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考之痛

　　1995年，那是一个令人狂躁的夏天。天公似乎感染了风寒，老发着高烧，而且久久不退。太阳总是散发着那么炙热的光芒，让人无暇去顾及晴空中的蓝天白云。路面被照耀得散发着食人的火苗，田里的稻子和地里的玉米以及红薯挣扎着最后的生存，在几近徒劳的抗争着这恼人的干旱。河流中干涸得差不多只剩下河床，小鱼小虾在水中焦躁不安，水鸟也在宣泄愤懑似的叫嚣着飞过那些蔫不拉叽的芦苇丛，用力拍打着水面。没有一点风，更没有人知道那些杳无踪迹的雨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

　　因为没有雨，整个万源城都在承受着酷暑的煎熬。我坐在四川省万源市第一中学中考的考场里面，坚持着最后一堂考试，认真的翻弄着我的考试卷子。清贫的县城中学里，即便这还是一所全县唯一的重点中学，也不可能安装得起风扇，况且那么牛逼的玩意儿，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就根本很少见，除了那批“为人民服务的官”能享用得起，一般人能饱饱眼福也就死而无憾了。我们从头到脚都在冒汗，汗水打湿了衬衫，我一把一把的抹着甩干，手指间的汗渍是那么的滑腻，简直有些握不住笔。一方面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另一方面也有些紧张。知了在窗外的杨树上拼命的叫个不停，声声刺耳，听得我心烦意乱。我奋力地做完试卷，还没有到交卷的时候，就一遍又一遍的检查。突然一只小鸟惊叫着飞到窗前，“砰”的一声撞到玻璃上，掉落在窗台，扑腾扑腾的折腾了几下，然后就再也没有动弹。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在心头，不是什么好鸟！我蓦的惊出一身冷汗，我的心猛的往下一沉，我暗骂了一句：靠！今年没戏，玩完!

　　也许注定从那一天起，在漫长的前程上我就步履艰难，满怀踟蹰的在一条孤独的路上无人做伴，慢慢蹒跚。我烦闷难耐的熬到了最后一刻，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交了那份卷子，极其郁闷的走出考场，找我堂哥刘毅一起吃饭。刘毅是我幺爹（小叔叔）的大儿子，仅仅比我大四十二天。我们是天生的最佳搭档，从小就注定了的谁也离不开谁。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无论我的什么好事坏事都与他有关系。当然，他童年的任何的喜怒哀乐也都和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的血液，他的血液里也有我的血液。由于从小就是彼此直呼乳名，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哥哥，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好像这也成了一种默契，如果哪天我要突发神经叫他哥哥的话，他自己也会觉得有些别扭。那时候我们俩在同一个学校，但我和他各自在一个班，它在草坝中学九五级三班，我是四班。他是他们班上最牛逼的人物，成绩超好，而我在我们班里也是撑门面的人物。因为是同一年级里的平行班形成竞争，他那个小气的班主任因此常常对我不满。当然，客观地说那时候我个性比较强，不像他那样听话，而且行事总是很直接，甚至和老师对着干。经常据理力争，不给老师面子，所以这可能是他那个班主任不喜欢我的主要原因。不过那时也根本对此不屑一顾，他爱怎么看怎么看，依然我行我素。虽然我小有脾气，我的那个班主任对我却很好，毕竟他年纪大些更懂得包容学生，对我管得不严，还常常多方照顾，现在想来心里还甚是温暖。

　　我们那时候在考试前就把钱交给了学校，由老师给我们统一订饭。理由很简单，学生都是乡巴佬，几乎都是第一次进城，从来没有见过大世面。当然我们俩也不例外。另外这样也方便学校管理。所以就是十来个人一桌，好吃的饭菜三下五去二就被一扫而光，不好吃的留在那里，然后一哄而散。我和刘毅在这种场合一般不会吃亏，因为我们从小不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诸如在放牛的时候我们会敷衍了事地把牛拴在树上，然后去捉螃蟹来改善生活。当然，捉来之后是生吃，在那个只有家里来了客人和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肉的穷乡僻壤里，见了肉大家瞳孔都在发散，就更不用说这种山珍海味了。因此，我们俩在这方面具有要素禀赋的优势。虽然在只有我们两个的情况下我们必然是竞争对手，但是在遇到十几个人一桌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天然的一致对外的同盟。

　　中考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雷也打不动要吃饭。我们联手吃完饭后准备去公园逛逛，前几天每堂考下来都要复习下一堂考试的功课，没有时间出去。压力释放完了，大家难得有时间，再加上第二天就要回老家，我们又是第一次进城，就更想到处走走看看。我们从我们的住地中央党校出来，一路上都感觉很新奇。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从小看惯了树林和青山，哪里见过修个围墙围起来之后掏钱才能看；

　　从小看惯了人字形木房和黑瓦片，哪里见过钢筋混凝土水泥砖；

　　从小看惯了牛拉犁头人耕田，哪里见过一堆红色托儿车没事在城里到处转；

　　从小看惯了父母脸朝黄土背朝天，哪里见过林林总总的麻将馆；

　　从小看惯了道路两旁的庄稼地，哪里见过马路两边那么多小摊和小贩；

　　从小看惯了院子中央的彩龙船，哪里见过看戏还要花钱到剧院；

　　从小看惯了青衣布裤羊角辫，哪里见过口红耳环和脖子上面套个圈；

　　从小看惯了贞节牌坊淑德妇，哪里见过女人见个男人就上床和要钱；

　　……

　　我们俩边走边看，寻找看有没有物美价廉的东西可以买得起。城市的奢华和迷离让我们找不到南北，那些炫目的灯光和招牌在夜空里显得那么的璀璨，看得我们直傻眼。我们俩在萼山剧院门口伫立良久，谁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剧目在上演，是什么剧目在上演，到底有没有人去看，如果有人看，那么看戏的人又会生的怎样的容颜，是不是他们长得就和我们这些乡巴佬差得很远？如果他们长得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进去看而我们却只能在剧院门口远观却不可以像他们一样亵玩焉？我们俩都想进去看个究竟，可谁也不敢上去看。

　　在萼山剧院门口长久的徘徊之后，我们又开始瞎转悠。到了人民商场旁边，路边有一条长龙似的小摊，一个年轻的女摊主大约二十来岁，吆喝声清脆嘹亮，老远都能听见：随便走来随便看，样样东西都划算，包你满意保质量，你若嫌贵不要钱。那个摊位的人很多，从小喜欢凑热闹的我们也凑了上去。只见那个摊主拿起一块电子手表，轻轻用手指一按。那块表立即发出清脆的声音：噔，现在时刻，晚上七点二十三。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生以来没见过这么新奇的洋机器。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村里能有手表的人那简直是凤毛麟角，太阳就是一天的时间。日出东方该起床，日上三竿吃早餐，日头当顶吃午饭，日沉月升是晚餐。我爸爸当时有一块老上海，据说是人家送给他的，他也是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珍藏起来，可能也是我家当时最值钱的家当。我一直对那块表偷窥已久，用心良苦的想得到它来提高我在小伙伴中的身份地位，让他们羡慕我，我也可以借此神气活现一把。可我爸一直不松口，使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再说那个年代父母是绝对的主宰，根本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和他进行商量或者谈判。经过无数次徒劳的努力之后，我渐渐对那块表心死，不过那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我记得小时候每次临近考试，他总是说你这次考好了就奖励你一块钱，如果考差了，门后面的那些棍子是摆在那里在等你。父母是一直信奉“棍子下面出好人”的这一道理的，就像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他们把此奉为绝对真理，我想他们是从大农业时候天天背诵的毛主席语录以及他们常在我面前提及的所谓的“老三篇”中一知半解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真正明白那个所谓的“老三篇”是指的什么东西。这样的软硬兼施我已经习惯了，结果是一半一半。但考好了不一定会给我一块钱，考差了一定会有一顿痛打。因为我和刘毅小学一直是一个班，我们差不多是轮流坐庄。对我们来说标准很明白：考好了的就是第一，考差了就意味着第二。因此在他们的奖励和痛打之中我逐渐习惯，有许多次我预感到我要考第一我就和他们说，如果这次我考了第一你能不能把那块表奖励给我，当然说这句话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至少你要有接受一顿痛打的心理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我爸向来都很清醒，虽然他一直嗜酒如命，许多时候喝得酩酊大醉。他说如果我考上大学就把那块表给我，这句话一出我就对那块表彻底死心了。因为在我们那边就根本没有出过大学生，能读完高中的人就屈指可数，我知道的我们村里就只有两三个高中生。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谁家里有那么多钱供孩子读书，一家人一年到头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如果辛苦一年能给全家老小添置一套新衣服那就足以在村子里感到自豪甚至光宗耀祖了。而且让我现在都一直记忆深刻的是1986年我们家新修房子的时候，一次修四间木房，大概有100多平方米，那年我才6岁上小学一年级。那个给我们修房子的木匠劝我爸爸不要修那么多房子，要送孩子念书上大学。我爸爸调侃地说：我们解家梁这匹梁下面都是石头，上面的土角薄，而且泥色也不好，养不起大学生。所以我对那块老上海早就不得不死心了。

　　我们俩都对那洋玩意很感兴趣，看得眼睛发直。堂哥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当然也知道那块老上海给我心灵的伤害。但是我们谁也不敢对那么牛逼的玩意抱有幻想，估计也只是饱饱眼福可以回家吹嘘一下，好歹我们是进城见过世面的人，也可以满足一下虚荣，让那些一辈子老死在那片黄土地上就从来没有进过城的父老乡亲羡慕羡慕我们。虽然我们估计我们那可怜的钱袋里那点儿在父母手心里捏出了汗，以至于增加了重量但不可能增加数量的钱买不起那么前卫的表，我们还是决定仔细看看，以便回家之后能更吹嘘得活灵活现。由于那种表不但能够整点自动报时，还能够学公鸡啼鸣，自然吸引很多人过来看。小摊前挤满了人，大家都很好奇的把玩着。老板一边吆喝一边说：有钱没钱，买与不买，都可以随便看，没关系的。这句话让我们如释重负，当然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一人拿起一块来反复把玩，在手腕上比了又比，划了又划，把那个报时器按了又按，听了一遍又一遍的报时，把整个表摸了又摸，戴了又戴，爱不释手。

　　俗话说：人穷志短。用我们当地的土话说是：兜里没钱往上翻，光棍没钱自己蔫。看了那么久，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但我们谁也不敢问价格。小摊前一个满头黄发，穿着背心短裤，脚上一双拖鞋，看起来流里流气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突然问老板价格。老板说要40块，我们一听玩完。要知道40块可是100斤稻谷的价格，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深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艰辛。从买谷种到做温床，以及连续七天七夜不停的给温床加柴保温，还要祈求温床和谷种没有任何意外，否则功亏于溃。七天七夜的温室之后才是小秧，再把小秧栽到经过多次反复耕和耙之后，费尽周折才弄平整的秧田里，那时一般是清明到谷雨之间，下田还很冷，冻得直打哆嗦。小秧栽后还要注意田里的温度和水的深浅，同时还要施肥，将近五十天之后才成为大秧。再把大秧移栽到各个田里，当然这些田也要经过精耕细作。然后再施肥，关水，除草，杀虫，直到农历的八月收割，还要祈祷碰上风调雨顺，收割的时候和打场的时候还要天公作美，否则就是白辛苦。100斤谷子碾成米怎么也能有50到60斤，混着红薯或者土豆什么的足够我们一家五六口人吃上半个月。

　　小伙子开始和老板砍价，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结果是28成交。我们在一旁听着，听出了老板在这其中还是有较高的利润。因为我们从小就不是有钱的主，所以买卖中的砍价本领还甚是高明，说俗了就是抠门的本事比较厉害。这个我们还比较拿手，在小伙子扬长而去之后，又经过我们和老板的一番斤斤计较，最后老板或许是熬不过我们，或许是对两个穿着和说话都土里土气的穷小子动了恻隐之心，最后是16块成交。这虽然对我们来说也已经很奢侈，但想想可以拿回去炫耀挣足面子，也就狠狠心各自买下了一块。

　　看看时间还早，我们在城里乱穿了一气，路过一排录像厅门口。老板很热情的拉生意，说只要一块钱，我们根本就没准备进去，老板说反正有你想看的，不来你会后悔。我们怕上当受骗，就自顾自的走，也不明白老板说的是什么意思，也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们想看的是什么，觉得莫名其妙。一个接一个的老板都这样在说，搞得我们一塌糊涂，想想回去也是打牌，而且那里蚊子还很多，叮得身上还有前几天留下的包。于是两个傻小子决定花一块钱进去看个究竟，看看什么是他们说的我们想看的。那个录像厅极其幽深，不知道要经过几弯几拐才能到达。老板才带我们走了一弯一拐我们就心虚，怕被敲诈。虽然身上没多少钱，但有那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且好不容易磨破嘴皮才痛下决心买下来的心爱的电子表。在进城之前父母也一遍遍叮嘱不要晚上到处乱跑，而且在我们出来之前老师也嘱咐我们出去要小心，早些回去。再说也时有听闻城里出乱子，而且听说前几天晚上就在城北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两个人想到这里更是毛骨悚然，在一个转弯处一递眼色撒腿就往回跑。可能是我们跑得太快老板还没来得及反应，或许是因为我们已经交了钱，等我们风也似的跑出很远之后回头看时反正是没有看见有人追赶。我们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又跑了一截，才慢慢平息下来。回到住处向那些同学仔细描述看录像的经过，那些看过录像的有经验的同学一听乐了，说我们是多虑了，那是放毛片的。我又问什么是毛片，他们给的解释是毛片就是黄色录像，然后是哈哈大笑。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哦，录像还有颜色，是黄色的，为什么不是红色和蓝色呢？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因为他们的笑声有些狂野和淫邪。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听说毛片和黄色录像。这件事情让我至今都郁闷不已，被人家笑话了一通是小事，反正我们本来就土得掉渣，关键是花了一块钱还没有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