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一家之主

　　三天之后的早上，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要为死者复山了，也就是到死者的坟上烧纸磕头，少不了又是一阵哀号，又是一场悲戚。结束之后，文仲的哥哥把文仲叫到跟前含着眼泪对他说：“你虽然还小，可你是这个家唯一的一个男人，要象个男人的样子，要帮二妈支撑这个家，要为二妈分忧解难，我也要回去了，每天晚饭后我就过来给你们做伴，别担心,我会尽到哥哥的责任的，有困难就吭声。”

　　听了了哥哥的话，望一眼瘦弱矮小的母亲，文仲似乎感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那时大姐虽然已经有二十三岁了，但她为人忠厚老实，体力劳动倒很能为母亲分担，操心的事就不是精明强干了，奶奶已经年迈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实际上文仲的父亲过去当干部多在外少在家，浇菜园、挑吃水、砍烧柴等家务重活都是母亲大包大揽。后来不当干部了又被接踵而至的无休止批斗摧残得弱不禁风，母亲依然如故承担重荷。现在父亲撒手西去，母亲不仅要承受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而且还要经受心理和精神上的摧残，不过文仲相信母亲会固守传统美德以顽强的毅力支撑起这个已经风雨飘摇的家。可是单靠母亲一个人独木难撑呀，自己应当责无旁贷的尽最大努力为母亲助一臂之力，想到这里他十分坚定地对母亲说：“妈，别怕，我已经不小了，有哥哥的支持，什么困难我们都不会吓倒的，我相信总有天亮的时候。”他这样说既是对母亲的安慰，也是对哥哥的表态。

　　文仲的母亲听了兄弟俩的对话，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你们兄弟俩是我的希望，再苦再累我也会把你们带大，保证不让你们拖油瓶，蹲别人的门楼。”母亲的脸上表现出坚定、刚毅、勿容置疑的神色。说罢又转向哥哥：“星：别人家自留地里的麦子都已经种上了，你爹已经走了，麦子不能不种呀，过一会你就教我学会犁田耙田撒种子吧，总不能年年请人吧？”

　　那个年代田地都是生产队集体耕作，政策规定一家按人口多少划给一点自留地，一般一家大约三分地算作弥补口粮的不足，所以自留地是不能不种的，而且还要努力种好。这个时候母亲提出这个要求足以证明母亲要把这个家撑起来的坚强决心。哥哥听到母亲的这个要求，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望着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到：“二妈，这根本就不是妇道人家做的事，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学这个，要不然人家会笑话我，你放心只要弟弟一天不长大，我就一天不丢手，一会我就去种麦子。”

　　“不行，你已经几天没有回家了，你也有家，也要生活，现在靠工分吃饭，不能再耽搁了，再说天长日久总不是个办法，要相信你的二妈会学会的……”母亲坚持着。

　　看着母亲和哥哥的僵持，听着母亲和哥哥的对话，文仲心里不由得对母亲和哥哥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为了这个家，为了这几个还没有成人的孩子，母亲和哥哥都在勇敢地站出来挑起生存生活的重担，没有半点私心，他还有什么理由袖手旁观呢？于是他悄悄地不声不响地溜出去找到队长要求把队里的牛和犁用一下。他知道队长和父亲一向不和，对他家从来是冷若冰霜，但是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他。不知是忽然良心发现，还是想看看文仲究竟有多大能耐，听了他的来意竟然满口答应了。

　　没有惊动母亲和哥哥，文仲扛着犁牵着牛来到自留地里。由于个子矮力气小，又是第一次套牛犁田，牛死活不听使唤怎么也套不上，好象那个不通人性的畜生也要欺负这个苦命的半大小子。也许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心想，说什么也要把牛套上，有几次都被牛抵了个人仰马翻。倒了——起来再套，再套——再被抵倒，他没有眼泪没有妥协，眼泪早已哭干，妥协没有生路。

　　正在文仲无可奈何的时候，母亲和哥哥赶上来了，母亲见文仲浑身是土，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就知道你是偷偷跑来犁田了，你以为这是闹到玩的呀，幸亏你牵的是俩条温驯的牛，要不，不把你抵死也会把你抵残，都怪你爸为什么要早早地撇下我们母子不管呀”一边说一边往下掉着泪珠。

　　哥哥一下子从文仲手中夺着鞭子和牛绳，文仲说什么也不松手，苦苦地哀求着哥哥：“你教我吧，我不小了，这条路迟早是要我自己走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去做一个女人不能做的事呀，那样要我干什么？”

　　“好吧，我教你。有你这么懂事的弟弟，这个家我放心了，爹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哥哥被他的执着和孝顺感动了，开始手把手地教他套牛、犁田、耙田、撒种，就这样年仅十七岁的他就正式成了一名种田手。

　　大丧之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走了，哥哥教他学着把自留地里的麦子种下后也走了，只有奶奶、母亲带着他们五个孩子相依为命。白天还好过一点，繁重的劳动，加上山村农夫朴素庸俗的打情骂俏，夹杂着粗犷的欢歌笑语，还能使他们暂时的减轻些许悲伤。到了晚上，奶奶就一脸凄凉地带着三个妹妹坐在大门口等着文仲和母亲还有姐姐收工回来，母亲总是一放下劳动工具就又披着月光顶着星星去浇菜园、种菜地，常常是泪水和着汗水伴随母亲熬到深夜。母亲干到什么时候，一家人就等到什么时候，因为母亲是一家之主。

　　好不容易熬到了那年的腊月，别人家都忙着杀年猪，别看那时生活紧张，一般家庭到了春节不管大小总还是要杀头年猪的，一家老小就是盼着过年杀头猪好见点浑腥，改善一下生活。象他们这样的家庭能把生活维持下去，母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尽了浑身解数，至于杀年猪对他家来说无异于天方夜潭，那一年他们到处挖野菜扯猪草前后卖过两头一百多斤的肉猪，那都用于给父亲治病了。现在看到别人家杀年猪，文仲和姐姐虽然有些羡慕，但还能设身处地的为母亲着想，三个还不太懂事的妹妹往往有些经不住那喷香的肉味的诱惑，看到别人家杀年猪总免不了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尤其是文仲的四妹——那时她才九岁——常常吵着要吃猪肉，每当这时文仲的母亲就心如刀绞，忍不住暗自抹泪。隔壁的幺姑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家的杀年猪那天，送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肉，当时正是吃中饭的时候，母亲赶忙迎上去：“幺姐姐，这怎么得了老吃你们的，你这份情我们什么时候能还呀？”

　　“快别这么说，一个人一生总有一段苦日子，孩子们长大了就会好的。”幺姑妈安慰着母亲。

　　奶奶也是千感谢万感谢：“侄女呀，我们这家多亏了你呀，这年头除了你，同村的还有谁会同情我们这一家孤儿寡母，要不是你，我的这些孙儿孙女们今年怎么能闻到肉腥味了。”奶奶说着眼眶已经湿润了。幺姑妈见奶奶又要伤心落泪引起一家人的不快，连忙安慰了几句就离开了。

　　母亲端过那碗肉分发给大家，并故意多分了一点奶奶，她自己一点也没留，奶奶连忙把分给自己的放在母亲碗里：“孩子呀，一家人数你最累，你的心我领了，我成天吃闲饭，什么也不能做，还要你养活，这,还是你吃吧。”

　　“妈，快别说了，你儿子走了，我没本事，让你老人家跟着受罪了，孝敬老人是我应该的，可是我们今年实在是没办法呀，明年说什么我也要让一家老小过个象样的年……”母亲 一边说一边背着我们擦眼泪。文仲和姐姐见奶奶和母亲互相含泪推让着本来就不多的一点点猪肉，也不忍再吃下去，又把分给自己的那点看着就想流口水的猪肉让给妹妹们。一家人就这样在互相推让中吃完了幺姑妈送来的一碗猪肉，这不是简单的推让，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尽管很凄凉，但也渗透着相依为命的温馨。

　　那年春节前，哥哥和亲朋们可怜他们，还是送来了一些猪肉之类的年货，姨妈还为文仲的妹妹们一人做了一套新衣服，让他们度过了父亲死后的第一个春节。伴随着春节的钟声，文仲也成了十八岁小伙子，理所当然的应当挑起家庭重担了。尽管母亲还不愿过早地把一家之主这副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但是文仲在内心深处告诫自己：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该象个男子汉样勇敢地承担起家的责任。

　　那时全国各地席卷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狂风暴雨，尤其是已经凋弊不堪的农村更是走在运动的前列，饲养鸡鸭这些农民赖以资助家用的几千年的传统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了。为了生存，生活在秦岭山脉的人们不得不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肩膀上，起早贪黑地砍柴、卖柴以贴补家用。

　　十八岁的文仲不顾母亲的反对，和许多人一样，干上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砍柴卖柴的营生。砍柴要走二三十里的山路，卖柴也要到二十里之外的集镇上，还要挣工分，能做到砍柴卖柴农活三不误，不得不面向青天赊月色。

　　那天鸡叫三遍他就跟着本家的二叔叔动身到山里去砍柴，借着月光砍了一挑柴往回走。天快亮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雾，蒙蒙胧胧的月光被弥漫的大雾笼罩得一干二净，两脚完全是凭着印象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着。雾越下越大，饥饿、困乏、已使人疲惫不堪，路越来越难走，肩上的担子也感到越来越重。走过叫溜石板的地方他重重地摔了一跤。

　　说是溜石板，真是名不虚传。它是夹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小河沟，经过常年累月的山洪奔泻冲刷，无情的卷走了岩石上的泥土，只剩下一块面积足有几百个平方米大的花岗岩赤裸裸的光溜溜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岩上是一个不大也不深清澈见底的小水潭，潭底仍是那块岩石的延伸，岩下是一个足有四五丈高的悬崖峭壁。大雨滂沱之时，漫山遍野的混浊的雨水挟持泥土象脱缰的野马无所顾及地奔泻，形成一道蔚为壮观的飞流瀑布。即使是久旱无雨，小河沟里也仍然汇聚着汩汩山泉，形成潺潺泉水奔流不息，经年累月的流水使石板变得又光又滑，人走在上面稍不留神就会摔跤。

　　这块溜石板又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二叔身强力壮挑着一担柴早已快步如飞的把文仲抛下很远了，他一个人远远地拉在后面形影孤单。大雾、猫头鹰夜幕中的啸叫，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脑子里禁不住浮现出儿时大人们讲述的鬼故事，不时地回过头看看身后，担心真的有魔鬼袭来。正在他心神不灵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连人带柴双膝重重地跪在溜石板的岩石上，柴担也顺势从肩膀上掉了下来，疼得他脸上渗出了一粒粒汗珠。他试着站起来，可是双膝针扎似的难受，尤其是左膝似乎失去了知觉，怎么也不听他的使唤。只好强忍疼痛慢慢地爬过那片岩石，靠着岩石边的一个土坎稍事休息，想等到天亮再走。

　　天亮了，远处村落里传来了生产队长催促社员出工的吆喝声，这时文仲才能卷起裤腿看清膝盖到底伤得怎么样。当他把裤腿卷起的时候，鲜血还在顺着小腿肚子往下流，在慢慢地浸湿着鞋帮。他又一次试着站起来，终于站起来了，接着又试着走了几步，尽管疼痛难熬，但还能听从使唤，心里不由得为没伤着骨头而庆幸。他一步一跛地走到小溪边洗尽腿上的血迹。只见膝盖的肌肉里还镶嵌着一颗豌豆大小的砂子，他试图用棍子拨但没有成功。一向聪明的他突然想到膝盖骨是硬的，只要用力就会把砂子顶出来，于是他双手抱紧小腿杆，咬紧牙关两眼一闭，使劲往外一顶，然后睁开眼睛一看，砂子居然被挤得蹦出了三尺开外，露出了白花花的膝盖骨。鲜血还在继续往出渗，他在伤口上撒了一泡尿——这是农村人治血常用的土办法，然后用包干粮的一块纱布将伤口捆扎好，又试着走了几步，比以前轻松多了。看看被他抛在一边的那担柴心想：柴不能仍下，一家人的油盐指望它，妹妹们读书的笔墨纸砚也指望它。家也不能不回，呆在这里上不沾天，下不沾地。他咬紧牙关把柴担拾起来放在肩上往回走。每走一步都要疼得皱一下眉头，呲一下嘴。他暗自告诫自己：坚持就是胜利。走了一里多路之后伤口麻木了。走路也稍微利索了。

　　放早工了，母亲发现文仲还没有回家，开始着急起来，来不及询问文仲的二叔，放下手里的工具就去接文仲。翻过他家村北的一座高山，老远就看见文仲挑着一担柴一跛一拐的在回来的路上挪动着，就一个劲地跑上来接过文仲肩上的柴担，一个劲地逼问他：“怎么走路一跛一跛的？”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跟头。”文仲轻描淡写地回答着母亲的问话，其实见了母亲，他几乎想大哭一场，但是心里暗暗叮嘱自己，母亲支撑这个家不容易呀，自己也不小了,没有理由不勇敢地承担痛苦。

　　肩上挑着担子，要赶路，不然又要耽搁上午出工，为了工分母亲也没有再问什么。等走到了，母亲一眼就看到了他的鞋子和裤腿的血迹,说什么也要看看，硬逼着他挽起裤子，解开纱布。母亲看了伤口又禁不住流下了辛酸的泪水。那天她没有吃早饭，就又出工去了，他也胡乱塞了几口出工去了……他们什么都没说,都怕年迈的奶奶伤心,但他和母亲心里都有很多想说的话。

　　几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民一直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下等公民，但他们同样也一直都想使自己过得好一点。砍一担柴最多只能卖两三元，这样的日子已经不满足了支付 ，于是就又把目光盯向山上那一棵棵笔直笔直的松树，偷一根松木杆子可以换人民币十元以上，是一担柴的三倍之多。在那个年代可以买一年的油盐，交一个学生两年的杂费，做两套新衣服，穷得无奈的农民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开始冒着被处罚的危险铤而走险。先是少数人偷偷摸摸地，神不知鬼不觉，起三更睡半夜，后来竟然偷的人越来越多，由隐蔽到公开蔚然成风了。因饱经风霜而变得一向胆小如鼠的文仲也害起了红眼病，加入到这一不光彩的行列。

　　船漏偏遇顶头风，别人偷平安无事，可他才刚刚开始，他们村偷木料的事就被公社发现了，公社党委决定要对他们村进行全面清理，从重处罚，狠刹滥砍滥伐的歪风。这下全村人都慌了手脚，想千方设百计藏匿罪证，逃避处罚。时值初冬，很多人都想到把偷来的木料沉到水中。

　　那是一个冬月的晚上，老天虽然还是满天繁星，但一阵阵北风把堰塘的水刮起了波浪。不知是谁获得公社明天要来搜木料的消息，于是全村人都趁着夜色藏匿偷来的木料。文仲和母亲摸仿别人的办法，把刚刚偷来还没来得及出手的五根松木杆子扛到离家不远的一口堰塘旁边，用铁丝把它们紧紧地捆在一起，然后推进水里，可是杆子怎么也不往下沉。文仲不得不脱下身上的棉衣，冒着刺骨的寒冷，跳进没过肩膀的深水，爬上木杆企图用身体的重量迫使它沉进水底。可是等他从杆子上下来，可恶的木杆竟然又漂了起来。母亲见势不妙，赶忙搬来石块放在塘边，他再把石块运到水中的杆子上，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四五趟杆子才慢慢往下沉。开始他咬紧牙关还能坚持，后来终于抵挡不过寒冷的侵袭，倒在了水中。在岸上搬石块的母亲一见发出了心疼的惊呼：“起来，起来，杆子我们不要了，不能把人冻坏了。”

　　听到母亲的喊声，文仲强撑着从水里站了起来：“妈，杆子是小事，可我们不能被抓住当典型呀，我们丢不起这个人呀。放心吧，妈，再坚持一会就好了，刚才是我不小心滑倒了。”他安慰着母亲，又在木杆上加了两块石头，终于把它沉进了堰底。

　　第二天，搜查的人果然来了，结果什么也没搜到就走了。也许是搜查的人处于对农民的同情，做做样子以儆效尤。风波过后，一切都归于平静，他和母亲在贫穷凄凉的交织下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直到妹妹们一个个长大他们家才算有了一些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