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望

楔 子

　　早晨一上班，我接到了一份中央对台办公室的电传，通知地方党委和政府隆重接待一位台湾来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电传里说，林更新先生系著名爱国将领，一直支持祖国统一大业。老人现年已九十有五了。他的老家是在宁溪山里的乌岩乡，希望落叶归根，不知他的家人是否健在？希望你们相关部门为他做好查找工作，并且妥善安置他的晚年生活。台州地区国民党军人多如牛毛，仅将官一级军人就有七十多人。林老先生的老家乌岩乡原住民，早在“大跃进”全民修建长潭水库的时候四下迁走了，寻找其亲友工作难度很大。

　　还没有等我们把他家里人找到，林老先生似乎有一点等不及了，坐着飞机就提前赶来了。当我匆匆从县里赶回时，他已经被地区台办的工作人员从机场接来了，下榻在方远国际大酒店。我到他的房间去拜望。

　　这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头子，满脸红光，胖乎乎得像个弥勒佛。他伸出来的那一双手布满了皱纹，软和和得犹如一团棉花。他坐在宽大的沙发里。我站起来给他递名片的时候，老人家客套着也想站起来，毕竟年事过高，欠了好大的腰，这才把身子支了起来。他站起来走动的时候步履踉跄。陪着他来到这里的，是他在《中国时报》当记者的女儿，名字叫林文莎白。

　　宴请林老先生的时候，我带着歉疚的心情告诉他，寻访亲友的工作难度非常大。林老先生宽宏大量地说：“唉，他们可能也死于战乱了，也可能改名换姓了。找不着，也就不用找了。”宴会毕，我把林老先生送回房间，对他说：“您老累了，好好休息一下，我这就告辞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关书记你是否能留一步？”

　　我留下来了，这一留，谜团就此解开了。

　　林老先生说自己来到大陆的最大心愿是要寻找三个故友。

　　“您老说说看，要找的那三个人是谁啊？”

　　“第一个人，是李少白。”

　　台办主任说：“李少白在解放那一年就病故了。”

　　“他家人呢？”

　　“只知道他死后不久，他妻子也死了。只剩有一个女儿。”

　　“他这个女儿叫什么名字？”

　　“她是在二十年前去了新疆，名字……好像叫李希娟。”

　　“我想找到他的这个女儿。”

　　“好的，好的。第二个要找的人呢？”

　　“此人名叫陈叔桐——他不会也不在了吧？”

　　台办主任遗憾地说：“他也死了。”

　　“哪一年死的？”

　　“他是土改那年死的。”

　　“他是为什么死的？”

　　“那时候，执行政策中出现了过火行为，他受不了当地百姓的斗争，自杀了。”

　　林老先生声音发涩地“喔”了一声，头埋了下去，嗫嚅道：“可惜，可惜，他是个禀性刚强之人哪——他家还有没有人了？”

　　台办主任说：“只听说他们家有两个儿子，在外面做生意，据说生意不错，但一直也没有回家乡。”

　　林老先生问到这里时，我的整个身子紧绷了起来，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打听的第三个人一定是我的父亲！我屏声息气地等待着他问下一个人。等了好长的时间，他这才又开口。此时，我发现他的整个儿面部在微微颤抖。

　　“林先生，那您打听的第三个人是谁？”

　　林老先生却没立即回答我的问题，自顾自喃喃地说：“前两个都死了，都死了。人生真是无常呐。如果这个人要是也不在了，我这次回大陆来也没多大意思了！”

　　“林老先生，反正您在这儿住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会全力帮着您找的。由于您这一次来得急，我们这里有关资料也不全，一下子接不上头，对不起您了。”

　　“没关系，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我要找的第三个人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朋友，也是一名抗日名将。”林老先生摆摆手说。

　　“他是我们这里人吗？”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终于他软软的上下嘴唇一碰，说出一个令我浑身出汗的人名。

　　“是，他本是桃源村人，名叫关光明，字启星，原是国军的109军中将军长。后来，他在东北战场上与粟定钧打了一仗，败了，他就投共……不，投诚了。”

　　我脑中“轰”的一声，立即知道这老人是谁了——天哪！他就是林兴军，我的岳父！他哪里想到，站在他面前接待他的市委书记就是他的亲女婿！那位台办主任正想开口说些什么，我一摆手没让他说。

　　我竭力压抑着激动的心情，问：“林老先生，您与关光明是什么关系？”

　　“我与他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当时，我们共有四个人，一个是关光明，一个是李少白，一个是陈叔桐，一个就是我，我们四个曾在李家四结义。后来。我们去了广州，一起考上了黄埔军校。我与他一起当上了蒋委员长的侍卫。他是上校主任，我是中校副主任。后来，他成为71师师长，又策应着我去捕杀王正南——”

　　“林老先生，您仔细看一看，我长得像谁？”

　　他开始上下端详我，不大一会儿，两只眼渐渐地明亮起来了，声音也颤抖起来：

　　“你，难道你……”

　　“我是关光明的小儿子关天和。”

　　他很吃惊：“你、你这样出身的人，在大陆是要被打入另册的，怎么也当上了市委书记？”

　　我对他说，过去的那一页已彻底地翻过去了。

　　“天和贤侄，你父亲他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

　　“现在他在哪儿？”

　　“就在我家里。”

　　“我要去见见他，马上就走，这就走……”老人激动得手舞足蹈，如同返老还童。

　　“林先生，我再斗胆问您一句，您老人家原名是不是林兴军？”

　　“可不是吗？我就是林兴军。那时，从台湾军界退下来之后，我就做了生意，我以为我那几个兄弟全都不在了，还留着我这个人的名字做什么？我就把自己名字改了。”

　　“老人家，让我来告诉您吧，您在大陆原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任荷花，是个童养媳，无子；后来您在武汉又有了一个妻子，名叫冯正蕊。在她怀孕一个月的时候您打发她回老家来生孩子，后来您退到台湾去了，也就把她扔在大陆了。”

　　林兴军瞪着我：“贤侄啊，这些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您就上我家去吧。只要您到了我家，一切都会明白了。”

　　在十里长街，父亲端了一条小凳，独自坐在街沿上，默默地坐着晒太阳，看着行人们乱纷纷地在他前面走过。母亲在屋内疯疯癫癫地摇晃着，嘴里不住念叨着什么。我把林兴军引来的时候，父亲的目光是定定的，没有转过来看来客。我用一种尽量平静的声音告诉父亲来者的名字，父亲像被电击了一般竖起了身子，迎向了来客。林文莎白打开了照相机镜头，要把两位老朋友时隔半世纪后重逢的场面拍下来，所有人都想象着这一定是一个爆发出强烈感情的场面。然而，一切却平静得就像两位熟人散步时的偶遇，两位老人如睡梦未醒地看着对方，良久，只是“嗬嗬”了一声，两只苍老多皱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妻子把两位老人引到小客厅里，两个老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涯，父亲的耳朵原本就有一些聋，这些年越来越重听了。两个老人似乎在用打电报的形式对话，他们时而用含混不清的方言数黄道白，只能隐约听到“李少白”“陈叔桐”的音节；时而像草原上搞皮货交易的贩子讨价还价那样互相拉着手，扳着手指头，嘴里发出似笑非哭的拖音。终于，两个老人从近似于孩童的状态走出来了，他们的对话让人听着不再那么吃力了。

　　父亲问林兴军赴台后的情况。林兴军哑着嗓子说，到台湾后，他内心十分苦痛。天各一方，他自觉再也回不到老家与妻子女儿身边了，就又成了个新家，又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名叫林肖生，现在在美国工作；女儿名叫林肖楚，在《中国时报》当记者，她自己又起了一个名字叫林文莎白。她显然是一个没有经过沧桑的幸福女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她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候，父亲仿佛一下子回转到了过去的年月，精神抖擞了起来，突然大着嗓门对林兴军吼了一声：“林兴军，你相不相信命？”

　　“我相信。”

　　“你知不知道李少白在临死前的那个嘱托？”

　　“我不知道。”

　　“他在临死前对我说，要我的小儿子关天和长大成人之后务必娶他的女儿李希娟做妻子。我是一口答应了的。”

　　“这么说，贤侄关天和娶的是李少白的女儿喽？”

　　“非也，非也，不是冤家不聚头。”

　　父亲突然声调高亢地喊我妻子：“肖英，肖英，你过来。”

　　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客人，肖英忙得个昏头昏脑，正在厨房间做桂圆汤，一听父亲那么大嗓门喊她，一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脸茫然地走了出来。

　　“爸爸，什么事？”

　　“你妈妈在哪儿？”

　　“您说的是哪一个妈？”肖英小心地问了一声，带着惶惑的笑意。

　　“是你的亲妈，不是你婆婆。”

　　“噢，她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呢。”

　　“你把她请出来，我要让你们见一个人。”

　　肖英把我岳母冯正蕊搀了出来了，岳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茫然地站在那里。

　　林兴军仔细打量着她，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两颊不断抽搐，嘴角颤动，似乎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他哀叫了一声，紧紧地搂着我岳母，像个孩子般地号哭起来：“我的老妻啊，我总算是活着见到你了……”

　　眼盲的岳母也知道面前的这老人是谁了，她全身都颤抖了起来，伸出手来，上上下下地不断摸着他的老脸，不住地哆嗦。两位老人哭成了一团。林文莎白一时也目瞪口呆，当反应机敏的她跑过来喊了肖英一声“姐姐”的时候，肖英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

　　接下来是团圆家宴，我们到四星级饭店里订了两桌的菜，并通知了其他几位健在的老友来参加。

　　团圆宴上，两位老人看着当年的故旧们，不住地念叨那些战场上的往事。林兴军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着实有理呀。我现在一见到红的心里就怕。”

　　父亲喝了点黄酒，喃喃道：“惨极了，缅甸、关东……唉，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