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来到拘役队有一周的时间了，早上，我到雅安镇买点小菜，然后做菜，没事时，我不再找其他犯人，我躲进小楼，潜心作我的事。

　　尽管这间阁楼又黑又闷，只要楼下不作饭，打开小窗，让光线射入，让小风吹进，在静谧的午后，还是很怡人的。至少，比下六号死狱要好多了。

　　大食堂的学员早就溜出去玩了，一到这个时候，别说大食堂，整个拘役队都很安静。我不想让美好的时光在我身边悄悄滑过，人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而是在做什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上天收回了我的自由，却又恩赐我很多时间，我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写点东西。

　　我想对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作深入研究，也想对苗族侗族的文学艺术作番比较，另外，还想继续此次经历的写作，细想起来，确实有很多事要做。

　　现在我的心态调理得很好，可以说静如止水。我已经把那些烦恼的事想通想开了，不就是经历一次牢狱，权且作为一次旅游吧。我把口琴也带了上来，每到傍晚，在拘役队空寂的山野，沐着晚霞和着晚风，我吹奏着那些遥远动人的俄罗斯歌谣，这也是一种美好。

　　我被关押在看守所时，很纳闷犯人吃的菜居然能洗得这样脏，来到拘役队大食堂后，这个谜团才得解开。大食堂一共七八个人，要做一千几百个犯人的菜饭，还要为拘役队的犯人炒一个一百多人的菜，相当于一个人要管近二百人的菜饭，菜的卫生质量从何保证？

　　白菜青菜等带纤维的蔬菜采取砍和淘的操作方式。把白菜的根部砍去后，就将白菜在萝筐里砍成几段，然后放在水池里浸泡，用漏勺打出，放在大锅里煮熟，最后淋上一勺油。那些萝卜、洋芋、红薯根类蔬菜，则泡在水池中，用木棒搅拌几下，捞起来砍成几块即可，这样一来，那些泥沙、败叶、菜虫，甚至腐茎烂蒂，不可避免送到犯人的口中。

　　到拘役队后，很想回家去看看，我出事后，家里怎样了，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何，单位邻居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我向队长吉昊然请假，没有获准，又去向副队长孙君才请假，孙君才也没有同意，理由是我到拘役队还没几天。

　　不一会，孙君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会不会采购锅炉配件。

　　有什么不会的，问清产地、规格、型号、单价，或者带上样品，不就行了。

　　孙君才说：那么你到益阳去采购。“

　　我很感谢孙君才，他是变着法子找个事情让我回家。孙君才五十多岁，广西人，是被公认的好人，所有人都敬称他为所伯。

　　我问孙君才：我什么时候回来呢？

　　所伯说：办完事再回来，时间你自己掌握。

　　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说声谢谢后，搭上摩托车便往家里赶。

　　这是我入狱后第一次回家，走到熟悉的小巷，我百感交加，我害怕遇上那些熟悉的目光，怕和熟人相遇交谈。面对监狱，我调整好了心态，面对社会，我还没有作好思想准备。

　　家里更陈旧了，暗然无色。那条名叫发仔的京巴狗，把门啊柜啊咬得伤痕累累。它看见我回来，吠了几声，辨识出我后，便扑在我的身上，一个劲地摇头摆尾亲热不休。

　　我知道，家中的这番冷落是我给带来的。

　　陈军对我的回来格外小心，她一直认为政府和司法部门在监视着我，窃听我的电话，程平还会找机会对我报复。

　　她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她有她的理由，她受到很大惊恐。

　　陈军告诉我，我出事后，她认为我确实犯了罪，因此根本不管我，由我的弟弟去跑，后来知道事情的真象后，才托人去询问，去办理。她花了不少钱，找了很多熟人，都没有打通关系，后来从同学那里得知，我得罪了省委书记的干儿子，这是任何关系都打不通的，到这时她才作罢，一切只有听天由命，看我自己的造化。

　　我刚出事的那几天，象一阵风吹过一样，很多亲戚朋友都知道了。大家都关心，都说自己有关系，都想来帮忙。在中国，当发生司法案件时，无论是当事人，办案人，亲戚朋友熟人等等，首先考虑的是通关系。用关系，用金钱这个润滑剂来处理这件事，不会想到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处理。因为很多刑事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是通过关系办的案，因此不得不利用关系来解决纠纷。来找陈军的人不少，大多把胸口拍得天响，说自己的关系如何过硬，只要钱到位，几天之内，人就可以放出来。省检院的银洁和我姨老的弟弟方小五，拿去几万元办案费后便没有回话。市公安局三处的黄元林，还算是我的一个侄辈，拿去八千元后也音讯杳无。

　　我在狱中曾写了一张便条，详细记录了借我钱欠我债的人和金额，总共有十多人计十多万元，陈军也根据这张条子找到这些人，除了一人还外，其他的人或者说没有钱，或者说没有欠我的钱，有的甚至说我还欠他的钱。当他来找你借钱时，他是孙子，当你找他要钱时，你就成了孙子。当我被关在牢中时，那些借过我的钱又不想归还的人，肯定在诅咒，希望我呆在狱中永远不要出来，甚至希望我被判处死刑，一死了之。

　　我的儿子黄可行十七岁了，读高二。我的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平时很少说话的他，现在更是沉默寡言。通过我的遭遇，他似乎看透了这个社会，在他幼小的年龄和稚嫩的心灵，竟然埋藏着对人，对社会，对法律的冷漠和怀疑。在他看来，一切事物，包括真善美的东西都成了假的，而电子游戏中虚构的人物，是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他整天沉浸于电脑中，整天玩电子游戏，学习成绩骤然下降。

　　陈军对我谈起律师刘安林，这次他出任我的辩护律师，共收取代理费，取证费共三万七千元人民币。听到这个数字，我怔住了，按照规定，代理费才二千元，在本市取证能花多少车费，最多一千元，给五千元已经是有多无少的了，怎么会给到三万七千元。陈军解释说，当时考虑能够把钱追回来，多的都有了，并不乎这几万元，后来才知道，钱付出了，刘安林也不怎样卖力，钱也没有追回来。

　　陈军还找到杨晓锋，杨晓锋原来是益阳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他是我中学的校友，我的一个棋友，小姨妹的大学同学，他有相当的法律知识。他仔细阅读了我的案子后对陈军说，这个案子可判可不判，判也说得过去，因为得钱的事实存在，不判也行，因为这是明显的经济纠纷，而且犯罪主体的证据有点软。

　　我真不明白，一个案子，竟然能可判可不判，这个差别不是多判一年少判一年的事，而是定性的问题，有罪无罪的问题，绝不能模棱两可。

　　判和不判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定了罪判了刑，那就是敌我矛盾，不仅要经受牢狱之苦，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包括工作、名誉、地位等等，他的亲属还要遭到连累。如果不判，即使有错，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者在行政上受点处分，但是他的一切还在。这样的法律，这样的办案，怎么能象小孩玩游戏过家家那样，亦真亦假，轻率随便。

　　我猜想，在杨晓锋任检察长时，可能也遇到很多“可判可不判”的案子，在事实可以模糊法律可以偏差之下，办案人员就起决定的作用了，他认为可判，就多收集有罪的证据；他认为可以不判，就多收集无罪的证据，这个“认为”一旦与关系结合，一旦与金钱结合，有罪可以定为无罪，无罪可以定为有罪，于是，大量的冤假错案就这样产生了。

　　我不明白，同样是一个案子，为什么在一审时被定为有罪，在二审时被定为无罪，在裁定时又被定为有罪，这样的反复同样在同一法律之下，同样在悬挂着同一国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这是法律，是游戏，是玩笑还是什么？是办案人员的水平不同，观念不同，角度不同，素质不同，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有没有政府的干预，关系的作用，金钱的魅力？是法律留下了这个漏洞还是人们制造了法律的漏洞？不管怎么说，“可判可不判”这个说法，对国家法律是极大的嘲弄，对司法的庄严是极大的挑战，对贪赃枉法是极大的缺口，对无辜是极大的伤害，对罪犯又是极大的解脱。它最终危害的是人民的利益，危害的是国家的利益，动摇人民对党，对国家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