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暑假之闲

　　第二天一早我们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从万源县城到我们赶场乡（也叫玉带乡）的路程有100多公里，顺利的话大概汽车需要五六个小时。这其中分为三段，从县城到石岸口那一段路是沥青路面，路况比较好，是国道线。从石岸口到亮垭子那一段路面属于未家到罗文公路即未罗公路的一段，那一段是泥土路面，但由于经常修整，路面也比较好，虽然路上大坑小洞不断，坐在车上有坐摇篮的感觉。从亮垭到我们乡的路即亮赶公路也是土路，基本上就是乡村机耕道，只有单行道。其泥泞就不必说了，如果下大雨经常会塌方堵路，车子被陷在路上是司空见惯。只要一辆车坏了，那么两个方向的车都只有耐心的祈祷和等待哪年哪月哪天哪时把那个烂车修好了再说。

　　我们的车顺着公路在崇山峻岭之中蜿蜒盘旋，爬上山，再下坡，又过河，再爬山，又下坡，又过河，如此n次循环。当然这样的路上开车是极其危险的，透过车窗你随时都能看到悬崖峭壁下的深渊，看到车轮与悬崖间那可怜的咫尺距离，司机的一个不小心就足以把我们开进天堂。你会惊叹那些司机过人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因此那时候我常常对他们很是佩服。当车行到万家河的时候，大家的心都绷紧了，因为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这里抛过头颅，洒过热血。只要是下雨河里起了洪水，基本上就预言着一些人生命的终止或者说就是等待二十年之后的好汉出现。就在我们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我们草坝中学的校长在城里开会，车票都买好了，结果到了车站临时文教局通知有紧急事情要他立刻去文教局。他买票的那趟车在回来路过万家河的时候就英勇就义了，只剩下两个生还者，其他的全死了，有许多人连尸体都没有打捞到。都说他是大难不死有后福。而且万家河很早以来就流传着许多真实的悲惨故事，流传久了渐渐仿佛成了一个个凄婉的传说。其中的一个故事是说，就在1994年的一个夏天，连续几天的大雨之后，天气极为阴沉，那天又正好是星期天要去上学。就在万家河附近的一户人家的孩子不愿意去上学，母亲催着女儿去。由于河里涨了洪水，母亲不放心，亲自把女儿送到万家河的桥头上了车，看着车子在桥上摇摇晃晃的过，当走到桥的一半的时候，一个巨浪打来，车子被洪水吞没，全车人就永远的离开了人生的苦海西归极乐了。据说那位母亲纵身就往滚滚洪流之中跳去，幸好被人及时拉住，但后来积郁成疾最终精神紊乱，见人就要她的女儿。

　　我们车到了万家河，由于前一阵也下过雨，河里面也有一些洪水。我们都不禁有些心惊胆颤，可能主要是因为有心理障碍。想起那只无缘无故死去的小鸟，我更是浑身颤栗，我似乎看见了那摇摇欲倒的从桥上被汹涌的洪水卷走的客车，依稀望见了那个满眼绝望纵身跳河的母亲，隐约听见了那个女孩在客车落水那一刹那伤心欲绝的呼喊……一辆摩托车呼啸着鸣着汽笛超过了我们的车，我顿时清醒了许多。客车在石头铺成的桥面上左摇右晃中颠簸得甚是厉害，滚滚的水流紧贴着车身下面排山倒海的奔腾而去，仿佛要吞噬那辆可怜的客车和那座孤单的没有任何护栏的石桥。虽然惊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个个平安。

　　客车一路前行，逐渐走完了未罗公路，到了亮赶公路。在那段基耕道上，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客车到了石窝乡政府门前，那是一段不是很陡峭的上坡，那段路一直以来都很烂，虽然就在那批父母官的眼皮底下，可他们就是宁愿打麻将，或者美其名曰下乡视察工作，实际上是到农民家杀鸡或者捉鱼吃，要不就是进城找小姐也不愿管。由于前段时间下雨，车轮经常走的那两行路面严重下陷。客车在做着徒劳的挣扎，车轮在下陷的左右那两条壕沟里不断的打滑空转，车身后面冒着浓浓的黑烟，加足马力的发动机隆隆作响震耳欲聋，可车子依然在原地打转，没有发生一点位移。司机一边打方向盘一边用四川话狠狠地开口大骂：操他妈的，我们年年养路费一分也不少，路烂得这个样子也没人管，石窝乡政府那些狗日的简直是他舅舅的种，就在眼皮底下也不管。乘客们有的笑，有的应和着，宣泄着心中的怨气。最后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司机冲着车上喊：车上人都先下去，看空车能不能爬上去。大家纷纷下来，结果还是不行。

　　大家都很郁闷，司机一句接一句的骂个不停。车轮把那些松软的泥巴已经卷得很远，车屁股后面的黑烟一阵凶猛过一阵，就像火葬场在火化人时候冒出的滚滚浓烟，可这依然于事无补。由于没有方便的铁链子，所以不能往轮子上套铁链来增加摩擦力。司机在车上找出一根很粗的绳子，拴在车身的前面，然后冲着我们吼：是男人的就来出力！他接着进行了人员安排，要求我们配合他的操作，一些人在前面拉绳子，一些人在车身后面使劲推。由于那路面本来就是很泥泞，再加上车子又在那儿折腾了那么久，淤泥就足以淹没我们的脚。但为了赶路，谁也顾不得那么多，只是用力的使劲，只希望能让车子越过那道鬼门关早点回家。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在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车子终于爬上了那个并不陡峭的石窝乡政府门口的那个坡。

　　客车回到我们玉带乡政府，我们下车之后还要爬两道坡，那两道坡在山下往上看的话足以望掉头上的帽子。上去之后再下山，总共需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回到家中。不过没什么行李，反正从小走习惯了爬山也觉得无所谓。但回到家中也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也快接近天黑了，父母和姐姐都下地干活回来了，他们忙着准备晚饭。我把我家那头水牛牵到后门那条水沟去喂水，我家后门挨着公路，与其说是公路不如说是一条比较大的乡间小路而已，由于一年难得会可怜的过上几趟车，路面上长满了杂草，我们叫它露水草，牛很爱吃。公路的东边是一条排水沟，虽然那条水沟很窄很浅，但是它埋藏了我们童年时候很多的喜怒哀乐。喂完水之后，就顺便把牛搁在公路上让它吃草。人无混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从小父母就这样给我说这个道理，虽然那是牛，不是马，但道理也差不了多少。我爸爸总是对我说：猪要胀，牛要放。因此放牛成为我童年生活的主旋律，因为那个活比较轻，适合小孩子干。由于我们家人手少，没给牛割多少夜草，放牛更是必不可少。

　　晚饭上，我便滔滔不绝的讲起在城里的所见所闻，我绘声绘色的给他们描述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描述那来来往往的车流，描述那些七吆八喝的小贩，当然也描述那些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垃圾桶里捡饭吃，说得唾沫横飞，津津有味。我妈一边听一边笑着说，当真是乡下的狗儿上不得街，上了街回来嘴巴都要说歪。我管不得那么多，当然更是自然而然的要仔细描述我那块能发声的宝贝电子表，还不断的按着那个报时器来炫耀。那还当真是个新奇的玩意，父母都凑过来仔细端详，我更是自鸣得意的讲怎么怎么用，以及我们是怎样怎样只花了16块钱就买了人家花了28块钱才买到的表。他们听我这么一说，也就觉得占了便宜，值！当然我没有描述我们去看录像那一段，因为那样会很没面子。

　　在晚饭上，他们顺便问起考得怎么样的问题，我知道那都只是随便问问，不会当真。因为在一个所有人都考不上的环境里，考不上是正常的，考上了是不正常的。当时我和堂哥报考的是中师，因为中师3年毕业之后就可以当老师。虽然当时我们那里中师毕业只能教小学，而且也很辛苦，一个老师得把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等乱七八糟的所有课程包干教完，有时甚至还要同时教几个班，教学条件也很差，而且每个月只能拿到三四百块钱，但那也比当农民好得太多，那简直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我记得自我有记忆起，我爸爸就经常给我说：你要想如何才能脱掉“农”皮，只要你能脱离农民这个群体你就脱离了一辈子的痛苦。虽然在听得耳朵起了老茧之后不爱听，但对他的话我是深表认同的，也是深有体会的。他和母亲手上那些因为长年劳累而严重变形伸不直的手指，以及我自己手上的那些茧巴、脚上的那些血泡以及背上脊梁骨上那磨破了皮的肌肤深刻的告诉我他的话是多么的真实和发自肺腑。他还总是不忘补上一句：反正我那把犁头是给你准备好了的，看你自己的造化，你愿意成龙就上天，愿意成蛇就钻草。

　　那时候应届生的首选都是报中师，因为这不会和往届的复读生形成竞争以不至于自取其辱。复读生是不许报考中师的，只能报中专，当然保底的是上高中。原因很简单，中师中专毕业之后就能参加工作挣一笔小钱养家糊口，高中三年之后考不上还是高中，谁家也没有那么多闲钱，即便考上大学除了卖儿卖女之外谁家也没有那么多钱再支撑四年。那年头几乎是个人都能上高中，况且高中与中师中专不冲突，中师中专上不了之后才上高中。中师中专的成绩是以中考成绩来划定的，而上高中的线是以中考前的一次会考划定的。往届生的志愿选择搭配都是中专和高中，应届生的志愿搭配都是中师和高中。如果哪个往届生敢越雷池一步报考中师的话，在农村那种小天地里肯定有人会到处上告，这样不但本人没戏，就是他所就读的那所中学也会受到牵连，因此，一般情况下学校也不愿意铤而走险。虽然这种制度保障有利于应届生考中师，但说实在话，每年我们草坝中学的四个班两百多学生里能总共考上四五个中师委托培养和中专生就足以为学校争得足够的面子。况且草坝中学还是全区的重点中学，当初招上来的都是草坝区辖区之内的几个乡里最牛逼的人物。因此，当初我和堂哥小学毕业同时考上了草坝中学，不仅为父母争得了足够的骄傲资本，几乎到了可以光宗耀祖，还为我们的那个小学老师赢得了提拔的机会，他也因此得到了校长的重用，仕途从此起了改变。后来他见了我们说话总是特别客气，我想肯定是他在心里暗暗感激我们两兄弟。在那么烂的教学条件里一个班里一下子出了双子星座，这种事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传奇，引得无数小伙伴竞折腰，羡慕得要死，差不多要以身相许。我们也自己私下里经常以此为吹嘘的资本，自娱自乐。

　　虽然我和堂哥上了中学后不在一个班，但都是各自班里的狠角色。那时候除了老师对我们报以希望以外，当然老师这样想主要是有利于他们提高声望和拿得更多的奖金，我们自己以及父母是没有对我们报以任何希望的。因为我们村子里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就没有出过中师中专和大学生，我们其实也相信我爸的那句对我们村没有读书人的经验总结：我们解家梁土层太薄，养不起大须生。再说我们两个除了有放牛砍柴搬螃蟹爱骑牛以及联手去偷人家果子的伟大理想以外，是绝没有想过要去改变我们村没有读书人的历史的。我除了自认为我创造了我们村骑牛无人能比摔得鼻青脸肿的历史以外，就没有什么得意的能够创造历史的能力了。

　　那个暑假里的日子可能是我这十年中过得最为悠然的日子，只是我不知道那悠然的风平浪静表象背后埋藏着的那些礁石林立一触即发。

　　暑假里，家里的农活安排一般是早上姐姐在家做饭和煮猪食，父母下地干活，而我的任务一般都是放牛，如果农活特别紧急，需要姐姐也去的话，那我就不得不在家做饭和煮猪食，虽然这会令我很痛苦可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商量的余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门后面那一排排随时待命的棍子，现在看见棍子我差不多都有条件反射了。吃完早餐被父母押着一家人一起下地干活，临近中午我回家做午饭，吃完午饭下午我要么放牛要么捡柴，主要是上山捡枯枝，姐姐则一般是割猪草准备第二天猪的伙食，父母则继续干那些繁重的农活。晚上我通常回去得比他们早一些，因为农村每家每户都自己养了十来只左右的鸡，白天都打开鸡圈让鸡自己出去觅食，到了黄昏鸡自己会回到圈中。鸡圈一般都设在屋子里面，一是为了防备黄鼠狼，二是为了防备有人在晚上偷。所以要早点回去开门关鸡，接着就是喂猪和做晚饭。劳累了一天，一家人吃完晚饭后就是上床睡觉。日复一日，如此重复，虽然每天干的具体农活因季节差异会有所不同，但这种每天日没出而作月东升很久才息的固定模式是不会改变的。

　　清晨父母起床就叫醒我，不过一般不叫上三遍，不叫得父母连骂带喊，以至于手上拿着一根棍子到床前来“请”，我肯定是赖在床上不会动的。他们不看着我把牛牵上坡去是不会放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姐姐很难请动我。实际上是因为姐姐比较疼我，她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弟弟，我也就只有她那么一个姐姐。我姐姐叫刘慧，人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心眼也好，她差不多都继承了我老妈的优点。很是讨得父母喜欢，尤其是我老妈特别喜欢。女孩子心思细腻和缜密，又很体贴父母，再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在家里又是老大，更是懂事得早，老妈都喜欢的不行了，是她的心头肉。而我则除了继承我老爸的脾气暴躁以外好像就没继承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优点，还经常惹是生非，偷奸把滑，还会偶尔和刘毅想出很损的法子去戏弄人。因此不招人喜欢，我身上现在还残留着的棍子和我肌肤亲吻后的道道伤痕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听我妈说，在这个姐姐之前我还有一个姐姐，好像出生不久就远离红尘了。现在这个姐姐比我大五岁，记得我妈经常在我面前提及我刚出生那年，也就是1980年，我们那边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处于大农业集体劳动时代，天天要整个生产队的人集体出工劳动。由于我们家里穷，又没有人手，我妈生了我之后三个月就完全投入一线劳动了。把我扔在家里由姐姐照管，我饿了要吃奶就不停的大哭，姐姐就背着我去找我老妈。那时候正是收割水稻和挖红薯的时候，也是农村中一年最忙碌的季节。那段时间天气也不太好，老是阴雨绵绵，好多早熟的水稻都没有收割回去，烂在田里发了芽。那天也是阴雨绵绵，不能收割水稻就只能挖红薯。南方长时间的绵绵秋雨之后，土路的路面很滑很泥泞。在路上，恰好有一个小水沟横在路中间，大约有五六寸那么宽，姐姐背着我，跨不过那条小水沟就摔倒了。摔疼了的第一感觉就是大哭，我在她背上也不停的在哭。那时候姐姐只有五岁，由于家里本来就穷，一年到头连肚子都填不饱，姐姐也就长得很清瘦，皮包骨头。背着我摔倒了自然是站不起来，姐姐一边哭一边跪在地上用两只手在地上爬，一直爬出老远，爬到一个台阶地形处扶着墙才挣扎着站立起来，满身糊的都是泥，脸上的泥巴还混着眼泪。我们姐弟俩一路哭着迎着阴风细雨找到了我妈。老妈每每说到此处总是有泪花在她眼眶中打转，喉头发紧，心头难过的滋味溢于言表，我也总是喉头哽塞。老爸总会说：你仔细听，这些都是你的“光荣事迹”。

　　暑假里，背着父母私下去游泳和钓鱼是我和堂哥最喜欢干的事情。当然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池塘里淹死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记得八岁那年，我和堂哥去我们家后面不远的梧桐包堰塘里洗澡，那时候都不会游泳。那个池塘呈锅底状，四周很浅，逐渐加深，池底不平整。由于夏天许多人家都会把自家的水牛牵到池塘里洗澡，因此泥土的池塘底部就有牛洗澡时候留下的深陷的脚印。堂哥不小心一下子滑到了牛脚印的坑里，水淹没了他。我只是从水面上看到水底下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动一动的，那是他的头在水的浮力之下上下起伏。我离他不过两三尺，可我也不敢过去救他，因为那会赔上我的小命。从小父母就给我们讲那些落水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以便能够使我们不去游泳，说落水人总是竭尽全力的抱住救命稻草，所以没有足够好的水性的话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白白送上一条命，这让人心惊胆颤。再说我那时候根本就不会游泳，从理智上说哪里敢去救人。我本能的伸过手去把那个黑团往我旁边拉了一把，然后自己就赶紧往池塘边上跑。可能是他命不该绝，我正好抓住了他的那短短的头发，在水的浮力下他整个人顺着我手就过来了。我们跑到池塘堤坝上，吓得已经浑身瘫软，喘着粗气，两个人穿上衣服就一声不吭的回去了，都很后怕，谁也不敢回去告诉父母自讨苦吃。自此以后那一段时间我们都确实去的很少。但是很快也就遗忘了，依然继续。

　　堂哥钓鱼一套一套的，很有经验，每次斩获也颇丰。我却没有他那么好的耐心等待鱼儿上钩，所以每次能象征性的钓到一两条鱼就算不错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培养出有堂哥的那份耐心，还经常想再回老家去坐在那些池塘边悠然自得的垂钓，修身养性的去钓胜于渔，可那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打着钓鱼的旗号去，实际上是偷着去池塘洗澡的。当然这个父母也是知道的，他们也会常常在我们走后悄悄尾随到池塘边看个究竟，耐心的等待着我们下水游泳的那一刻的到来，以使他们不英雄白跑路，以对得起他们手里那随时准备待命的棍子，因为棍子下面出好人始终是他们信奉的绝对真理。我们也会在下水之前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结果基本上是徒劳的，池塘边的那些土堆和树丛足以进行地道战，所以鬼子从来没有进过我们村。我们也总会在下水后就抱住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柏树木头，约摸有八尺长，五六寸的直径，是修学校的时候在坟墓里挖出来的，因为没人愿意和死人堆里的东西纠缠不清，农村人是很讲究这个的，怕晦气，所以没人要。后来我们院子里的一个残疾的老头把那根木头背回家去放在门后，每天晚上邻里的狗都会朝着他的门狂吠到天亮，有时候是嚎叫，吵得大家都睡不安稳，于是他又背着那根木头放回了池塘。由于柏树木质好，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腐烂。我们抱着那根木头学游泳，那根木头成了我们的游泳老师。先是抱着木头，然后用力推一把木头，为了活命，就不得不拼命的去追赶木头，经过无数次这样的试验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游泳，虽然姿势极不标准和优美。当然这个过程之中淹过无数次，喝过不少牛和人洗澡后沉积在池塘里的臊水。直到现在我对那块木头也还颇有感情，每次回家我都要去看看那位陪我童年时代度过无数个夏天的“游泳老师”。它仍然静静的无声无息的躺在那个池塘里度过它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很快，成绩出来了，大约是在1995年8月中下旬出来的。我和刘毅一大早吃了点饭就赶到学校去看成绩，谁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我们各自到班主任那里看成绩，我一去我班主任老师就对我说：刘凡，你和刘毅俩兄弟都考上中师委培了，今年学校共考上了五个。那年整个草坝中学就没有一个人考上中师统招，因为那种教学条件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每年的统招名额实在少之又少，那几乎跟八股时代中举一样艰难，折磨得多少读书人死去活来。委托培养需要到县文教局去签订委托培养书，不过那是退后一步的事情。中师委培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基本上是没什么感觉，上了就上了，没上就没上，没什么大不了，那么懵懂的年龄哪里知道这会关乎我们的命运。只是只要我们两兄弟结果相同就行，要上都上，要没上都没上，这样回去好给父母交差，免得被他们把其中一个人作为参照物，那样的话估计我们身上的皮肤又要和棍子有亲密接触，至少我是这么想。

　　不过班主任也同时告诉我，委培需要交6600块钱的委托培养费，虽然我对前途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以，但对于这一数目的钱我是有深刻了解的。我清清楚楚记得每学期交那么100多块钱的学费时父母到处给人家低声下气的借钱，有时为了人家方便甚至是要跑到深更半夜。有一次我老爸在去借钱的路上不小心摔到了路下面一丈多高的沟里去了，脊梁骨摔伤，住了三个月院，对本来就是捏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家里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每逢天气变化父亲脊梁上还疼得厉害，让他忍不住痛苦的呻吟甚至有时候连饭都不能吃，许多次我都是端着饭碗默默的站在他的床前一言不发，控制着眼泪静静的祈祷他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等我赚到钱让他好好颐养天年，以补偿过去他所遭受的那些苦。借钱谁都知道，关系不好开不了口，关系好的一般都没钱，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钱人家是不会跟我们这些穷人关系很好的，而且富人对穷人的态度也是谁都知道的。再说那时候农村也普遍很穷，除了粮食以外基本上没有别的什么经济来源。如果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家人平均也就能收上三四千斤水稻，除了一家人一年的节衣缩食的口粮和上交国家的任务以外，最多只有1000斤可以卖了，40块钱一百斤，也就能卖个四百块钱。其他粮食如玉米小麦大豆以及红薯土豆什么的都只够拿来喂猪，或人用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充饥填饱肚子，没什么可卖的。况且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一家人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等等都还需要开支。所以一家人能管好自己家里的日子磨得过去就的确算是不错了。

　　上中学时那只是一百多块钱的书学费，相对于6600块钱这个天文数字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即便借遍整个村子也难以借到两千块钱，没有熟人跑关系，穷人在银行里也是没有信用的，所以根本就不用指望银行。卖掉全家靠着它耕田吃饭的那头水牛以及我家仅有的四头猪和所有的粮食也难以凑足3000块钱，加上最好的预计能在村子里借上两千，那也还差将近两千。况且除了这6600以外读书还要花钱，我想我要是真去读的话除了自己卖血来维持我的生活费，否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说我天生就生的瘦骨嶙峋也没多少血可卖。而且如果真的卖掉猪牛和家里所有的粮食的话，一家人注定开不了锅，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活活饿死，况且姐姐在那年冬天就要出嫁了，更得花钱。当然这些念头在脑海中一闪就来了，根本不用细想，那也就意味着根本没有去读的必要，况且中师出来之后每天辛辛苦苦的至少在乡下小学上八个小时的课，每个月也只有可怜的三四百块钱。那也要工作许多年才能还清读中师委培所欠的债，所以想也不用多想有没有读的可能，那只是一个可以值得我们兄弟炫耀的骄傲而已，在创造了我们小学毕业连袂考上重点中学之后，双子星座又一次创造历史的连袂考上了中师委培。

　　回家给父母大致说了一下情况，只是客观描述，没有高兴也没有悲伤。那时候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前途和命运，习惯了祖祖辈辈守着那一亩三分田的日子，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理想和追求，就如我老爸经常给我说的那句话：我那把青冈树做成的犁头是给你准备好了的，我是随时准备退休，只要你愿意。那也就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生活轨迹的真实写照，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村里也没有人能够摆脱那个轮回和宿命。所以在潜意识里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事实。由于天生的骨子里就流着农民的血，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着耕地，而且还很喜欢这个行当，再加上我从小就爱骑牛，对驯牛更是有一整套技术，因此我教会了许多小牛，把他们驯得服服帖帖。耕田耕地时他们总是很听我的使唤，到小学毕业时候我就已经是耕地能手。我爸爸是庄稼人里耕地耕得很好的那种，他都对我这个弟子的耕地技术颇为满意，我也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此他也常常说看来你是天生就是打牛屁股的相，长大了也就只有耕田耕地的命。我也常常说我技术好是因为强将手下无弱兵。因此只要在家里，耕地砍柴这类活对我来说就像每天喝水吃饭一样习以为常。

　　当然我老爸老妈也就是对农活精通娴熟，像对我前途这类大事的谋划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不能怪他们，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他们都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正值该上学读书的时候恰好赶上六十年代初的全国三年大饥荒，人都饿得要死，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哪里还顾得上读书。听我外婆讲，我妈那时候饿了三天，眼睛都睁不开了，大家都以为死了，准备在楼上抽几匹木楼板用钉子订个小木箱把我妈装起来扔在石崖里。那时候小孩子死了一般都是那样安葬的。我外婆摸我妈胸口好像还有微弱的跳动，就抱着死人当着活人医的想法抱去看医生，我外公说那是白花力气，阻止外婆，毕竟外婆心软一些抱着我妈去看了医生，我妈才捡回了一条命。我老爸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爷爷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爷爷死的时候我老爸才八岁，刘毅他爸爸才5岁，奶奶一个人拖着我老爸他们四兄妹，也是在一次次的与死神擦肩而过中颤颤惊惊的活过了那几年。然后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父母都没有上过一天学。除了日复一日的劳动之外，对我前途大事根本也不可能有什么筹划，反正就是日子一天一天慢慢过，不知道哪里是终点，哪一天会结束。

　　他们听完情况之后，问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当然是毫不犹豫的回答说不去。理由很简单，我们长那么大也没见过6600那么多钱，那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辛苦一年到头许多时候父母都买不上一件新衣服，一般会每年给我们小孩子买一套。1994年那年收成不好，没钱给我买新衣服，我自己花了我全部的积蓄8块钱买了一件新衣服，那是从每周他们给的让我买菜的钱当中节约出来的。那时候我在草坝中学读书，每周都在自己家带咸菜，一般到了周四周五咸菜就吃完了，周五周六就买菜吃（那时候每周上六天课，周六上到12点才放假），每周他们给我五毛钱或者一块钱，最少的那一周只给了两毛钱，家里实在没钱，我在家就怎么也不肯走，我就哭。我妈就抽了我一顿，说我就知道要钱，说我不通人性。我就赖在家里死也不肯走。我妈也很伤心，打过我之后又来安慰我，给我说好话，说家里实在没有，要我听话。我也知道家里确实没有，但没有给我钱我就是觉得心里很难受。我对这样的软硬兼施是早已经习惯了，这对我来说也根本不管用，最后看实在不走就赶不到学校，我才哭着和堂哥走的，走出很远我都在哭。我妈把我们送出很远才停下脚步，一直带着眼泪。当我们走过几道山湾已经离家很远之后，不经意间我一回头，我看见我妈仍然伫立在那个送别的路口，虽然我看不见她的神情，但能清楚地看到西风中她那单薄的身影。我的心头突然一酸，我没有再叫她，我想我这样对待我妈是不是有些残酷，我想她的心里一定痛如刀绞，比我更难受。我的眼泪不自觉地再一次哗啦啦的流了出来。我发泄似的踹了一脚路边的一堆土块，我听到它们掉下山谷，摔得粉碎。

　　很快，邻居们就知道了，都过来问长问短。当然，考上了学使父母在乡里人面前很有颜面，虽然是委陪。我们自己也受到了不少夸奖，这也着实满足了我们的一些虚荣。不过在夸奖之后，所有人都会补上一句：事情是好事情，只是哪里去找那么多钱？我们家族的一个宗亲关系隔得比较远的奶奶也过来了，听父母说，她以前也是老师，后来精兵简政才被裁减下去的。她很鼓励我去读。我妈就对她说：“这肯定读不起，没有那么多钱，再说还是委托培养，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毕业了也怕没人要，找不到工作，所以还是算了”。那位奶奶说：“实在没有地方要，梧桐包学校总会要的”。梧桐包学校就在我家后面，一分钟的路程那么远，是我的母校，我小学一直就在那里上，有四间用石头砌成的教室，现在已经是破烂不堪。学校以前是一块墓地，1985年才用黄药雷管炸掉，平整之后就修成了学校，所以老师一般不敢单独住在学校，因为经常闹鬼。我还记得修学校的时候我和堂哥两个天天悄悄爬上拉石头的拖拉机去享受坐车的滋味，当然这常常会被开车的师傅声色俱厉的赶下来。我们学游泳的那根柏树木头就是出自修学校的坟堆里。再说，就是去梧桐包学校那也得先凑足6600块钱，那实际上也无异于痴人说梦，换句话说，就是连梧桐包学校也去不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思考下一步怎么办？那时侯我们那边还没有怎么流行起打工，再说我们还小，我清楚的记得1995年中考时候体检我身高才1.55米，刘毅更是不用提，他从小就比我矮。连在家干农活都是父母经常批斗的对象，出去打工的话一则是还是童工没有人敢要，二是即便人家要了估计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再说父母也不放心，虽然在他们坚信棍子下面出好人的调教下我们的肌肤有非同寻常的承受能力，但真要让我们那时侯那么小就出去打工，让人家调教，他们也还是不忍心。当然，我们也向父母提出过上高中的想法，不过没有得到允许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我父亲始终坚信我们那匹梁的土层太薄，养不起大学生。再说那时侯我们自己说上高中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上大学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那简直就是我们解家梁世世代代人的奢望，就仿佛是去摘取天边那东升的太阳。就象我们只能在唱那些革命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时候过过意游天安门的瘾，是从来不敢奢望哪一天能够真正去天安门前走走看看的，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从我们家那匹海拔1千多米的大山到北京天安门有多远，也更不知道中间是不是会有狼豺虎豹，就更不知道会不会隔着太平洋或者印度洋什么的了。所以，复读考中专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

　　那个暑假里，姐姐生了一种怪病。即便在白天她也会突然睡着，睡去之后就不醒，除了有心跳和鼻息之外，怎么喊也喊不答应，怎么摇也把她摇不醒，除非等她自己慢慢苏醒，这一过程有时候是几个小时，有时候是一两天，医生也束手无策，声称没见过这种病。除了睡不醒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身体不舒服，多方求医也不见效果。许多时候我就陪在她床边等她醒来，在每次耐心的等待之中，我脑海都会不由自主的浮现出小时侯身体单薄的她一次次背着我去找我老妈给我喂奶的那些情形，会一次次浮现出老妈老爸打我的时候她总是力保我的情形，会一次次浮现出小时侯有一年夏天我被火烧了脚我老妈彻夜背着我而她彻夜用扇子给我那只受伤的脚扇凉的情形，会一次次浮现出她来我学校给我送菜送米的情形。因为她总是老疼着我，我也总是老爱跟着她，听我妈说我才两岁的时候，那时侯姐姐在上小学二年级，我端着一个小洋瓷碗边吃饭边去找她，要到学校门口有一个石板小桥，石板下面和周围都是淤泥，所以大家都从石板面上走。我去的时候正赶上下课，学生一拥而出，迎面出来，把我正好挤倒在地，我摔了下去，下巴正好扣在我的小洋瓷碗上，当时血就汩汩的流了出来。姐姐把我抱回家，我妈以为下巴摔破了，还好问题不是很大。不过这也给我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我的下巴从正中央分了家，现在许多人还奇怪为什么瘦骨嶙峋的我居然会长出双下巴。在一次次长久的等待之中，许多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念头：姐姐会不会哪一天就这样永远的睡去。当然，每次她都会苏醒过来，使我的担心成为多余。

　　在八月下旬初，姐姐他男朋友过来了，接姐姐过他们家去玩。姐姐在那年冬天就准备要嫁过去，他们那边是石窝乡，和我们不是同一个乡。姐姐说正好换个环境可能好些，就欣然应允了。那段时间我妈也恰好犯了她的老毛病胃病，姐姐走的时候在我家后门口的洗衣板那儿对我说：“我走了你要听话，妈妈身体不好，你不要再惹她生气”。我点点说：“哦，你早些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