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年代的杀戮

动荡年代的杀戮

　　一

　　一坨肉回来了，回到了水泉坪。

　　水泉坪有他的家，有他的妻子、儿子、房子、土地和他所熟悉的人。

　　这时正是水泉坪稻子成熟的季节，一眼望去，恰似一片金色的海洋。今年的稻子长得格外好，沉甸甸的稻穗就像一条条被瓜子金镶成的金链子，密密匝匝地拥挤在一起，亩产最低也不下八百斤。微风从田间刮过，很远就能闻到稻子的清香。收割稻子的人们从稻田的四周开始，四周就响起一阵阵砰——砰砰——砰——砰砰的声音。

　　那是给稻子脱粒的声音。这里的稻子都是人工脱粒。老人和妇女们把稻子割倒，码成一个个小堆儿，男人们便把那些小堆儿两手一拢抄起来紧紧地攥住，然后就悠到身后划出一道美丽的弧光，用力地摔打在拌桶里的木栅上，稻粒儿便象金豆子一般脱落在拌桶里。水泉坪人把这种脱粒的方式叫做拌谷。拌桶是长方形的，象一支长方形的喇叭，三面用晒席围住，以免稻粒儿飞出拌桶。拌桶的底部成弓形，安装着两根光溜溜的滑杆，轻轻一推，便象小船一样在稻田里游弋。拌谷时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组，配合得十分融洽，十分默契。拌谷时的轻重、次数也大致相同，两人配合起来的声音极有节奏，极有韵味儿。

　　当年一坨肉被捕的时候也是这个季节。但那时的稻子却没有现在的长势好，就象猪身上没有烫尽的毛，东一撮，西一撮；又象瘌痢头上的头发，东一块，西一块，亩产还不到两百斤。农民在拌谷时，也不象现在这样有滋有味儿，节奏分明，而是懒洋洋地好半天才摔打一下，就像摔打破麻袋一样松松垮垮，既没有劲头，也没有韵味儿，叫人听了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一坨肉不是在水泉坪被捕的，而是在公社被捕的。那时一坨肉是公社里的一个半脱产干部。是一个管农业的半脱产干部。他管农业很内行，行行道道他都能说得很在理、很透彻。他下队工作时也不象现在那些干部，只会指手划脚、吃喝嫖赌说空话。他硬是下到田间地头和群众一起干活作示范。他有一米八高的个子，嗓门儿也特别大，说起话来惊天动地的。群众既怕他又敬他，都说他是公社里最好的干部。逮捕他的那天，他正在一个生产大队安排秋收秋播工作。公社文书吴红卫在有线喇叭上通知他，叫他立即回公社开会。他听到喇叭之后一刻也没有敢耽搁，就步行二十余里，紧赶慢赶地回到了公社。谁知他刚跨进公社大门，一副铮亮的手铐就铐上了他的手腕子。

　　在此之前，县上也来人找过他，叫他把那个案子的始末说清楚。他说清楚了。他是一个直性子人，不会藏着掖着。他说清楚以后，县上的人就说，只要说清楚就行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叫他安心工作，争取立功受奖。并没有要铐他的意思。

　　可现在却把他铐起来了，就像对待犯人一样，恶狠狠地把他铐起来了，铐得他的两个手腕子生痛。

　　警察们把一坨肉铐在一张长条椅子上就吃饭去了，既不让他洗手洗脸，也不让他喝水吃饭，就把他晾在了一边。

　　一坨肉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警察为什么抓他，更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在公社里工作他是最勤奋的，也是最辛苦的，常年风里雨里和群众贴在一起，就象老黄牛一样默默地耕耘。他不仅想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而且还想当一个先进工作者，当一个劳动模范。可现在他被铐起来了，成了一个犯人，什么也当不成了。不过他心里很坦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犯什么罪。警察抓他肯定是一场误会。他相信是误会。误会终久是会弄清楚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早上在群众家里仅喝了两碗稀溜溜的包谷糊糊，又干了大半天的活，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肚子早就饿得贴到背心上了。饭厅里飘出一阵阵酒香、肉香、菜香、饭香，强烈地刺激着他的食欲和肠胃，饮食的渴望竟引起他一阵阵地晕眩。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吴红卫从饭厅里一边剔牙一边踱了出来。吴红卫和他年龄不相上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是一个派系，都是公社里的派头头。起初是“三司”，后来是“狂飙”，反正都是武斗队。打出的旗号倒也冠冕堂皇，说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吴红卫是武斗队的队长，他是副队长，所以关系一直都很要好。

　　他迫不及待地问吴红卫：“他们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罪？”

　　吴红卫一改过去那种和他同甘共苦的面孔，阴阳怪气地说：“孙礼强一案被平反昭雪了。而孙礼强一案你是主谋。诬陷他们的人当然要进去反坐了。”

　　他说：“孙礼强一案和我有啥关系？”

　　吴红卫冷冷地说：“和你有没有关系你找法院的人说去，跟我说顶屁用。”

　　他真想在吴红卫的脸上掴上两拳。心里暗骂：“他妈的！孙礼强那一案根本就不是我报的，而是你狗日的吴红卫搞的鬼，为什么说我诬陷了人家？为什么要给我带铐子？”

　　但现在说什么也晚了，他已经被带上了铐子，除非到法院里去说清楚。

　　二

　　警察们吃饱喝好以后，就把一坨肉像猪一样塞进警车里的那个专门装犯人的笼子里拉走了。

　　这一走就是十年，一坨肉由一个四十岁的壮汉变成了一个五十岁的老头。按理说，在正常情况下，五十岁算不上一个老人。可他是在劳改，所以五十岁就显得很老了。本来他是被判了无期的，因为他表现好，就改成了有期，后来又改成了十年。他从报纸上看到，这十年之中，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摘了帽子，动荡年代所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纠正和平反昭雪。农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公社变成了乡，生产大队变成了村，土地都承包给了农民，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年年都是大丰收。

　　现在他回来了，远远地就发现了他的老婆、儿子、还有两个似曾相识的年轻女子也在田里收割稻子。他想，那一定是他家的承包地了。那两个似曾相识的女子也一定是他的儿媳了。于是他就想走过去见他们。他被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时侯没有通知家里。他觉得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十年呐，不知给家里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灾难。他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他们。现在，他终于见到他们了。他们是他的亲人，是他的归宿，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强大动力。

　　来到一个三岔路口上，突然几个四五十岁的妇女挡在了他的面前。那几个妇女，有的他认识，有的他不太认识。她们都好象约好了似的，一个个都象凶神恶煞一般横眉竖目，蜂拥前来，将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骂他：“狗日的万子和，你终于回来了。你赔我的男人，赔我的男人！”

　　他的本名叫万子和，因为他的头顶上天生就另外长着一坨核桃大的肉疙瘩，所以人们就戏称他为一坨肉。

　　那些女人一边骂着，一边就扑上来掐的掐、抓的抓、咬的咬、踢的踢。好象他就是一条狗，一条夹着尾巴落了水的癞皮狗，只有剁了他的爪子、剥了他的皮、吃了他的肉才解气。

　　围攻他的女人就是在那个大案中遇了难的那几个男人的家属。她们在忍受了十几年中年丧偶的痛苦之后，就把千般苦难、万般仇恨都发泄到了他的身上。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动弹，就痴痴地站着，任她们唾骂他、踢打他、撕抓他。他的衣服已被全部撕烂，烂成了一条条随风飘荡的破布；他的脸也被抓得面目皆非，鲜血直流。但他仍然象木偶一般默默地坚持着、承受着。他能说什么呢？他已经经历了与亲人离别的痛苦。他理解她们的心情。他无法向她们解释什么，也解释不清什么。在看守所里，他就作过很大地努力与抗争，但其结果都是徒劳。因为吴红卫伪造了当年的汇报记录，并且写出了旁证材料对他进行了令他无可辩驳的指控，说他亲手制造了那一起轰动全国的大冤案。他找不出人证、物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着法律对他的制裁。至于当年那些办案人员拿什么给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定的罪他不得而知，那些办案人员都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惩罚他也不得而知，反正那个大案已经铁定为冤案，他也认为那是一起冤案，他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那的确是一个轰动全国的大冤案，涉嫌多达两千多人。这么大一个案子，他一坨肉能一手制造吗？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有点可笑。

　　他的确举报过一个案子。确切地说，那不应该叫做举报，而应该叫做汇报。那时，他正担任着公社武斗队的副队长，很有一些权威和杀气。想起来实在令人可笑。他虽然是武斗队副队长，但他却没有枪，也没有大刀长矛之类的东西。于是他就缝着个红布袋袋，袋袋里装着一颗手榴弹，挂在屁股后面的裤带上摆来摆去。这颗手榴弹证明他在武斗队里是一个有一定身份的人。因为他有武器，而且是一颗杀伤力很强的手榴弹。但他的自控力很强，一般情况下不打人，也不参加夺权。至于参加什么造反派组织，那也是迫不得已、大势所趋的事。他不参加革命，别人就要革他的命。因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谁愿意戴个反革命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就差一点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时侯要给人定一个什么分子是不要证据的，只要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立即致人于死地。何况，他是有罪名的。他虽然是正宗的贫农，可他的大舅舅却在旧社会当过伪保长。既然他的大舅舅当过伪保长，那么他就根不正，苗不壮。既然根不正，苗不壮，那么他就有反革命的嫌疑。既然他有反革命的嫌疑，那么他就是反革命了。除非他拿出实际行动来和他的舅舅一刀两断，否则就是和他的舅舅穿一条裤子。既然他和他的舅舅穿的是一条裤子，那他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不革他的命革谁的命？

　　在社会的大动荡面前，当人格和命运都受到歧视和凌辱的时候，无疑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每个人都不希望有这种痛苦。一旦有了这种痛苦，就要千方百计地找缝隙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使自己成为社会大动荡洪流中的一个分子。就是不能够出人头地，起码也能够保全自己。这不算投机。这是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本能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一坨肉也不例外。就在他即将被打入“另册”的时候，他终于站出来革命了。他的第一个革命对象就是他的大舅舅。他带着一帮子人，把他的大舅舅一绳子捆起来，给他的大舅舅在脖子上、背上、胸脯上都绑上冰块，吊在房檐下的檩子上，打了个七死八活。他不这么做不行。如果只打几个耳光或者只捆一绳子是过不了关的。就会认为是半革命或者是假革命。所以他必须那么做。他的这一革命行动，果然赢得了吴四海和吴红卫等革命派的信任，才接收他参加了武斗队，并叫他担任了武斗队副队长。

　　那时，广播喇叭上整天叫嚣革命轰轰烈烈，生产蒸蒸日上，而实际上却是饥民成群、饿殍遍野，就差点没有饿死人了。就在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年冬月二十三日，一场饥民闹事终于发生了。

　　也许是命中注定该一坨肉倒运，那场饥民闹事偏偏就让他给发现了。那天晚上他如果不想到回家，对于他来说，也许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也许他以后就转成了国家的正式干部，也许现在的他就是另外的一个他了。可他那天晚上偏偏就想回家去看看，看看家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他家就住在水泉坪旁边的一条大山沟里，属水泉坪大队管辖。就在他回家的途中，恰巧就碰上了饥民闹事。

　　那是一场真正的饥民闹事。当然也不能排除的确有个别心怀叵测的人进行煽动。只见数百饥民拿着口袋、背着背篓从四面八方赶来，就象一股洪流，浩浩荡荡地向水泉坪大队的仓库进发，刹时间就把水泉坪大队的仓库围了个水泄不通。水泉坪大队的仓库里珍藏着十万多斤储备粮，那是水泉坪大队一千多群众的命根子。眼看一场抢粮大案即将发生，他就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象红脸关公一样出现在仓库门口，大声喝道：“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抢劫仓库，难道不要命了吗？”

　　他的这一声大喝，不羁一个晴天霹雳。胆小的饥民竟吓得一抖。人群也向后倒退了好几步。

　　但这时人群中却有人高喊：“大家不用怕！要吃饭就只有抢，不抢就要饿死！”

　　饥民在那个声音的煽动下，又一窝蜂似地向仓库推进。有的人还向一坨肉扔开了石块。

　　一坨肉见他独力难支，就急中生智，从屁股后面“刷”地一下就抽出了手榴弹，就象董存瑞炸碉堡一样高举在半空，朗声说道：“你们谁敢再闹事，我就拉响手榴弹，和你们死在一快儿！”

　　饥民们怕了、散了。一场抢粮大案就被这样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之中。

　　一坨肉再也没有心思回家了，就又返回了公社，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四海如实汇报了饥民闹事的情况，并建议吴四海请求上级给饥民们发救济粮。

　　汇报的时候吴红卫也在场，并作了记录。

　　几天以后，一场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革命运动就拉开了帷幕。吴红卫在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四海的指使下，竟将一坨肉的汇报改头换面，把一场普普通通的饥民闹事说成是有组织、有领导、有预谋、有纲领的反革命暴乱。

　　一坨肉在汇报饥民抢粮时，并没有指名道姓任何一个人，而在吴红卫的笔下却有了孙礼强、孙礼国、徐本仓、徐本列、吴光瑞、曹水刚等十三个大头目和十九个小头目，还给他们安上了司令、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等军衔。并且注明这些都是一坨肉举报的。还有一沓沓孙礼强发给下属的委任状，说也是一坨肉从孙礼强的家里搜查出来的。

　　吴红卫把材料报到县上，县上把材料报到地区，地区又把材料报到省上，省上也肯定报给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那个见了风就是雨的特殊时期，这么一层一层地报上去，肯定就成了一桩大案。既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土地上出现了反革命暴乱，那是非镇压不可的。

　　那年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寒风凛冽，万木萧肃，星星也不敢看人间的悲剧而躲进了厚厚的云层。县革委会组织县中队和一千多名武装民兵对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抓捕。由于组织严密，行动迅速，有名在册的所有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都无一漏网。抓进去仅短短的六天时间，判决布告就贴出来了。在拘留的三百多人当中，有二百九十一人被判处了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十九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一十三人被判处了死刑、遭到了枪决。

　　这就是那一起规模空前的大冤案。

　　三

　　揪住一坨肉不放的那几个妇女，一个个都脸露愤怒和悲沧之色。她们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嗓子已经哭哑了，头发已经哭白了，曾经艳丽迷人的脸已经被泪水冲刷得沟壑交错了。但人死不能复生，她们的泪水救不活丈夫的生命，反而给自己更进一步留下了无边的苦恼和伤痛。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虽然已经给她们的丈夫平了反昭了雪，虽然还给她们补偿了几百块钱，但她们心灵上的伤口就象地壳运动在山体上留下的裂缝一样，永远也弥合不了了。她们无法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坎坎坷坷，更无法阻止历史悲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精彩地演示。由于生存条件的局限性，在她们的认识世界里，她们就认为是一坨肉谋害了她们的丈夫。所以，她们就以她们的方式来找一坨肉报仇雪恨了。

　　一坨肉发现，在那些女人肆无忌惮地抓他、撕他、咬他、蹄他的时候，却有一个女人没有动手。而那个没有动手的女人竟是受害最深的孙礼强的女人。

　　孙礼强的女人叫张彩凤，一坨肉在孙礼强当黑山大队支部书记时就认识。孙礼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支部书记，他不但把黑山大队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把家庭也治理得井井有条。因为他在省上、地区、县上和公社都有些名气，所以他的家里就常常推进涌出、客人不断。来了贵客自然要招待，要招待自然就要有好吃好喝的东西。孙礼强为了把客人招待好，就叫张彩凤在家里喂了几百只鸡。仅凭鸡蛋、鸡肉、鸡腿、鸡翅、鸡下水变出来的菜，就能把客人招待得心满意足、眉开眼笑了。

　　张彩凤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不但接人待物游刃有余，而且养鸡也是一把好手。她把鸡都赶到房后的树林里，吃虫子，吃野草，沐浴日月精华。养出的鸡，不但膘肥肉满，肯下蛋，而且肉质细嫩，清香可口。她每天都要杀几只鸡招待客人，对孙礼强毫无怨言。她家的鸡蛋很多，每逢客人进门，她首先就是笑容可掬地将一碗热乎乎的荷包蛋递到客人的手上，吃得客人脸热心热浑身热。

　　一坨肉每次从公社下到黑山大队就住在孙礼强的家里，曾经无数次吃过张彩凤做的饭。张彩凤做的饭很好吃。尤其张彩凤做的那个千层饼很有风味，又香、又软、又酥、又脆，让他吃了还想吃。记得那时他还只有二十四岁，还没有结婚，看到张彩凤，心里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张彩凤也还只有二十八岁，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风姿和妩媚。张彩凤的一频一笑都会在他的心里引起一阵阵颤抖，甚至想于非非。

　　孙礼强家的房子并不宽余，只有三间房子，一间做了堂屋，一间做了厨房，还有一间从中间用板壁一分为二，里半间是他们的睡房，外半间安了一张床来客了睡。不管哪个半间房里说话或者干什么互相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一天晚上由于天黑，一坨肉回不了公社就在孙礼强家住下了。睡前，张彩凤炒了几个菜，他和孙礼强喝了一壶自己酿的蔗杆酒，又喝了一大茶缸张彩凤为他泡的浓茶，于是躺在床上就怎么也睡不着了。但睡不着也得睡。在那黑灯瞎火的孤山野洼之中，跑也没个地方跑，逛也没个地方逛，又是睡在别人的家里，就只能躺在床上受活罪了。躺下一个多小时之后，板壁那边就热闹了起来，先是那边的床传来一阵有规则的响动，接着就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象是猫儿在舔浆糊时的蟋嗦，又象是脚踩在泥浆里再提起来时的呢喃，更像是微风抚摸树叶时的摇动。在那些声音刚停之时，就传来了张彩凤那哼哼叽叽、欲死欲活地轻叫声。

　　已经有了那个欲望的一坨肉，很快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身体就急剧地膨胀起来，恨不得马上就把板壁挖个洞钻过去和张彩凤做那个事。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事。当他迷迷糊糊一觉醒过来的时候，裤衩里竟是粘糊糊的一片。

　　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头昏脑胀，就显出一副无精打采、萎靡不振的样子。张彩凤看着他那一副德行，就似笑非笑地问：“咋的呐？怏不溜秋的，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这一问，就恰好问到了他的短处，浑身的血液就一下子涌到了脸上，他的脸顿时就红成了鸡冠子，而且烧得脸滚烫滚烫，正眼也不敢瞧张彩凤了。但不敢看，却偏偏要看。在眼睛的余光里，他发现张彩凤的脸红扑扑的，好象早上的朝霞光彩夺目。浑身上下都阿娜多姿，风情万种。于是他的身体里就涌出一股洪流猛烈地冲击着他，冲击得他不能自制。那个已经膨胀了的海绵体似乎要把裤子顶破。

　　张彩凤看着他的神情，什么都明白了。就咯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接下来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挤眉弄眼地说：“你呀！你呀！人小鬼大。好可怜哟！”

　　也许是受了张彩凤那句话的鼓励，他竟一把抱住了张彩凤。幸亏孙礼强一清早就砍柴去了，否则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那么做。张彩凤满面通红，胸脯一起一伏，母亲一般抚摸着他的脑壳，搂抱着他的身子，半推半就地挪到床边，帮他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尝试，并对他说：“我是看你想得可怜才给你一次，下不为例。”

　　这纯粹是一次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地苟合，也是一次匆匆忙忙、提心吊胆地苟合，而且自此以后，他和张彩凤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苟合，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敢。一是再次向张彩凤提出那个要求时，张彩凤就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对他横眉冷脸：“你当那好玩呐，那是小脑壳给大脑壳在摆乱子呢！我可不想毁了你，你也不要毁了你自己。你还年轻，前途远大着呢。以后，你也少到我家里来，更不能在我家里过夜。免得别人说三道四，把我们都毁了。你要是想得很了，就赶快找个老婆嘛。”二是时过不久，孙礼强就因为“四不清”下了台，他怕受到牵连，就再也不敢到孙礼强家里去了。但对那一次苟合他却牢牢地记住了，象刀砍斧剁一般刻在了心里。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当男人。第一次当男人的事是忘不掉的。

　　清查孙礼强的问题一坨肉没有去，是吴四海吴红卫带着“四清”工作组去的，吴四海就住在孙礼强的家里清查孙礼强的问题。张彩凤极尽所能，每天好茶好菜好酒好饭把吴四海当作老先人一般供着，就差没有割下身上的肉给吴四海吃了。目的是想吴四海得过且过，放孙礼强一马。张彩凤心里明白，孙礼强本身也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只要吴四海张个嘴也就过去了。但吴四海终久也没有放过孙礼强，还是把孙礼强定成了“四不清”干部，还开除了党籍。

　　“四清”运动结束之后，一坨肉就调到别的大队驻队去了。而且这时他也结了婚，并且已经有了儿子，就彻底断了对张彩凤的念想。直到饥民闹事之后，他才再次见到了张彩凤。

　　四

　　也许吴四海和吴红卫已经接到了上级的指示，或者得到了上级的允许，所以那天突然要在水泉坪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全公社一万多人都集聚在水泉坪小学的大操场里，只能看到一片黑压压的脑壳在那里晃动。吴四海和吴红卫提前就安排人在操场的正中搭了几个木架子，架子上挂满了酒盅粗的麻绳子。也不知道哪些人要遭殃，但谁见了都骨酥肉麻。公社武斗队的六十名队员一个个全副武装，提前就到达了会场。所谓全副武装，就是他们都腰缠细麻绳，手拿木棍，身上挂满了竹筒做的自制炸弹。从公社到水泉坪小学的二十多里的路程里，他们在道路两旁就燃放了无数个炸弹。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连麻雀也不敢飞出来。

　　孙礼强、孙礼国、徐本仓、徐本列、吴光瑞、曹水刚等人理所当然也参加会来了。那时侯人们对开会都非常积极。因为无论大人小孩，开一天会都记十分工。孙礼强他们并不知道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他们召开的，也不知道厄运已经逼到了他们的面前，更不知道他们旺盛的生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快速地走向死亡。因为他们并不在地富反坏右之列，他们之间的人最高成份也只是中农，不是专政对象。他们也没有参加饥民闹事，没有做过任何坏事。除了孙礼强是“四不清”干部之外，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栖的普普通通的农民。所以他们的心里都很坦然。他们来参加会只不过是为了例行公事、挣十分工罢了。

　　会议终于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的歌曲嚎叫以后开始了。吴四海一手叉在腰上凶神恶煞一般站在临时搭起的木板台子上，没有程序，没有序言，第一句话就吼着说：“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都给我抓起来！”

　　吴四海的吼声刚落，吴红卫就率领六十名武斗队员和各生产大队的民兵抢着抓人。要抓的人都是吴四海和吴红卫提前定好了的，所以就抓得稳，抓得准，抓得狠。该抓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无一幸免。

　　把人抓起来以后，吴四海就接着吼道：“现在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武斗队员和民兵们就立即将那些抓到的人反背吊上了木架子。此刻他们的眼睛已经红了，血已经冷了，心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好象他们吊上木架子的不是人 ，而是猪、是狗、是猫、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腊肉。然后，就用竹鞭、荆条、木棍、木杠抽打起来。好象他们抽打的也不是人，而是沙包、棉花、破麻袋。一刹那间，鞭鞑声、惨叫声、哭喊声就响成了一片，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见。其情形触目惊心，与当年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声音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渐渐平静下来。因为哭喊的人已经哭累了，喊累了，也绝望了。她们终于明白，即使她们哭断了肠子，喊破了嗓子，也无法挽救她们的亲人。那些被打的人大多数已经昏迷过去了，没有昏迷的人也已经麻木了，任何东西打在身上都已经失去了任何感觉。只有打人的人还兴致勃勃地挥舞着手里的刑具，拼命地折磨着他们的猎物。

　　这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非人的折磨。被打的人晕过去以后，就用凉水浇醒，浇醒以后就又打晕过去，反复地打死又打活，打活又打死。有一个姓向的地主实在受不了了，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吴红卫说：“你让我死吧！我求你给我一个快刑，照我脑袋来一杠子，让我死个痛快！”

　　吴红卫鼻子里哼了一声，狞笑着说：“你想死吗？美死你了！我偏偏才不让你死！我就是要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旺！”

　　还有一个叫纪大江的人，也不知道孙礼强什么时候、为什么得罪了他，竟对孙礼强仇恨满胸膛。仅他一个人就打了孙礼强三百多下。他先是用荆条打，后来又用竹根打，再后来就用杠子打。打晕以后用凉水泼醒，泼醒以后再打晕，打晕以后再泼醒，泼醒以后再打晕，反复数次，直打得孙礼强体无完肤，血水从每一个伤口中咕都咕都直往出冒，形成两股血流顺着孙礼强的两只脚尖跌落到地上。一直打到孙礼强奄奄一息的时候他才住手。张彩凤哭泣着跪在他的面前，求他少打几下。可他似乎没有看见张彩凤跪在那里，也没有听见张彩凤对他说了什么，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打！打！打！他打得是那么专注，那么卖力，那么孜孜不倦，好象世界上除了打人，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一坨肉也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这次大会。因为他是武斗队副队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但不知道他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他竟没有动手打人，只举拳头喊口号。而且，当他看到张彩凤哭昏过去的时候，当他看到那些挨打的人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的时候，他的心里竟也沉甸甸地堵得慌，还差点流出了眼泪。大会散了以后，也许是他看在他和张彩凤有那么一次苟合的份上，也许是他作为一个人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他竟然派了两个民兵把将死未死的孙礼强送了回去。

　　那时候，张彩凤并不因为一坨肉派人送了孙礼强就能原谅他。恰恰相反，张彩凤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张彩凤认为他与吴四海和吴红卫是一丘之貉，都是草菅人命、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偶而见一次面，张彩凤总是用利剑一样的目光刺向一坨肉，恨不得剥了他的皮，吃了他的肉。

　　现在一坨肉回来了，报仇雪很的机会终于来了，而张彩凤就象当年一坨肉一样，竟出人意料地没有动手，只是默默地而又是十分冷漠的看了一会儿就走了。她那单薄的身子就象一棵小草，在秋风中摇摇欲倒。

　　五

　　那些妇女们终于骂累了，也打累了。尤其是一坨肉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态度使她们失去了继续闹下去的兴致，于是她们就不得不闭上自己的口、停下自己的手悻悻而去。

　　一坨肉茫然地看着那些骂他的、打他的、咬他的、撕他的、蹄他的妇女渐渐远去之后，才突然想起老婆和儿子也在稻田里收割稻子，他是要过去见他们的。他好象做了一场恶梦，还没有来得及见到老婆孩子，就稀里糊涂地被人骂了、打了、咬了、撕了、蹄了，衣服被撕成了布条条，脸上火烧火燎的痛，用手一摸，满巴掌都是血。他突然自惭形秽起来。十年未归，归来竟是这么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忙下到水沟里洗了一把脸，洗去了脸上的血迹。然后又脱掉已经撕得不像衣服了的衣服，从挎包里找出一件蓝色的红卫服穿上。那件红卫服是他到劳改农场之前老婆去看他时送去的，他一直都舍不得穿。虽然十年了，看起来却还是大半新的样子。因为没有镜子，他不知道他是什么尊容。但他知道他一定很难看。尤其是刚才被那些女人在脸上抓了一道道的血口子可能更是不堪入目。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就象当年他被逮进去坐牢一样没有办法。他的头发还没有长起来，头上的那一坨肉竖在头顶上格外显眼。他本来是有头发的，可进去以后，头发就被剃光了。并不准它们再长起来，只要它们一露头，就必把它们扫除干净。劳改的人都这样，一个个都头上无毛，所以就叫青皮。在他出狱前的两个月，狱警们才叫他把头发蓄起来。他们想得倒也周到，好叫他出狱后象一个正常人的样子。可他的头发怎么也不肯长了，蓄了两个月竟还没有长到半厘米，而且长出来的还尽是白发，竟没有一根黑发，看起来还是一个光头的样子。

　　一坨肉来到老婆孩子们收割稻子的地方，立在那里看他们劳动。他们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顾忙碌地工作。老婆和那两个年轻的女子在割稻子，两个儿子在拌谷。他们都长得人高马大了，都有了一股子力气。他们两手一合就把那一小码沉甸甸的稻穗举了起来，然后悠到身后，划出一道金色的弧光，使劲地摔打在拌桶里的木栅上，然后就发出一阵砰砰砰砰的声音。他们既不抬头也不歇气，似乎在追赶着时间。

　　一坨肉默默地站在那里，突然觉得自己对他们竟是那么陌生，一时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跟他们打招呼。十年前他的老婆还是满头青丝，风姿约绰，突然间就变得两鬓秋霜，老态龙钟了。叫老婆是俗称，实际上他的老婆并不老，还只有四十二岁。他的老婆比他小八岁，和他结婚时仅十七岁。那个初夜，由于他已经有了和张彩凤苟合的经验，所以就熟门熟路地进入了她的身体。而她却撕心裂胆地尖叫了一声，叫得他爱怜无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哪个女人都有撕心裂胆的第一次。

　　他走的时候，大儿子大牛才十四岁，小儿子小牛才十二岁，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真的像两个牛犊子一样，要力气有力气，要模样有模样，都能顶得起头上的一块天了。那两个年轻的女子可能就是他们娶的老婆，论长相，论劳动，都是无可挑剔的。也许他们都有了孩子，都当了父亲和母亲了，而他这个当父亲的却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面对自己的儿子，他该说什么呢？

　　这时，两个胖都都的小男孩来到他的身边，仰起脸来问他：“你是谁？站在这里看啥？”

　　小孩子的问话声，惊动了田间的干活人。首先是老婆发现了他。老婆铺天盖地地从田间扑上来，一边扑一边喊：“大牛，小牛，你们的爹回来了！”

　　老婆一头扑进他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竟然忘记了儿子和儿媳妇都已经来到了身边，正在亲热地喊着爹。

　　在孩子们的叫声中，老婆很快就清醒过来，立刻离开一坨肉的肩头，不好意思地转悲为笑，向一坨肉一一介绍哪一个是大媳妇桃花。哪一个这是二媳妇桂芝。哪一个是大孙子万伟。哪一个是二孙子万斌。

　　这种悲喜交加的局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到了收工的时候。一坨肉不顾两个儿子的阻拦，竟也背起一百多斤稻子向家里走去。到底是农村人，在劳改农场里也没少干活，他觉得他还行。

　　两个儿子已经分了家，老婆跟着老二过日子。大牛的稻子已经收割完了，今天是给小牛收割稻子。晚上，小牛家给他接风洗尘。小牛的媳妇不声不响地就杀了一只大公鸡，煮了一大块肥瘦都有的腊肉，晚宴办得十分丰盛。本来是一家人的两家人坐在一起，和和睦睦，其乐融融。一坨肉突然想到，这本来是他应该享受到的天伦之乐，没想到竟久违了整整十年！

　　饭后，他洗了一个澡。大牛和小牛都给他拿来了新衣服。他们说，这衣服已经买了好几年了，本来是要给他送到劳改农场去的。可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劳改，就一直放在家里了。

　　晚上，他理所当然地跟老婆睡在了一起，刚躺下，老婆的手就伸了过来。那年他走时，老婆才三十二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当然，老婆现在也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可他却不行了。按理说，他也刚刚五十岁，又是十年没有见女人，应该是一触即发才是。可无论老婆怎样抚摸，他都难以进入亢奋状态。好不容易勃起了，可一上老婆的身子，就又象跑了气的皮球一样疲软了下来。反复几次之后，终于还是不行，可他已经是大汗淋漓了。老婆倒是很有耐心，轻言细语地安慰他：“不要急！也许是你刚出来，体力还没有恢复，过一段时间也许就会好的。”

　　可过了几天，他还是不行。每天晚上躺下之后，老婆就极尽办法抚摸他，挑逗他，甚至叫他在灯光下看“黄色镜头”，可他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就想与老婆分开睡。两人睡在一起，就不可能不想。可只想是不行的，还要付诸实际行动。没有实际行动，老婆难受，他更难受。这倒是何苦！

　　几天以后，大牛和二牛两家竟也出现了矛盾。矛盾正是由一坨肉的出狱引起的。原来大牛和二牛当初分家时有过约定，两个老先人一人领一个。健在时帮他们干活，料理家务，死了以后，一人安葬一个。一坨肉回来以后，因为老婆在小牛家，所以一坨肉就在小牛家住下了。可这时，小牛就有了意见。当初说好了弟兄二人一人领一个，一人安葬一个，而且任务已经明确，责任已经到人。小牛只领他娘，安葬他娘。大牛只领他爹，安葬他爹。可现在爹回来以后就不明不白地就住在了他的家里，将来不是都由他安葬了吗？他可不愿干这号蠢事。而这时，大牛也有了意见。当初说好了他领爹，安葬爹。现在爹回来却住在了小牛家里，并且给小牛家干活。给人家干活，由自己安葬，这亏可就吃大了。所以，弟兄二人为此事就吵了起来。

　　这一吵，吵得老婆先哭了起来。一边哭还一边数落，说养儿子真是没意思，划不来，年轻时是蓝球——你争我夺，老了时是排球——你踢我推，一把屎一把尿辛辛苦苦地把儿子养大，现在倒成了儿子的累赘，竟为死了以后谁负责入土而吵得乌烟瘴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养儿子！

　　这一吵，倒正中一坨肉的下怀。他正想和老婆分开睡，免得睡在一起有苦说不出。他现在的身体还好，还完全有能力帮大牛干活，想必也不会受虐待。

　　可这么一来，老婆又不干了。自古以来，公不离婆，秤不离坨，少年夫妻老来伴，哪有夫妻分开的道理？何况现在都还没有老，一个才四十二岁，一个才五十岁，分开就等于活活拆散了一对老夫妻，天理何在？道德何在？如果儿子实在要将两个老人分开，那么他们就当没有养儿子，就另外起锅打灶两个老人生活在一起。

　　但这么一来，两个儿子又不干了。他们的儿子都还小，正需要老人帮他们一把。如果老人分出去，不是拖他们的后腿吗？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了个一塌糊涂。吵的结果是，还是按照原来两个儿子分家时候的约定办，当爹的吃在大牛家，干在大牛家，死了以后由大牛安葬；当娘的吃在小牛家，干在小牛家，死了以后由小牛安葬。但两个老人不分开睡，都睡在小牛家。

　　六

　　在小牛家的稻子收割结束的那天，一坨肉发现张彩凤也在收割稻子。她没有请工，竟割一把拌一把，拌了大半天，稻田里还只割了一个小洞。张彩凤没有儿子，在孙礼强被枪毙的前一年才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孙记父，意思是叫她永远记住父亲。孙记父倒很有志气，一心要考上大学。但不知道是智力不行呢，还是命运不济，高中毕业后又已经复习了两年还是没有考上大学。成绩也不是很差，但每次考试下来总比录取分数线低那么一两分。现在还在继续复习，不知再复习一年能不能考上。

　　一坨肉动了恻隐之心，给大牛说了一声，就去帮助张彩凤收割稻子。两个人的承包地能有多少？他和张彩风两天就收割完了。那天晚上他给张彩凤送稻子回去以后，张彩凤无论如何也要他吃了饭才走。张彩凤住的还是那个房子，但屋里屋外都进行了粉刷，墙壁白得耀眼。地上一尘不染。看来，张彩凤除了寂寞和感情生活难得丰富之外，日子还是过得蛮好的。家里有酒有肉有粮有菜，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张彩凤很快就炒了六个菜，烫了一壶酒，陪着一坨肉慢斟慢饮起来。酒过三巡之后，话题就很自然地扯到了孙礼强被枪毙的事情上去了。张彩凤轻叹一声：“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我也不想再提那些事了。再说我也习惯了，习惯以后就啥也没有了。这事我不怪你，我没有理由怪你，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说起来我真是有点说不出口，不过对你我啥话都可以说。当年我要是把自己不当人看，没皮没脸地让吴四海和吴红卫把我搞了，也许还能保住孙礼强的一条命。在‘四清’时，吴四海和吴红卫就象两只苍蝇一样整天围着我转，你不来了他来，他不来了你又来，轮番向我进攻。逢没有人的时候，他们就摸我，捏我，亲我，啃我的奶子，要和我上床。我是一个人，又不是一个畜生，咋能随随便便地就让人搞？再说，我的男人也不是一般的男人，是支部书记，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我不能随随便便就给我的男人戴一顶绿帽子。所以我就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甚至有的时候我还黑风扫脸般地对待他们。尤其那个吴四海是一个天下第一流的厚颜无耻，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让他搞，他就要下孙礼强的手。我说你下孙礼强的手我也不能让你搞。我把问题没有看得那么严重。因为我知道孙礼强没有多大的问题，吴四海想整也整不出啥名堂来。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没有看清世道的险恶。吴四海和吴红卫果然就对孙礼强下了手，先是给弄了个‘四不清’，后来就硬是把孙礼强送上了断头台。早只道他们会下那么重的手，我当时就应该不顾羞耻地把自己给了他们。我为了自己的声誉，却要了男人的一条命，实在是不直得！实际上，那时我已经不是一个清白女人了，已经经历了两个男人。一个是孙礼强，还有一个就是你了。”

　　张彩凤说到这里，不知是因为喝了酒还是觉得羞涩，脸忽然就红了，并且吃吃地笑了一阵子才说：“虽然和你只有一次，但总算是我除了孙礼强之外又偷了一个男人。那时你真是一个小鬼头，一见到我眼睛就色迷迷地往我身上睃，睃得人浑身热烘烘的，又长得令人疼令人爱的，就直想和你往一起贴。所以糊里糊涂就把自己给了你。你知道，女人偷人养汉是自己的男人和社会都不能容忍的事，所以我趁别人还没有发觉，就再也不和你来往了。孙礼强死了以后，吴四海和吴红卫又来纠缠了几次，你说他们无耻不无耻？每次都被我骂得狗血淋头以后，才再也不敢来了。”

　　一坨肉说：“你是完全可以再找个男人的。”

　　张彩凤说：“当时我的确还想找一个男人。孙礼强死时，我才三十七岁，没有男人的日子是很熬煎人的。可那时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女人，谁敢明目张胆地和我结婚啊？当然，要我的人也大有人在。但要我的人都是一些衣冠楚楚而又禽兽不如的人，只想偷偷摸摸地占我的便宜，又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孙礼强被平反昭雪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四岁了，人也老了，花也谢了，我也就不想再找男人了。”

　　一坨肉说：“我看，女儿不在身边，你还是找一个男人的好，不然的话，你一个人多寂寞啊！”

　　张彩凤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算了！我都已经五十四岁了。按照六十花甲子的说法，都是快死的人了。将就女儿把大学上满，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一坨肉说：“你现在还不显得老呢。”

　　从相貌来看，张彩凤的确还不显得老。虽然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头发却还油黑发亮，脸上也没有多少皱纹，皮肤洁白且有弹性，身子苗苗条条，还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风姿和魅力。

　　一坨肉看着张彩凤，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浑身的血液竟然沸腾起来。这是他自从出狱以后，无论老婆怎样挑逗他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乘着酒兴，他拉过张彩凤的手抚摸着，亲吻着，似乎坐在他身旁的不是一个五十四岁的老女人，而是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姑娘。

　　张彩凤的心有所动，也觉得似乎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目光也随之迷离起来。她没有把手从一坨肉的手里抽回来，却顺势滑下去，抓住了一坨肉的那个已经膨胀了的生命之根，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幽怨地说：“你还行，只怕是我不行了！”

　　一坨肉顺势抱住张彩凤，用自己的脸贴住张彩凤的脸，悄悄地说：“你还行，你一定行！”

　　张彩凤没有推辞，任一坨肉把自己抱进房里，放在床上，并剥得一丝不挂。当一坨肉威猛地进入她的身体的时候，她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

　　一坨肉也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满足。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当男人，也是他这一生中第二次当男人。第一次当男人是在二十年以前，第二次当男人是在他出狱以后。而这两次男人都是张彩凤叫他当的。

　　当一坨肉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夜深了。令他不解的是，妻子竟还没有睡，正爬在床上嘤嘤哭泣。一坨肉想安慰妻子几句，可想了半天也找不出适当的话来。他知道妻子的心里很苦。

　　妻子的心里的确很苦。自从一坨肉被捕之后，她就整天以泪洗面。当一坨肉被判了无期的时候，她的心也随之死了；当一坨肉被改判有期的时候，她的心又开始活了；当一坨肉被减刑到十年的时候，她那已经复活的心里就充满了希望。她搬着指头一天一天地数，计算着丈夫归来的时间。她整整数了十年。十年啊！寒风苦雨袭击过她，地痞流氓骚扰过她。她风里来，雨里去，硬是将两个儿子拉扯大了，并给他们娶回了老婆。作为一个母亲，她是称职的。作为一个老婆，她也是称职的。她以坚强的毅力挺住了生理上的饥渴，十年来都守身如玉，没有给作为囚徒的丈夫脸上抹黑，更没有给儿子脸上抹黑。她坚信丈夫回来以后，会还她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她失望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精精壮壮的男人，经过十年的炼狱生活，竟变成了半个男人，变成了一个不能给女人欢乐了的男人。丈夫没有在身边的时候她虽然也觉得很痛苦，但因为没有了那个指望，也就没有了那个欲望，所以只有心理上的痛苦而没有生理上的痛苦。现在，丈夫来到了她的身边，她心理上的痛苦没有了，而丈夫却不能满足她生理的欲望，所以她就感到痛苦不堪了。

　　一坨肉明白老婆为什么哭，也非常理解老婆的心情。于是他就立即脱掉了衣裤，钻进了被窝。他轻轻地为老婆檫去了泪水，用两条粗壮的胳膊把老婆紧紧地搂进了怀里，亲吻着老婆的眼脸和嘴唇。然后又像孩子一样拱到老婆的胸前，嘬着老婆没有奶水但却饱满的奶子。虽然他刚刚才和张彩凤缠绵结束，但却还没有等老婆的手伸过来抚摸他，他的身体就急剧地膨胀了起来，就压到了老婆的身上，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了老婆的身体。老婆起初还没有什么反应，但紧接着就拼命地搂紧了他。当老婆扭动着身子欲死欲活的时候，他却在黑暗中欣慰地笑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