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天上,地上,是我的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
还是先从天上说起吧。
我曾是一名天之骄子。我的飞行母校是空军第S航校,校部在阿诗玛的故乡——美丽迷人的云南曲靖。这是一座专门培养歼击机飞行员的摇篮。我的身材是歼击机飞行员的料:精干。
歼击机飞行对飞行员的身体要求是最高的。因为歼击机飞行员要在空中飞各种各样的特技动作,诸如:斤斗,横滚,半滚倒转,半斤斗翻转,双上升转弯,草花形斤斗……等等等等,以适应空战的要求。
在空中飞垂直动作时,我们的身体承受的载荷能达到4个G,腮帮上的两片肉都被压得往下坠,面部和五官严重变形,惨不忍睹。如果此时你有幸在对面的地平仪、转弯侧滑仪或者其它什么仪表的玻璃上看到自己的那副龇牙咧嘴的狰狞面目,你会惊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这时,你又没有时间多想多看,要迅速把视线转移到座舱外面,顶住油门继续柔和地拉杆,保证有足够的速度完成下面的动作,并考虑下面动作的操纵要领。如果你要做半斤斗翻转,你就要保证飞机在拉到天地线时达到飞行动作要求的翻转速度,稳杆控制住飞机状态,然后压杆点舵,让飞机沿横轴翻转180度,然后,再沿纵轴翻转180度,从倒飞状态变为正飞状态……动作惊险而又刺激,对身体和心理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刚飞这些特技动作时,胆要大,不能怕。否则,你就过不了生死关,被无情地淘汰出飞行队伍。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面对生死考验不是驾机飞特技,而是空中跳伞。在曲靖正北15公里的沾益机场。那里是S航校一团的驻地。跳伞高度是1200米。这是在飞行训练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救生伞是飞行员的第二生命。飞机在空中一旦发生故障,无法迫降时,只有跳伞求生。
清晨,碧空如洗,风和日丽,是跳伞的绝好天气。在我们飞行学员跳伞前,有两名年轻的跳伞教员先给我们做空中跳伞示范。我们两个中队的学员列队站在停机坪上观摩。
谁也想不到,跳伞教员在做示范时竟然出事了!
第二个离机的跳伞教员不知为什么,在规定的高度上没打开伞。下降速度越来越快,像一个沙袋子往下掉,眨眼之间就超过了第一个离机的跳伞教员,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迅速冲向铺在地面上的“T”字布。我们这才意识到教员是为了取得定点的好成绩,给我们学员露一手空中绝活,都兴奋起来,指手划脚,纷纷称赞第二个离机的教员勇敢,技术高超……
可高度下降到一多半时,伞还没打开。
坐在塔台车上的跳伞指挥员急了,用高音喇叭对着空中声嘶力竭地高喊:立即开伞!立即开伞!!立即开伞!!!最后一句,音调都变得颤抖了……我们这才知道不正常了,可能要出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抻着脖子,皱着眉头,盯着空中那个像沙袋子一样快速坠落的年轻教员。
第二个离机的教员一定听到了,立刻做了开伞动作。我们看到在他头顶有一个小小的白色引导伞拉了出来。接着,主伞也徐徐打开。此时,他离地面已经很近,高度不够了,伞衣还没完全打开,他就快速坠地了。坠地时很重,我们似乎都听到了沉闷的身体撞地声,像打夯的动静。接地后,他躺在机场的“T”字布旁一动不动。不知情况如何。一时间,我们都傻眼了。
救护车飞也似的向出事地点驶去。很快,出事的跳伞教员就被跑下去的救护人员用单架抬上了救护车。救护车又飞也似地向机场外面驶去。
突然出了这种事,我们心里都没了底,不知今天的空中跳伞还能不能进行。那时,我们都十八、九岁,天不怕,地不怕,思想单纯,无忧无虑,好奇心极强,做梦都想坐飞机上天跳伞。因为我们都没坐过飞机,
更没跳过伞。为了这一天,我们在地面整整苦练了一个月。
大约过了半小时,传来了马上开始跳伞的消息。我们都高兴地跳起来欢呼。
运五飞机起飞后,载着我们二中队五班的10名同学在空中沿着预定航线飞向了机场上空。高度表显示高度:1200米。透过舷窗,可以看到下面的乌蒙山和南盘江。当年红军长征就是从这里走过的。我想起
了毛主席写的那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在跳伞地面训练的艰苦日子里,我们班长田卫国带领我们五班同学喊得最多的口号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红军老前辈!喊完,我们就觉得浑身是劲,又开始一遍一遍地苦练。田卫国这家伙真会做宣传鼓动。
机舱门打开了,跳伞教员高喊:起立!准备跳伞!
我们班的10个人听到口令都背着伞站了起来。平时我们班排队,班长田卫国站在排头,副班长我站
在排尾,其它8人按照大小个依次排列。今天跳伞为保证安全,打乱了原来的顺序,按体重大小依次排列。身高1米82、腿长臂也长的“扣篮王”吴天泉(弹跳极高,打篮球可做出优美的单手扣篮动作)站在了排头。他体重132斤,居全班之首。班长体重114斤,排在第七。我112斤,排第八,站在班长后面。
机舱门拉开时,我向外面看了一眼,万丈深渊不见底,只有几朵白云在空中飘来荡去,我就眼晕了,巨大的恐怖感迅速传遍我的全身。心想,跳下去伞万一不开,非摔成肉饼不可。有些事不身临其境,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那一刻,我感到了恐怖。而且,我观察了一下前面的七个同学,个个神情紧张,恐惧。我看到站在机舱门口的“扣篮王”吴天泉先是一愣,身体下意识地向后一仰。这时,只听跳伞教员大声喊:跳!同时又用手在吴天泉的后背上猛推一把。吴天泉顺势做了一个优美的鱼跃动作,横空跃向了蓝天。吴天泉带了个好头。
这时,我发现走在我前面的班长田卫国全身都在颤抖,两条腿也站不直了,脸色苍白,头冒虚汗,沉重的双脚拖着地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往前蹭。当轮到田卫国跳时,他说什么也不敢往下跳,两条腿已经彻底软了,身体拼命向后仰。跳伞教员用手推都没推动。我没想到班长田卫国能被吓成这个样子,简直是魂不附身。
从前,在二中队的学员中,最让我佩服的是我们班长田卫国。他虽然是从辽中县老达房选飞入伍的农村兵,又其貌不扬。但他脑袋里装的知识无人能比。他父亲是公社书记,家里书多。他竟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哲学笔记》,并能准确无误地背诵《共产党宣言》全文。他的记忆力让我吃惊不小。还有,他在班务会上发言总是一套一套的,眼睛盯着一个地方,旁若无人,慷慨陈词,出口成章。好像是一个大官在台上给成千上万的群众做报告,声音洪亮,气壮山河。我作为副班长,为有这样的班长,同时又是我们盛京老乡感到骄傲和自豪。
而眼下,我万万没想到班长田卫国被吓成这个样子。好在他站在靠后的位置,如果站在最前面,让全班人都看到会怎么想?党员就这样起模范带头作用?党员还怎么当?班长还怎么当?
最后,田卫国这家伙是被跳伞教员用脚蹬出去的。离机后的姿态十分狼狈,四仰八叉,连滚带爬。
这一刻,我为有这样的班长和老乡感到汗颜和悲哀。我想,我山晓可不能这样狼狈。大不了一死,我要自己跳下去。这样一想,我一跃身,就勇敢地跳了出去。
一离机,我就在空中身不由已地翻了几个跟斗。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响。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伞猛然打开,全身好像突然被一个无形的东西在空中抓住了,脖子还被伞带狠狠地抽了一下,好痛。这时,我才头朝上了,看看天,又看看地,上上下下都有和我一样的一朵朵白云在飘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向空中驾伞飘荡同学挥手致意。可他们谁也不理我,都在专心致志地操纵伞绳,向“T”字靠近。我观察一下“T”字布,觉得我的位置和方向都很好,正在向“T”字布降落,用不着再拉什么伞绳。我在空中飘舞得很轻松,很浪漫,很惬意,就把左手伸进了裤兜,摸到了我带到天的小飞机模型,我笑了……
地面指战员用高音喇叭对空中喊话:空中的学员请注意,操纵伞绳,面向梯字布……
我收住笑容,往远一看,这才发现有几个同学跳到了机场旁边的南盘江里,正在武装泅渡。我发现我的方向也变化了90度,急忙交叉拉动伞绳,转向梯字布。
突然,空中出现了险情,在我前面跳伞的班长田卫国因为过于紧张,忙乱中竟把抱在怀里的备份伞伞包拉开了,白花花的伞衣掉了出来,如果和主伞纠缠到一起,后果将不堪设想。田卫国一时吓得不知所措,手脚在空中乱蹬乱抓……
机场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跳伞指挥员对着空中的田卫国喊:不要慌,要冷静,抓住备份伞,往怀里收……
田卫国已经吓傻了,手脚还在空中乱蹬乱抓。跳伞指挥员又喊,看好地面,判断高度,双腿并拢,摆好着陆姿式。好在我田卫国离地面已经很近了,又下意识地并拢了双腿,才避免了一场流血牺牲。
我双脚接地后,巨大的冲击力让我摔了一跤。我爬起来就去收伞衣,这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崴了,好疼。我咬牙挺着,装着没事一样把伞衣收起来。
这时,田卫国抱着白花花的伞衣向我跑来,边跑边喊:山晓!山晓!乌拉!乌拉!跟白捡了一条命似的。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问田卫国,班长你没事吧?田卫国装作啥也没发生的样子说,没事没事。你呢?我不敢说脚崴了,也学着田卫国的口气说,没事没事。
其实,我们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跳伞归来,我们得到消息:那位给我们做示范的跳伞教员下肢摔成粉碎性骨折。命保住了。要终身残废。才21岁。
晚上睡觉时,我挨着田卫国。我听到田卫国的床吱吱咯咯不停地响。闹得我也很久睡不着。我知道他还在想白天跳伞的事。
早晨起来,我发现田卫国两眼布满血丝,眼泡也肿了。夜里肯定蒙着被哭过。洗漱时,班长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小声说,山晓,我头疼的要命,一宿都没睡。
我问,要不要找航医?
班长说,不用。我想去校部医院住院检查一下。早饭我也不吃了。一会中队集合,你带五班出去。向中队给我请个病假。
我不解地问,你今天不去跳伞了?
班长看着我,眼泪就流了出来。他擦了一把眼泪说,这一去我可能就不能回来了。我实在不想离开你们,更不想离开飞行。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离家那天,老乡们敲锣打鼓的送我上路,千叮咛,万嘱咐。我并没辜负他们的希望。在预校,我就当了班长,又是第一个入党的。现在这样回去我真是无颜面对家乡
父老啊!可我没办法。我有恐高症,小时候我连两米高的墙头都不敢上。昨天跳伞是1200米,往下一看太恐惧了。当时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飞机的……
我看到了班长是怎么离开飞机的。但我不能说。班长已经泪流满面。我不想在他受伤的伤口上再洒一把盐。但我一时又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这时中队集合的哨声吹响了。我和班长匆忙分手,一拐一拐地跑回班里集合队伍。
眼尖的中队长一眼就看出我脚有问题,问,山晓!脚怎么了?我啪地一磕脚跟,来个立正,大声说,报告中队长,我的鞋里刚才有个沙粒儿硌脚,现在拿出去了。中队严厉地说,山晓出列!我知道中队长的用意,就不顾脚疼,用正步姿式走出队列。中队长又命令我正步走。我咬着牙走起了正步。中队长没看出任何破绽,就让我入列了。天啊!吓了我一身冷汗。如果让中队长发现了破绽,今天我就不能去跳伞。正、副班长都当了逃兵,那我们五班就惨啦!
依然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依然是飞机把我们拉到1200米高度。不同的是,跳伞时我的前面少了班长,十个人变成了九个人。
跳伞进行得很顺利。我崴伤的左脚挺争气,接地时竟让我稳稳地站住了,比昨天表现还好。而且,脚也不觉得太疼了。看来,困难是弹簧,你硬它就软,一点不假。
凯旋的路上,我们站在飞奔的“大解放”上有说有笑。我还即兴编了一个顺口溜,迎着呼啸的风大声朗诵起来:“飞行千米高,离机吓一跳。伞开空中飘,蓝天任逍遥。接地摔一跤,起来哈哈笑。”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回到班里,我们发现班长的床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床头柜上留下一张信纸。上面写着:
山晓副班长及五班的全体同学:我去住院查病。也许再也不能和你们一起生活、学习和训练。我会永远怀念在曲靖的这段美好时光。感谢半年来大家对我班长工作的支持!后会有期!田卫国。
大家默默地传看。心情沉重,替班长难过。我们心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谁也没说一句有损于班长威信的话。我们表现得都很男人。
田卫国就这样离开了飞行,离开了我们,回辽中老家务农去了。
我再次见到田卫国,是18年后的1993年,地点在盛京的太阳城大酒店。18年,沧海桑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也变化不小。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在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我早已转业到盛京一家制药厂工作,在片剂车间当党支部书记。那天下班后我骑着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提前十分钟赶到太阳城大酒店的。而田卫国是开着豪华的“宝马”陪同曾松林最后一个到场,他红光满面,派头十足,不可一世。那时,田卫国已是盛京赫赫有名的公交汽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响当当的正局,属市管干部,被誉为“改革家”,红极一时。听说他给清华大学的师生们做国企改革报告时不拿稿,一讲就三个小时,目视前方,侃侃而谈,并不时地准确无误地引用马克思《资本论》里的精彩论断,博得阵阵掌声。社会上盛传:田卫国要当盛京的副市长。可见,田卫国是我们盛京当年选飞入伍这伙人中在官场上混得最有出息的一个。他一出现,顿时篷筚生辉,老同学们都站起来鼓掌,像欢迎一位国家元首的光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这可能就是田卫国当年对我们五班同学所说的“后会有期”吧?
看来,田卫国是个野心很大城府很深的人。说他是野心家也不为过。
可细想起来,我们盛京这伙人哪个没有野心呢?除了母笑以外,我,吴天泉,宗成翔,曾松林,还有飞行摔死的马玉生,哪个不想当将军?当元帅?统帅千军万马?说实在的,我们在同龄人中都出类拔萃。在中学读书时,不是班长,就是团支部书记,或是红卫兵团的领袖人物,非等闲之辈,个个一呼百应。所以我们才有野心。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