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成了拘役队的新闻人物。
市纪委的也来找我,要我向他们提供程平行贿的情况,并要求我提供详细的、有价值的线索,比如时间、地点、人员、行贿方式、行贿金额等。我听了后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只能提供知情的人,一切证据都需要自己去调查,那有这样办案的,想得真是太简单了。
当我表示我没有直接证据,只能提供线索,一切证据必须是由办案人员去寻找。
他们感到很失望,并埋怨道:那你举报什么?!
听到这句话我很不舒服,我得好好颠对他们。
我问道:你们为什么会找到我?
我们是根据你的举报信找来的。
我是什么时候写的举报信?
1999年三月。
你们为什么不在1999年三月来找我?为什么要到2002年八月才来找我?这三年半的时间你们到哪儿去了?
“……”
他们瞠目结舌,一个犯人竟敢如此对待市级领导。但是他们不便发作,我问的句句在理,接到举报信三年半了,这么长的时间干啥去了。不是反腐就是腐败,他们绝对不是去反腐,如果是反腐,他们早就来找我了。
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吧,那些举报信都是我瞎编的,我根本不知道程平行贿的具体情况,但是他肯定行贿了。三年前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才来找我。如果三年前你们来找我了,那时程平才向国家贷款两千万元,现在程平已向国家贷款近一亿元,这几千万元的损失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责任?
也许没有一个犯人敢向党的部门提出这样质问的,但是我提出了,我所说的句句在理,没有一点错。在这个世局多变时期,我谅这些人不敢对我怎么样。
没几天,我接到曹队的电话,叫我到顾处长办公室。
屋里除了曹队,顾处外,还多了一个人,益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志先。
报告!
这次我显出一个规矩的犯人样,同时也是给四处和拘役队亮亮面子:教育有方,懂得进屋喊报告。
顾处向刘志先介绍:这是黄筑开。
唔,我知道。
刘志先打量我一番,说:我们好象见过面。
我说:刘志先,上次四处修建游泳池时,你和宗强来过,宗强和我是朋友。
刘志先关切地问:在这里生活得好吧?
我说:生活得很好。
曹队补充说:他表现很好,还是我们劳积委的主任呢。
刘志先对曹队说:他的案子正在重新查,在没有完全查清以前,不能认为有罪。
听到这句话,我的鼻子酸酸的,眼泪差点涌了出来。这是我坐牢五年多来,第一个公检法的官员对我说出最中肯的话,我从内心感激刘志先。
刘志先又问我:是不是经常去益阳?
我不知刘志先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知怎么回答。曹队接着说:他经常出公差去益阳办事,四处和拘役队的不少工作都是他在搞,都办了手续下去的。
顾处也点点头。
刘志先说:要注意安全。现在,上级领导给我直接打电话,要我们采取相应措施,保护你的安全,保护你生命的安全。
我想,肯定是省厅蒋处长打的电话,他怕我被程平的同伙暗害,杀人灭口,因为我毕竟是活的证据。
你知道,现在社会很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防不胜防。所以,我们必须对你的安全负责,要把你保护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顾处接着说:我们准备把你保护起来,你选择,在第一看守所还是在第二看守所?
顾处长没有说是收监,因为我此时不具备收监的资格,他用“保护”二字,听起来格外的别扭,但是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用词。
这分明是收监,收监就很难出来了?
看见我为难的样子,刘志先直接对顾处说:要把他的生活照顾好,每餐一个炒菜,要有肉,从外面送进去。另外,给他找个伴,年纪相仿,能相互交流的。还有,住的地方要通风,空气要好。
刘志先为我考虑得如此细心周到,我从心眼里感谢。我从来没有把我当成犯人看,刘志先也没把我当成犯人看。实际上,不光是刘志先,包括曹队、所伯 、田干,拘役队里绝大多数干部,都没有把我当作犯人看,否则我坐的这个牢,绝不会这样轻松。
看来不进去不行了,我现在是国家的人,只能听从国家的调遣,不要说他们以这种友善的方式与我商量,就是严厉下令,我又能奈何。
我问道:如果蒋处长要找我怎么办,还有些事需要我协助办理。
可以电话联系嘛。刘志先说。
然后他又对顾处说:黄筑开在看守所可以打电话,可以对外联系。他不是收监,是不得已的保护措施。
顾处说道: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曹队说:你进去后我们会把你的电脑保管好的,你的那只小狗也会叫小苗喂好的。
曹队知道我养了一条京巴狗,叫发崽。
顾处又问我:你看在第一看守所还是在第二看守所?
我想了想,说:在第二看守所。
上次我曾被关在第二看守所,和所长岳海瑞比较熟。
我第二次被送进第二看守所,这次是顾处长亲自送我来的。
看守所的所长岳海瑞出来迎接,顾处把我收监的原因向岳海瑞说了,这不是平时违反纪律的收监,而是保护性的收监,刘志先亲自安排的。说完便要岳海瑞随同去看我住的地方。
岳海瑞说:顾处,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会按你的吩咐安排好的。
顾处是一个办事极其认真严格的人,他非要把我亲自安顿下来。
楼上楼下,里里外外都看了,最后选定在看守所的医院里,这里有一个犯人医生,姓李,我和他同住一间小屋。
顾处临走时对岳海瑞说,黄筑开可以打电话。
当天,我便留在第二看守所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保护”要持续多长时间,或许到程平的案子了结,或许到我满刑,或许过段时间风平浪静,总之,没有一个准数,我不能老呆在这里,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第二天上午,我在院里水榭旁休闲时,手机响了。当我正在接听时,一个年青干警跑到我跟前,气急败坏地叫道:
你干什么?你竟然还带手机?
这确实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在看守所内,犯人居然带有手机,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通话。
把手机拿来!
他命令。
我微笑着说:我用手机这事,岳所长知道,是顾处长交待的,刘志先局长安排的。
我把这三个人依次全抬了出来,级别一个比一个高,把这个年青干部搞懵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准许我带手机,只是准许我打电话。手机等于电话,我只是偷换概念。
这位干部一头雾水地走了,他边走边回头看我,实在是弄不懂。
一会儿,岳所长来找我,他对我说,我的手机不能给任何犯人打,包括劳动号的,不能在公开场合使用,只躲在屋里使用。
其实,和我住在同屋的李医生经常使用我的手机,我准许他躲在屋里使用。
他被判了三年劳教,看守所见他有一技之长,便把他留下来了。他说他也很冤,他办了行医执照,却说他无照行医。他正在找看守所的干警黄元林为他翻案。
在看守所关了三天,我忍不住了,便去找岳所长,我借故拘役队有事,需要我去搞。我对岳海瑞说,干脆这样吧,我白天在拘役队,晚上回看守所,这样既能保证我的安全,队里的工作我也兼顾了,而且我在生活上也方便一点。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但是我出来必须得到顾处长批准,岳海瑞感到很为难。
我笑嘻嘻地对他说,上次我收监时,你不是也放我出来吗?我也没有给你添乱,这次也不会为难你的。
岳海瑞想了想,说:那你必须保证每天下午六点以前回来。
这也行,一步一步来吧,前几天我是六点前回来的,以后是晚上点名前,再过段时间晚上也不回来了,他们对我渐渐淡忘。二十多天后,我打电话给蒋处长,我第一句话就说,蒋处啊蒋处,你可把我害惨了。
蒋处问怎么回事。
我把被收监的事给他说了,说完后我对他说,你不要这样保护我,绑架我的人全部都被抓了,程平也不能动弹,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我注意安全不就行了。
蒋处同意了,没两天,我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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