑回后把看到蛇的事告诉了大家，老石和老杨都说蛇肉好吃，于是我们四人拿着竹竿一起出动来到蛇藏身的那片刺丛边，进剌丛很困难而且危险，老杨看过三国决定火烧赤壁，我们就近扯些干草枯枝，在下风处把火点着，四人散开各占一方，风助火势，一时狼烟滚滚，火焰熊熊。蛇耐不住烟熏火燎，从燃烧的刺丛中窜了出来，在竹竿的打击下它们无路可逃——这次围猎，战绩显赫，一共打了三条两米多长的乌梢鞭，比预想的战绩还要辉煌。

　　老石把蛇皮剥去后，老杨在厨房内大显身手，他把一部分蛇肉剁成两寸长的的块子，煮熟后捞出锅，把肉剔出后用刀垛成肉糜，加些生粉，做成肉丸子，放到原汤中一烩，这道菜叫烩肉元子。第二道菜是把蛇肉切成片状，把油在锅里烧滚后，再把肉放入锅中爆炒，起锅后放点小葱，老杨说蛇肉本来就鲜，放了大蒜、生姜反夺了肉的鲜味，只把盐放准就行了，这道菜叫京爆肉片。老杨做的蛇肉饺子也别出心裁，他在面粉里打了三个鸡蛋，擀的饺子皮很有精神，用蛇肉糜做馅，这饺子不用水煮，加点水后用小火炕熟，炕熟后表皮酥黄，我偷嘴吃了一个，这饺子皮酥肉嫩，味道极美。老杨用剔去肉的蛇骨熬汤，汤熬出来像牛奶般的醇白，把切成滚刀形状的白萝卜倒入锅内，汤的香味往鼻子里直钻。老杨没忘记他的酒友，他要我通知胡司令、陈部长和杨主任来享受这美味佳肴，胡司令跑到供销社打了两斤酒，大家喝着烧酒吃着鲜美的蛇肉，称赞着老杨的烹调手艺，两斤酒喝了个底朝天，老杨带着八分酒意说：“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下爬的，只要你们能弄得来，我做出来的菜包你们满意。”

　　胡司令有一把高压汽枪，带着几分酒意商量着去打斑鸠，他知道离公社很近的星河二队有片柏树林，斑鸠夜晚只挑柏树栖息，陈部长说带上他的能装五节电池的大电筒。老杨听着我们商量嘴都笑歪了，极力支持：“天上的斑鸠地上的兔，斑鸠这玩意味道不比蛇肉差。”

　　隔了两天后的晚上，天刚刹黑，我、胡司令、陈部长带着高压汽抢，拿着两把大手电筒，在夜幕中向星河二队柏树林走去，二十分钟后到了柏树林，这时天已黑尽了。我和胡司令拿着手电筒在柏树枝丛中找寻斑鸠，胡司令的情报的确很准确，在手电光线的照射下，看见斑鸠栖歇在树枝上，并很清晰的看到它灰色的胸脯，它在电筒的光圈中动也不动，只有三四米的距离，陈部长举枪屏息，抠动板机，枪声并不大，一只斑鸠从树上栽了下来，陈部长弹无虚发很快就打了五只，胡司令手痒痒也要打几枪，他和陈部长换了位置，但他准头还是差了点，第一枪就打偏了，这斑鸠并没飞走，补第二枪后还是成了胡司令的枪下之鬼，他打了三只斑鸠后，很公道的把枪递给了我，他是让我也过过枪瘾，我的准头与胡司令差不多，开了五枪只打了三只斑鸠，最后还是杷枪交给了神枪手，陈部长又打了七只斑鸠后，我们三人就凯旋班师了，整个打猎过程不到一个小时。

　　这斑鸠宴是第二天傍晚时候开席的﹔中午喝酒怕影响工作。主厨理所当然是老杨，只做了两个菜，一大钵干爆斑鸠肉，勾头是莴苣。另一碗是斑鸠内脏杂脍，也只有老杨有这耐心，他把斑鸠肠子用剪刀剖开，清洗得干干净净，老杨认为这内脏杂脍是下酒的好菜。聚餐者还是前天的阵容，胡司令称其为七星聚会。

　　转眼到了初冬，我们收粮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工作性质变成了护粮——天气晴朗时把雨布掀开，让稻谷见见阳光透透气。领导也许考虑到我们前段时间的辛苦，让我们补充休息。但有一群鸡却经常骚扰我们的粮站——离粮堆 一百二十米 处有户人家，养了三十多只鸡，这些鸡本是在草丛中觅野食的，草丛中昆虫蚱蜢这类活食把这群鸡滋养得油光水滑，也许入冬后这些昆虫少了许多，它们的首领——一只壮硕强健五彩缤纷的大公鸡带领着它的臣民寻找新的食物源时发现了收粮点是它们理想的伊甸园，它们初来时也还规矩，啄食着地下散落的谷物，鸡们吃饱后没有忘记它们延续种族繁殖的责任——大公鸡跑到母鸡旁耷拉着半边翅膀向它求欢，受到宠幸的母鸡很乖巧的卧下，公鸡轻车熟路的跳到母鸡背上进行交合。但没有几天鸡群就有了喧宾夺主的越轨举动——啄、爪并用，破坏我们的粮垛，我们哄赶鸡群时，鸡们还颇为不满，边跑边咯咯的叫唤着以示抗议。它们对游击战还很有心得：人赶它走，人走它来。这群鸡使我们很伤脑筋，没办法，我们只得轮换着赶鸡。这天早上该我轮值赶鸡，当时我坐在粮垛的角落处，那只大公鸡又带着它一群妻妾如期而至，它傲慢地，有节奏地转动着脖子左顾右盼，俨然一副王者风度，见无人哄赶，咯咯的叫着，呼唤着它的妻妾们——来吧，没有危险，还有我护驾呢。母鸡们来到谷垛下后急匆匆地啄食着稻谷，这国王咯咯叫唤着，雍容大度地迈着绅士般的步履巡视着被它占有的领地。我捡起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朝这国王使劲扔去，石块重重地打在这国王的身上，它倒地后翅膀扑腾着，其它的鸡荒落而逃，我急忙冲上前去一把把它按住，用手把这狂妄自大家伙的脖子拧断，我观察并没有人发现这屠鸡案，于是把现场散落的鸡毛清理干净后把死鸡藏在不远处的草丛中。

　　我知道闯了祸，打死鸡这事不能让老石他们知道，这事如败露后对收粮点有很坏的影响。我向老石请了个假，说天冷了回生产队拿两件衣服。老石很爽快的同意了。我把藏在草丛的鸡装入书包里，大步流星向白马大队走去。石门公社离白马大队有近二十里路程。我下放的四队知识青年就剩下我独自一人了，三队的女知青芳芳与我感情甚笃，有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也想看看她。我决定到三队去和芳芳共享鸡的美味。我在山沟里的一个堰塘边把鸡毛拔干净，用随身带着的电工刀把鸡剖开，除掉内脏后把鸡装好，然后继续赶路，不到两小时我赶到了白马三队，找人打听芳芳，说她出工去了，我知道她厨房的钥匙是藏在砖缝里的，我打开厨房门后，把门转身掩上，把鸡剁成块状，开始烹煮，半个小时后，厨房里弥漫着诱人的香味。这时门实然被推开，我看到了芳芳漂亮、灿烂的笑脸：“我还以为狐仙降临了，在帮我做饭。”于是狐仙在灶膛里烧着火，和她嘘寒问暖地聊着天，帮着她把饭也煮熟了。这只鸡确实不小，光鸡肉约有五斤，我两饱餐一顿后还没吃完。吃完饭后坐了不到半小时，我不得不与她说再见——我还要翻过一道山，回四队拿衣服，然后赶回收粮点。道声珍重后，我依依不舍地与她道别。

　　光阴也好打发，转眼元旦将至。这天中心大队六小队知青小黄来到公社榨房里用芝麻换了油后到到收粮点找我玩。他队里的知青也都抽调走了，大浪淘沙只剩下他一人。我与他同命相怜，很谈得来，中午留他吃饭。闲聊中了解到中心六队正在石门水库的背面，夜间经常有人在水库边用自制的土炸弹炸鱼，而且小黄家中制造土炸弹的雷管、导火线、炸药一应俱全。他很热情的表示给我们提供做土炸弹的原材料并充当向导，我是个喜欢冒险猎奇的人，自告奋勇地要求去炸鱼改善生活，老石也同意我去弄鱼但要我注意安全。

　　于是我兴冲冲地随小黄一起上路到中心六队去，中心大队离公社约有十多里路程，是石门公社最边远的大队，天知道为何取中心这名，当我站在将要进入中心六队的山岭上时，进入眼帘的山峦、农舍、梯田、湖水使我进入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诗般的意境。这是一片不规则的盆地，盆地东面是一座形似斧头嵯峨的高山，山的余脉分成了几座纵向的山岭延伸到盆地的边沿，盆地北面的山上是一片一望无垠的红枫，这红色的枫叶在铅灰色阴沉天空的衬托下显得艳丽悦目，她与秋冬的萧飒枯黄并肩而立点缀着大自然，使人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美，神会到“霜重叶更红”这句诗的涵意。村民的茅草房稀稀落落的建在北边山麓的山脚下，盆地的南面山坡上生长的是橡树和松树，西面是石门水库，连绵起伏的山坳拥抱着这一泓清澈浩淼如明镜似的湖水——水面不输于武汉的东湖，水泊旁的山岭上丛生着人迹罕至，茂密的森林，使这妩媚的山水添加了几分原始、蛮荒的野性美。村民的房舍，农田被群山环抱着，这大概是取名中心的缘由吧。

　　小黄住的茅草屋也在山角下。吃过晚饭后，我俩坐在房里神侃聊天，炸鱼和偷鱼其实是一个概念，可不是正大光明的事，要在晚上十点后才能行动。

　　十点钟后我俩开始制造土炸弹——用准备好了的玻璃瓶装上大半瓶炸药，然后把导火线剪成两寸长插在雷管中，插到瓶内，再继续往瓶中填充炸药装满为止，瓶口上用一小块棉絮堵严实，这炸弹就做好了。我们带着一小瓶酒，披着大衣沿着小路迎着氤氲雾气踏上了征程，十分钟后我们来到水库背的岩石边，小黄很内行的说：“老天有眼，今天起的是北风，鱼炸死后会被风吹到岸边。”并告诉我，炸弹爆炸后马上要下水捞鱼，首先捞大鱼，浮在水上白点大的是大鱼，有的鱼是炸昏了，如下手迟缓，它们复苏后会跑掉。小黄说他的腿有关节炎的毛病，这下水捕捞的任务非我莫属了。我们把香烟点燃，隔着 十五米 的距离站定，把香烟狠吸两口，使火头旺旺的，把烟头对着导火线，小黄喊了一声：“点了。”两人同时点燃导火线把炸彈向十几米外的水中扔去，过了约二三秒钟后轰的巨响声打破了夜的静谧，群山轰鸣回应。

　　我赶紧三下五除二的脱光了衣服，淌入凛冽刺骨的水中向漂浮在水上的大白点游去，我双手捏住鱼头把右手中指抠进鱼的腮与嘴的连接处，拖着它往岸上游，这鱼的确没死，尾巴在水中直扑腾，把我往水下拽，我虽然呛了水但坚持着把它拖到了岸上。小黄把酒瓶打开，我喝了两口酒后，又回到水中继续捕捞。我在水中往返了四个来回后，小黄拉着我不让我下水了，他在岸上冷得都直打哆嗦，我把大衣裹在赤裸的身上，站在浅水处，用树枝拨拉着快漂到岸边的鱼，小黄怕我冻坏了，把我拽上了岸，我迅速的杷衣服穿好，蹦跳跑动着，身体逐渐的温暖起来，我们在岸边站了约半小时，又捞起风吹到岸边的七八条斤把多的鲢子鱼后就收兵回营了，在回家的路上小黄告诉我，听到炮响，明早村民会赶早到水库边捡鱼，早上捡的鱼比我们今晚弄的鱼还要多。

　　清晨我告别了小黄踏上了回收粮点的路程，木杠上挑着昨晚的收获——三条鲫鱼，一条鲤鱼，十来条鲢子鱼，约有四十斤左右。挑在肩上沉甸甸的。

　　老杨把最大的一条十二斤重的鱼拿出准备做滑鱼片，其余的鱼剖洗干净后撒上盐晾晒起来说是做赤巴鱼吃，“过日子嘛，得细水长流。”老杨喃喃的自言自语道。

　　晚上吃鱼宴时仍是七星聚会，喝得有点醉意的老杨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余，你还真有两斧头，以后打平伙，鱼是你的，酒算我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年秋天我又回到这块故土旧地重游。这儿被开辟为大口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区，山水依旧，但树木却砍伐了许多，有的山林已被开垦种上了庄稼，还建了几栋富丽堂皇接待游客的楼堂馆所。这片使我魂牵梦绕的土地已失去从前那种朴素、自然、野性的美，田园诗般的意境也不复存在。也许我是个怀旧的人，对从前这片土地上淳朴的乡风与旖旎的景色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而且深深地铭刻在脑海中了，先入为主的概念排斥着某些与环境不合时宜的奢华和浮燥。看来我该洗洗脑了。

　　兽 医

　　我当知青下放农村时，曾当过两年多兽医。

　　当时公社里的某些生产队的耕牛总是不知原由地消瘦，病倒，甚至死去。把死去的牛解剖检验后发现是椎虫病细菌在牛血液里在作祟，于是全公社将对耕牛进行一次彻底的血液检查。每个大队都要派一人参加，这个派工的指标落实到了四生产队，刘队长安排我去参加这次血检，而被发展成兽医。

　　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公社兽医站报到，被安排到兽医张洪林小组工作，张洪林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师傅。张师傅年龄有二十六七岁，中等身材，脸型稍长，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听人讲不久前上级有关部门给公社兽医站下了一个晋级加工资的指标。公社的另一名兽医杨必保与他年龄、工龄、技术、都旗鼓相当，两人的家庭背景也都是根正苗红。竞争这个加工资的指标两人难分仲伯。最后还是公社方主任解了这道难题：选了一窝十头小母猪崽，每人各五头，谁先劁完谁晋级，张洪林当仁不让拔得头筹。张洪林学的是中医讲的是阴阳平衡，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他记忆极好，能背很多中药汤头歌。但他诊包里放的都是一些抗菌素、磺胺类的西药。也许猪、牛之类不赏他面子，不安心服中药的缘故，他只得走中西医相结合这条路。一次到凤凰大队给牛诊病，他点名要我当助手随他出诊。骑着单车赶到凤凰三队时正是吃中饭时分，队长叫堂客（老婆）加炒了鸡蛋炒韭菜、腊肉煮大蒜两道菜，而且还往桌上放了一瓶酒，三人酒足饭饱后，有点醺醺然，再到牛屋给牛诊病﹔那是个风烛残年的老沙牛（母牛），右眼已经失明，只长着一枝半牛角，队长告诉我们这头牛幼时拴在树下，下暴雨时被雷击过，所幸的是只打掉了半枝角。右眼也因雷击而失明。张师傅检查完牛的病后决定给老牛做四环素静脉滴注。给牛做静脉滴注比给人打静脉针困难得多。牛对明晃晃的金属器皿有一种戒备心理，

　　也许张师傅不胜酒力，牛又不配合，结果折腾了二十多分钟，针头没回血，张洪林很权威地用不可置疑的口气告诉队长说：“这牛不中了，身上的血都干了。”于是我俩偃旗息鼓，骑着自行车回了公社。

　　不是所有的牛血都干了，我们这些抽调来的血检员做的就是抽血的工作

　　我给牛抽血都是从牛右侧下手。接近牛时，很放松的摸摸牛的头，拍拍它的肚皮与脊背，牛在不戒备、不紧张时方能动手。用左手中指和无名指压迫牛的颈静脉血管，用食指上下弹动，牛的静脉血管随着左手食指的弹动而跳动着，血管方位明确后，把藏在右手掌心的针头调正，右手掌根部贴着牛颈部为依托，嗖的一下，出手准确、敏捷，一下扎穿牛的皮肤，刺进血管，血慢慢的从针尾流出，腾出左手，拿出装在口袋里的小药瓶，装上小半瓶血液即可，大功告成后，牛还站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反刍。

　　抽血时，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颇多，也曾有过败走麦城的狼狈。

　　我们一行三人在四合大队二小队就碰到了一头桀骜不顺的骚牯子（公牛），此君长得膘肥肉壮，油光水滑，得知己满六岁。每个生产队都要把公牛骟掉，但为了牛群的繁殖，总要留一头体魄长大、健壮的公牛做种牛，俗称骚牯子。这牛看着背着诊包的我们一行三人站在它的身边很是不安，就是放牛伢子牵着它，它也总是不让张洪林贴近，总是把头很警惕对着张洪林，好不容易张师傅贴近了它的右侧，说时迟，哪时快，张师付迅疾出针扎向牛脖子，这牛勃然大怒，把一对硕大无朋的角对着张洪林挑去，张师傅无奈只得弃针而逃。这牛的鼻头很硬，放牛伢拉都拉不住，好在张师傅身手不凡，临阵不乱，绕着一棵几人都合抱不拢的大皂角树打圈子，这牛也奈何他不得。最终牵牛鼻子的绳子还是被放牛伢抓上了手，才平息了这场动乱。据说这牛后来有了一个很坏的习惯，看见背诊包者就追，它也不管你是人医还是兽医—当然这是后话。

　　张师傅的确会武术，手脚麻利敏捷。他说出诊时碰到调皮的牛马牲口，你要眼明手快，迅速腾挪躲闪，才不会吃亏。接触时间长了，我也渐渐知道了，兽医是由劁猪者演化而来，劁猪者都是跑江湖的好手，都有山头与势力范围的，谁侵犯了对方的利益，只得用老拳说话。我也曾有幸看到过张师傅精湛的劁猪表演，他坐在一张很矮的凳子上，被劁的猪都是才生下来一两个月的小母猪崽，他用脚轻轻踩着猪头，找准方位下刀，中指在小猪没开刀的另一侧用力一顶，一朵肉花就从刀口处跳了出来。这朵肉花就是小母猪崽的卵巢，切除后猪长大了不会发情，上膘快。看他劁猪简直就是看艺术表演。张师傅有心把他的技艺传授给我，并找了个老式对襟便衣的布扣要我经常把捏，他告诉我说大一些的猪的卵巢摸着就与这布扣的感觉相似。因我是在生产队拿工分，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终究没学这门劁猪的技艺。

　　农村的牛棚全都是土砖垒就的，棚顶上铺的是茅草，春节时也张贴一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对联以示喜庆。但我们在同心大队某生产队某户给耕牛抽血时，牛主人在门框上贴的一副对联却震撼了我的心扉，掀起了我思想的波澜，对联写道：终年承受鞭子打，到头落得枯草吃。横批曰：鞠躬尽瘁。这朴实无华的字句其实是对农民生活最生动的写照，他们终年劳碌，起早贪黑。农忙时四点起床，夜间十点才收工，饭都送到田间地头吃。年底却无钱进账，寒冬腊月时穿着件空棉袄，用稻草打个草绳往腰上一勒，以便保温。于是我心里原谅了那头桀骜不驯的骚牯子。

　　工作了半个多月，抽取耕牛血样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也学了些兽医基本常识，兽医站给我发了个诊包，配备了金属注射器、消毒用的铝盒，四环素、土霉素、磺胺类的药物。于是我独当一面，走马上任成了一名兽医。

　　回队后的第二天早上，饭还没进口，一个眉清目秀大约十来岁的男孩子找上了我的门，说他家的猪病了，我背上诊包，尾随着他到白马一队去出诊。猪病了对这孩子可毫无影响，他情绪蛮好，在稻田埂上行走时他对田埂下的小洞口产生了兴趣，他脱了鞋下了水田，用小手把洞口旁的泥浆打得扑扑直响，一条鳝鱼从洞口溜了出来，他很轻松的用中指夹住了它。看来他还是个老手，顺手在田埂边折了个细棘条，把细棘条从鳝鱼的腮内穿过从口中穿出，鳝鱼只得俯首称臣。于是我成了他的副手，我还的确佩服他的眼力和手法，在短短的四里路程中，他居然捉了七条鳝鱼！

　　进了他家门后，我知道了这孩子是原大队长王明纲的幺巴子（小儿子）。王明纲上调公社砖瓦厂当了厂长。这幺巴子的婆婆经常在大队部的医务室与人聊天，我与她熟悉。原来她家的猪病后，曾到十八里外的公社请过张洪林来看过，张洪林给猪打了一针，下结论说是中了风。并告诉婆婆，以后猪有病找我：“他阿着洋驴子就跑了”（骑着自行车跑了）。王婆婆喃喃的自语道。我仔佃地观查患猪﹕这是一头七、八十斤重的黑猪，它像推磨似的往左转圈，倒地后四脚抽搐，作游泳状，口吐白沫。才出道就遇到个难题，我的头都是大的。但我判断这猪肯定是神经系统出了毛病。我想起了大队医务室的赤脚医生夏家宛，他曾受过正规医专的教育，我只有和他一起商量会诊。我安慰婆婆不要紧，治这猪的药我诊包里没有，我得到医务室去讨要。五分钟后我到了大队医务室，好在夏医生正在医务室，我把猪的病状向夏医生汇报，夏医生认为是神经系统问题。但猪躁动不安，消耗了体力，容易加速它的死亡。于是达成共识，先注射镇静药，等查明病因后，再对症下药。我在医务室拿了一支氯丙氰，一支异丙氰，返回到王婆婆家中，两种药混合后肌肉注射，注射后五分钟，这猪安静下来睡着了。我告诉婆婆这是正常现象，明天早晨我再来给猪看病打针。

　　回到家中，我怀着临时抱佛脚的心情把《猪的常见病的诊断与治疗》翻开查阅，真是废寝忘食，晚上也挑灯夜读，查了几本书后终于确诊这头猪患的是乙型脑炎。治疗乙型脑炎的药物是磺胺类的针剂，我诊包里没有当时是紧俏药品的青霉素、链霉素。而磺胺嘧腚纳却是大大的有。

　　次日清晨，我怀着数学家已解答了歌德巴赫猜想这道难题的好心情到了王婆婆家，老人家却迎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这猪治不好了，张医生都拿不下来，算了，免得多用冤枉钱。”但我的箭已从弓弦中射出，我信心十足的告诉王婆婆：这猪治不好，我出药费。治好康复后十天，再给药钱。

　　我理解王婆婆的心情，文革期间，当地农民极端贫困，吃盐都靠鸡屁股贡献（靠鸡生蛋）。人口众多之家每年都养两头猪，一头猪勉强养到一百二十多斤就卖给供销社，完成上交任务，第二头猪就是他们一年的希望，年底宰杀后，腌制成腊肉，挂在堂屋的墙边。有亲朋来访，或农忙时身体消耗大，切一小块炒菜，也算见个油腥。其实，猪就是他们的半边家当。

　　我把兽医用的金属注射器、针头装入铝盒内，要婆婆把水烧沸消毒。一般成年人用磺胺嘧腚纳也只不过5cc，可我却超量地用了10cc，肌肉注射入这患病猪体内，针打完后，我又用张师傅教授的中医手段用针穿刺猪的耳部血管和猪尾巴放血，用汤匙在猪的身上刮拭，使它血液流畅。但没有像张洪林哪样打了针以后就绝尘而去，我还得观察这猪的体温与它精气神的新动向。过了两个小时，药物开始发力，猪的抽搐、游泳状消失，口中也没有吐白沫了。又过了一个半小时，我又给患猪追加了5cc的磺胺嘧腚纳的维持量，猪已基本恢复正常。王婆婆装了半盆稀粥，这猪竟然开斋吃了起来。

　　婆婆一边念着佛，夸着我精湛的医术，开始烧火做饭，她用对待贵宾的菜肴招待了我：腊肉切成薄薄的片子，把肉片在已调成糊状的米粉里一拖，然后放进锅里用小火煎，腊肉的油渗出来，煎得焦黄焦黄的，香味扑鼻。第二道菜是鳝鱼，再加上家常菜，也有了五个盘，她拿出自酿的米酒，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比龙肝凤胆、琼浆玉液也不逊色。

　　白马大队队部坐落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脊上，开会的礼堂坐西朝东，是用土砖坯砌墙，布瓦铺顶的一间能容纳百把人的大通间，房的北边是用土砖垒就的主席台。礼堂的大门正前方五六十米处是医务室，医务室右边是与之毗邻的小卖部，医务室左边一路之隔是专给村民碾米的机务房。这三座建筑也是土砖墙，房顶是用茅草铺就。这几间土砖房是大队政治、医疗、文化、经济的中心。

　　王婆婆已有六十多岁了，个子高挑，花白的头发梳得很有条理，五官长得协调匀称，眉宇中尚能看到年轻时的风韵。她有气喘的陈年毛病，侄女王明兰也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家离大队部，医务室只有二百米远，没事时总到医务室、小卖部坐坐。看看病，聊聊天。自从我把她家猪仔治好后，她就义务的成了我的广告宣传员，说我兽医业务技术如何过硬了得，把猪病治好了再收费，治不好不要钱，把我描绘成了一朵花。“小余同志和起我们贫下中农真是心连心哪！”她用当时很时髦的政治语言，画龙点睛总结道。于是我的名声鹊起，甚至兰青、凤凰大队也有人请我出诊，给猪治病。

　　在实践中我逐渐得知 猪经常患的病是：猪流感、肺炎、猪丹毒、猪瘟。而治疗这些病的灵丹妙药就是青霉素、链霉素。当时这些药物很紧缺，给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手头上也没几支。可天无绝人之道，我知道与我大队相邻的军马场有这类药，军马场属某部队后勤部所辖，财大气粗，过期的药统统报废。我在当兽医前曾看过田，军马放牧时，践踏我队庄稼，由我向军马场交涉，索赔。军马场的人与我关系不错，当我找军马治疗组的廖组长开口要药时，他很豪爽的给了我一小纸箱过期的药物，其中有不少的青、链霉素。“用完了再来，军民鱼水情嘛。”廖组长慷慨的补充道。

　　这些过期的青、链霉素使我像没米下锅的媳妇有了米下炊，米虽不好，总比没米强。我给患猪注射针剂后，从不马上背上诊包走人，而是隔三四个小时再打一针维持量。社员也认为我敬业负责，总是倾其所有，用好饭菜款待我，的确是两好合一好———社员满意，我也有饭吃。

　　也许是年青的缘故，刚下放时，我们知青的生活过得没有规律。颇有点梁山好汉的味道，有吃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年的计划食用油，两个月不到都用光了，社员家家户户都有柴垛，那是他们起早贪黑抽空割的，我们只有趁人不注意，偷上两捆，节约地烧。因为没种菜，全靠社员施舍，饥寒起盗心，我们偶尔也做些梁上君子的勾当。

　　我们落户的白马四队加上知青只有十九户人家，有水田四百多亩，旱地一百多亩，确实是地广人稀，队长把我们也当劳动力使用，真真是捉了个猫子当老虎打。记得是下放后的第二年五一节前后，知青小组七人商议：六人回武汉度假，只剩我一人留守大本营。他们不辞而别走了后，队长非常不满：“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他发牢骚的把知青看成养不家的野鸡。作为留守人员的我每天是要吃饭填肚的，没有柴烧灶，我就把用茅草铺的厨房屋顶一点点的拉下来烧，结果把用土砖砌的墙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米缸见底后，我要队长称谷，队长认为不劳者不得食，拒绝了我的要求，真是屋漏又逢连更雨，接连下了两场暴雨，我们的厨房在大雨的肆虐下倒塌了。弹尽粮绝后，我又没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决心，每天都跑到小队种的菜瓜地里摸几个菜瓜渡命。接连吃了三天菜瓜，这天傍晚，我看见邓大爷一家在稻场上围着一张竹床吃饭，我像一个乞讨者走到邓大爷身边，邓大爷礼节性的问我吃了没有并邀请我共进晚餐，我毫不客气地盛了碗米茶就大口喝了起来，从没喝过这么香的米茶，也从没吃过这么有味的饭菜。当晚我睡在床上还在品味米茶的余香。第二天我在启富叔子家借了一升米（一斤半米），决定做米茶吃。先用土砖坯搭了个四面冒烟的简易灶，把米在锅里炒得焦黄时然后放上几瓢水，煮熟后有一脸盆。想不到我的胃竟有这大，吃了大半盆，吃饱后，思维如脱缰之马，有一种情绪要宣泄，我拿着毛笔手书一联，上联是：偷吃菜瓜三日整，下联是：狼吞虎咽一盆多，横批云：多谢照顾。

　　下放的第三个年头，我组的知青都相继抽调走了，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我因成份不好，仍然要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因为缺油吃，半年内我铲断了两把锅铲。当了兽医后我的生活较之以前有所改观，每天中午基本上都在请我给猪治病的社员家中吃饭，村民们有时还送我一些蔬菜和咸菜。出诊时比在队里干农活轻松得多，工分也照记不误。为了“吃饱了不饿”这个朴素的真理，我在兽医工作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没有一丝懈怠。

　　大队医务室虽然没有加挂我兽医的招牌，但社员们猪、牛有病总在那儿找我。有一天上午，二小队周会计的堂客风风火火的找到了我：“小余，快些，我家的猪仔被牛挖穿了。”我随着她一路小跑，赶到了她家。原来这头六十多斤的糙子猪在牛栏的稻草堆里觅食，引起了牛栏主人——一头骚牯子的不满，它顺势赏了这猪一犄角，于是猪的腹部多了一个洞，肠子也漏了出来。这猪还楞充英雄汉子，在一棵皂角树下，哼哼叽叽的踱着方步。我没有外科手术的器械，于是要周嫂子找来了纳鞋底的针线、顶针，外加一把老虎钳子。我坐着小凳，把这可怜的但仍在挣扎的家伙压在膝盖下，用药棉蘸上加盐的水清洗漏出来的肠子，把猪肠塞进它的腹腔，然后开始缝补，首先缝好了猪的皮下脂肪，缝猪的表皮就困难得多，于是借助于铁顶针和钢丝钳，半个小时后，我终于像个钳工似的完成了对这部机器的修理，后期工作也不能马虎，打了一针80万单位的青霉素，在创伤处撒些消炎粉，以免发炎化脓。这头猪经过我妙手回春的治疗，活了过来。冬季宰杀后周嫂子还送了一刀肉给我——这是后话。

　　农村的冬天是抓革命的季节。那年冬季生产队的有些牲猪患了烂脚瘟，防疫部门取名2号病。发现疫情后，我动员社员把猪栏清理卫生，再用石灰垫猪栏，用稀释的高锰酸钾清洗患部，并施以针剂消炎。结果，所有的患猪都痊愈了 疫情也没有蔓延。消灭2号病的过程中，我成了当然功臣。事迹上报公社后，我被选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作为知青代表，参加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团。经过了讲用团领队黄文书的诱导、点拨、启发，我终于知道我该在众目睽睽下讲些什么：我在兽医治疗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是贫下中农对知青再教育的成果，是与大队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分不开的。整个讲演就是把具体的给猪、牛诊治的过程中穿插一些革命的口号，和贴上时髦的政治标签。洋洋洒洒，侃侃而谈。开了六场讲用会，但我却一字没提因无油、无菜、没柴而想在社员家蹭饭吃才是我的初衷。在那敏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我们都是政治棋盘上由人摆布没有思想的棋子，我若实话实说，那不是往领导脸上抹黑，跟自己过不去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