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颤歌

心灵颤歌

　　（一）

　　火车在豫东平原上蜿蜒前行，车头喷出的一缕一缕白烟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慢慢地扩散消失了。随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咣当、咣当”响声，我的梦想飞向了兰考那个神奇的地方。

　　坐在拥挤的车厢里，我极目远望：初秋的豫东平原，田野里没有庄稼、树木的绿色，没有农民收割庄稼的喜悦景象，铁路两边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片的荒草和一片片的荆棘。秋日的荒凉，昭示着这片土地虽然经过“三害”治理，仍然是那么的瘠薄，百姓的生活的仍然是那么困苦。车越接近兰考，我的心随着车轮的飞转，越是加速地颤抖着……

　　29年前，一个秋日的上午，我从铁路运输学校毕业，揣着分局干部科的人事令，我登上了郑州——上海的168次列车，来到了我的工作地点——兰考站信号工区。

　　兰考站信号工区有三位师傅：一位工长叫柳景亮，30多岁，人长得比较瘦削，看起来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位师傅叫强国梦，50多岁，长得黑黑的，一说话，就咧开大嘴嘿嘿笑；还一位叫李拴福，有40岁的样子，模样憨厚、朴实。他们早就接到段里通知，火车到站时，已经在站台上迎接我。

　　“ 小金同志，欢迎欢迎，可把你盼来了。我跟段长说几火了，让他给咱工区弄个文化人。有了你这个中专生，以后工作上我就不发愁啦！”几句爽快的话语，透着柳工长那半是精明的真诚、半是狡黠的客套。

　　听了柳工长的话，我心里有一点点的暖意涌动。毕竟22岁的我，对什么都是容易满足的，刚才在火车上的灰暗心情有了一点好转。我勉强一笑，说了一句：“以后请各位师傅多帮助啊。”算是对工长的回答。在工区聊几句后，李师傅、强师傅把我领到单身宿舍，从此，这里就成了我生活的归宿了。

　　那时，信号工区没有食堂，我们单身职工吃饭是搭车站的伙食团。柳工长家在车站附近住，几步路就可到家，不在伙食团吃饭；李师傅家离县城15公里，每天骑个破旧自行车早来晚走，中午带一顿饭自己在工区加热，大多是窝头、咸菜、杂面条；强师傅的家在杞县农村乡下，半月才能回一次看看，大多与我在伙食团吃饭。

　　这天中午，伙食团做的是捞面条，上面放一点酸辣白菜，就算是面条的菜滷了。也许是饿了，1角5分钱一碗的面条，我一连吃了三碗，吃得汗水流淌。晚饭时，李师傅回家了，还是强师傅与我到伙食团吃饭。吃的是玉米面馒头，玉米面汤；菜是酸辣白菜，只是比上午多了一点咸菜。照这个生活标准，估计一天有6角钱也就差不多了。第一天如此，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饭，吃得没有了胃口。

　　第五天是个星期六，下午下班时，强师傅悄悄对我说他不回家了，要请我去街上喝酒。我听了很受感动，师傅难得一个星期天，不回家团圆却与我去喝酒，这……。当然，能与师傅一起喝酒也是高兴的事，说明师傅看得起我啊！于是，我与强师傅来到车站前的一个小酒馆里。

　　小酒馆不大，挂个“国营兰考饭店”的牌子，里面放了八九张小桌子。每张桌椅都是黑不溜秋的，苍蝇在桌上来回飞舞着。有两个背包的旅客在那吃面条，还有个乞丐端着个破碗，围着吃饭的顾客伸手讨要。

　　强师傅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一进去就与女服务员打着哈哈，说一些逗乐的骚话。那女服务员有40多岁，留着一头短发，笑着问：“强老头，又来过酒瘾啦，还要一毛烧，不来瓶‘张宝林’？省的钱都给哪个相好的了？”

　　师傅说：“嘿，好你一个臭娘们，夜里刚给你送去就忘啦！” 那个女服务员嘻嘻地笑着骂师傅：“咦——，你这个不要脸的‘老憋一’，谁要你的臭钱，留着给你老娘烧纸去吧。哈哈……。”

　　我知道，“老憋一”是抠门的意思。所谓的“一毛烧”，就是1元钱能打1斤的当地散装白酒，用红薯干酿造的，喝到嘴里又苦又辣；‘张宝林’乃是张弓、宝丰、林河大曲酒的简称，是河南的三大名酒，每瓶都在8元左右，一般不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自己是不舍得喝的。

　　强师傅不再与那女服务员打哈哈，唉叹一声说：“咱穷工人，喝不起‘张宝林’，还来‘一毛烧’吧，要一斤！”说着，师傅把我也介绍给女服务员，说：“这是我新来的徒弟小金同志，今天我给我徒弟接风，再要两个小菜吧。”

　　于是，强师傅要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炒肉片，一斤“一毛烧”白酒和两碗面条，就算请我吃饭了。这顿饭下来总共才花了2元1角钱。我不觉在心里念叨着：师傅啊，是个“老憋一”！可细想，每月工资才那么一点，喝得起好酒吗？我抢着要付钱，师傅说啥也不同意，我也就罢了。

　　我俩坐在酒馆的一角，有一杯没一杯地喝着。我不会喝酒，几杯酒下肚，头也就晕了起来。想着从学校分配到这兰考站，吃的玉米面，喝的盐碱水，迎着风沙走，干的野外活，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想着，也就伤感起来，止不住泪水只在眼眶里打转儿……

　　师傅看我心情不好，理解我分到小站委屈了，就端起酒杯解嘲说：“小金，来，喝酒，喝酒，别想那么多……人嘛，日他姐，就那回事儿，到哪山砍哪柴，这都是命，你信不信啊？你看我，五个小孩都在乡下，没有工作，我一个月48元的工资，不是活得也快乐嘛！”

　　说着，他又端起一杯酒倒进口里一饮而尽。“去他妈的，我这一辈子也就这啦，啥也不想那么多，就是好喝酒，你看咱比起农民、比这个要饭的强多啦！”

　　想想师傅说的也在理儿，我就端起“一毛烧”干了一杯。不觉然有半个小时，一瓶“一毛烧”已经不多了。我没有喝几杯，酒大多被师傅喝了。我感叹师傅的好酒量，又鄙夷的混日子思想。可能是师傅酒喝得高了，舌头只打转儿，话也多起来，跟我讲他的儿子怎么浪荡，怎样不给老子争气，甭提他心里有多么痛苦；说工长柳景亮是怎么的精明、怎么的能干，夸他是个大好工长；讲自己怎么没有文化、没有本事，骂段里的头头是王八蛋，不给他涨那人人有份的半级工资，等等。最后，他把瓶中的一点酒都倒在自己杯子里，端起来一饮而尽，红着双眼，很认真地对我说：“小金，今天师傅请你喝酒，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话：你一定要有出息，不能像师傅这样，这在鸡巴小站上窝憋一辈子；你有文化，一定能干出个样来，我不会看错人的。到那时，你混到铁路局，当个一官半职的，师傅脸上多有光啊，说……不定还能帮上我……的……忙哩！”

　　唉，一个小工人想混到铁路局，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嘛！听了师傅的话，我凄婉一笑，我能说什么呢。也许这是师傅的良好祝愿，或者说是对我安慰与鼓励吧。这天师傅的复杂心情都被酒精淡化了，他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双手挥舞着，高兴地唱起豫剧《打金枝》选段：“有为王那个坐江山非容易唉……，全凭着文武百官保华衣，安禄山造反兵马起啊，他要夺万岁爷锦绣社稷……”他唱的是豫东调“红脸王”刘忠河的风格，唱曲调哀怨、凄凉，唱得我身上起鸡皮疙瘩子，只发冷。

　　师傅的话对我触动很大。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到单身宿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想的很多很多。想到别的同学有门路，分配到郑州、信阳、漯河等大城市里，而自己没有路子，只能到这县城小站干；想到兰考这么穷，农民贫困潦倒，讨饭的还那么多，铁路工人也只吃黄面就咸菜；想到干个铁路信号工是个危险的活，每月也只有30.5元的工资。想的最多的，还是怎样离开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那一夜，到天亮我都没有合上眼！

　　（二）

　　兰考信号工区坐落在站内中间，紧挨着车站运转室，面朝南三间小平房，还是日伪时期的建筑，破破烂烂的，墙上白灰斑驳陆离。屋内放了两张办公桌、几个柜子和一张值班用的床。这可能就是工区的全部家当了。

　　到工区两个月后，柳工长就让我单独包修信号设备。我怕自己干不好出事故，不乐意接受。工长说：段长早与我说过啦，说你在学校是个尖子生，有专业知识，包设备不成问题。这样吧，干活时让强师傅带着你，出了什么问题我顶着就是了嘛。

　　工长就是我的最高领导，领导说让我干，我还能说什么不干呢，于是，也就接受了任务，包了车站东头的信号机、道岔电动转辙机与电缆设备的维修和检修。开始，强师傅还跟我一起去检修设备，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放手不管了，对柳工长说，小金技术好着哩，能干，没有问题！

　　我听了师傅的表扬，也就“晕”头，自己单独干了。倒是李拴福师傅提醒我说：小金啊，你还是个见习生，不到定职后是不能包修设备的。对李师傅的话我没有放到心上，想到维修信号设备有啥难的？不就是擦洗保养嘛。我每天穿上工作服、背上工具包，就到现场检修设备。对那些道岔、电缆盒子充满着好奇感，对照书本上讲的进行细细地琢磨，倒也把信号设备擦得亮亮的，运转正常。工区组织技术练兵，我蒙上眼睛在8分钟内，能把电动转辙机拆散后又装好。

　　柳工长来检查，看了我管的设备，高兴地对强师傅、李师傅说，怎么样？小金我没有看错吧？

　　没有想到10天后一个夜晚，还是出事了……

　　那天夜晚是我值班，睡到凌晨2点多钟，值班电话突然“叮呤呤……”地响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电务段调度室打来的：“小金，你快到东区间检查设备，设备出现红灯故障，已经影响了行车安全啦。”我一听吓得一哆嗦，睡意全跑了，急忙穿上衣服背上工具包，一个人往站外跑去。

　　漆黑一团的夜晚，我打着手电筒顺着铁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奔跑着，摔了两个跟头也不觉得疼。具体是哪里出了故障，一时难以判断清楚，我只好一个设备一个设备打开检查。当检查到进站信号机时，才发现是继电器箱里信号继电器松动了，断开了信号电源，造成进站信号灯不能开放，因而火车也就停在站外了。

　　处理完设备故障，我回到工区已经天亮。不知什么缘故，柳工长今天到工区特别早，我刚进工区，他也到了办公室。我忙把夜里发生的事儿告诉他。他听了脸立刻沉了下来。一分钟后才说：“这故障已经影响行车，段里肯定要追究工区的责任。那样，我们四个人这月的生产奖全完啦。”

　　我一听这话急了。乖乖儿，电务段每月才给职工发10元的奖金，钱不多，对个人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扣40元钱能顶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要是都扣了，他们肯定会抱怨我！我急忙问工长咋办？咋办？

　　沉思良久，柳工长才说：“我们只有冒一次险了，来个瞒天过海——”

　　我一听工长要隐瞒事故，心里直咯噔，觉得这可不是小事儿，犹豫半天才说：“这不行吧？，要是被发现了才丢人哪！设备是我包修的，要扣钱就扣我的工资吧。”

　　工长一听这话火了：“你鸡巴混蛋！扣你工资？全扣了也不够，扣了工资你还吃不吃饭？啊，你以为你觉悟高、很仗义啊！我们工人不管啥觉悟，吃饭是第一。没有钱，啥事也弄球不成！”

　　师傅可能感到他的发火有点“过”了，稍停缓和了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办啊，你想想，我们不这样办就要吃亏，每个10元资金没啦，够半月的生活费。我看，这事也不是啥大事。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不过，小金你记住，这事你要永远保守秘密！”

　　我没有说话，点点头算是默认了。

　　柳工长看我没有再说什么，立刻拿起电话向段里调度室汇报：“唉，徐调度啊，你好，你好，向您汇报故障处理情况，查出故障原因啦，是他妈火车的蓬布绳子作的祸，把电路导线挂断了，造成信号断路，亮红灯……。哎，徐调度，您可要多关照啊，可别定了我们的责任啊！”

　　电话那头的徐调度，显然对柳工长这番话有怀疑，问了好长时间才放下电话。

　　柳工长放下电话，对我说：“快！快去找根连接线，要旧的，越有油泥越好。”

　　我急忙到废品堆里，找来一根旧连接线交给工长。柳工长用锤子把导线的接头处砸断，用报纸包好放在了工具柜里。而后又急忙与我到了现场，把继电器箱的轨道电路导线换成新的，又把导线周围的石碴撬动起来，造成被火车的蓬布绳子挂过的假象。

　　搞好这些假象后，已经是上午10点了。我与柳工长刚到工区不久，电务段的技术员已经坐火车来工区调查设备故障真相了。

　　技术员叫施金芳，是个刚从兰州铁道学院分到段里一年的大学生，对现场情况也不是太熟悉。工长把那根砸断的电路导线从工具柜拿出来，领着施技术员到现场去。到了现场，柳工长给他讲火车蓬布绳子如何甩拉着、正巧挂着电路导线了，造成电路断开……。施技术员听了，不住地点头“啊……啊……”

　　中午，为了讨好施技术员，我们花10多元钱，在车站下面的酒馆里请他吃饭。柳工长从家里拿来一瓶“张弓”大曲，叫了六个家常菜，我们与施技术员一起喝起酒来。

　　柳工长能喝酒也会劝酒，端起酒杯向施技术员敬三杯，还杯杯都在理：第一杯，欢迎施技术员来检查工作，你来工区我们很高兴，是帮助我们工作嘛；第二杯，我得向您检讨，我这个工长没有当好，出了故障给您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啊！第三杯，我敬你施老弟，您年轻有为，是个大学生，肯定是未来的段长、局长。来，我敬老弟三杯，先喝为‘敬’啊！

　　柳工长说罢，三杯酒哗啦啦都进行了肚里。施技术员一看工长说到这份上，也就端起酒杯弄了三杯。

　　施技术员三杯酒下肚后，柳工长忙给我使眼色。我知道工长的良苦用心，也端起酒杯“施老师”、“施老师”，亲热地叫起来。

　　施技术员酒量显然也不大，六杯酒下肚后他就有些醉眼朦胧了，在端起酒杯回敬柳工长时，突然两眼一瞪说：“柳景亮啊，柳景亮！嗯——你想瞒我啊？当我看不出来设备故障是咋回事？什么火车蓬布挂的，那是你们在胡扯蛋！一定是继电器松动造成电路断开，绿灯开放不了，对不对？啊……你说啊！”

　　我与柳工长听了大吃一惊。乖乖儿，到底是兰州铁道学院毕业的高才生！顿时，柳工长像泄了气的皮球，坐在那里不吱声了。我也不知说什么是好。酒，喝到这份上是没有法再喝下去了。

　　施技术员看我们一副尴尬之相，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柳景亮啊，柳景亮，我一句话把你吓‘尿泥’了不是？哈哈……，你还是个老工长哩！”

　　施技术员的笑更让柳工长莫明其妙，不知如何是好。施技术员指着工长的酒杯说：“你先把这酒喝了，听我给你说啊！”

　　柳工长急忙把酒倒进嘴里，两眼愣愣地看着他要说什么。施金芳说：“你不用怕，别看我是个小技术员，我来处理这事，就是我说了算。咱说归说，做归做，我能理解你们，要是定你们的责任故障，工区的奖金全完啦，本来工资就少，再扣了奖金，指啥养活父母、孩子、老婆啊！放心吧，这事交给我啦！反……正事……没有大……影响，不就是停了两……趟车嘛！”

　　听了施技术员一番话，我们的心才放下来。柳工长顿时笑逐颜开，端起酒杯又要敬酒。“施老弟，你够哥们，够哥们啊……以后就是兄弟啦，兰考有啥事就说，我一定效力！”

　　这天，我们与施技术员喝酒到下午13点多钟。回到工区后，施技术员躺在床上休息到16点，才坐上火车回段里去。三天后，施技术员来电话说“没事了，那件设备故障定的是非责任。”从而保住了工区全员每人10元的奖金。

　　柳工长把这话偷偷告诉我时，我与工长都会心地笑了。

　　当天晚上，我在单身宿舍翻看荀况的《天论》。有一段文字深深印在脑海里——“天行健，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三）

　　到兰考后不久的一天，我对柳工长说，兰考的焦裕禄很有名，我想到焦裕禄的墓园看一看。柳工长一听很高兴，说：“好啊，年轻人学习学习焦裕禄精神很好。今天让李拴福值班，我与强师傅陪你一起去，我也想再去看看焦书记。”

　　焦裕禄墓地位于兰考县城北郊的黄河故道上，始建于1966年2月，占地6公顷。那时，墓地还没有建成现在的陵园规模，孤零零的一个墓地掩蔽在一片树林之中。墓前立着一块汉白玉石碑，上写着“焦裕禄烈士之墓”。碑后面的焦裕禄墓穴也是汉白玉砌成的，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四周栽着几十棵泡桐树和针叶松，身入其中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好在有柳工长、强师傅陪着，我也不觉得害怕什么。

　　在焦裕禄墓前，看出柳工长、强师傅对焦裕禄的虔诚，到墓前对焦裕禄三鞠躬。鞠躬后，就不停地给我讲着焦裕禄怎样带领兰考人民治风沙、斗盐碱的故事。

　　真正让我心灵震撼的还是参观焦裕禄纪念馆。那时的纪念馆在县委附近的一个临街小院里，三间平房里挂着焦裕禄的生前照片，摆放着焦裕禄坐过藤椅，用过的劳动工具，穿过的衣物。当我站在那个破旧的、右侧有一个窟窿的藤椅前，听着师傅讲解焦裕禄怎样与肝病作斗争时，我的泪水涌出了眼眶儿。使人见景生情、难以抑制的还是焦裕禄的衣、鞋、袜、被褥。那一条花条土布棉被上竟有42个补钉，白底的褥子上有36个补钉。这就是一个县委书记的家当啊！

　　柳工长说，焦裕禄安葬那天，兰考人民倾城而出，10万民众参加追悼会。成千上万的社员手拿着香箔、纸钱，遍地焚烧，有的人摆上供果跪下来痛哭喊道：“焦书记，好人啊，您咋走这么早啊，您回来啊，焦书记！”

　　这次参观，对我到底产生什么影响，我也说不清楚。但我似乎又明白一些什么……

　　下午回到工区，我对柳工长说，粉碎“四人帮”了，铁路讲多拉快跑，大干快上，咱工区太没有“政治气氛”了，让我美化美化吧。工长和强师傅、李师傅听了都很高兴，说让小金同志发挥发挥才能啊。

　　我到街道上买来白纸、广告颜料、毛笔什么的，分别写了“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红灯绿灯显示好，信号明亮保安全”几幅字贴在工区办公室的墙上。字虽然没有达到书法的艺术境界，但每个条幅四周用广告颜料画上红绿的装饰花纹，还有真有点行草书法的味道。顿时，工区环境亮丽起来。柳工长、强师傅、李师傅看了以后，连连称赞“中，中……”，“不赖，不赖……”

　　车站的几个值班员听说信号工区有个会写“书法”的人，跑过来观看。一会儿王站长也过来了，让我给他们车站办公室也弄一弄。柳工长见车站的人来参观，感到脸上很有光啊，高兴的不得了，让我那几天不干别的工作，专去为车站美化环境。我推托不了，也就不知天高地厚，把自己当成“书法家”了。车站老职工李风林听说我会写字，还让我写了一幅结婚喜联，他作为礼物送给了亲友。我记得这幅喜联是“并肩共挑革命重担，携手同绘四化蓝图”，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烙印。

　　晚上吃过晚饭，我躺在单身宿舍里想着白天的事，心里很激动，充满了自豪感，直有一种写作的灵感冲动。用了一个夜晚，把信号工区怎样整治设备、保证安全的事儿写成新闻稿，投寄到局报社。没有想到半月后，那一篇小稿子经过报社编辑的润色竟刊登出来了。柳工长他们几个争相传阅，说：“这可是咱工区破天荒上报纸啊！，小金，好好写，赶明个弄个记者干干，我们也跟着沾点儿光。”

　　当天，报社又通过火车递来5角钱的稿费。钱虽然不多，是对我的成绩肯定。嘿，我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也能挣稿费啦。当下，我用那5角钱买一包水果糖让工区和运转室的师傅们吃。那天，也许是我人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啊！心灵，在一瞬间冲破肉体的屏障，直接接受了一种极度的欣悦之感，并且把那种欣悦之感攫取回来，种植在自己的感觉之中，在血管时流淌，滋润着生命的成长……

　　人的激情就是那么怪，一旦找着释放的渠道，就会产生一些能量。那天，不由使我想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力量和信念在激励着自己去倾述什么。于是，什么散文、诗歌、新闻稿都比着葫芦画成瓢，不停地往报社、刊物投稿，但大多被退回来。可能是那些报社的编辑被我的精神所感动，偶尔也有散文、诗歌、小说等在报纸刊登出来。一时间，我竟成了车站的小“文人”。

　　通信领工区的贺领工员是个老干部，文化不高，每到月底向段里写工作总结就头疼。自从看到我会写东西后，简直如获至宝，每到月底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倒上茶水让我给他写工作总结。

　　也许时间久了，他对我的印象不错。一天写完总结后，他很认真地问我有没有女朋友？说如果没有找，他有个侄女挺好的，在县城的工厂上班，想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领工员能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我，当然是看得起我啊。我自然很高兴，却又不好意思面对长者，羞赧地脸红了……

　　（四）

　　七九雁来，草长莺飞，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这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2月13日过完春节，大地已经是春意盎然了。车站四周的柳条泛绿吐絮，几棵桃树已经绽开蓓蕾，透出鲜艳的粉红色……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白天还是艳阳高照，当天夜里却北风呼啸，黑云翻滚，飘飘洒洒下起罕见的鹅毛大雪来。那雪不停地下了三天三夜，平地堆有二尺多厚，天地之间一片苍茫无垠，白雪皑皑。更可怕的是那雪花夹杂着冻雨，落地就变成冰凌，所有室外的建筑物、树木、电线杆很快就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

　　这场风雪、冻雨可坑坏了铁路。陇海铁路豫东段全线瘫痪，列车无法开行。铁路局、站段紧急动员全体铁路职工日夜不停打冰、扫雪，以保证陇海铁路畅通。

　　这天夜晚，我正在车站东头道岔处扫雪，柳工长通知我说，报社的李记者要采访职工打冰抢险的事迹，段里通知让我配合记者采访。作为业余通讯员能与记者一道采访，可以学习不少东西，当然是我高兴的事。我急忙赶到开封见到了李记者。我们从开封到商丘，日夜不停地采访，深为广大职工不怕吃苦的顽强精神所感动。为了练笔，我主动与李记者请求写第一稿。于是奋战了一夜，写出了《群英战陇海，抢险斗冰雪》的长篇通讯，经李记者润色，很快在局报上登出，占了整整一个版面。那是我平生刊登的最长的一篇文章。

　　打冰抢险过后，陇海铁路运输又很快恢复了正常。

　　一个月后的一天，吃过晚饭后，我正在工区看书，突然被一阵颤动的豫剧《打金枝》唱腔惊动。不用问，我知道是我师傅强国梦来了。他喝得东倒西歪、醉醺醺的走进门来。

　　师傅有5个小孩，老婆、小孩都在杞县乡下农村。他一个人在兰考工作，对家里的事却不大问管，每月48元的工资，大都被他买“一毛烧”喝了。小孩上学、家里吃盐什么的都要钱，家里没有钱，他老婆就到来工区来闹腾，搞的我们不得安宁。我们几个人都劝强师傅不要喝酒了，省点钱给家里用，儿子这么大了，该说媳妇了，都要用钱嘛。

　　其实，劝也没有用。喝酒一旦上瘾，就像吸大烟一样是戒不掉的。强师傅每天都要来两口，一天不喝睡不好觉。一天，我们处理信号故障到凌晨一点多，他还到小酒馆里打酒喝，那女服务员不给他开门，他就一直敲，气得女服务员直骂他是个“老鳖孙”。骂归骂，最后还是从门缝里递出一两“一毛烧”，他一口“闷”了才回工区睡觉。

　　这天，师傅进屋后，看看没有其他人，就神神秘秘对我说：“小金，我有预感，你……的好……事快……来啦。”

　　我不知道啥好事，就追问师傅。一句话没问完他竟倒在床上打起呼噜来了，也没有问个所以然来。

　　我只当师傅说醉话，根本没有当一回事， 继续看我的书。

　　那时，没有什么书可看的，倒是“批儒评法”时留下的一本《法家文选》让我如饥不择食，读起荀况的《天论》、王充的《论衡》等法家著作津津有味儿。“故大巧在所不为，大知在所不虑。所志天者，已其见象之可期者矣！”

　　第二天，柳工长与李拴福到开封领取维修材料，强师傅回家去了，我一个人在工区值班。上午10点20分，郑州开往上海的168次列车到了兰考站，我站在工区门口看旅客上下车。列车停下来，一群背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往车上挤，抱小孩子的女旅客挤不上去，只哭天抹泪的。

　　列车开动后，一个中年男子来到工区门口，跟我说想要点儿水喝。这男的有40来岁，国字脸，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穿着蓝色工作服，掂一个小黑色塑料皮包。从相貌上看像个出差人员什么的。

　　我看他穿戴整齐，说话还有礼貌，就把他让进办公室里，给他倒上一杯水。他喝罢水后，却没有要走的意思，竟与我聊起天来了。问我到工区多长时间了，哪个学校毕业的，家是哪里的等等……当他看到工区墙上的“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红灯绿灯显示好，信号明亮保安全”条幅时，问道是谁写的，我笑笑说：“我写的，写不好，瞎写的。”他却说：“不错啊，不错啊。想不到你还是个‘书法家’哩。”

　　我知道那男的是拿我开玩笑，也不在意什么。他与我聊一会儿后，说他要到县城看看，就要走了。我把他送出门，又回到工区看书。

　　下午17点多，柳工长与李师傅从开封回来，一进工区的门就问我见没有见到史段长。我莫明其妙，什么史段长？我不认识史段长啊。

　　柳工长说：史段长，就是新调到电务段当段长的史凤祥。因为段长刚来不久，他们也不认识。只是出差到段里后才知道段长到兰考电务车间检查工作了。

　　我说，没有见到史段长，倒是有一个男的来要水喝，不知道是谁。说的柳工长一头雾水，不知就里。段长到车间检查工作，一般都是车间主任陪同，他这个工长见不见倒也无所谓，所以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雨后初霁，阳春太阳的晚霞照耀着整个兰考车站，显得车站是那样的美丽、宁静。那一架架进站、出站信号机在太阳光辉的映射下，熠熠放光，眨巴着明亮的眼睛，时刻迎接着火车到通过；陇海铁路的四条钢轨一直向远方延伸，像两条腾飞的巨龙飞向广袤无垠的边际……

　　一列火车满载着货物由东向西方向飞驰，车头喷出的白雾在天空飘荡，化作一朵朵的白云而去。

　　不久，真的如强师傅所预感的那样：我被调到段长办公室当秘书。那天，我到段长办公室报到，一眼看到在兰考找我要水喝的男子坐在段长办公桌后。他见我进来，上前与我握手说：“小伙子，还认识我吗？谢谢你给我倒的水啊。我就是史凤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史段长啊！我与他相视一笑，顿时感到莫明其妙地紧张起来。

　　我走后不久，我亲爱的强师傅因为饮酒过度，突然得脑溢血去世了。我遗憾自己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师傅的遗体告别仪式，至今想起这事儿还深感愧疚。他死后，他的小女儿英子接班到电务段工作，算是对死者的一丝慰藉。

　　第二年，柳工长被提拔为干部，到电务段管理大集体职工，也算是对他工作的肯定；李拴福师傅当了信号工区的工长，带着新分来技校生、转业兵在兰考默默工作着。

　　兰考，在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上，流淌着我一段心灵的颤歌……

　　二〇〇六年二月一日于春节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