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炼狱净火

　　一

　　西北风奔腾呼啸，高粱粒大的霰雪，像从一只大手上猛地摔过来一般，向行人的脸上狠狠地打来，打得人脸颊生疼，几乎睁不开眼睛。

　　东方旭蜷缩在敞口车厢一角，脖颈用力缩进拉起来的棉大衣领子里，刺骨的冷风仍然不停地往里灌。他不由连连打起了寒噤，牙巴骨“哆哆”地响了起来。

　　今天早晨，他和文艺界二百多名右派一起，像运送牲口一般，被装上运货的卡车，径直向西开去。出了西直门，他回头遥望工作了八年之久的北京城，在心里呼喊：“再见吧——北京。再见吧，可怜的儿子。再见吧，为我牺牲的温娴。但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重新见面！”

　　意大利中世纪伟大的诗人但丁，在他不朽名著《神曲》中，描绘了人死之后灵魂的三个去处：德行高尚者去天堂；罪孽深重的坏蛋下地狱；有罪孽，但相对较轻者去炼狱。经过净火烧炼后，还有机会进入天堂。

　　“自己还能够进入“天堂”吗？”他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向乌沉沉的天空发问。

　　两行热泪滚下了他的脸颊。车上人太挤，他无法掏手绢，急忙用袖头将泪水揩去。扭头看看身边几个熟悉的人，左侧是全国知名的青年作家王茂，右侧是曾经开过画展的著名国画家、漫画家李冰石。上车之时，谁也不打招呼，仿佛都是素不相识的路人。此刻，个个垂头缩脖，像遭了严霜的庄稼。

　　汽车向西，再向西……大约一个小时后，离开了柏油马路，拐进了一条沙石铺成的土路。卡车之间的距离很近，前面卡车扬起的咖啡色尘土，混合着霰雪一个劲地扑进后面的车厢里。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一担石沟时，每个人都像刚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

　　这是一条人烟稀少的高山深豁。举目四望，全是灰白色的石头。岂止是“一担”，简直是无边无涯。“一担石沟”的名字，不知因何而起？这二百多名带罪者，就是为着挖石头造石子而来。光秃秃的山坡上，散落着两座红砖房子，十几个土褐色的棉布帐蓬，匍匐在红砖房的旁边。管理干部住到红砖房子里，帐篷就是老右们的住处。

　　进了帐篷才知道，里面没有床铺，没有炉火。占据帐篷三分之二地方，是一道砖头垒成、约半尺高矮墙，里面铺着一层麦秧——地铺。不用说，这就是他们度过寒冷长夜的温床。

　　要想在这四面透风的帐篷里，安稳地睡上一觉，只能靠个人的铺盖和体温。东方旭的铺位恰好跟作家王茂挨着。这位脸色蜡黄，身材瘦削、眼圈发乌的名作家，不但带来一床防寒的狗皮褥子，而且带来一床出国访问时带回的鸭绒被。东方旭感叹这位作家有远见，早知如此，他会不顾“影响”，把从国外带回来的狐皮大衣和俄罗斯毛毯也带上。

　　当天的晚饭和午饭并到了一起。一人两个大**窝窝头，一勺上面漂着油花的萝卜汤。饭后是集体训话。内容无非是，深刻悔罪，积极改造，不得耍奸磨滑，继续与人民为敌等等。使右派们牢记于心的是下面几句鼓劲的话：只要是劳动表现好，思想改造好，很快就能回到人民的队伍——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合适的工作！

　　睡觉的时候，东方旭在从未见过的地铺边上，双手托着下巴枯坐。那难以下咽的窝窝头和萝卜汤，他害怕别人说缺乏改造决心，咬着牙吃了下去。但他不知道如何在这潮湿寒冷的地铺上入睡。直到息灯哨响过许久，才合衣躺了下去。

　　忧思凝心，愁肠百结。被窝冷得像冰窖，他把棉帽子、口罩都武装上，仍然没有多少暖和气。被头上已经凝结成厚厚的一层白霜，他仍然没有睡意。紧挨着的王茂，呼吸平静，一动不动。温衾帮助睡眠。显然，这位有着先见之明的作家，已经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正在这样想着，一只温乎乎的扁玻璃瓶，贴到了他的脸上。他猛地一惊，急忙扭过头去。紧接着，传来王茂的耳语声：

　　“来，喝一口——驱驱寒。”

　　“谢谢，我不喝。”他伸手往外推小瓶。

　　小瓶又推了回来：“喝口吧——我知道您冻得没睡着。”

　　“谢谢。”患难之中，有人关注。他觉得两眼一阵热，接过小瓶咕嘟了两口。用关怀表达他的谢意：“您，还写吗？”

　　“‘加冕’之后，彻底洗手了。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路，去卖冰糖葫芦啥的，人家不批准。”

　　“唉，职业病很难改——我也有创作冲动呢。”

　　“老兄，别自作多情啦——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需要我们的‘作品’啦。争取作个合格的地球修理工吧。”

　　王茂说的未必是心里话。根据他自己的体会，灾难更能激发创作冲动。不然，那些在黑暗狭窄的铁窗内，写作，翻译，谱曲，绘画的“怪物”，怎么解释？但他能理解王茂的回答。以言获罪的反右运动开始以来，人人都本能地蒙上一层保护色。就像狡兔的皮色像枯草，知了的颜色似树皮一样。他自己交给编辑部的改造保证书，不都是竭力讴歌毁掉自己的反右运动如何伟大正确，自己的罪过如何严重得不可饶恕，思想改造的决心多么坚定吗？不过，他觉得王茂的包装，比自己更严密，一副来到这大山深处彻底改造，重塑自我的神气。要不，一个从前不爱酒的人，为什么要借酒消愁？

　　有一天，他弄到一瓶泸洲二曲，先在被窝里往肚子里灌了个够。然后把瓶子偷偷递给王茂。他一声不吭，伸手接过去，仰头咕嘟了好几口。见他精神很好，故意悄悄问道：

　　“喂，鲁迅先生有一首诗，老兄还记得吗？”

　　“记那个干什么？徒费精神！”王茂警惕地看了看四周，一副绝望的口气。“放心吧——谁也救不了骆驼祥子！”

　　东方旭却耳语般地背诵起来：“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老兄，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王茂用力推了他一把。说罢，扭头睡觉，不再答话。

　　东方旭理解，这正是王茂的大彻大悟之处。他貌似闭眼睡觉，其实大睁着眼，盯着周围的一切。他分明对这个冷酷的世界有着十分的警觉。

　　后来 的一些情况，果然证明他的猜测不错。王茂身体瘦弱，抬着满满一筐石头，压得满头大汗，趔趔趄趄，仿佛要一头栽倒，永远爬不起来。可是，到了休息的时候，却自告奋勇，领头高唱《歌唱祖国》。有一个右派，突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

　　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沟满山坡。激流拍石泉水好，石径入云起战歌。

　　这首豪迈的战歌，马上被另一个右派作曲家谱成曲子，成了老右们打发苦闷日子、鼓干劲的流行歌曲。

　　右派们的改造热情是十分高涨的，除了连轴转——白天干到深夜，还常常组织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人人害怕落在别人后头。天上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有人扒得只剩下汗衫背心，快步如飞，生怕落个磨洋工的罪名。王茂身体不如别人，却找到另一条表现改造决心的途径——写诗。有一天，休息的时候，他高声朗诵了他的即兴之作：

　　狂风呼啸似尖刀，

　　雪花纷飘绘白袍。

　　巨石裂嘴长哀号。

　　老树低头怕折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背如飞把石挑。

　　汗水浇开冰雪道，

　　一路战歌一路笑。

　　这首表现王茂改造决心坚贞与虔诚的打油诗。后来，经过领导批准，在联欢晚会上进行了朗诵。右派们身背沉重的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的紧箍帽，肩头抬着超出人体正常负荷能力的石筐，竟能唱出如此抒情而豪迈的战歌！东方旭感到十分惊异和不解，难道这是发自心底的歌吟？恐怕，表演得越真诚，越暴露出他们血液中知识分子的遗传基因越浓烈。他恨自己不能来几首即兴之作，更缺乏表演才能，不能像人家那样，随时随地献出一片“血诚”。

　　所幸，不久后发生的几件事，使他的悔意减轻了许多。

　　二

　　大跃进的狂浪席卷全国，偏僻的山沟顿时成了闹市。“一天等于二十年，不超英美心不甘”震惊寰宇的豪言壮语，用洒上石灰水的石头摆成巨大的美术字镶嵌在周围的山坡上。几十里地之外就能看到。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大诗人郭沫若主编的《红旗歌谣》中，这首广泛传唱的经典之作，正表现了这种改天换地、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

　　深山沟沸腾了。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声，从凌晨到午夜，不绝于耳。大批判，促进大奋战。在工地上短暂休息，或者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帐篷里，往往还要召开批判会，批判那些不思悔改、甚而是继续放毒污蔑的顽固分子。

　　准备下充足的利箭，就要有靶子。满怀希望的改造者，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批判会上的对象。但每天仍然不乏低头挨利箭的“靶子”。使东方旭颇感意外的是，王茂竟然列名其中。

　　他那首受到普遍喝彩的“斗寒诗”，被明眼人用春秋笔法一剖析，完全变了样子——满篇充满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于是，满怀改造诚意的王茂，遭到了高明者诚意的强奸。他被揪上批判台时，脸色蜡黄，人缩成了一只小耗子。发言批判的人争先恐后，义愤填膺。最为轰动的发言，是一个右派“积极分子”，鞭辟入里的精彩剖析：

　　“王茂！你这个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贼心不改，猖狂之极！”发言人的长手指几乎戳上王茂的额头。“你竟然用歌颂的盾牌，掩藏着猖狂进攻的利箭！你竟然要拿起‘尖刀’，像呼啸的北风那样，刺向我们亲爱的党！使广大人民都穿上戴孝的‘白袍’，无了无休地伏地‘哀号’！你这个家伙，平时装出一副颇有改造诚意的样子，原来，你的暂时低头，不过是‘怕折腰’！目的是保全自己，以便寻找时机，一求一逞。你的‘恨天热’更加恶毒：那是痛恨热气腾腾地大跃进。你写的‘赤背挑石头’，是攻击我们的领导极其残酷，不人道。所以，你才要用仇恨的汗水，‘浇开’资本主义之道。到那时，自然是‘一路歌声一路笑’啦。”

　　王茂的腰弯得像虾米，比他所虚构的老树的腰还要低得多。听着慷慨激昂的批判，他急得脸红脖子粗，却一句不敢辩解。从头至尾只说了一句话：“我真的是一心想歌颂。可是，由于立场反动，写出来就成了恶毒的攻击了。”

　　画家李冰石，奉命帮助附近一个村子画宣传画，歌颂农村的大好形势。不料，被那位已经升为“班长”的那个知识分子看到了。回来一汇报，马上在山坡上召开了批判会。给东方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下面的精彩对话：

　　“李冰石，你利用手中的黑画笔，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抹黑，犯下了一系列的新罪行。你要老老实实一件一件地作出交代！”

　　“对不起，我从来都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歌颂我们的新社会，歌颂无比美好的三面红旗，我不知道哪来的‘一系列新罪行？”

　　“狡猾抵赖！你为什么把老黄牛画的那么瘦？难道老乡的牛，是那么瘦吗？”

　　画家知道，他所看到的人民公社的牛，个个瘦骨嶙峋。他已经让它们“胖”了许多倍。但是，一想到报纸上登出的那些使人瞠目结舌的宣传画：小孩坐在稻穗上，亩产超过了十万斤，苹果比西瓜大，花生壳拿来当船划……便知道自己的错误有多大。他吭吭哧哧地答道：

　　“老乡的老黄牛，确实比我画的胖一些。”

　　“你这就是大睁着两只眼进行污蔑。”

　　“我坚决改，我知错。”

　　“你这家伙，为什么在宣传栏上把向日葵的叶子画成黑色的？老实交代，是不是存心污蔑红心向着**的广大群众？快说！”有人提出了新发现。

　　“是……不是。我不敢。用不同的墨色画花叶，不是我的创造。齐白石老人……”

　　“胡说！齐白石老儿不死，也是个老右派。你还敢狡猾抵赖！”

　　“我，不敢，我真心想好好改……”

　　一片“打倒”，“低头”声，淹没了画家后面的话。他只能弯腰面地，任凭指责漫骂，再也不敢吭一声。

　　参加过几次批判会，东方旭真的是“触及了灵魂”，思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想不到，在右派群体中，竟然有那么多为了仙升，不惜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虔诚的“犹大”。知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竟是如此地“巧妙、深刻”，如此的“有水平”。他们的“批解法”，比之历史上的文字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后，这种窝里斗的闹剧，几乎天天在这里搬演。在此之前，他自己也是挖空心思地唱赞歌，处心积虑地骂自己，但从来不把倒霉的同类，作为自己献虔诚的祭品。眼前的现实，使他既厌恶，又不胜惶恐。看看周围，一心想用别人的鲜血洗涤自己身上污垢的家伙，竟是如此之多，真是不寒而栗。跟他们在一起改造，只怕等不到脱胎换骨，人已经被践踏成了肉泥！

　　果然，过了不几天，贴出了一张大标语：“右派分子李冰石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原来，李冰石获准回城里处理跟妻子的离婚事宜，一去不归。单位派人去查看，已经进了医院里的太平间。他在离婚书上签完了字，便跑回家，用刮脸刀抹了脖子。被邻居发现后送进医院，好歹抢救过来，他又进行绝食。三天后抛开一切人间烦恼，撒手西去，从此挣脱了净火熊熊的炼狱……

　　东方旭欲哭无泪，只能在心里暗暗诅咒。后悔当初的改造决心，是多么的天真和无知。从此，无论是吃饭，开会，还是干活，统统提不起兴致。思想汇报也是一遍又一遍地逼着才写。半年后，他成了“反改造分子”，对他的处分升了级——劳动教养。与他一起升级的有三十多人。他们离开呆了一年多的一担石沟，被押送到和劳改犯为伍的“四路通”。

　　三

　　第二天，开来了一辆大轿车，获得“晋升”的右派，点完名后排队上了车。车旁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警。不远处，还架着一挺机枪。当初来一担石坐的敞口卡车，不知为什么，现在车子也跟人一样，“升了级”。车子开动之前，高个子虎背熊腰的押送队长先进行训话。他声色俱历地宣布说：

　　“我是接你们去改造的队长。听说，你们一直在心里打鼓，害怕去寒冷遥远的黑龙江兴凯湖。我先出一张安民告示，我不是送你们去那儿的。至于你们去哪里，到了地方就知道了。我只告诉你们一点：那地方离北京不近，也不算远。”队长由抚变成了警告：“你们要放老实，不准开车窗。现在是冬天，开窗要感冒。谁要是擅自打开车窗，哪怕是一条小缝，一律按逃跑论处。我告诉你们，我们不怕个别坏蛋逃跑。你们跑得再快有枪子快吗？听明白了没有？好，都给我牢牢记住！”

　　原来升级坐“大轿子”，是怕他们逃跑。等到汽车开动之后，前后有卡车护卫，上面都架着准备随时扣动扳机的机枪。

　　还没动身，东方旭便领略了“升级”的味道。不过，“安民告示”却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万幸啊，此行的目的地，不是去兴凯湖。那儿离北京数千里，温娴和儿子要去探望，谈何容易？光路费就够他们筹措的……

　　同车的难友分明也受到“喜讯”的鼓舞。一个个探头望着窗外，猜测着要去的地方。车过居庸关，人们断定目的地是营门铁矿。人们早已听说，那儿新建了一个劳改铁矿。东方旭一听这话，刚刚萌生的一点安慰，跑得无影无踪。在一担石沟抬石头，两个肩膀已经压出了高高的硬疙瘩。到铁矿去抡大锤，握钢钎，开山挖石，对自己来说，无异于让绵羊挽车，不知该怎么应付？不知什么时候，热泪流下他的脸颊，他怕被人看见，急忙低头擦掉。扭头看看窗外，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大风摇撼得八达岭上的枯树，东倒西晃。穆桂英点将台蒙在一片黄尘之中。隐约可见的烽火台，屹立山头。它像个历史见证人，漫长岁月里，看征人出关，看犯人远徙。今天，它又冷漠地看着脚下的汽车缓缓爬行。但它绝对想不到那里面装运着的，是一些无罪的罪人。

　　进北京长达八年之久，盘山踞岭，逶迤升腾的长龙雄姿，他竟然没有领略过，更没有兑现对儿子的一再许诺。今天总算看到了向往已久的长城，却是没有春色，没有诗情游兴，只有萧萧万木，滚滚黄尘……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今天终于到了长城。但“好汉”们却都是出关服劳役的囚徒……

　　他又一次想落泪。

　　风势小了一些，是对面的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喘息着，吃力地往山上爬，终于在一排排依山而建的红瓦房前停下——他们发配的终点到了。这里四周建有岗楼，上面有荷枪实弹的大兵。抬头看上一眼，他便连打几个寒战。往后，他要天天在刺刀和枪弹的监视下讨生活了。

　　古人曰：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里的待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劳改矿山的壮劳力，每月定粮是五十二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条工作帽。曾几何时，“吃饭不要钱”，“一天多吃几顿饭”等豪言壮语，在耳畔铿锵地回响。眨眼间，饥饿的黑手已经扼上了每个人的脖颈。听说，不少地方，干部的定量已经降到了二十三斤。一个劳教犯吃的定量，竟然比“干部”高出一倍多，不能说不是天外飞来的福分。可惜，副食太少，打回来一勺汤菜，清得像刷锅水，上面只漂着几滴油花。对于握钢钎、抡大锤的开山者来说，仍然摆脱不了饥饿的威胁。

　　家属来访时带来的一点可怜的食品，成了小贼们光顾的对象。批斗盗食品贼，就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东方旭一向饭量小，“堕落”前，三十斤定量吃不完。抬石头的时候，才知道饥肠辘辘难以入睡的滋味。现在，营门铁矿的高定量，虽然不能阻止肚子一天天往里瘪，毕竟不像有些人，摸到什么往嘴里塞什么。他不敢找到什么食物，便忙不迭地往饥饿的布袋里填。他本来有便密的毛病。这里吃的最多的是高粱面窝头，常常三四天大便不通，憋极了，只得用手抠。肛门被抠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后裤裆里经常凝着血污，同类们讥笑他是个患了妇女病的娘们，不然，为何天天来“例假”？

　　让他最为头疼的，有另一件事——新的劳动技能。开矿石，用的是大锤和钢扦。他的双手一握上钢钎，就嗦嗦地地抖个不止，生怕铁锤打到胳膊上。叫他抡大锤，更是左摇右摆，谁见了谁往后趔。结果，没有人愿意跟他搿对儿。多亏一个姓刘的右派，看到他可怜，主动和他结对。这人是音乐学院的讲师，著名的音乐家。有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刘恭谨。不由使人怀疑，他的尊长曾经吃过疏忽大意的大亏，才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猛击一掌的名字，让他不忘老子的教训。不料，这位恭谨先生，还是糊里糊涂地进了“阳谋”的网罟。这位好心人跟他一样，同样是个打锤扶钎的雏儿。两个人心下忐忑，小心翼翼地击打。人家休息，他们仍然不敢停下，打出的放炮眼，总是最差最少。于是，几乎天天被“关注”，管理干部一再当众“表扬”他俩磨洋工。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们已经麻木了，不觉得登“黑榜”，多么丢人现眼。

　　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支柱上，把人的影子拉的长长的，仿佛鬼魅在地狱里活动，更增加了几分阴森恐怖。这里的矿石是红褐色的，坚硬如铁。钢钎打去，红粉飘飞，蹦出一束束四溅的火花。进洞时脸是白的，出洞时人人成了红脸关公。有一天，炮眼的角度需要钢钎自下而上倾斜，大锤也要自下而上地击打。这是一种高难度动作。本来径直往下打，东方旭也只是初步掌握。现在姿势一变，他十分小心地一锤打下了去，刘恭谨低头扶着纲钎，十几磅的铁锤从他的额头边，嗖地蹭了过去。他的右额头，顿时鲜血直流，他两手一伸，倒在了地上。慌忙之中，东方旭急忙摘下帽子给他堵上伤口。招呼同伴们把伤员抬到了卫生室。他自己却瘫坐在石头上，许久站不起来。惊魂稍定，不由念了一声佛：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故，批评处分是小事。但愿刘恭谨，不要有性命之忧。要是大锤再多偏一点，他的脑袋就开了花，同伴的一条命，顷刻葬送到自己手里！

　　他正在考虑怎么去向队长主动请罪。刘恭谨一步三摇，自己走回来了。

　　“啊？你怎么回来了？你伤得这么重，他们也不给开休息条？”东方旭扶着他坐下来。

　　“给开——我不要。”

　　“胡闹，你不休息怎么行！”

　　“我要是休息，谁给我五十二斤活命粮？”矿里规定，病号、伤号定粮是三十斤。

　　“可你需要休息养伤呀。我去跟队长请罪去。”东方旭扭身望外走。

　　“回来！你还嫌麻烦少吗，自己去找？”

　　“可，这事捂不住呀。”

　　“只要我们不耽误干活——怕什么？”

　　东方旭只得服从。

　　自从发生了这次侥幸事故，更加深了两人的友谊。干活的时候，常常倾吐各自的心事。好在洞里的打钎声特别响，数步之外，别人即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他们不是咀嚼回味各自的专业，感叹人生命运的蹉跎，就是叨念家人的安危。刘恭谨担心妻子跟他离婚，又害怕爱女落到继父手里受虐待。为了减轻难友的苦闷，队长不在近处时，东方旭劝他唱支歌解解闷。他便顺从地唱起古老的俄罗斯民歌：

　　草原望无边，路途遥又远。路上一车夫，饥寒快死去。

　　告诉我老婆，再不能相见。结婚的戒指，请你送还她。

　　矿井拢音，歌声雄浑高亢，久久在坑洞中回荡。东方旭靠在湿冷的井壁上，潸然泪落。他不由想起爱人温娴瘦削的面庞，儿子小晓天真无邪的笑厣。政治的压力，同事的白眼，该不会使她产生悔意吧？小晓的日子也不好过，同学的讥讽，老师的冷落。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哇。他多么想飞到他们身边，向他们赔罪，对他们温语抚慰。可是，那要等到哪一天呢？

　　两年之后，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一九六一年五月末的一天上午，全体成员集合在大操场上，由场长宣布犯罪分子的改造期限。

　　平时开会，喧嚣不止，今天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人都在伸长耳朵，聆听上面的政策。劳动教养，本来是最高行政处分，与法律无关。可是，这里刺刀、岗楼、铁丝网，形影不离。跟劳改犯毫无二致。犯人进监要蹲下，他们照样不能站着；犯人要称代号，东方旭的代号是21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他们同样鹦鹉学舌；犯人监号里夜间不闭灯，他们的灯也是长明的……他们与劳改犯的唯一区别，是不强制剃光头，每月的零用钱多十几元。但犯人的被子衣服是供给制，劳教犯的衣物零用全是自己解决。难怪老乡们称他们是“二劳改”。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希望教养期限短一些。

　　他们终于等到了宣判。劳教的期限，从半年到三年，半年为一类，总共是六类。“又是一个六类！”东方旭在心里叨念。可是，右派的劳教期，竟然没有一个在一年之内，最少的是一年半。而且时间是“自公布之日算起”。有人已经劳教了两年多，东方旭也已劳教近一年，统统不算数了！这样以来，他的劳教期限实际上是三年！

　　右派们面面相觑，欲哭无泪。三年前，他们被阳谋欺骗了一次。想不到现在又被权法合一的“法律”强奸了。有人立刻编出了顺口溜：

　　“好好干，瞎扯蛋。你有千变万化，不如政策一变。”

　　在这悲愤难抑的时刻。东方旭不由想起远在兴凯湖的老同学余自立。听说那儿不但艰苦无比，而且常常发生冻死人的惨剧。但愿那个犟汉子，能百依百顺、坚强地活下去。

　　四

　　余自立一行劳教分子，是从前门车站登上东去的列车，被押送到北大荒的。同时登车的还有中央各部及北京市被判劳动教养的右派。

　　刚刚登上列车，他不由想起了杜甫的《兵车行》：“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当初，他总是极力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推想亲人洒泪哭别的场面，领悟诗圣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离别之苦的诅咒和鞭笞。现在，他亲眼目睹了撕心裂肺的伤别场面。车厢里，站台上，涕泣连着涕泣，泪眼对着泪眼，除了直上干云霄的哭声，什么祝福惜别的话也听不清楚。不知有多少双手，铁钩一般紧紧握在一起，不肯松开。开车的铃声响了，仍然拉扯着往前走……据说，这一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以后右派“出征”，再也不准亲人送行。

　　“喀哒哒——喀哒哒！”列车开始加速了。一个约有十八九岁的小右派，仍然木然地望着窗外，泪下如雨。

　　人们刚刚揩干了眼泪，不知什么人又带头唱起催人泪下《共青团员之歌》。许多人随声唱了起来：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在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仿佛，右派们是在“胜利的星照耀”下，奔向目的地。据说，早在建国之初，就有数万解放军官兵，开进了那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当这些劳教分子到达时，十万官兵已经在那里安家落户。由于那里远隔内地，逃跑不易，许多劳改犯也在那里服刑。他们在那里已经建立了十二个农场，从850到8511，百里荒原上，劳改点密部，炊烟袅袅，人影晃动，煞是壮观。

　　出发五天后，余自立所在的劳教队到达了中苏边境的饶河县。听说丁玲，吴祖光，聂绀弩等著名作家，已经先期到达，被分配在853农场。余自立满心希望自己也能分到那个农场，朝夕相处，有机会见识见识名作家的风采。但他被分到了850农场属下的云山畜牧场。

　　到达畜牧场不几天，威名赫赫的王震将军，竟然专程来看望他们。余自立知道，他这个劳教分子是占了前来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的光。

　　果然，将军一开口，竟然是一句他们自己都几乎忘光了的称呼——同志们！他用清亮的男中音高喊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接着，将军鼓励说，你们虽然都犯了一点错误，但还是国家干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你们经得起艰苦困难的考验，将来为国家继续贡献自己的才华。最后，他提高声音说道：

　　“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身为异类，居然被战功显赫的将军称为“同志”；丧家之犬，农场的最高领导竟然表示“欢迎”。这是何等的器重与奖赏，是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他们的惊喜，赛过夺得金牌的运动员，击落敌机的高炮手。许多人落泪了，更多的人嗓子喊哑了。像被注射了无数支强心针，发配蛮荒之地的懊丧与颓唐一扫而光。还有什么个人的不满？还抱什么私心杂念？北大荒的第一首长对我们如此亲切关怀，如此满怀希望，再不努力改造自己，真正是自外于人民了……

　　余自立正是怀着这样的激扬心情，来到改造地的。他们住的地方叫“五间房”。当初这里只有五间房子，因而得名。

　　最初的劳动，是人力播种。十个人一组，拉拽二十四行播种机播种小麦。骏马能历险，播种不如牛。但是，不仅拖拉机不足，连能播种的牛也不足。于是，两条腿的“老黄牛”便派上了用场。他们争先恐后，干劲很高，一口气足能拉上一千多米。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大馇子粥，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上黑面馒头。那是连麸皮都磨在里面的“一条龙面粉”。俗话说：饥了甜如蜜，饱了蜜不甜。连续十五六个小时，拉着播种机播种，虽然两条腿像灌了铅，但吃什么都香的很。使人不习惯的，是用土坯垒起的“卧房”。每到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人人都把雨衣、油布等防水之物，平吊在铺位上，头顶上便顶着一座小水库。

　　播种完毕，余自立又被调到“五一水库”工地修大坝。据说，大坝拦住完达山淌下的涓涓细流，可以养鱼，放鸭，改善他们的生活。抡大镐，挥铁锹，用碗口粗的柞木杠子抬沙土。经过几个月的昼夜苦干，水库大坝修完了，他又调到了水利工地。在沼泽大草原上，开凿八米宽、四米深的大干渠。干渠修成后，可以灌溉数万亩良田。壮劳力全部上阵，一切实行军事化管理。红旗漫卷，军号嘹亮，你追我赶，气势颇为壮观。指导员刘文提出口号：“大干一冬，苦干一春，为争取重新回到党的队伍而奋斗。”

　　听到这激动人心的口号，谁能不欢欣鼓舞，干劲倍增？

　　草原上天寒地冻，白雪茫茫，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四十度。谁也不肯落后，人人都使出吃奶的力气，争取“放卫星”。每天一上工，先用大铁镐凿开两尺多厚的冻土层，然后一口气用铁锹甩出下面的软土，不然一会儿又冻硬了。如果完不成每人每天七到十方的定额，深更半夜也不能收工。不论收工多么晚，第二天天不亮，军号一响，急忙钻出被窝，奔赴十几里外的工地，直到送饭的马车来了才能吃早饭。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四小时。就这样，还每天“放卫星”。三天小卫星，五天大卫星。所谓放卫星，就是不睡觉，连轴苦干多挖土方。余自立最多的一次，连续干了56个小时。他身上只穿着棉毛衫裤，依然大汗淋漓，口里呼呼喷白气。一听到“歇口气”——休息，虽然只有五分钟，急忙披上棉衣，站到沟里拄着铁锹就睡着了。

　　后来，为了节省下走路的时间，他们奉命把行李挑到冻透了的沼泽地。割几把枯草，垫在窝棚里透明的冰层上，做成“暖床”，连夜苦干。早晨军号声一响，戴着棉帽的脑袋，常常钻不出被窝。因为被卧口被呼出来的气体打湿了，冻成了冰壳儿。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层冰霜。大头棉靴冻得硬邦邦伸不进脚。有时候，窝窝头冻成了冰疙瘩，只得用镐头将它敲碎，塞进嘴里，融化着，嚼着，慢慢往下咽。就这样，也听不到有人叫一声苦……

　　不久，指导员刘文突然“失踪”了。据说是因为同情右派被赶走了。继任者是一个姓朱的麻子。此人人高马大，以出怪点子整人为能事。常常人们刚刚钻进被窝，他便吹哨子紧急集合训话。训话的内容，无非是指责和漫骂，大家给他丢了脸，被插了黑旗云云。为了惩罚这群“不识相”的家伙，有一天他竟然不让人们住下吃中饭，直到天快黑了苞米馇子冻成了冰豆豆，午饭仍然搁在那里。惩罚的理由是没有完成上午的定额。人们心里明白，上午的定额跟往常一样，已经完成了。他的愤怒，无非是因为不时射到他身上的愤怒的目光。落在这种人手里，不幸便跟影子一样跟定了这群倒霉蛋。

　　冻土层越来越厚，七八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冻土依然纹丝不动。朱麻子心眼快，决定放炮爆破，但事先并不向大家讲明注意事项。一位姓王的外文编辑奉命去给炸药上雷管。他刚回答一声“安上了”，还没有来得及跑开隐蔽好，远处，一个归过华侨，就奉命按下了电闸。“轰隆”一声响，王编辑戴着他的满腹外文飞上了天空。大家急忙奔过去抢救。哪儿还有死人的影子，只在冻土中找到他的一条腿。如此草菅人命，人们被惊得目瞪口呆！

　　那个华侨被判了刑。王编辑的一条腿悄悄埋掉，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这时，其他右派连队也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有的在抡排子镐时，被蹦起的冻土块打瞎了眼，有的被放炮时飞到天空中的土疙瘩落下来砸到头上，当场毙命。有的夜战后往回走迷了路，冻死在荒草棵中……

　　余自立目睹了王编辑的惨死，又听到一连串悲惨的“故事”，不由义愤填膺。一天夜里，邻铺的沙仁静悄悄跟他谈心。谈到最近连续死人，沙某颇为不满。余自立也说出了心中的愤恨：“草菅人命，惨无人道！”不料，这话立刻被沙仁静汇报上去。第二天，余自立就被开了斗争会。

　　指导员朱麻子咬牙切齿地训斥道：“余自立这个坏家伙，是我们连队的一匹害群之马。他不但对来北大荒改造不满，还常常挑动别人抗拒改造。现在竟然狗胆包天，污蔑我们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是‘草菅人命，惨无人道’！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余自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抗拒改造分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告诉你余自立，你再不悬崖勒马，有你的好果子吃——勿谓言之不预也！”

　　此时，余自立才明白，一向颇为关心他的“芳邻”，原来是个奸细：套出他的话来汇报上去，铺设他的“正果”之路！他恨不得揪过沙仁静，狠揍一顿。转念一想，吃“小报告”饭的何止一人，就是把这个人打死，还有他的继子、继孙。非人的待遇，恶劣的环境，蚕食掉了许多人身上的人性，兽性却在飞快地膨胀。让人躲不及躲，防不胜防。数不尽的事实证明，许多人的“表现好”，并不是干出来的，什九得利于小报告。他只有忍下愤怒，静待报复降临。

　　朱麻子果然言而有信，三天后，“好果子”来了。他被调到了新成立的伐木队，那是既艰苦又危险的活。而且，当天就得去完达山南麓的原始森林里伐木。

　　尽管伐木队是个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但余自立爽快地去了。只要能躲开朱大麻子的火眼金睛，他宁肯去冻死，累死，让倒木砸死。

　　不料，越是困难的地方，越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朱麻子紧跟脚来到了伐木队。

　　五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首都北京正在热火朝天地兴建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民族饭店等“十大建筑”，向建国十周年献厚礼。伐木队挺进完达山，就是为这些建筑供应木材，为“厚礼”作出一份贡献。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没见过原始森林，更不用说拉大锯、挥大斧，向大树开战了。为了避免伤亡，畜牧场领导请来伐木师傅传经送宝，讲授伐木经验，以及注意事项。并给他们讲了许多被大树砸死砸伤的事故。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人们听得很认真。余自立还作了笔记。

　　可是，老师傅刚刚讲完，朱麻子便左手叉腰，右手用力地挥着，训开了话：“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认罪服法的，不是叫你们到大森林野游、采蘑菇，捉兔子吃的。谁要是调皮捣蛋、耍奸磨滑，我姓朱的会让他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睛！我这话可是代表党说的，不信，走着瞧！”一顿训斥，给大家当头一棒。谁也猜不透，这位口口声声代表党组织的家伙，为什么对右派如此的仇恨？

　　第二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大家匆匆吃过早饭，便结队上路，向着野草、荆棘没膝的山坡爬去。余自立肩抗大锯，腰上系着粗草绳，别着小斧头，走在队伍的中间。他们的腰上都挂着饭盒水杯，走一步，叮当作响，宛如一队带着铃铛的马帮。

　　进入林区后，各班散开，两人一帮，开始伐木。跟余自立轧对的是著名电影演员于波，此人刚过四十岁，却两鬓班白，满脸皱纹，牙齿大部落光，看上去像个花甲老人。他们选定了一棵两人合抱粗的红松，看清树的倒向，用镰刀和小斧头，清除了树下的灌木和杂草，一来一往拉起大锯。锯了“下口”，再掉过身来锯“上口”。他们正锯着，林子里便传来“顺山倒”、“迎山倒”或者“横山倒”的呼喊声，以提醒周围的人注意，赶快闪开。呼叫声甫歇，便传来大树倒地的轰隆声。余自立两个，把大树伐倒后，去掉树杈，锯成六米长的树段，然后用皮尺量出立方量，记上小本本，一棵树的采伐工作宣告完成。接着去寻找另一棵合格的杀伐对象。献礼的木材，必须是良材，丝毫马虎不得：首选的是红松，黄菠萝，水曲柳等也不放过，总之，什么木材好伐什么。

　　为了比赛进度，他们几乎顾不得休息。吃饭的时间也只有十五分钟。于波牙齿不好吃得慢，苞米馇子饭没等吃到一半，就冻成了冰豆豆。他只得几粒几粒地往口里填，等到在嘴里融化了再吃，结果常常耽误了上工时间。指导员朱大麻子几乎天天骂他“磨洋工”！他不理不睬，照样细嚼慢咽。朱大麻子气得翻白眼，却奈何不得。有一天，改善生活吃黑面馒头。他多拿了两个，掖进自己的被窝里。结果，被积极分子告了密。朱大麻子这一下抓住了把柄。他把全连集合到窝棚外面，让积极分子进去搜出了馒头。他一手擎着馒头，一手指点着于波，大声怒吼：

　　“于波，你给我站出来！”于波闻声急忙站到了队列前。朱大麻子继续吼问：“于波，你为什么偷集体的馒头？”

　　“指导员，那不是‘偷’，是明着拿——大伙都看到的。”

　　“别人为什么不藏，偏偏你藏？”

　　“准备留着明天中午吃。因为我牙口不好，害怕误工。”

　　“哼！牙口不好的人有的是，却只有你这个家伙闹特殊。你不是抗拒改造，是什么？”

　　对于劳教的右派分子来说，一句“抗拒改造”，简直像挖祖坟一般，令人恐惧。那意味着“升级”，或者改造遥遥无期。

　　于波却用满不在乎的口吻答道：“我咋敢闹特殊呀，我是为了工作……”

　　“屁话！都像你这样‘为了工作’，岂不是要天下大乱？我让你在队前‘照照像’（罚站）”看你还敢狡辩！”

　　“那就照吧。反正大伙都知道我是个‘无齿（耻）之徒’，会原谅我的。”毕竟是名演员，到了这个地步，还忘不了来点幽默。

　　指导员被激怒了：“好哇，你自己承认是‘无耻之徒’。足见，已经不知羞耻为何物。去！把馒头送回伙房，回来给我在这里站着。看你是不是连害冷也不在乎？”

　　于波不敢违抗，送回馒头后，在外面一直站到深夜，等到获准进窝棚睡觉，已经冻得不会说话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于波挨冻的第四天上，余自立跟他伐一棵挺拔的大榆树。下口锯好了，他们从容地锯起了上口。俩人还没锯到上下口的交会处，忽然，一阵劲风刮来，只听到“喀嚓”一声响，树身从锯口处裂为两半，朝斜刺里倒了下来。于波演电影时知道，任何情况下，战士不能丢枪，人在，枪在。他想拽出大锯再跑，可是来不及了，榆树头把他狠狠砸在了下面。等到难友们慌忙锯断树头把他拖出来，已是脑壳破碎，脑浆流了出来。保护武器的战士，为武器献出了生命！他们把死者抬到山下的一间破草房里，余自立和一名叫施崇仁的研究员，奉命留下来看守，以防尸体被野狼吞食。第二天，运来了一口薄皮棺材，把为公而死的于波装进去。没有亲人的痛哭，没有任何仪式，草草掩埋了事。

　　由于信息不灵通，于波刚被埋掉，山下却又送来一口难友们亲手做的、极其粗糙的棺材。施崇仁不无感叹地说道：“这不是好兆头——多了一口棺材，不知是给谁留着！”

　　不幸，被施崇仁言中了。过了不几天，他和伙伴一起伐一棵紫椴，树皮上结着冰霜，特别滑。树倒时，底部猛地向后一弹，不偏不倚，正好撞上了他的胸口。他仰面倒地，口鼻窜血，显然是受了严重的内伤。难友们用树枝绑成担架，抬着他往山下走。人们知道，眼下老婆正跟他闹离婚，他留恋三岁的小女儿。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眼角挂着热泪，断断续续地说道：“我，特别……想念，小女儿。希望……”后面的话没说完，头一摆，咽了气。不用说，那口余下来的棺材，成了他的安息冥屋。

　　由于天天要放卫星，夺红旗，人人身上压着沉重的产量包袱。为了表示改造的诚意，往往忘记了自身的安全，加之缺乏伐木技术，此后，接连发生了多起死人伤人事故。仅余自立亲眼看见的就有两起：一个是断口裂开，底部往上猛一翘，恰好击中了一位难友的下巴，脸和后脑勺顿时裂成两部分，当场死去。另一位是被倒下的大树的枝杈，打中了脑袋，再也没有爬起来。至于受伤的，致残的，更是数不胜数。

　　连续不断地发生伤亡事故，严重地打击了大家的改造积极性。看来，要想献真诚，势必要先献出性命。余自立感到既恐怖又愤恨，担心不定哪一天，死神就会来光顾自己。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个月后，他和一些体格最棒的难友奉命组成了运输队，往山下运送他们的胜利果实。老右们知道，他们亲手砍伐的坚硬而纹理漂亮的木头，是给北京人民大会堂用的。这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任务，大家都鼓足了干劲。他们先打掉沼泽地的塌头墩，坑坑洼洼的地方铺上冰雪，修成一条十几米宽的爬犁道，然后开始运木头。他们爬上山半坡的木材堆积场，连翘带架，将脸盆粗、六米多长的原木装到爬犁上，码成高宽各一米的长方形木垛，两边插上挡木杠，用粗麻绳绞紧，便可以上路。

　　余自立这个班由他驾辕。其余人分在两边用绳子拉。个个上身前倾，两腿后蹬，像伏尔加河纤夫一样，使出全身力气，向十公里外的公路边拉去。尽管体力消耗很大，他们仍然争先恐后。每趟拉一立方——三千斤，就达到规定的指标，他们每趟拉两方多，约有七八千斤。

　　1959年2月一天的上午，余自立架着辕吃力地往前走着。爬上一个高坡，爬犁快速地向百米之外的底部冲去。余自立大步奔跑，忽见不远处的路中央，停着一架满载的爬犁，人却不知去了哪里。坡陡路滑，爬犁的下冲力很大，想停下跟本不可能！慌急之中，他大声叫喊：

　　“快闪开——快闪开，到后面拉倒纤！”

　　可是，爬犁的冲击力太大，同伴们闪到两边“拉倒纤”，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余自立使出全身力气控制着飞快下冲的爬犁，想跟停着的爬犁擦身而过。走近了才突然发现，那爬犁底下探出一根二尺多长的垫木，正好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晚了！已经来不及使爬犁转向，他拉的爬犁，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喀”地一声，撞上了停在路上的爬犁。余自立恰好被挤在当中！只听他“哎呀”一声叫，晕倒在地上。伙伴们将他拖出来许久，他才苏醒过来。他们急忙卸下爬犁，将他送到山下连部卫生室。

　　连部的“医生”，俯身看了看，捏了捏，漫不经心地说道：

　　“外面没流血，里面也没有碎骨头响——没有伤筋动骨。没关系，吃点消炎药，涂点松节油就行了。”

　　在同去的人苦苦要求下，医生才勉强给开了三天病假条。人们都说余自立命大，被爬犁挤死压死的不只一个。他不但保住了一条腿，还拣回了一条命。但是，当天在评比流动红旗大会上，他却挨了狠批。

　　“哼，狗改不了吃屎！余自立这个家伙，改不了反动的本性。”朱麻子声色俱厉，“驾辕，可以闭着眼不看路吗？显然，这是人为的事故，不是粗心大意，就是故意造成的。余自立对这个严重的事故，要负全责！”朱麻子仍不解恨，又补了一句：“余自立，你这样蛮横胡来，是对大跃进的肆意干扰。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不忘记”就不忘记吧。大难不死，余自立仍然感到万分幸运。

　　不料，新的打击，接踵而来。刚刚过了五天，他从母亲寄自老家的来信中得知，他发配到北大荒后，妻子精神病复发，而且比前几次更严重，不久便走失了，至今不知去向。估计已经不在人世……

　　旧恨新痛，哭诉无门。他跑到林子深处大哭一场……

　　六

　　北大荒的春天来了。空气清新，野花盛开，身边不时有狍子和野兔出没。五彩缤纷的蝴蝶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但春天已经不属于列于另册的罪犯，余自立不仅没有心情去欣赏周围的一切，甚至感到，砭人肌骨的严寒丝毫没有消减。

　　爬犁道已经翻浆，不能再往山下运木材，余自立又被调到烧炭连。烧出的木炭运去卖钱，解决场部的经费困难。大跃进，放卫星的牛皮已经吹破，他们的定量也由原来的六十斤，降到了三十斤。一天干上十五六个小时的超体力劳动，三十斤粮外加清汤萝卜水，怎能补充所消耗的热量？饥饿，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挤压着每个人的心房。

　　余自立浑身浮肿，黑瘦的面庞，变成了蜡塑的大脸。浑身软弱无力，麻木的双腿走路直打颤。许多人连他的情况也不如，走路拄着木棍，东摇西晃，像个小脚女人。窝棚里没有了笑声，没有了愉悦麻木神经的下流笑话。人们的脾气似乎突然变坏了，无聊的争吵时常发生，谁不小心碰了谁的脚，谁起夜碰醒了临铺的人，谁把别人烤在火塘边的鞋子挪了地方……都是大吵一架的好由头。

　　已经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余自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倒在上工的路上……

　　想不到，饥饿的死神还没来得及光顾，他差一点把性命扔在木炭窑边。

　　一天傍晚，他去炭窑旁大便，站起来还没有系好裤带，突然晕到在自己的粪便上，不省人事。多亏被同伴发现，不然，夜里准会冻成“冰乃伊”。第二天，他从山坡上扛着一块脸盆粗的木头往炭窑走，再次晕倒在中途，木材正正当当压在他的脖子上，气不能喘，人不能动。不是被后面来的人发现救出来，一条命准打发了。连续两次摸了阎王鼻子，却是有惊无险，人们赞叹他的命大。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幸的是，许多危险的事，偏偏叫这个有“后福”的人摊上了！

　　为了拔红旗，放卫星，烧炭队纷纷“抢窑”：多加柴，加速烧，不等到出窑的时间，就争着出窑。结果，烧坏衣服，烫伤手臂，中毒窒息的事，时有发生。一天下午，余自立在炭窑里往外出炭，他在下面往上递，同伴在上面接着，送到一边码垛。可是，有一趟返回来，不见他举炭的双手，连喊几声“老余”，也没有人答应。急忙探头一看，见他倒在冒着烟的木炭旁。急忙喊人把他抬出窑外，先往他脸上泼凉水，接着进行人工呼吸。折腾了好一阵子，他才慢慢苏醒过来。不是难友们抢救及时，这一次肯定见了阎王爷……

　　饥饿在蔓延，不得浮肿病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而各连的头头们，似乎认为很正常，眼里只盯着夺到手的红旗，心里想的是怎样继续放“高产卫星”。长期的饥饿，加上超常的体力劳动，体质差的人一个个相继死去。大部分是饿死的，也有是吃了毒蛇、老鼠、癞蛤蟆或者有毒的野菜毒死的。到了1960年的秋天，几乎天天听到死人的消息……

　　余自立完全丧失了改造的信心。他拖着两条肿腿，等待死亡的来临。有一天，他用树枝在地上写了一首顺口溜，以发泄心中的痛苦和怨愤：

　　天高地阔野茫茫，遣戌大荒苦难当。

　　身卧冰雪天际望，阴曹地府是故乡！

　　不料，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诗作”抹掉，被一个积极分子看在眼里，立刻汇报了上去。这一下不得了，顺口溜升格成反动诗。他被揪到全连大会上，整整批斗了一个晚上。批斗大会的主持人朱大麻子在总结会议“开得很成功，打掉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之后，指着余自立的鼻子狠狠地下命令：

　　“你既然喜欢‘阴曹地府作故乡’，我满足你的要求：从明天开始，不要随大队出工，你和张勇修那个反改造分子一起，去西草岗挖坟坑。每天定量是四个，挖不完不准收工！”

　　近来不断死人，而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开坟已经有困难。等到地冻三尺，死了人势必要埋进冰窟窿里，等到明年挖坑重埋。不但费力，野狼吞噬死尸的场面，也有碍观瞻。朱指导员想出的这个窍门，可以说是有备无患。会场上的人不得不佩服党代表的机智和预见。他的英明决策，既惩罚了反动分子，又解决了死了人无处掩埋的难题，如果挖出的坟坑自己的连队用不完，还可以支援别的连队，得一杆“共产主义风格”红旗，可谓是一箭三雕。

　　这样，余自立跟张勇修便成了专业挖坟队员。一直挖了两个多星期，才被制止。据说是被上面知道了，认为右派的思想已经很浮动，再提前挖下那么多坟坑，影响不好。

　　出乎“上面”意料的是，春节没过，坟坑告急——预备下的坟坑都用完了，死的人却源源不断。只得把硬邦邦的死人，用大板车拉到低洼的地方，先用冰雪埋上，等到明年春天再说……

　　奋力挖坑的张勇修，在春节的前一天，饿死了。可怜他挖了那么多坟坑，自己竟然没有捞到一个！生命顽强的余自立果然有“后福”，竟然活了过来。等来了大换防的命令：全体右派回关内。

　　一时间，右派们被搞糊涂了。听说关内的“灾情”，包括云南、新疆在内比关外更严重。朱大麻子经常骂他们是一群“浪费粮食的家伙”。把他们弄到关里，岂不是更增加粮食恐慌？人人感到凶多吉少。余自立同样怀着忐忑的心情，被押上了西去的列车……

　　七

　　北京南郊有个南苑，俗称“海子”，也叫“行宫”，方圆数十里，四周有高墙围绕，严禁闲杂人等闯入。这里是辽金直到元、明、清帝王家的猎场。每年春秋二季，皇室成员要来这里骑马驰骋，开弓射猎。一则，活动一下闲腻了的筋骨，透一透胸中的闷气；二则，显示“以武立国”的尚武精神。1958年大跃进时，农村男女劳动力齐上阵大炼钢铁，行宫附近的大片土地荒芜了。于是，属于公安局系统的“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应运而生。农场建有三个大队：一大队岗哨，望楼，铁丝网，探照灯林立，关押的是劳改犯，从事种水稻。二大队是劳改释放和解除劳教的就业人员，负责种葡萄。三大队是不满十八岁的少年犯。

　　团河农场以盛产玫瑰香葡萄闻名，年产六百万斤高质量葡萄，与当时北京的人口相等，平均分配的话，每人可以分到一斤。就是在这个香飘四野的地方，正在上演着一出出悲喜剧……

　　196０年十月“升级”的东方旭，被押送到天津迤东的清河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又被押送到团河农场。从兴凯湖畔押送回来的余自立，也紧跟脚来到了这里。两人是在排队打饭时，偶然遇到了一起。

　　东方旭一见老同学、老部下，不由大吃一惊。分别不过四年多，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方圆脸变成了长条脸，皱纹遍布，胡子拉碴，像个标准的劳改犯。他轻轻喊了老同学一声。余自立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抬头看一眼，低头打饭，装做不认识。东方旭两眼一阵热，急忙扭回头去偷偷揩泪。有一天出工时，偶然见到了余自立。看看四周没有人，急忙说了几句话。余自立告诉他，《北方文艺》的右派，诗人绿莽自杀，单怀玉一年前饿死了。高扬一直不服，公开喊冤叫屈，升级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了十年徒刑。金梦两口子都去了北大荒，夏雨成了改造积极分子，一年前摘掉帽子，回到了北京。金梦在养猪场当猪倌，可能是偷吃猪饲料的缘故，虽然添了不少白发，人却没怎么瘦。不像是得过水肿的样子……

　　“唉！”听罢简短的叙述，东方旭闭目摇头，许久无语。脚一跺，绝望地说道：“我还认为，在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会好一些呢。”

　　“他妈的！无产阶级专政，到了哪里不是一个样？我在北大荒，说了一句‘草菅人命’，差一点被整死！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右派的命值几个小钱？”余自立愤然地略微提高了声音，“耀之，这话，我一直憋在肚子里，我知道跟您说了没有危险。”东方旭急忙掉转话题：“自立，我们能活下来，是天大的幸运。可不能再拿着鸡蛋往石头碰噢。”

　　新来团河农场的右派，230多人，全部编在二大队七中队。地点在农场的最北边，以前这里有个小村子叫“三余庄”，现在成了七中队的代号。

　　来到以后他们才听说，之所以把北京市所有没有解除劳教的右派分子，一律集中到团河农场。是因为中苏关系紧张。自从赫鲁晓夫全面否定了斯大林，中苏两个亲密的兄弟党，反目成仇。老大哥成了“苏修”，边境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兴凯湖临近苏修，可能是怕右派们集体越境“叛国投修”，而采取了远远撤离的措施。使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撤退的只是右派分子，其他的人，包裹劳改犯在内，却不撤一人？莫非有知识的罪犯，是更加危险的敌人？也有人说，将右派分子集中到一起，是中央政策有变，准备为他们甄别平反……

　　果然，传言不久就得到了证实。一天集合训话时，一位姓韩的队长，微笑着说道：“你们都好好干，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在等着你们哪！”

　　这真是一则一忧，一则一喜。莫非中国一百多万无辜落难的知识分子，终于熬到了尽头？当局要网开一面，给大家摘掉帽子，安排适当的工作？经过四、五年的思想改造，数不尽的事实证明，靠自己努力永远也别想“改造好”，那些摘掉帽子的“积极分子”，什九是伪装能手，小报告专家。既然干得好也出不去，不如索性不干。于是，磨洋工，泡病号，成了对抗改造的有力武器。有人甚至公然说，如其出工累死，还不如到病号队里饿死。当年那种夺红旗、放卫星的热烈场面再也看不到了。现在，听到“甄别”的“喜讯”，仿佛给濒临死亡的人打了一支强心针，一张张枯黄的脸上，居然漾出了春风荡漾般的喜色。

　　不幸，“喜讯”像孩子们吹出的肥皂泡，在灿烂的阳光下，五彩缤纷，眩人眼目。可是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猜测，政策突然转向，是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有人振振有辞：与中苏关系无关，是因为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缘故。既然阶级敌人有长期存在的必要，给右派甄别干什么？提出这个意见的人，自然是犯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

　　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料到，他们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才走出大墙。创造了改造二十二年，教养二十一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后来的改造中，又增加了对付“反改造分子”的措施：“拔白旗”和“蹲小号”。谁干活不积极，或者发牢骚，一旦让积极分子告发，立即“拔白旗”——批判斗争。如态度不老实，则锁进小号“歇几天”。不打不骂，每天只给两餐——每餐一碗棒子面粥。用不了几天，人便饿得半死不活，乖乖地服输认罪。于是，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轨道……

　　不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突然刮进了三余庄。风暴的源头，是《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通栏大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听罢广播社论，人们心惊肉跳，不知什么时候，就要遭到“横扫”。

　　不久，指导员训话时宣布：团河农场所在的大兴县，改成了“红旗县”。不论地名、工厂名，还是个人的名字，只要有封建迷信色彩，统统改掉！这也是表示你们改造决心的一次机会。

　　会后，积极分子刘佛生首先响应，把名字改成了“刘复生”。当众夸耀说，这一改，不但去掉了迷信色彩，还表示自己有重心做人（复生）的决心。另一个积极分子吴祖德，把名字改成吴左德。积极分子们不但自己踊跃改名，还强迫别人改。

　　改名风劲吹，东方旭首当其冲。

　　“东方旭，你为什么叫这么个反动名字？”积极分子盯着他质问。

　　“我的名字……怎么是反动的呢？”

　　“还他妈的装蒜：东方红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你自称是东方的旭日，不是想跟东方红相媲美吗？你狗胆包天，狂妄之极！”

　　“好吧，”东方旭不想置辩。“我改名叫东方黑。”

　　“什么？你竟敢污蔑‘东方红’是‘东方黑’——简直是反动透顶！”

　　吉利的字眼，跟“东方”连到一起是狂妄，倒霉的字眼跟“东方”连到一起是污蔑。他恨不得不再姓“东方”。低头想了一阵子，抬头问道：“我请求改名叫‘东方牛’，与我这牛鬼蛇神的身份庶几相合。不知可不可以？”

　　“唔，这还差不多！”积极分子们点头笑了。

　　队里有个人叫史镇华的。积极分子威胁说：“右派分子还要‘震中华’，嚣张之极，必须改掉！”史镇华不买帐：“我的名字是家父起的，从小叫到今，一直叫了几十年，我无权改！也不能改！”

　　积极分子说：“现在连天安门广场都改成了‘东方红广场’，什么不能改？你必须改！”

　　“什么也能改吗？我的脸就不能改！”史镇华瞪着眼反驳。

　　他的话被打了小报告。指导员在点名时，讥笑说：“脸型怎么就不能改呢？照样改！不信，等红卫兵来到，看看能不能改！”

　　果然，很快就传来红卫兵给人改脸型的消息。

　　八

　　所谓“改脸型”，并不是给人做改容手术。而是在走资派和黑五类脸上涂墨汁或者剃阴阳头，脖子上再挂个大牌子游街示众。这使东方旭想到了旧时代的黥刑——给犯人的脸上刺字并涂上墨。有的也给士兵刺字，以防止他们逃跑。想不到早已死掉了的野蛮刑法，今天又起死回生。那种人格侮辱，如果轮到自己身上，他会摔掉牌子一头撞死的。

　　外面的消息，不断传到农场里来。

　　一个女中学生穿了一条长裙子，被拖到大街上一顿饱打。北京市的红卫兵，拿着剪刀候在交通要道上，见了扎长辫子的姑娘，揪过来就剪掉。市民家里的古瓷，古画，被烧掉和砸掉了。屋顶上的“寿”字瓦，门楼上的浮雕，一概无一幸免……

　　更使东方旭震惊的是，他所敬仰的许多老作家、老艺术家，虽然逃过了五七年的灾难，却没有逃过“史无前例”：作家老舍被斗不过，跳进太平湖自杀了；冰心被挂了牌子在大街上整整跪了两天板凳；巴金游了上海的大街；他所喜爱的京剧演员周信芳，马连良，进了牛棚。还有许多他熟悉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统统成了“黑帮”——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因为他们贩卖过“封、资、修”的货色，罪在不赦。更使他不解的是，一些抱着炽热的爱国之心，放弃理想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奸细”，“里通外国”的“特务”。他们侥幸逃过了“丁酉之灾”，却逃脱不了这场劫难！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原来是在大“革”文化之“命”。剪除文化，扫荡文明，决心使中国回到野蛮的洪荒时代！正如鲁迅所说的：“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莫非处心积虑地使文化破产的人，都是鲁迅所说的得势的流氓？东方旭被弄糊涂了。他不由想起了勇敢的温娴。一个因为同情自己，勇敢地爱自己，成了“黑五类”的弱女子，性格爽快执着，疾恶如仇，现在一定正处于危难之中！但愿她能忍辱负重，咬紧牙关忍受，不至于发生意外。他留在家里的长篇书搞《炎黄之子》，不知是否已经化成了“破四旧”的烟尘……

　　他的心越收越紧，可怕的消息却不断传来。

　　听说四川万县一帮红卫兵，冲进劳改队，把劳改干部集中起来，饱打一顿。说他们包庇牛鬼蛇神。犯人们有的暗暗高兴，有的迷惑不解。哪知打完了干部，安上机枪把犯人统统“突突”了。美其名曰“除五害”……

　　远方的消息，已经使人胆战心惊，近在眼前的惨剧，更使他们毛骨悚然：京郊大兴县大辛庄村，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把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五类”，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了一口废井里——斩草除根，消灭反动剥削阶级！据事后公布的数字，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几天之内，便杀掉五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有22户人家被杀绝，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出生仅三十八天的婴儿……

　　复仇的火焰，在神州大地上滚动。很快就燃烧到了劳教分子的身上。八月末的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团河农场。多亏管理干部事前都带上造反的红袖章，红卫兵对革命战友比较客气，只要求惩罚最反动的家伙。关在小号子里的人，自然首当其冲，一个个被打得半死。余自立因为写“反动诗”，关进小号，被打得爬不起来。几天后，“病死”在小号里。

　　东方旭藏在被窝里写了一首诗，以倾吐他的悲愤，表达他对死者的怀念与哀悼。他把诗写在一张小纸上，藏进箱子底部的衣服口袋里。心想，这样万无一失。

　　谁知，红卫兵的“扫荡”，启发了农场的红袖箍。他们的觉悟仿佛在一个早晨放了卫星，对右派的专政更加严厉。而右派们由于看不到出路，大部分失掉了信心，不听话，甚至顶撞积极分子的事时有发生。于是，管理干部便仿照外面的样子，来了一场“破四旧”。许多人又一次成为了“横扫”的对象。

　　东方旭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次又“横扫”到了自己头上！

　　这一天临近中午收工时，队长突然宣布中午留在工地上吃饭，饭票晚上一块交，饭后就地休息，谁也不准乱走！

　　这里离宿舍不过二三百米，不准回去吃饭，必有特殊的原因。但谁也猜不透，原因是什么？

　　很快，有人作出了判断：刘复生等四名积极分子，今天没有随队出工，一定是在干部的带领下，在宿舍里突击“破四旧”——搜查！

　　人们面面相觑。东方旭的心里更是打起了鼓。他没有私藏武器，没有写反动日记。可是，他写的那首悼念余自立的诗，却藏在箱子里。万一被搜去，用他们的“索解法”一上纲，被扣上什么罪名都可以。下午收工回到宿舍一看，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包袱被揭开了，锁着的小箱子被撬开了，零碎物件狼藉在铺上。他装做整理东西，急忙检查箱子，掏遍了所有的口袋，哪里还有小纸条的影子！其实，早在许多天以前，一位姓汪的难友就曾提醒过他，有危险的东西，及时处理掉！可是，他不愿意毁掉有纪念意义的文字，也觉得不会出危险。不料，果然出了事！

　　这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思想是气体，言论是液体，文字是固体。”思想千遍不要紧，说出来就有被批判的可能，要是黑字落到白纸上，那就麻烦了。古语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出！”现在，证据落在人家手里，只有任凭宰割了。

　　像嚼蜡一般嚼着窝窝头，他思绪翻飞想对策。后悔无济于事，是主动请罪，还是置之不理？偷眼看看积极分子刘复生，正瞪着三角小眼，不无讥讽地瞟着他。仿佛在说：“看你小子还神气！”

　　他记得很清楚，那首悼念余自立的诗，是这样写的：

　　长逝何必多余悲。

　　我欲效君恨有畏。

　　饥馑无奈缩魔手，

　　苦役从此离弯背。

　　骂声不嚎鞭声远，

　　阳间如同阴间黑。

　　刀山油锅何所惧，

　　阎罗能不怂恶鬼！

　　初冬时节，天气阴冷。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大锅，憋得人喘不过气来。东方旭的心情，也像铅一般沉重。树木的叶子大部分已经落光。几只乌鸦从头顶上飞过，发出刺耳的“哇哇”叫声，分明在告诉他，灾难就要降临！

　　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的诗已经被抄去了四天，至今毫无动静。根据以往的经验，打击反动气焰不过夜。莫非这次大搜查，没有得到犯忌的证据，他们没有从那首诗里看出问题？妄想！他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空想。他们连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写得那样露骨的东西，他们会看不出问题？这年月，没有任何问题的文字，都能上纲成十恶不赦，何况自己写的那么义愤填膺。那，他们迟迟不采取行动，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年，劳动已经成为习惯，尽管看不到茫茫改造长路的尽头，但是过度的劳动却可以麻痹人们的神经。拖着疲惫已极的身子，钻进又潮又湿、散发着霉臭味的被窝，往往很快就能去见周公。今天的周末，照例晚上不开会学习。东方旭想早早钻进被窝，仔细分析一下，这是暴风骤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还是那个小纸条被他们不在意，弄丢了？不料，吃晚饭时来了通知：今晚不放假，开批斗大会。

　　批斗大会在大饭厅里举行。首先讲话的是胡中队长。他神色严肃地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接着说道：“前几天，我们对宿舍里进行卫生大检查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些反改造分子的新罪证：有反动日记，反动诗词，反动小说，反动标语，甚至还有杀人的凶器——伪装成水果刀的锋利匕首。经过我们认真研究并经过上级部门批准，从今天晚上开始，要一一进行清算！”胡中队长的目光射向了东方旭。“我们首先要清算的，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不肯交心，不肯与别人划清界限的东方牛。这头反动透顶的黑牛，写了一首极其恶毒的古体诗，对我们非常人道的改造农场，进行了猖狂的诅咒和恶毒的攻击。说我们这里是受苦、挨饿、挨骂、挨鞭子的‘阴间’，管理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是‘恶鬼’！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东方牛的反动气焰。斗争方式不能像过去那么客气。他不老实，就给我狠狠地……教育！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也是检验你们每一个人是站在拥护毛主席、拥护政府的一边，还是站在反改造分子一边的试金石。你们要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站在哪一边！”

　　胡队长所说的一字一句，都是在暗示：谁想“表现好”，今晚就要拿出真格的。红卫兵痛打犯人的场面，余自立临死时的惨相，交替在眼前浮动。东方旭知道，自己的大限到了。

　　当初，他之所以屈辱地活着，是为了儿子和同床共枕只有三天的温娴。两年多了，她既不来探望，也不来信。而北京市的“清污”，却一浪高过一浪，首善之区的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虽然没有被从肉体上消灭，却从户口本上注销了——赶到了不知什么地方。不知他们母子二人去了哪里，是死是活？估计凶多吉少。此刻，他甚至希望他们已经走了绝路。那样以来，自己就可以无所牵挂地走自己的路。不是有人把火炉的烟筒挪开，让全家人饮煤气而死吗？活在这非人的社会上，何如死了痛快！当初想学余自立没有勇气，今天该拿出勇气来面对死神的挑战了……

　　当他听到“东方牛滚出来”的吼声时，步履从容地来到饭厅的中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刘复生带头念起了语录。念完了，厉声问道：

　　“东方牛，你写那首恶毒的诗，咒骂我们可爱的农场，和我们亲爱的领导，你的罪恶用心，要如实地交代出来！”

　　“可以。”东方旭已经无所畏惧，“我的同事余自立死了以后，我的心里很难过，稀溜糊涂就胡诌了那么几句。主要是表达对死者的哀悼。”

　　“一个反改造分子死了，你兔死狐悲，可见你也是个无可救药的反改造分子！你低头认罪！”一个姓胡的积极分子把他的头狠狠按了下去。不料，一松手，他又站得笔直。

　　“他妈的，我叫你不低头！”刘复生照准他的脸狠狠一耳光。转身按着他的头，拼命往下按。“跪下！”

　　东方旭挣扎着拽出头，仍然笔直地站在那里。刘复生在他的背后，照着他的腿弯处猛蹬一脚。他扑通跪到了地上。四五个积极分子走上来，一顿拳打脚踢。刘复生解下皮带接连猛抽，一面喊着“打掉你的反动气焰”！有的人也学着他的榜样，拿起了拖把、木棍……

　　蚊子盯住了鲜血，恶狼看见了人肉，坚硬的木头，皮带，亲吻着渗血的皮肉……

　　凶狠的目光露出惊喜。凝固的空气仿佛被撕裂了，倒地的羔羊在痛苦地抖动挣扎……

　　东方旭没有一声乞求，一声哀号，仿佛遭到毒打的不是他的躯体。

　　大概估计“气焰”打得差不多了，胡队长重新出现在饭厅中央。他看看一动不动的猎获物，一挥手，打手们上前将东方旭拖到了一边。紧接着，又揪出一个名叫杨路的小个子。他的老婆来看他，说在隔断北海公园和中南海的玉带桥上，每天都有人跳下去自杀。他把这事写在了日记本上，成了他今晚被拖上祭坛的罪证。

　　直到午夜，被“教育”的人，已经有四五个之多。

　　东方旭没有伤筋动骨，却是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十多天没法下地干活。“抗拒改造”，让他再次付出了代价：他被调到了更加艰苦的冬季水利队……

　　当年帝王狩猎的围场，如今它的功能又有了伟大的发挥，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猎物屠宰场。

　　这一段团河史，记录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这是由汗水与眼泪，痛苦与悲哀，艰难与熬煎，颓废与堕落，诚实与欺诈，人性与兽性所构成的奇特的历史。这部历史可以写成千百万字的煌煌巨著。

　　东方旭的遭遇，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