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我在车间拼命工作，一忙起来，就什么痛苦、忧愁都忘了。

　　12月份，车间的麦迪霉素片成品率完成的很不好，只有91%。而1至11月份都是98%。其实，完成98%也不算高。因为，麦迪霉素原料是从日本进口的，效价都很高，都在105%到107%之间。这就是说，生产中去掉各个环节的损耗，成品率也应该在99%以上。

　　制剂车间这几年每月的麦迪霉素产量都在3000万片。成品率完成91%，就意味着车间一个月就损失了270万片麦迪霉素，价值27万元。眼看着就没了。一个省医药系统的先进车间，还出这样的事，太不应该。

　　厂长贾远航生气拍桌子了，指示生产副厂长李志和技术副厂钱景芝一定要查出原因，彻底解决。于是，李志和钱景芝就各带一个工作组到车间搞调查。我作为车间党支部书记就很着急。

　　我问生产副主任唐大强：能是什么原因？

　　唐大强说：我认为是技术质量上把关不严，把片子打重了，你可以看看压片班的打片记录和变化曲线，本来每片应该是0、175 克，都打成了0、178克，0、179克，0、180克，你算算，3000万片要折进去多少。

　　我回到办公室，马上拿出计算器算了算，觉得就是片子打重了，也不会折进去270万。

　　我又去问技术副主任由凤兰：你看是什么原因？

　　由凤兰说：我看是车间行政管理不严，被车间职工偷走了。你想想，车间300多人，平均每人每天偷走两瓶麦迪，一个月下来能损失多少？而且这种事你根本就没办法发现。

　　我用心算了一下，一个工人每天偷两瓶就是200片，一个月就是6000片，300个工人就是180万片。我说：这也不够270万片呀？再说，也不可能每个工人都偷药。如果真那样，我们这个先进车间不就成了贼窝了吗？

　　由凤兰想了想说：有的人偷药不是200片，而是几万片，甚至几十万片。

　　我问：车间还能有这么胆大的人？

　　由凤兰说：当然有。像周兵、申国伟这两个刑满释放的工人，前科都是偷盗犯罪，偷药又都有方便条件，一个在压片岗位，一个在糖衣岗位，天天接触药，一边工作一边就把药偷了。你没调到车间时，他俩曾用岗位上装药片的大布袋子偷过麦迪，一偷就是几十万片。

　　我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由凤兰说：车间夜班门卫马师傅看到的。马师傅是老党员，为人正直，觉悟也高，就向代中国如实汇报了。代中国把这两个人分别找来询问，晚班从车间背走的布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两个人都回答说，布袋子里面装的是自己买的黄豆。

　　由凤兰说：你又没摁住人家手腕，你还能说啥？

　　我说：马师傅为什么不当场摁住他们手腕？

　　由凤兰说：马师傅还要不要命了？一刀能把他捅死！

　　我问：现在他俩还敢这么嚣张吗？

　　由凤兰说：现在你来了，他们当然不敢那么嚣张了。但小偷小摸还是免不了的。

　　听了这话，我就觉得工人偷药也不会一个月偷走270万。我想，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想到的更大的漏洞呢？

　　我又带着问题去问代中国。代中国面容憔悴，眼睛里布满血丝，看来是一连几天都有没睡好觉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无奈地说：这个就不好说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当车间领导的不可随便乱说。否则，会误导厂里下来的两个工作组。我看我们还是等待厂里的两个工作组调查结束后下最后的结论吧。

　　很快，厂里的两个工作组就给这270万片麦迪的损失下了结论：第一，车间生产管理不严，制粒、压片、包衣、压膜、包装、捆箱各个环节都有漏洞，职工偷药事情时有发生。第二，车间技术管理不到位，压片工人图省事搞假记录，质量检查员工作粗心，片重都打在了上限也没人制止。

　　代中国对厂工作组下的这个结论很认账，在车间班子会上说：这才找了真正的原因。下一步，车间就要在这两方面加强管理，争取尽快解决问题。

　　我说：在防止工人偷药问题上，我已经有了办法。那就是在各个环节严格把关，交接时必须严格检斤，并由责任人签字，在谁的环节上缺斤少两，谁就要负责，按价赔偿。

　　代中国说：书记的想法很好。我看这件事就请书记来抓落实吧。

　　我说：行啊行啊，我保证把这件事情抓好。

　　为了抓好麦迪霉素的成品率，从这天起，我就住在车间办公室。白天跟着白班工人督察检斤，夜里跟着夜班工人督察检斤，并亲自做检斤记录。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跟着走，楼上楼下来回跑，很怕出现一点点漏洞。一个月跟下来，我的体重掉了十几斤，麦迪霉素的成品率竟猛然提高到99、99%，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厂长贾远航听了非常高兴，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扬了我们制剂车间，说这才不愧为是省医药系统的先进集体！我听了当然高兴，把一个月的劳累都忘在了脑后。

　　会后，王克俭找我谈话，首先肯定了我的成绩，说我帮助主任解决了车间麦迪成品率的大问题。然后，话锋一转说：你是车间书记，不是车间主任，你有你自己的工作，不能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我们可要头脑清醒啊！

　　我说：王书记，我懂。

　　王克俭说：懂就好。要记住我的话，有些事该做，有些事不该做。最重要的是保证监督。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再去做。就是代中国让你去做，你也不要去做。

　　显然，王克俭对我介入车间行政工作太多是有看法的。这让我百思不解：一个厂党委书记，怎么能这样呢？

　　春节，制剂车间大干，没放假。我三十儿晚上在车间值夜班。初一、初二、初三白天都在车间加班，和工人一起大干抢任务。

　　初四早晨一上班，宗成翔就给我打电话：今天中午12点在兴华街七马路“醉八仙酒楼”聚一聚。

　　我问：都有谁呀？

　　宗成翔说：我一个，你一个，还有吴天泉和田卫国。就我们四个人。

　　我一听有吴天泉和田卫国，就高兴起来。因为我和这两个同学都多年没有见面了，见面后一定有很多话要话。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保证按时到。

　　“醉八仙酒楼”离我们药厂很近，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我想，宗成翔把聚会地点选在这，主要是为了照顾我。11点30，我跟代中国打了一个招呼，就去了。我走到“醉八仙酒楼”时，宗成翔他们都没有来。我一看表，才11点40，就坐在椅子上等。等了大约10分钟，宗成翔和吴天泉来了。

　　我站起来喊了一声：天泉！

　　吴天泉也看见了我，喊了一声：山晓。

　　我们俩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好像我们要说的话只有用这紧紧的拥抱才能表达。

　　年轻的女服务员给我们倒了三杯茶水，我们边聊边等田卫国。12点10分，田卫国还没到。

　　宗成翔说：卫国现在当上汽运公司的总经理了，是公司最忙的人，大年初一、初二都在公交车上慰问司乘人员，初三班子开会研究工作，就今天有点时间。咱们再等等。

　　吴天泉说：听说卫国在清华演讲引起了轰动，市委书记对卫国的口才很赏识，副市长的位置已经离他不远了。

　　我说：看来卫国当年选择停飞是选对了，要是一直在部队飞行，恐怕连个中队长都混不上。

　　宗成翔说：在我们25期学员中，卫国是发展最好的。在整个盛京市，卫国也是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吴天泉说：除了卫国，就数松林了。他现在已经是副师长了。咱们这些留在航校的，望尘莫及呀……

　　宗成翔手里的大哥大响了。宗成翔一接，是田卫国。

　　田卫国语气急促地说：成翔，我们公司刚刚发生一场重大交通事故，我马上要去现场。你们哥几个就不要等我了。后会有期。说完，没等宗成翔回话，就把电话挂断了。

　　宗成翔说：卫国不能来了，咱们仨吃吧，大家点酒点菜，我来买单。

　　我说：喝啤酒吧，来三瓶雪花。

　　吴天泉说：啤酒是娘们酒，没劲，来白的，先上一瓶“西凤”，不够再说。

　　很快，我们点的三荤三素六个菜就上齐。我们仨边喝酒，边回忆飞行往事。酒过三巡，一瓶“西凤”就见底了。

　　吴天泉喊服务员：再来一瓶“西凤”。

　　我拦住天泉说：别来白的了，我是喝不动了。

　　宗成翔在一旁解释说：山晓，现在天泉是一顿一斤的量，难得一聚，喝吧，今天一定要让天泉喝好。

　　我听了一惊，愕然地看着吴天泉，好像看着一个陌生人。

　　吴天泉从服务员手里接过酒，启开盖，说：这瓶酒咱们仨包了，你们俩能喝多少吱声。

　　我说：天泉，我最多再喝一两。

　　宗成翔说：我还能喝二两。

　　吴天泉就往酒杯里给我们俩斟酒。斟完酒，晃了晃酒瓶子说：剩下的就都是我的了。说着，一扬脖，竟对着瓶子喝起来。

　　我说：天泉，过去在部队，我也没看你喝过酒啊。怎么一回到地方，就突然喝起酒来了？量还这么大？

　　吴天泉说：山晓，你不也在办公室干过吗？这点事你还不懂吗？我现在是办公室副主任，我的工作就喝酒喝酒再喝酒，一天两顿，一顿一斤。

　　我说：酒大伤身啊，我看你还是少喝点为好。

　　吴天泉说：不行啊！不喝酒我的日子过不去呀！你也知道，过去我是对飞行亲，飞起来比什么都高兴。我是想飞一辈子的。没想到突然就不飞了。不飞了我还能干什么呢？我觉得干什么都没意思，特无聊。痛苦啊！我现在只有对酒亲。酒能解愁啊！喝完酒，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

　　听了这话，我在心里想，环境真能改变人啊！吴天泉当了这个办公室副主任，算是彻底废了。

　　全厂职工是正月初八开始上班的。一上班，厂部那边就传出消息，说山晓要当厂党委副书记了。

　　一些和我熟悉的人见面就问我，有这事吗？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啊？

　　我只能笑着反问，我还不知道呢，你们怎么就知道了？

　　我虽然嘴里这样说，但我对自己还是有一个基本估价的，那就是我到制剂车间两年，工作是有成绩的，这种传闻绝不是空穴来风，最起码是对我工作能力和成绩的一种认可。这让我感觉很欣慰。我的心也活起来，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慢慢地，厂部那边的传闻没了。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一切都归于平静。我的心也跟着平静下来，依然当我的制剂车间书记。

　　清明节那天，宗成翔给我打电话说：天泉住院了，在省肿瘤。

　　我问：啥病？

　　宗成翔说：肝癌，已经是晚期。北京、上海都去了，治不了。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两个月。我昨天才知道的，去了一趟。天泉说他想你，想见你。

　　我说：我马上就去医院看他。

　　宗成翔说：你不要动地方，就在车间等我，我马上开车去接你。

　　我们走进病房时，吴天泉正躺在病床上打吊针。他看到我和宗成翔拎着水果和营养品来看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放下东西，抚下身，握住他的一只手，问：天泉，现在感觉怎么样。

　　吴天泉说：浑身无力，已经开始便血。我想我的时间不多了，想见见你。

　　我又问：什么时候发现的？

　　吴天泉说：过完春节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发高烧，41度，一连七天不退，打什么针都不好使。到省肿瘤一查，肝癌，已经晚期，哪也治不了。

　　我的眼睛就湿润了。

　　吴天泉说：这几天我总能梦到我们四中队的这几个同学，梦到我们一起在沾益跳伞，一起在昭通飞行，梦到那次你场外迫降飞机翻过来了，我们把你救出来，轮流把你背上救护车……那样的时光多好啊，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擦着泪水说：天泉，你不该停飞啊！你要是飞行，就不会喝酒。你要不喝酒，就不会得这个病。

　　吴天泉说：山晓，我明白。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离开了飞行，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有来生，我还要搞飞行。

　　我说，我也是。你看我，浑身都是伤，但我仍然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

　　一天上午，我正在车间给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讲党课，突然接到田卫国打来的电话，田卫国说：山晓吗？我是田卫国。

　　我说：你好卫国，我是山晓。

　　田卫国说：你怎么那么清高呢？都在一个市，转业这么些年了，也不来找我办办事，我有心想帮你都帮不上啊。

　　我说：你工作太忙了，身居要职，日理万机，我怕打扰你。

　　田卫国说：这你就太客气了。都是同学，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我说：卫国，我正在给车间党员上党课，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田卫国说：曾松林来盛京了。他现在是海军航天兵的师长，大校军衔，离将军只差一步，是我们这期学员中干得最冲的一个。今天要回部队，晚上九点的火车。我要设宴为松林壮行，把转业回盛京的25期学员都请来，一共有17个人。今天下午五点在太阳城大酒店二楼118房间，请你准时赴宴。

　　我说：没问题。

　　田卫国又说：宗成翔昨天给我打了一个25期学员盛京同学通讯录，我一看，这17个人都在工商、税务、海关、民航、城建，还有公、检、法、司部门，只有你一个人在工厂，而且还是车间。我看你调出来吧。如果不嫌弃，到我们公司来，职务安排上没有问题。

　　我说：谢谢卫国，我在车间干得很好，暂时哪也不想去。

　　田卫国说：那好吧。以后再说。就放了电话。

　　我是下午4点50骑着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赶到太阳城大酒店的。当时已经有七八个同学在酒店门口等候了。宗成翔也在里面。我急忙把自行车支上锁好，和多年来不见的老同学们握手寒暄。

　　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时间观念很强，5点整，除了田卫国外，16个人悉数到齐。大家就说，时间到了，

　　上楼吧。于是，我们就上了二楼118房间。

　　大约又等了十分钟，田卫国陪着曾松林走进了房间。十几年不见，田卫国已经谢顶，肚子也腆了起来，满面红光，派头十足。走在他身旁的曾松林，体形一如从前，虎背狼腰，身着蓝色的海军军装，肩上是两扛四星的大校军衔，在灯光映照下，银光闪闪。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田卫国和曾松林像首长检阅士兵一样，与我们逐一握手。曾松林是最后和我握手的。曾松林问过我的情况后，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天泉呢？天泉怎么没来？

　　我说：天泉病的起不来了，肝癌晚期。

　　曾松林问：他现在在哪？

　　宗成翔在一旁插话说：在省肿瘤，已经住院两个月了。

　　曾松林叹了一口气说：太可惜了。天泉是我们这期飞行技术最好的，如果分到部队，现在会很有发展。我一会去医院看看他。

　　田卫国说：松林，这没问题，吃完饭，我用车先送你去医院，然后再送你去车站。

　　那天酒桌上的气氛很沉闷，谁也没有情绪喝酒。才四十分钟，曾松林就站起来说：大家慢吃，我要先走一步，去看看天泉。

　　我和宗成翔说：松林，我们俩也陪你去吧。

　　曾松林说：那太好了，我们都是四中队的，应该一起去。

　　在场的同学纷纷说，要去一起去，一个也别落下。这时，谁也没心再吃下去。

　　我们在酒店门口打了几辆出租车，跟着田卫国的“宝马”一起去了省肿瘤医院。中途，我们在一家大商店停车，给吴天泉买了不少高级营养补品。

　　我们一走进病房，我和宗成翔就喊：天泉，松林来看你来了！盛京的老同学也都来了！

　　曾松林急忙走到吴天泉的病床前，握住了他的手。

　　吴天泉躺在病床上，瘦得已经脱相，头发因化疗也掉光了。他握着吴天泉的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惊愕地望着曾松林，吃力地问：松林，这……这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曾松林说：天泉，是真的。我是你四中队的老同学曾松林，我来看你来了。

　　吴天泉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你不是在海南吗？怎么到盛京来了？

　　曾松林说：我来盛京办事，听山晓他们说你病了，就来了。天泉，你是我们这期学员中飞行最棒的。在航校，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你要是也去海军航空兵，现在肯定发展的比我有出息。

　　吴天泉这才相信是老同学曾松林来看他来了，泪水顺着眼角流了出来，半天才说：松林，你来了，我们四中队的同学我就都见到了。算起来，我们一晃已经分别16年了，如果是走在大街上，可能谁都认不出谁了？

　　曾松林说：是啊是啊，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大男孩儿，现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上学了，变化太大啦！

　　这时，同学们都围了上来……

　　十天后，吴天泉熬尽了最后一点血气，永远闭上了眼睛。年仅37岁。

　　出殡那天，宗成翔开车来车间接我。一上车我就问：田卫国今天也能去吧？

　　宗成翔看着我，平静地说：田卫国死了。

　　我听了一惊，问：死了？怎么死的？

　　宗成翔说：跳楼，从五楼大头朝下跳了下去，当场就摔死了。

　　我说：不对呀，前几天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他回答记者提问呢，踌躇满志的样子，对答如流，底气十足。

　　宗成翔说：那天晚上我也在盛京新闻里看到了田卫国。那个电视节目是当天上午录制的。下午三点，田卫国就被市纪委双规了。电视台没有接到上面通知，不知道田卫国被双规，晚上就把节目播出了。其实，播节目的时候，田卫国正被关在市郊的市纪委招待所五楼的一个套间里写交待材料。市纪委怕他自杀，派了四个人在外屋看守。田卫国一个字也没交待。大约是凌晨四点多点，看他的那四个人还在打麻将。田卫国就提出要去卫生间小便。那四个人同意了，还继续打麻将。田卫国进了卫生间就把水龙头打开了，用哗哗地流水声做掩护，爬上卫生间的小窗户，推开窗门，一头就扎了下去。等那四个人发现，跑到楼下时，人早就没气了。地上都是白花花的脑浆子和血，惨不忍睹。

　　我问：因为什么？

　　宗成翔说：经济问题，听说一共受贿300多万，市纪委已经拿到了证据。

　　我说：那也不够死罪呀！挺聪明的人，为啥要选择自杀呢？

　　宗成翔说：这就说不清当时他是咋想的。反正是跳下去了。田卫国真有刚，这要是换个胆小鬼，哪敢从五楼头朝下往下跳呢！吓也把腿吓软了。

　　听了这话，我就想起了田卫国当年站在1200米的飞机上跳伞的情景。那时，田卫国比谁都胆小，比谁

　　都怕死，吓得腿都软了，是让跳伞教员用脚把他蹬下飞机的，狼狈极了。可现在，时隔18年，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不怕死的亡命徒了呢？人真是个复杂的怪物，让人不可思议。

　　吴天泉的遗体是在回龙岗革命公墓火化的。火化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我默默地走到吴天泉的遗体前，向他三鞠躬。吴天泉仰卧在鲜花翠柏之中，鲜红的党旗从脚下一直盖到他胸前。他已瘦成了皮包骨，脑袋只有拳头那么大，脖子细得像根黄瓜，躺在那里像一具风干的木乃伊。面对此情此景，谁能想到几年前他还是生龙活虎、展翅蓝天的飞行教员呢？人生啊，真是变幻莫测，充满玄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命运。

　　吴天泉的妻子和9岁的女儿站在遗体旁，相拥在一起，已经哭成了泪人。

　　中午，吴天泉的家人在一家酒店摆了八桌酒席。我们十几个吴天泉的飞行同学凑在一桌喝酒，有几个同学还挺能喝。这时，吴天泉的二叔走过来了，举起杯给我们敬酒。干完杯说：各位都是天泉的同学，我在这里劝大家一句，今后少喝酒。天泉是咋死的？就是喝酒喝死的！你们可不能再走他这条路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心里的滋味可不好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