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回乡纪行

匆匆回乡纪行

　　还是在东非坦桑尼亚打工的时候，就许下了一个心愿：一旦回国，一定要在生我养我的故乡走一回。有人说：故乡对于人，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是无法以利害得失去衡量的。

　　我是一介草民，生性愚鲁，文化浅淡，而且惰性深沉，懒于行动，所以不能说回乡的情结，对我是到了甚么魂牵梦绕的程度，只是想在有生之年去了这末一个愿，以免在有一天，突然有了思乡的感觉，而始终未能成行，以致变成了一个甚么遗憾，因为人的想法是说不清的，有时突然的想法，连自己也没有部分预计。

　　虽曰如此，但是，这个打算，一直到回国之后的第四年的春节期间才成行。一则是子女们有空，可以陪同一道；二是身体还可以支持；此外，用度不大，可以勉强支付得起；还有就是回去的一些准备工作，可以委托给我的最小的胞弟，他到底比我小17岁，而且，一直在那儿读书工作，他也表示同意。

　　本来是兄弟姊妹六人，但是分居各处，邀集在一起在一件无法完成的重任，于是，在2001年的1月25日，夏历的大年初二就正式成行了，这天，是我刚刚过六十五岁的生日的第二天。头天还下着阴雨，出发的时候，天空还是阴霾四合，不见阳光的。

　　回国之后，即再没有乘过火车，所以，如果不是一大家子人，我肯定是找不着北的。原来以为回乡的道路好远，那里知道从下午四时半上车，六点三十分就到了，刚好是两个小时。

　　离开家乡，差不多整整半个世纪，岁月把一切记忆差不多都磨蚀了，所以有如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下了火车之后就挤上一辆公共汽车，不过十分钟下车，小弟已经在站口恭候了。

　　在用饭的时间，我偶尔向他问及我认识的人物，他基本上一问三不知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出发的时候，我就为自己规定了三个任务，这些都与会熟人、朋友没有关系的，试想，五十多年过去，还可能有什么熟人和朋友。

　　饭后，我随即去了下榻的宾馆，似乎硬件设施不错，女儿一家三口，儿子一家两口，都说住地可以，于是，我也感到满意。这样趁休息的时间，我就向夫人介绍起家乡的情况了。

　　家乡蓬安，据说是南朝梁武帝天监六时，即公元507年开始建县的，如今已有1500的历史。当时，是以相如县命名的，相如，当然是司马相如，写过有名的《子虚赋》，而且和卓文君的恋爱故事，以及有名的文君酒，无人不知。虽然司马迁先生说过“司马相如者，蜀都成都人也。”但那也是未必不算道听途说的，因为清道光年间，有一位叫王培荀的山东人，在四川作过官，知识渊博，据其考证“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安）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因此，有人说是这位先生是出生于蓬安，以后落户于成都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不必去搞清楚。

　　明、清时代的蓬安叫蓬州，历史上曾经辖3-7个郡县，还是蓬安、营山、仪陇的行政政治文化中心呢。在蓬安为过官的，还有唐朝颜鲁公，即那位写颜体人们常常说的颜棒槌体的书法家。因此，这儿应该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文化的氛围。就是近代吧，也出过川北大学校长的伍非百，国际大数学家魏时征，文化名人陈月舫，陈抱一以及我的曾祖父陈朴安这一批名人的。还有就是解放前夕死于渣滓洞的王伯禹烈士。明天，我要与你和子女们一道去好好领略一下这种氛围。

　　夫人说：我关注的，倒是你出生的地点，父母的坟茔。文化之类的事情，我是没有多少兴趣的，因此，主要的任务，是去你出生的老县城锦屏镇看一看的。我以为所说甚是。

　　因为谈话过久，休息时间较往日为迟，加上空调的有节律的细微声响，使我不能安然入睡。合眼之后似乎就看见有合抱的大木，但根须外露，大风吹过，遂有两大树被拨起，随之落地，之后声如巨雷，乃醒，醒后，不知是何等朕兆。仔细一想，其情景颇似西亚、东非，与家乡倒是不相涉的。

　　起床之后，独自到街上走了一趟。此地原来叫周口，现为蓬安县城所在地。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刻，县城仍在对岸的锦屏。我对周口一点也不熟悉。发现街道并无什么特色，不但感到零乱，而且灰色的民居与一般的丘陵小县没有多大区别，相较之下，似乎更显得后进一点。这不免觉得多少有点不快。

　　按照计划，九时正，我们搭乘去老家锦屏的公共汽车，以便完成我的各项任务了。

　　在我的记忆中，滚滚东流的嘉陵江是十分开阔而气宇不凡的，夏日是浊浪翻滚，冬天则碧绿如玉，那都是或者壮观，或者美丽的，在其上建桥，必然十分美观。而今天过嘉陵江大桥时，则感到这座七孔八十米的拱桥，一点也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来，实在是太平者常也了。心里虽然这么想，但当儿子谈到他的同样感受时，我则训斥他不可以这样说的，尤其不可以见到家人时，去作这样的表述的。而要仔细的去体味自己的父母之邦，借助山光水色的钟灵毓秀，去探索他那朴实、厚重的文化底蕴的。不然，我也不与你们同行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寻根的情结。这一番教导就使小辈们认真的点起头来。

　　下车之后，就看见了来迎接的堂弟兴源先生，之后是他的几位兄弟。虽然他们的父亲即我的二叔，曾经一度是该县的民主人士的副县长，人大副主任，但他们兄弟仍是小学教师，户口仍在农村，只在城乡结合部住着，所以，我悟不出“得道”与“飞升‘的关系。起码，它还不是普遍真理。

　　我没有准备任何礼物，于是为这三兄弟及一个小孙女共送了1000元的礼金，请他们自行处理，这倒是一个很合适的办法。

　　按照安排，我们是先去扫墓。在1960年的所谓自然灾害中，据有关资料介绍，我省死亡人数是几百万人之多，那年，我的父亲不过55岁，也在响应省委“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伟大号召中而贫病死了，安葬似乎由我的三弟主持的，当时我的小弟才几岁的光景，所以，地方无论如何也指不清楚的。于是，由堂弟把我们一行人带到一位姓张的烈士的坟前的空地上，说这儿先后安葬过三个人，那就是家父陈戬先生，祖母陈林氏，和堂弟的外祖母高婆婆。我被告知，如果不是沾这位烈士的光，这个平台也没有了。于是我就想起了一个颇为酸辛的故事，说是一位穷老太婆死后，有人在其灵柩上写着“某某某某大员隔壁某姓婆婆之柩”，故事的本身在讥讽人们的趋炎附势，不过，这大约也是穷人用以自保的方式吧。所以，“慎终追远”这一古老美德，在“三个一”的理念下，早就不存在了。这是谁都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位教书三十余年的老先生死后葬在具体的那儿就不重要了。

　　之后，又找妈妈的坟，堂弟指着距那儿十几步远的一块土里说，我妈妈死的时候，正是文革的初期，当时是由他主持的，所以他提出唯一的要求是让深埋一点，以免发生其他的情况。如今三十余年过去，到处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要定出一个位来，也十分困难。其实，我知道，就是能够指出一个确切的点来，也说不出一个什么大的名堂的。

　　于是就按照规矩来上香、化纸、放鞭炮，儿子女儿就在空地上代替我和夫人，认真而虔诚地跪拜了一番。我想，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去当一名孝子，何况当时我还不能自保。今天在这儿来祭奠一番，无非是表示作为人子的一种姿态。所以，地方在哪儿就不重要了，自己是否跪拜一番，也不重要了。不是有“诚则灵”的说法吗，那吗，就只有“心到神知” 了。纸钱较多，于是，我又吩咐为那一位张姓的烈士也火化几张，以体现我们具有“里仁为美”、不忘沾光的美德和修养。

　　我的妻儿子女是没有一个人见过我的父母亲的，因之不免要问及这两位长辈的情况。据堂弟们回忆，父亲死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被剥夺了再当人民教师的资格，加上缺衣少食而死的；而母亲的去世，说是死于一种什么结核病的，死时才52岁。

　　历史要演绎各种各类的剧目，作为蚁民，总是要在这些剧目中作为龙套而给戏剧增添颜色的，所以，我在撰写一篇叫《天使世家》的小说中就说过，给我们草民写什么传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们过完了自己作为草民的一生，就足之够也了。想到万岁也是要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都很公平，于是都该释然了，因为作为自然的人，我们也要走这一条路的。

　　在这两块平地上化纸钱、放鞭炮的时候，子女们又拍了不少的照片，其中包括了子女跪拜行礼的画面，而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第一项任务已经完成，看见一切都归于沉寂之后，就心安理得的离开了。

　　于是，就着手完成第二项任务，去看看我出生和幼年成长的地方，我想，那里也许会使我回忆到一些什么。

　　令我觉得比较惊讶的到是这儿的街道，仍是那样的狭窄和泥泞，而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这时，一面走，一面就听堂弟用那教书老师的口吻，指指点点，说这儿是新东街，那儿是老东街，这里叫大巷子、二巷子，那里叫董家大桑树。这些名字于我非常熟悉，但与我记忆中的情景，却是一点都不吻合。走了长长的几条街，看了众多的人，却没有从一个什么人的面容上、一个什么闪射的眼光里，唤起我任何一点回忆。我搞不清楚是时代变化了，物去人非，还是我自己变化了，我的若干回忆，都是自己加过工的，是一个本身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

　　在一个有着卷簾门的低矮的房子面前，被告知是我一九六二年匆匆回家住过的地方，那时，妈妈正生着病。而全国人民正在唱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高调。所以，我不过住了两天，就离开了。于今，房主已经易人，门又无法开启，只好在那里静默三分钟之后，悄然离去。这一过程中，堂弟又不断的提及了很多人的名字，问我是否还记得，我只好笑着点头，或者是摇头，其实是一点都记不得了。

　　到了南门口这个地方，我看见了两株高大的黄桷树，听了堂弟介绍，我又似乎依稀的记得，当时，在现在已被砖瓦封存的墙上，有一道拱门，上面有“咸安公园”几个字，那是我经常游玩的地方。当时的公园，似乎没有什么亭台和花木，倒有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灰色三合土路，是否也有这两棵高大的榕树，我是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于是，我站在树下，与夫人一起，叫他们为我拍了两张照片。

　　这时，堂弟指着一块残碑告诉我，这就是“唐颜鲁公旧治”的碑呀，只是已经残缺不全了。这句话，倒是提起了我的精神，至今我还能清楚的记得故乡的几件物品，一个是两个牛儿大炮的炮筒，炮筒是用厚厚的铸铁浇就的，静静的躺在门边，据说，其原来的功能保护城池的，而在我的童蒙时代，就已经变为人们歇气和小孩子冰凉屁股的地方了；第二，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启动的大城门，门扇不但高大，木质也很厚实，而且，其上包有一层厚厚的铁皮，嵌满一个个象乳头一样的铁钉；第三件，是一个石头雕刻成的犀牛，说是一种水文标志，如果嘉陵江水上涨，让犀牛洗澡，那就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了。另外就是东门外立着的两块旧碑，一块上镌刻着“汉司马相如故墅”，一块镌刻着“唐颜鲁公旧治”，不知是有人打趣，还是“墅”字容易被误认为“野”字，于是，大家一念，就成了“唐颜鲁公旧治（舅子）”、“汉司马相如故野（姑爷）”，有了“舅子”和“姑爷”的亲戚关系，所以，就特别有趣，于是，也就变成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据说传说很广，这样，说起故乡的历史来，自然也就要自然的“追宗汉唐”了。至于人们所说蓬安县就是司马相如的出生之地是否据此而来，我就一点不知道了。

　　以后，又前行，终于到了西街的陈家洋房，陈家洋房是老同盟会员，日本早稻毕业生的陈抱一先生的住所。按照辈分算，他是我的老祖，当然我也认识他。他的儿子陈超凡先生，曾是我在中学时的英文教员。陈抱一先生能够在边远的蓬安县城，建起这第一座洋房砖砌的公馆，楼台亭阁，拱式的门，多样的花木，通幽的曲径，肯定属于票子大大的有那一个范畴，所以解放之后，即被没收作为什么县委会，就非常自然了。陈抱一先生在解放时已经近六十了吧，据说是在一次游街批斗之后，就自尽于给他居住的一间民房的梁上。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不稀罕的事情。现在据说陈抱一的公馆将要被建成一座博物馆，还要作大的修缮的，于是，堂弟提议，我们一行人就列队在楼下去合影一张，说是以免忘却。虽然忘却也没有关系。

　　这个时间，堂弟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陈氏现在的家谱。说我们的后辈排序是“章、培、永、炳、盛”。我想，可能说得不够全吧。因为在解放前，每年的夏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是要为历代的高曾祖考封供、火化纸钱财包的。当时，起码有三年的时间，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于是，我就更多的知道了兄弟们无从知晓的事情。

　　我向他们讲起我们陈家并非是蓬州当地的土著，而是在张献忠发出了“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德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的命令以后，四川人口十分稀少的情况下，而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迁徒中，由福建省彰州迁来的。我们陈家到蓬州下脚的第一代是陈尔乔，所以，中元鬼节第一个厚包是要供奉给尔乔公的。尔乔公之后的字辈排序是“承、洪、新、兆、庆，崇、嘉、茂、尚、兴。”因之，后面是“章、培、永、炳、盛”完全可能，但是下面一定还有五个字辈的。不过，这些排序，我的子女们一概没有兴趣，大家不过“哦，哦”了几声就再无人提及了。

　　我决计与堂弟一起，向子女们谈及了我的家庭历史情况，这些以往是一概不能谈的。

　　我的曾祖父，按字辈排行叫陈嘉训的，是清时的拨贡，据说是在西太后出逃京城的某一个环节上有功罢，曾经被授为浙江温州作知府的，还未上任，旋遭丁忧，妈死了，终于没有去就职。而在41岁的时候就死了。可能是这样吧，陈氏的我们这一家支是终于兴而未旺的。在他的妻子我的曾祖母去世时，似乎还风光了一回。当时我大约是两岁左右，看见过出殡时的纸人纸马，十分高大，这是唯一的记忆。据说，这与拨贡夫人没有什么关系，主要而是得益于她的子女们，首先，就是我的祖父陈朴安先生了。

　　陈朴安先生在家乡是小有名望的，他作过前清秀才。清朝的科举制度是1905年废除的。之后我的这位祖父就追随中山先生成为同盟会员，估计以后成了国民党的西山派人士，因为他是曾作过有名的石青阳的幕宾的，之后，大约也作过四川省的高师校长，省参议员和家乡的县参议长的。直到1947年他是赋闲在家而去世的。我的祖母林氏，是一个不识字的标准的家庭妇女，虽然有了二子二女，即我父亲、二叔和两位姑妈，但是与我的祖父仍然夫妻不和。所以，大约还在祖父作什么高师校长的时候，曾经纳了妾的，而且，还有一子一女，不过以后都死去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的祖父母说过一句话，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与祖父说过一句话，见过一次面，在夫妇、父子之间这样彼此形同陌路，这不准确，连路人都不如的情况就是从来在其他地方听说过的，但这是现实的。原因据说是我的祖父太威严了，也太孤傲了，只是虽然为此，却并不影响祖父对祖母的供养，和祖母对祖父的伙食上的服侍。我的记忆中，祖父是有一个男仆人为他一天三餐端茶送饭，有一个女仆为他洗衣浆裳的，但是，家庭的一切费用开支，仍然出自这位先生。而父子不和，据我的父亲说，则是我父亲本身一开始就是一个纨绔子弟，而在读大学时，居然是读的体育系，这本身对于家庭来说，就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大约还有其他的劣绩吧，总之，从来我父亲也不敢去见祖父一面的，所以，直到我的祖父去世时，我的祖母和父亲都不敢去靠近的，这种事，在其他家庭里，我也不曾见过。因为我是他的长孙，到时常可以在他那儿去转悠，不时，他还有给我拿一些字贴，一些古书让我读的。虽然如此，但我也只能像神一样尊敬他，不敢在他面前多说一句话的。在他有病期间，我也可以为他端药送水。不过，从我祖父返回故乡蓬安，乃至在当参议员期间，家道已经中落，靠以维持生计的只有十亩薄田。也许还有一点什么积蓄，这就不清楚了。陈朴安先生的财产据我的祖母告诉我，一律用在了祖父的小妾刘夫人的一家上了，据说刘氏夫人的几位兄弟都是抽大烟的，所以，家财败光也很自然。实际我的祖父从省城回家，也是在刘氏夫人去世之后。

　　朴安先生有名望，在我的印象中，一个是家内有极多的书，到处都是放着书，据说有不少的宋版善本书籍，解放以后，由我叔父作主，大多送给当时的图书馆了。其次是字画，家里不少的地方都挂有已经裱好的对子，据说是一些名人送的。其次，是经常有些名人来访，比如前面提到的伍非百先生，以及什么县长易人，新旧官吏照例要来拜访或辞行的。我就在家里见过他的来访，此外，他死后的两年的解放前夕，家里由叔父作主，焚化了不少的信札，因为当时军阀的罗广文正在大举清乡，所以，在火化的信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表方也就是曾经作过国家副主席张澜先生的信件。还有就是他为他的三个儿子起的名字，很有趣，我父亲以字行叫尚简，但单名却是陈戬，二叔字行尚堪，单名陈戡，早已故去的小叔字行尚集，单名陈戟。于此可见是考究了一番的。

　　只是这些故事说起来，子女们听起来觉得当时很有趣味，但是从来也没有人问过，而且以为有点不可思议，一家人何用如此呢。

　　一面说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破事，一面也就到了堂弟的家。堂弟也已经是父祖辈的人了，从家境看，可能有些窘迫，与富裕是不搭界的。用餐时，居然有两大桌人，可以看出，人丁还是兴旺的。令我稍微不安的是他的酒，说是日饮半斤，凡四次，包括子夜时一次，不然，会一天不舒服。他的子女四人，这次只见了他的儿子，说是已经是一名做皮鞋的工匠，在重庆的一个厂家操业，这也好罢。虽然不再从事教师的行业，但是，一点没有什么。

　　把街道走完，在饭后，我说了一下打算，主要是看一下我的老家陈家院子，这个地方是我1952年春离家前一直居住的地方，以后，说是已经划入了蓬安中学，那么，也去看一下我曾经读书的学校。

　　饭后，我们一行人又去了蓬安中学。

　　据说，蓬安中学是道光27年即1847年开始兴办，当时名称是“玉环书院”。清光绪31年即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时，蓬州即率先响应，正式开办蓬州高等小学堂。民国建立，废州郡，蓬州易名蓬安县后，直到1926年才正式改办中学，据称，在办蓬州高级小学堂时，不但开设有古文课，也有博物，格致这样的课程。

　　我在解放前共读一年初中，学校即为兴华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名誉校董即为张澜先生，之后是伍非百。我读时校长已为苏眉生先生。解放后的1950年春即已并入蓬安中学校，51年底即毕业于初中部。实际52年初就走了。至于小学则读的是南师附小，即南充师范的附属小学，从幼稚园直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转而去读私塾了。

　　学校的校址的太宽大了，据说在校学生的人数已超过1500人。我走到一个地方，堂弟告诉我此间即是“真武宫”，目前已是教职员的宿舍楼。“真武宫‘实际是一个道观，在我的记忆中，正殿供着真武祖师，是一位十分威严的道者，其左右似有龟蛇之神，我对这位尊神的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到是两侧殿内一边为三清殿，供有慈眉善目的上清、太清、玉清尊者，据说是为太上老君一 气所化。另一边则是供的”詹王祖师“，据说詹王祖师是烹调业的祖师爷，说是因把盐称为百味之王，而被某位皇帝杀死，之后又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封为王位的。就在真武宫内两侧偏房内即办有私塾。我的老师是一位叫汤食冰的老师，我就在他那儿从《论语》一直读到《诗经》的，汤先生嗜酒，每天中午时必饮酒，下午总是一副醉眼陶然的状态，让我们背书。根据学生之间的约定，为了让先生听不清楚，任何一个学生背书时，全体学童都高声朗诵，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办法来欺骗老师和父母。之后，又在同一处接受一位叫郑思远先生的教授，就开始读《左传》、《史记》一类书。如今这些所读的书全部奉还给了老师，一点也记不得，而这两位老师以后的情况，也是一点不明白。在读书期间，我记忆最清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公然敢于在老师缺席的情况下，爬在高大威猛的菩萨后面，去从背上掏出其”脏“来。因为传说中，每个菩萨后面的”脏“，都是有宝藏的，比如金银之类，但我去打开之后，发现的居然都是一些五谷杂粮，还有五色丝线。有一次还发现有一支死去的牛角蜂。我居然让这些菩萨，无一幸免于在背上开口子的遭遇，于今想起来，我的胆子也是大了一点。当然，每次手术之后，我照例要对菩萨，磕头谢罪的。当这一罪行被披露后，学生的家长就联名一致主张开除我，所以，总共在私熟读了两三年的光景，于是就开始下课”自修“，每天面前放着一本经书，大约是《尚书》、《礼记》之类，下面则是各种各样的新旧小说。

　　这样，一直到四九年的春天，才由我的堂弟的父亲陈尚堪先生作主，让我不经过考试，就去了兴华中学上初一。解放之后，又读二年直到初中毕业。现今的中学太大，把原有的县中校、女中校、兴华中学以及真武宫，还有我们隔壁的汤家大院和我们陈家大院一概并列进去了。以致于我根本一点也回忆不起来。

　　在学校一个小门外，有一块地方，到处是废土堆，堂弟指着一个地方告诉我，这儿就是原来家里的堂屋。循着记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而且认定，就是我出生的所在地……

　　光阴荏苒，岁月把什么都溶化了。所以，家里的什么很珍贵的黄桷兰、米珠兰，高大的桂花树、椿芽树、红豆木以及银杏树、绿萼梅、七里香，什么都没有了。想起来，从尔乔公到我，足足是十一代，而我也是六十有五的人了，如果不是我在这儿提起，谁也记不起来了，而且就是记起也毫无意义。

　　走到这里，我突然就记起了一位写《南游记》的孙锡公先生的话，他说，一个人如果做到“果其心与物化，而性与天通，则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荣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烛照而数计焉”，所以，可以信奉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的教导，进而“生风云于胸臆，呈海嶽于窗几，不必耳接之而后闻，目触之而后见也。”所以，我的回家之行，似乎也可以匆匆结束了。这也算是趁兴而来，兴尽而归吧。

　　于是次日，我便向家人辞行，率领夫人儿女们回到了自己的住地，因为我已经了却了自己这一份在国外即萌起的心愿。进而还使我失去了旅游的兴趣。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