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跃林

黄跃林

　　我们幸福镇是一个纯农业镇，长期以来紧跟着上面的政策走，倒是没出过什么大问题，也出过几个干部，不过经济发展得非常缓慢。“跟风”的倾向，从镇村两级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来。幸福，多么虚幻的感觉，居然作了一个镇两万多人口共同的名字。至于各村、社，更是五花八门，什么“跃进”、“永远”，一座桥也没有也叫“金桥”呀等等。最好笑的是有一个公路边的社叫“高潮”，因为名称还出了一个典故。说有一个外地人第一次来，要到高潮下车，怕坐过了站，一路上不停地问售票员高潮到没有。女售票员烦了，对他大声嚷道：“你急啥子，高潮到了我晓得喊噻！”。广为流传。

　　因为和周边区县毗邻的缘故，镇政府所在地，也就是集镇要热闹些，逢三、六、九赶场，种子化肥、蔬菜鸡蛋以及各种廉价的日用工商用品，都在这里交易。除了买卖，也有来找人叙旧的，揣着几块零钞来消费的。每隔几场，就会出现个吧醉鬼横在街中央回不了家的情况。如果下班的时候谁不幸碰见了就只有自认倒霉，虽然免不了喝斥一番，但吵归吵，张罗着搭理是必需的，直到联系上家人，事情有个着落，才能离开。赶场天也是政府工作人员最忙的时候。村民们赶完了场，顺便来镇政府反映问题，争取补助，办理各种手续，手上和嘴里都不得空闲。若遇到像黄跃林这种喝了点酒，一坐下来就不走的人，就更加头疼了。

　　黄跃林是一个闲人，四十多岁，没有结过婚。没结过婚绝不是相貌上有什么问题。黄跃林中等身材，四肢健全，论相貌甚至可以算得上比较不错，不喝酒的时候，脸上皮肤没有中年庄稼汉常见的那种粗糙的古铜色，而是在道道皱纹间呈现出石灰岩的质地，于细腻间透出一些乡下人难得的白晰来，尽管那上面好像永远蒙着一层灰。他的发须已经花白，赶场的时候总是一只手斜挎着一个空空如也的背篼，另一只手端着冒烟的叶子烟，微躬着背，见人就笑嘻嘻的，十分温和。

　　“黄跃林，又赶场了？”心情不错的摊主偶而会问

　　“嗯，来看一看。”如果是卖副食的摊，黄跃林会停下来，眼睛盯着摊上的东西看一阵。

　　“到那边去了？”摊主也不在意，用眼朝政府办公楼的方向瞄一瞄。

　　“还没……我看一看……他们还没上班呢……”说着才艰难地移开脚步朝前走去。

　　黄跃林好吃懒做在镇里是出了名的。他身上穿的衣服，床上盖的被子，家里住的房子，平时吃的粮食，都靠镇里的救济，基本上就是镇里把他养着。他自己的承包地从来不做，苦竹林长得有两人多高，想复耕都困难。听老一点的同志讲，他以前几乎每场都到政府来，照例是说他没饭吃，想种地又没钱买农具或者是种子等，在领导办公室坐着不走。新来的领导见他可怜，只好给几个钱把他打发走了事。几乎每一届领导刚来的时候都给过他钱，后来渐渐了解他的品性，才学会把包包捂得紧些。黄跃林得了钱，照例是先拿去喝酒，下场再接着到另一间办公室，找另外一个领导要。为了让他劳动，镇村都没少想办法。他总是嘴里答应着，做起来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有一回民政办公室的同志听他说得好，专门买了两把挖土用的新锄头给他，谁知道他出门二十分钟不到就坐进了酒馆里。不用问，用锄头折价换的。还有一次，分管民政的领导见他确实饿得慌，又一副下定决心、重新做人的样子，心想人有脸、树有皮，说不定这回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黄跃林要能浪子回头，也算工作的一个典型。这样想着就有些激动，一激动就私人掏钱给他买了二十斤洋芋种。临走的时候还一再嘱咐，说自己要去查看，如果种了还会继续支持等。尽管事后颇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但接续三场的样子，黄跃林都没有来。领导想，兴许他还真在家种洋芋。心里又不十分踏实，便借一个下村的机会顺路去看。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正好碰见，黄跃林还坚持说已经全部种了，他没料到领导是专门为这个事来的。到了他家———一座由镇里出钱建的孤零零的土墙屋，灶台上只剩下依稀可见的半盆洋芋汤。气得这个领导当场拂袖而去，发誓再不上他黄跃林的当。

　　说归说，真过不下去的时候，政府还得管。据说最严重的一次，他差不多三天没吃饭，房子也漏着雨——他把村里给他盖房用的油毛毡都变成酒喝进了肚子——幸亏村干部及时发现，不然命都没了。这事儿引起了政府领导的重视。不管怎样，总不至于把人真的饿死。办五保户肯定不行，年龄上还差得远，再说政策也不能这样鼓励懒人。唯一的办法是按月给他些粮食，好歹让他把命吊着，捱到六十岁，再名正言顺地办成五保户。最后定下来每月二十一斤米，分上下旬两次称给他——像他这种正值壮年便由政府拿粮直接养着的人，在全镇没有先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第二个。

　　听人说，黄跃林年轻的时候文化很好，还念过高中一年级。这在当地并不多见。后来不知怎么脑壳就出了问题，得了精神病。虽然慢慢有些好转，好像再没复发过，不过人已经废了，不会做农活，只能在家吃闲饭。后来他唯一的一个兄弟安家、分家，他跟着老娘生活，直到老娘去世。他似乎对这些年来周围的变化浑然不觉，依然游手好闲，有一顿没一顿地过着。直到某一天，少数熟识他的人突然发现他的发须已然花白，人们才意识到，尽管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但黄跃林确乎已经是无可救药的了。

　　黄跃林吃饱了饭，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赶场天到政府来的次数也明显减少。即使来，反映的也不过要几件身上穿的衣服，床上盖的棉被一类的小事，相对容易办到。以前那种死乞白赖、坐着不走的情况基本没有了。我接待过他好几次，基本上都不费多少口舌，花多大力气。

　　“黄跃林，怎么又来了？”只要没喝酒，黄跃林斜挎背篼站在办公室门口时，我都会主动跟他打招呼。

　　“嘿……有点事……”照例是把背篼放在门口的外面，边说边躬着背走进来，脸上带着几分讨好的笑。

　　接下来，不用请，黄跃林一般都会在接待用的长椅上坐定，开始裹自带的叶子烟，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神态。

　　“你还能有什么事？”看着他的叶子烟，我略微有些不快。我讨厌叶子烟的味道，更讨厌他随手抖落的一地烟灰和瓷砖地上醒目的白痰。尽管我可以要求他打扫干净后才能走，他也真这么做过。

　　“你知道，二十一斤不够吃……”黄跃林停止巻烟的动作，微仰着脸，认真地说。

　　“不够？以前定量供应的时候，城里的大学生才能有这个数，还只是粮票，得用钱才能买到米！”看着对面的黄跃林，我又好气又好笑。“要够，你自己种呀，又不是没有地。”末了，又加重了语气说，“就这米，已经是破例了。你要晓得，哪个政策也不养懒人！”

　　“是、是……我感谢政府……”黄跃林的脸上笑得更加用力，露出一排整齐而焦黄的牙齿，脸色也略微开始泛红，“不过，真的不够……”说到这里，他稍微显得有些迟疑。

　　“能不能给我几块钱。”他终于用急促而迫切的声音说出这句话。

　　我轻舒一口气，把眼光从黄跃林脸上移开，看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门口。尽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甚至心里一直在期待，暗暗盘算他什么时候会说出这句话，但当他真说出来时，我还是对他近乎无赖的勇气感到愤慨。黄跃林是谁，我又是谁，这种话我听过多少遍了？我要用沉默告诉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定时称的米和一般性的救济，比如入冬前后，可以领得几件厚一点的衣服，一件棉衣或一床棉被，多数时候，黄跃林都会空手而归。尤其是钱，基本上不给或尽量少给。不能助长他的坏德性，再把他往绝路上推，这是镇里上上下下的共识。

　　“黄跃林，你为什么不种地呢，出去打工也可以？”心情好的时候，我会问。

　　“这个……”黄跃林显然不愿意提这个话题，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眼神躲闪着，周围的皱纹明显加深。过了半天才吱声，“……我腰疼……”

　　“腰疼？怎么得的，无缘无故腰怎么会疼？”我装着关切的样子问。

　　笑容终究没能维持住，取而代之的是很明显的慌乱。这使黄跃林的脸看上去更加瘦削、苍老。他的嘴角微微有些抖动，扯得周围的短胡子更加零乱，一跳一跳的。他怀疑的眼神朝我脸上迅速一瞥又躲开，然后死死盯住地面。似乎那儿有他要找的问题的答案。

　　“帮人抬石头时闪的。”只一小会儿，他抬起头，确切地告诉我。

　　脸上又恢复了往常笑嘻嘻的神情。

　　“帮人抬石头？不是这样吧！我怎么听说是在外面让人打的？”我提醒他。对他这种自以为高明的撒谎我早有心理准备，因而不但没有感到厌恶，心情反倒十分愉快。

　　我话中有话指的那件事有可能是黄跃林一生中做得最让人瞧不起的一件事。要说，除了懒惰和与政府纠缠时偶而的蛮横、无赖之外，黄跃林身上并没有太多的恶习。只是有一回，他却突然发了昏，居然跑到外面去耍小姐，上了年纪并没有太多姿色在街上四处拉客的那种。耍了之后又不给钱，给人好一顿暴打，从此落下个腰疼的毛病。事情虽然过去了很多年，却仍然不时有人提起，或取乐，或作为不能同情他、给他余钱最有力的凭据。

　　黄跃林听了这话，脸上的皱纹蚯蚓般急剧扭动起来，脸色由灰变红，又由红转青。他已不敢看我，叶子烟也忘了吸，只把头低下去，再低下去。“这个……不要提了”他嗫嚅着，同时又想表明自己的清白，便又重新把头抬起，用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我说，“一回……只一回，真的！”

　　外面的天气不错，又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成。

　　不给钱，给一点其他的小东西还是可以的，比如一盒抽剩的烟，上面送的年画或者挂历，镇里工作时发的廉价的茶杯等。这也是一直以来黄跃林很少跟我耍横的原因。要得最多的是杂志和报纸。这东西三五天就是一堆，根本看不过来。我乐得有人要，就没有在意。但有一次确实没什么事，闲着也是闲着。我突然想考一考黄跃林的文化，就叫他当着我的面把报纸上一行简单的标题读出来。说如果读错就休想再拿。他竟然十分窘迫，红着脸一个字一个字地咬，还不时抬起头来看我，额头上一层明晃晃的东西。好歹读完，还行，八个字对了五个，说明黄跃林确实是读过书的，尽管绝大部分都还给了老师。

　　确实，只要不喝酒，有时黄跃林的到来不失为镇里紧张工作的一种调剂。但如果他喝过酒，红着一张脸来，情况就完全不同。吵闹是免不了的。如果闹得凶了，吃亏的还是黄跃林。

　　春分前后，过完年的农民们又开始忙起来。该走的亲戚都走了，该花不该花的钱也花了，接下来得算计今年的生活。更多的人选择了打工这条路，毕竟钱来得快些。出去得早的，已经有第一封信寄回来。留下来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又开始三三两两地出现在田地里。集镇上赶场的人明显减少，镇机关也比平时冷清了许多。春耕大忙时节到了。

　　黄跃林喝了半斤酒，吃过店主中午卖剩的大半碗合水豆花，斜挎背篼精神抖擞地跨进办公楼。他先来到民政办公室。办公室小李正忙着，见他脸红筋涨的样子，不想和他多扯，只说他反映的问题归国土所管。他来到国土所。王所长正在填一份表，没听他讲完，就说村干部的问题归镇纪委管，让他直接去找纪委书记。

　　黄跃林本来对他这回要反映的问题很有把握。以他的看法，他觉得只要把这问题好生讲一讲，顶多再闹一闹，事情就可以办成。他的房子要塌了，他反映到镇里，镇里叫村里给他重新找个住处，村里也安排了，虽然只是一处别人闲置的旧房，但各方面的条件比原来的土墙屋好多了。但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镇里走的是地质滑坡的政策，而一个地质滑坡户搬迁的资金是每户两千元。他打听得很清楚，村里替他买他现在住的房子只花了一千六。四百元对他而言无疑是笔巨款。他觉得机会来了，拿回这四百块，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

　　尽管新历才三月，天气已经很热。太阳明晃晃的，春旱的迹象十分明显。黄跃林爬了几层楼，脸上开始出汗，心里的火气也越来越大。走到领导集中办公的第五楼，镇纪委书记的门关着，人不在。不光这样，所有的门都关着，走廊上冷冷清清——领导们不是下村，就是开会去了，全都不在。这下黄跃林真的火了，凭什么？凭什么就你们坐办公室？坐办公室又不好好坐，有事找不到人？酒精在这时开始起作用。他用力拍打着领导办公室紧闭的门，一间接着一间，发出很大的声响。等楼下的同志听到响动赶上来，他已经冲进走廊尽头的小会议室里，砸碎了会议桌上放着的两个烟灰缸。

　　派出所的同志赶来了。酒正在劲头上，黄跃林仍然不依不饶，结果被弄到派出所去醒酒，当然免不了要受些皮肉之苦。我在快下班时回到镇里的时候，见到黄跃林的背篼被扔在派出所门口的外面，里面仍然有杂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出来。

　　黄跃林吃了苦头，并不汲取教训。他认为自己把政策吃得很准，眼下这四百块只是由村里给他管着，到时一定会还回来。私下里黄跃林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政策水平。有一回村民跟邻近县的农民因为一个事吵起来，黄跃林碰见了，走到邻县那农民跟前，摇摇头认真地对他说，你不要吵，你要吵就叫你们社长来吵。我们是区，你们是县，级别要比我们区里的矮一截。你们县里的农民不讲道理很正常，要吵就叫你们社长来吵吧，那样我们才平等。我们是犯不着和你们县里的普通农民吵架的。几句话说得对方心里发虚，只好打个让手，架也就散也。这也是黄跃林自我感觉和普通村民不同的地方——自己读过书，念过高中，懂政策哩——不然镇里也不会每月白给二十一斤米！

　　白花花的太阳还没有下山。从派出所出来的黄跃林拎着空背篼走在集镇的街道上，酒已经醒了大半。一阵风吹过，很重的灰尘迎面扑到黄跃林的脸上。黄跃林眯着眼睛抬头看了看天，心里恨恨地骂道：

　　“镇上不管，我就到区里，告你几爷子贪污！”

　　黄跃林铁了心要把那四百块要回来。拿乡镇发展需要抓项目的话来打比方，这可能是黄跃林一生中碰到最大的项目了，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可是，这希望似乎又非常渺茫。到区里反映的效果也很不理想。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区里的部门打电话来询问情况，费了一些口舌来解释。渐渐地，也就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天不可遏制的热着。持续的高温渐渐转化为越来越严重的旱情。田干了，不少地块裂开了口子，成片的稻谷还没来得及抽穗，就像干草一样萎顿在地里。地势好一点的，兴许能收个三、四成。塘涸了，人畜饮水开始出现困难。担一挑水得走越来越远的山路，等候越来越长的时间，水质也越来越差。无论怎样节约甚至重复使用，家家户户都得有一个专门的劳力来挑水才能维持。到处都在抗旱。打开电视，好几个频道都在播放抗旱救灾的消息——谁也没有想到，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启动的第一年，一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就给农村来了个“下马威”。

　　工作一下子紧起来，抗旱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镇里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除了把各村老弱病残、缺少劳力户的情况准确收集掌握起来，实行定点定时送水外，另一方面就是实行分片包村负责，做好群众工作，稳定群众情绪；同时广泛发动村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寻找新的水源，大量修池建井。有一个长期缺水的合作社工作做得细，找水的效果也很好，从一处长满杂草的半坡壁处发现一股很好的水脉，一下子就成为全镇找水的典型。我和联系这个村的同事一起到现场去看的时候，眼前的场面确实非常感人。火辣辣的太阳下，几乎所有外出打工剩余的劳动力都用上了，妇女、老人都加入进来，大家吆喝着，抬土的抬土，和灰的和灰，砌砖的砌砖。一个方正、规矩的蓄水池已经初步成型。

　　黄跃林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这种时候他不该出现。他的出现与现场的情景太不协调，尽管他也是这个社的社员之一——他戴一顶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破草帽，打着赤膊，露出嶙峋的上半身，悠闲地踱到稍高处的田埂上，完全一副与事无关的样子。过了一阵，他开始发言。一会儿嫌这里弄得差，一会儿又指责谁谁偷懒了。他的手指指点点，手里分明还捏着他啃剩下的半个到青不红的烂蕃茄。

　　“黄跃林，恁大一个番茄还堵不住你的嘴？”

　　“黄跃林，我们可没你的好福气。怎么，又是政府专门派人给你送水吃？”

　　人群中有人揶揄，有人附和，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

　　“嫌我们弄得不好你来噻。搭一把力也好，不要净站在干田坎上放屁！”也有表示愤慨的，说话的声音就粗了许多。

　　黄跃林吃完剩下的半个蕃茄，觉得很没趣，顺着田坎慢慢走了。

　　因为还有几个点，我和同事在现场上没呆多久就抄近路往别处赶。经过一处有些僻静的拐角处的时候，我隐隐听到后面有人在叫我，扭过头去看，竟是黄跃林，像是找我们有事的样子，一边招手一边步履匆匆地赶到我们面前。

　　“黄跃林，我们还有别的事——”见他背个背篼不知道想干什么，我不耐烦地说。

　　“知道，我知道，”黄跃林停下来，又把笑往汗涔涔的脸上堆。“不耽搁你们。”说着慢慢放下背篼，弯腰从里面拿出一小包塑料口袋装着的东西来。

　　我看出那是鸡蛋，约摸一、二十个的样子。我们经常利用赶场天在集镇买点地道的土鸡蛋，对这个很熟悉。我只是诧异它居然会放被在黄跃林长期空空如也的背篼里。

　　“这个，拿去吃。”说着湊上前来，手捧着那袋东西很小心地往我怀里送，上面是一张谄媚、讨好的汗脸。

　　什么？怎么回事？难道特大干旱真的可以把一切都搞乱套：雨可以一直不下；老百姓都改喝水为吃土；黄跃林不但自己有鸡蛋吃，还可以拿蛋送人了？

　　“干什么黄跃林！这蛋哪来的？”同事反应比我快，抢在我之前问，语气很严厉。

　　“我自己留的……”黄跃林有些慌乱，说话又呑呑吐吐起来，“我帮人挑水……别人送的………我兄弟也借了几个，一共二十！”

　　我察觉到黄跃林惶恐、无助的眼神，他并没有偷的习惯，何况还不是自己要吃。可他怎么肯把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鸡蛋拿来白送给别人呢？

　　“就是那房子钱的事……该归我的……”说话的声音尽管压得很低，但我听得很清楚。“……麻烦你了！”

　　捧着那鸡蛋，腾不出手来，眼前这张熟悉的老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汗水。

　　天真是热疯了。放眼望去，坡上坎下到处都是火烧火燎的景象。四周很静，静得听得见空气“吱——吱”的燃烧声。连条乱窜的狗也没有。

　　通过这件事我才晓得黄跃林并没有死心。不仅如此，为这事他几乎动用了他所有的智商，采取了他认为管用的所有的办法和措施，甚至不惜体力帮人挑水、送镇干部鸡蛋，足见他下的决心之大。果然，这一招不灵，黄跃林并不气馁，又开始反反复得地往区里跑。为了不给区里增加一个新的老上访户，我没少给他解释。滑坡政策每户两千补贴到户没错，但黄跃林忘了，他原来住的房子是由镇里出钱、村里出面帮他建的，也就是一个解决临时住处性质。现在不安全了，需要搬迁了，村里也花也钱让他住进了一处条件更好、更为安全的新住处，不管村里争取是什么政策，节余的钱当然应该留在村里并且已经入了村里的帐——事情就这么简单。可黄跃林这回是一条道走到黑了，无论谁怎么劝他都不听。当然，有一点我也吃不太准，那就是黄跃林兴许真的还有什么别的依据——有时农村工作根本不讲依据，结果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如果持之以恒地哭下去、闹下去，谁又敢保证会一点结果也没有呢？

　　可惜，黄跃林“哭”得不是时候，全区都在抗旱，忙着哩。无理取闹也讲究个时机和技巧。当他终于放肆到竟敢跑到区政府去耍酒疯的时候，他的厄运也就不可避免了。他被行政拘留一星期——房子的事总算以这样的方式划上句号。

　　很长一段时间，黄跃林没有到镇里来。黄跃林不来的日子，工作的压力一点没有减轻。气象预报要来的雨没有来，短暂的云层没有聚拢就散了，就像高速公路上松了一脚油门的汽车，很快又向前飞驶而去。上面通知要做好长期抗旱的准备。森林防火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措施已经严厉到“逢烟必查、见火就罚”的地步，还是经常有火警事件发生。大家都疲于奔命，不敢想象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

　　黄跃林终究还是来了，不是一个人，跟村主任和他唯一的兄弟一起来的，后面还跟着几个看热闹的村民。刚见面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几个月不见，黄跃林竟然变得如此不成人形。原本那张瘦脸只剩下勉强包住骨头的一层皮，颧骨突出得快要挣脱出来，鼻往下塌，眼和嘴都深凹进去，加上他没有修剪的花白头发，看上去一下老了几十岁。他的左手引人注目。手腕以上小臂内侧的肉似乎被什么利器生生切掉，留下一个平直的截面，上面覆盖着一层齐整而深绿色的不明物，像一截劈过的木柴受潮发霉长满苔藓。腐肉与好肉粘连的地方，有黄色的分泌物渗出来，滴在地上，不一会儿就是一小滩。

　　黄跃林右手托着左臂站在门口，见到我，脸上的皮急剧扯动起来，一副将哭不哭的样子，但终究没有说出一句话。

　　我赶紧招呼他们进来坐，问一脸一筹莫展的村主任怎么回事。摔的，也许喝过酒，当时只受了点皮外伤，并不严重，他自己也没有在意，胡乱找些了草草药在擦。估计擦错了药，加上这样的天气容易感染，一拖，就成了这样。到医院问过，得先交八千，还说没准要截肢，不然继续往上烂，保命都危险。他找到村里，村集体也是一个没有收入的空壳，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政府。村主任皱着眉把大致情况交待了一下。

　　事情摆在那儿，不表态都不行，没有退路。虽然他是黄跃林，虽然他是自作自受，但这是火烧眉毛、人命关天的事。我向民政办公室简单询问了一下政策，答案不出所料地给予了否定，走不通。只能另外想办法了。农村基层工作就是这样，总是在政策与实际情况之间游走，所以难免遭人诟病。但除此以外有什么好办法呢？没有人回答。我借故出去了一小会儿。用电话把情况向主要领导简单汇报后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征得同意后返回办公室，让黄跃林和他的兄弟先走，同时答应与村主任商量后一定给他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屋里只剩下我和村主任两人时，我告诉村主任镇里最多只能解决三千块，这已经是上限了，不能对外宣传，否则类似情况都来找政府，政府只有关门。至于这三千块如何筹集，村里不用管，总之民政办公室负责把这三千块交到村里，由村里安排给黄跃林治疗。至于怎样治疗，找土医生还是进正规医院，要不要手术，由村里决定，反正费用三千块包干，再没有增加的可能。

　　处理完这事，更多的事情很快又充斥进工作，所以我对黄跃林后来的情况并不了解。隐约记得民政办公室的同事在说另外一件事的时候好像提到过，村里找了一个土医生在给黄跃林治，具体情况也不甚了了。的确，尽管“国庆”过后，雨终于下下来，旱情随着雨季的来临逐渐缓解，但灾情统计、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等事情多着哩。眼看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人人手上都还有一摊子事，谁顾得上呢？

　　忙碌的日子过得飞快。“元旦”过后，镇里的新办公楼落成，大家都为新气象感到欢喜。我二楼的新办公室刚好可以看到集市上赶集的场面。有一天看到集市上越来越多、熙熙攘攘采办年货的人，我忽然想起黄跃林好久没有来了。正这样想着，人群中一个花白脑袋、躬着身躯、斜挎背篼的人影一闪就消失了，再一看，只看见无数个雷同的表情和背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