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磨练成长（2）

　　六一年秋季，我进入了高一级学府——王店完全小学就读。正值在高一级发奋攻读学业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向我袭来。

　　说是大病，其实算不上什么大病，只不过是一般的偶感风寒。对付这号小症，农村有它的土剂偏方。根本用不着吃药，何况也没有什么药可吃。熬点葱胡姜汤，喝两回，发发汗就好了。谁知道天不作美，就在发汗的那天晚上，天气变了，我家撒了一地的红薯干儿，都晒得大半干子了，没收回来，咋办呢？只有全家齐出动，搞突击。因此我病着也去了。只见天被漫天的乌云罩着大地，像口巨大的黑锅扣着一样。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只觉得昏昏沉沉，头重脚轻的，连拾红薯干都不知道是怎么拾的。好不容易坚持着把红薯干摸着拾回来。可是我没好透的风寒感冒又劳发了。这俗话说，是病不是病，劳发必先重，接着又发起了高烧。那高烧不退啊，只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一个劲的说胡话。这一下，可忙坏了家里的人。爱荣妹子看着我，父亲母亲都出去寻医找药了。请来有名气的张宝同大夫。诊断后，开了不少的药，花了不少的钱。刚有好转的家境一下子被破坏了，积攒起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点家底被折腾干了，连仅有的一窖红薯也卖了，买药吃了，可是病就是不见轻。最后，水米不沾牙，不吃也不喝了。有出气没进气，没的法子了，都只等着我咽气算了。母亲看我都在呆气了（人只要一呆气，很快就会灭气的），不忍心在家看我灭那口气，就由奶奶陪着出去转转走走，散散心。出门碰见南院的三奶奶，她告诉说，西李营有个神婆儿，能看这病。奶奶和母亲，婆媳俩慢步徐行，一晃一歪地到西李营去了。那西李营离我家有二里半的路程，而且还要翻过一座岭，奶奶那双三寸金莲，走上一里路都要休息上两次。母亲的脚虽说比奶奶的三寸金莲是大了点儿，她年轻时也缠过脚，后来又放开了，她的脚比小脚大点儿，比大脚小些，而且裹有一层厚厚的裹脚。路上，婆媳俩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好不容易到了西李营，打听到了那个神婆儿家。她们给神婆诉说了我的病情，神婆也没给什么药，只在水桶里舀了一碗水，放到神龛上，画一道符，磕几个头，祷告几句，就把那碗水拿回来温温给我喝。临出门，神婆嘱咐：病要是回头了，再来找她。第二天，病情竟奇迹般的有了回头，从精神表情上都能看出来。母亲就一天一个来回，天天到西李营诉说、祷告、领药，雷打不动，风雨无阻，脚都走大了许多。老天不负有心人，也该天不绝我有照应，经过了个巴月的调整，我的病在一天天痊愈。但是毕竟是被病魔折磨了一个多月，我已经很虚弱了，路不能走，甚至连话都不能说了。饭是能吃点儿，得是稀饭，得一口一口的喂着吃，有时候喂大了一勺，饭就从鼻口中呛出来。身子虽虚弱，可眼睛还好使，头脑还清楚。要过“十来一”（指农历的十月初一），过节了，厨房里做饭要用香油了，香油放在床底下的釉子罐里，妹妹不小心一下子扒倒了油罐，香油洒了一地，她赶紧喊母亲来，俩忙活了好一阵子才收拾干净。父亲回来竟没有看出破绽。我心里清楚，躺在床上指给父亲看，父亲才仔细一瞧，才看出端倪。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样子哑子还那样坏，害的妹子遭了一顿打。我那病，经神婆看后，再也没有看过其他大夫，没吃过什么药，竟完全好了。说起来谁都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啊！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既不信神又不信鬼，更不信天。现在想来：神婆的那碗水是普普通通的水，普通的水有恁神，能治大病？还不是原先的药吃多了，起了综合效应了。不管怎么说，病是神婆治好的，得好好谢谢她。于是，我认她为干妈了。后来我这唯一的干妈，竟成了爱荣妹子的婆妈，这难道不是缘分么？

　　病是好了，但学业也耽误了大半个学期，王店完小是上不成了，父亲让我重回村校——复读四年级。

　　父亲是个只顾做事，不琢磨人的人，不管哪家再有势，再排场，只要合不来，他从不去拍拍溜溜，迎合奉承。他有句口头禅：羊尾巴再大，搭自屁股，排场自己。他从不服人，可也不输谁的理，见不得不公道的事，一旦遇上，他的急性就挥发出来了，哪怕是头打烂也再所不惜。父亲是个急性子，情感粗犷，自己说啥就是啥，不容别人拨棱，就这点得罪了不少人。不管是东营，还是西营，只要一提起小东营的“清娃”，没有不翘起大拇指的。但是，是褒是贬，就无从得知了。

　　父亲旧社会被抓过壮丁，后投诚受编为解放军，在解放江南的战斗中做过贡献。解放后，在杨集区上当通讯员，由当妇联的大妈的撮合，父亲母亲才走到了一起。

　　父亲会品箫，但只有在身闲，而且心也闲的时候，才在屋后悠闲自得地独奏欣赏。但大多时候都在干活。干活时，他总是缺这少那，不是要这就是要那，叫你去拿，你就得立马拿去，否则就大声呵斥：“先生哎！你是买哩？（原意是嫌耽误的时间长）”我们呢！只要一听到他在咋呼，心里就慌了。他告诉过你，用具在哪哪放着，现在手忙脚乱的就是找不到了。越找不到心里就越慌，越慌就越找不到。有时候工具就在眼前，就在手边，可是就拿不到手，直到哭丧着脸出来被他臭骂一顿了事。没想到，父亲叫我“先生”，使我一生和“先生”有缘，当了 一辈子的教书先生，吃了一辈子的先生饭。应验了父亲的金口玉言。

　　记得有一次，父亲让我搭个手，帮他拉木板子，那是一根半截木桩，他把墨线打好，固定好，让我拉下锯。拉着拉着，就跑线了，毫厘不爽得拿回来啊。可我怎么往回拿也拿不回来，那一分厚的扳子哪容的很跑线啊？眼看着锯从这一线跑到那一线上了，就连忙说：“爹，跑线了。”“跑了多少？”“快跑一线了。”他也不看就命令似的说：“你哩拉！”我就放心地只管拉锯了！好不容易把半截木桩锯完了，绳子松开了，可板子还不散开！咋了？仔细一看，他拉的那面是按墨线拉的，我的这面是全跑线了，这道墨线跑到那条墨线上去了，全是花花的了，做纺车的车棂，我们一块拉的板也用不成了。我心想：我说跑线了，你还叫继续拉，看，成这样了，那怨谁呢？这回父亲可没训斥我，只是无奈地摇摇头，拍拍脑门，“嗨嗨”连声。

　　记得还有一次，我俩用拉拉车到西坡去拉红薯。车厢都装平了，上面好放了两大箩头儿，还搭了些红薯秧添车，一大车子。父亲驾着车把，我在前面拉梢。列位看官，你知道那西坡的土路侧棱撇坡的，没个平展气儿，没走多远，车上就偏了，我边走边招呼着后面。下大坡了，我对父亲说：“爹，收拾一下吧？车歪了！”父亲看看车上，感觉没有事，就冲这我说：“走你哩！”我在前，他在后，不走也不行啊。下到坡的半腰，咕咚一声，车子翻了。车把差一点把父亲拌倒。我回头一看，车子斜卧在路边，一边的车轮悬着，打着转。满地的红薯像起跑的运动员一样，顺坡“滚滚向前”，有的已经冲到了终点——坡底！我早说歪了，歪了，就不听，还叫走，看看，成这样子了，能怪谁呢 ？父亲像故事《等一会再说吧》里的那个贩卖珠宝的商人一样，拍拍脑门，笑了。笑了好啊，一笑解百烦矣！

　　记得有一个秋天，队上分红薯。我家分了一大堆红薯，可我家没有红薯擦子（一种切红薯成干的工具），看着每家每户都在趁着好天气，擦呀，撒呀，摆呀，忙得不亦乐乎。父亲心急火燎，急得团团转。叫我去双们家借把擦子用。我去了，在路过典雄们家竹院的时候，看见一大群人在围观着什么，我好奇地挤了进去。原来是典雄的姑姑——芬子在蹦跳着唱曲呢！“张二姐儿呀（指典雄的妈妈），听心里中，二姐儿烙馍不叫芬子吃个正……”听着听着一下子入了迷，把父亲交代给我的借擦子的任务忘了个干净。突然，感到有人踹了我一脚，我扭头一看，啊？可不得了，只见父亲两眼瞪着我。虽然没说话，可我心里明白，肯定是他等不及了，才顺路来找我的。他是个急性子。我赶紧从人缝里挤出去，撒腿就跑。父亲不依不饶的就在后面追。我小时候利索着呢，父亲哪能跑过我？看着追不上了，就脱了破子鞋一下子撂向我，正好砸在我的腿上，我趴倒了，父亲扑上去，美美实实地打了我一顿，我太惹他生气了呀！

　　小时侯，我只知道玩，不知道操心，也不会操心，都到十八岁了，还是那样。母亲经常讽刺我：“都十八岁，上中学了，还恁娃孩流气的！妹子们也学着母亲挖苦我：”十八岁上中学。“隔院的大老李嫂子（世彦的妈）看到我这样子，总给我开玩笑说：”你们算啥家伙，光知道槽里吃食儿，桩上蹭痒（指的是猪），你哲子哥（世彦的爹），十六岁就结婚成家了，像你恁大，都当爹了！“现在想来，这可能是自己谋生智力开化迟的缘故吧！说我开化迟，还有的人不如我呢，像和我同岁的香荣啦、生材啦、保战啦……我都不和他们靠拢，老喜欢同大一点的娃儿们玩，不知怎的，他们也喜欢同我玩，像典雄啦、都臣啦、登相啦、金生啦。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能处，尤其是典雄，他是”老三届“的老高中生了，因高考停止，才待在家里的。

　　话说六二年金秋时节，我们家搬进了南院的新屋。父亲把老宅的东厢房扒了，在南院一窝儿踏一窝儿，又原封新盖了两间。我又到王店上完小了。这一届，我的伙伴多了，像西营的岳书朝（西营启财的外甥），沟东的相武。书朝被编排在五（二）班，我在五（三）班，相武在五（四）班。我们五（三）班的班主任是马建荣老师。我们都是走读生，宋沟和王店虽说隔了道岭。可离王店有三里路呢。我们每天要走两个来回，腿脚的功夫是锻炼好了，哪不高不上那，哪不险不去那。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上学时先有书朝到我家叫我。南院的心发大爹疯了，连他的独生子——相荣也被他摁到在地拿石头砸了一顿。这时候，他经常提一把钢锨，连一块巴在地上凉晒的一块羊皮也被搠了几个窟窿。从门口过来过去，吓的书朝不敢到家来叫我，只能远远喊我，我俩再一起去叫相武。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是刮风下雨，都是一起去一起来，一起来一起去。时光造就我们成为铁哥们。我是白脸儿，相武是黑脸儿，书朝是红脸儿。北路的祖泽们称我们是南路的“红白黑小集团”。我们还自我解嘲的分封上了“夫人”。如果谁调皮，就拿谁的“夫人”来“管”谁。相武分封的“夫人”是大周营的彩让，如果相武不听话，我们只要哼声“让”，他的脸就马上会由黑变红，红地像关爷一样，腼腆了。我被封的是于营的瑞仙。我焦炸了，他们一个“仙”字，准叫我不叽溜（指不说话）啦。书朝喜动，总爱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自比，手掌放在额头上，瞪眼张嘴，比画出孙悟空的造型，口称：“师傅，莫念，莫念！”我和相武喜欢看连环画，相武从他相生哥家拿了不少连环画出来，我们一起看，看完一本换一本。相生家简直是个书库，连环画总是拿不完，像《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等系列连环画，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期看的，养成了自己喜爱历史性作品的嗜好。我非常喜欢在大门口张贴出的叶红斗同学的创作绘画作品——猪八戒。

　　后来，我们的猪八戒铁哥们集团扩大了，增添了新的血液：四弟明友、沟东的国林、学灵、兆敏，西营的士林，南王桂花树的杰娃儿（张风杰）。兆敏耳朵有点背，我们喜欢戏弄他，拿他开心。有一次，他头剃得锃亮，甩搭着长袖子，扛着一根一头带疙瘩的棍子，我们就给他头顶上弄了个土印儿——六个戒疤，就说他是“花和尚大闹野猪林”。

　　我在六（三）班上了六年级，得住校，不能再走读了。没处吃饭怎么办呢？学校没有学生食堂，自己也不会做饭。经介绍，联系上了一个叫张春喜的同学。他会做饭，单另起灶，有一年的做饭历史了。说是会做饭，其实也只不过是会煮红薯糊糊。每顿饭也不用炒菜，也没有菜可炒。后来才知道，这春喜家就在操场（地名）我黑玲姐家的隔壁。吃饭解决了，那住宿呢？也由大集体宿舍的大殿搬迁到班级的小集体宿舍——学校大门南面的小耳房里。上五年级的明友也来和我一起，在那住了一个冬天。明有小我两岁，没在外面单独住过，半夜解小手都是我叫他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养成夜晚不起夜的好习惯。一个冬天，我俩把一领新稿荐跐腾地稀烂。放寒假的时候，只好用包单包着拿回去。过年的时候，父亲指着他那宝贝，的小木箱，激励我说：“永有，明年你能考上中学，我就把这个宝贝送给你用！”说那小木箱是父亲的宝贝可真是的！那还是在木业社工作时做的，做工很精致，按好扣子合叶后，用天蓝漆漆成，算是他在木业社工作的纪念品，拿回家来一直供放着，连用都没舍得用一下。

　　六（三）班的班主任马戊生老师，非常偏爱我。前面提到的他给过我理发钱，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批改我的作业时，总把我叫到跟前，一点一点的面批。做的好的就及时鼓励指导，做的不好的就批评辅导。别看马老师撅着大门牙，厉害着呢！我们全班同学没有不怕他的。有一次，我的同桌高我半截的张改香，胳膊肘抗了我两下，被后排的大同学看到了，大同学风趣的说：“哞喔（指的是母牛）哞喔，抗犍子，喀嚓喀嚓三鞭子”不巧被马老师看见了，他把那个大同学揪出来发了一顿火，狠狠批评了一顿。那恶劲简直能吃了那个同学。毕业的期限快到了，学校给我们照了毕业相。这恐怕是我最早的照片了，至今还好好的保存着。

　　六月底，我高小毕业了。妈妈给我煮了鸡蛋，带上我特做的干粮，要赴“京”赶考了。我们三个毕业班，估计有一百多学生，由班主任老师们带领着，赴天明寺内乡第五中学汇考。汇考的那几天天气不好，一会阴一会下雨。有的同学还带上雨伞，舅家的表姐冬菊，就是带雨伞去的，结果没有考上，把雨伞还弄丢了。我没有带雨具，少了个累赘。第一场考语文，作文题目是《“六一”儿童节日记》。要求内容是写“六一”，格式是日记。不少同学，当成儿童节日来写“六一”，没有日记的格式，算是跑了题，名落孙山了。我却以优异的成绩被五中录取了。录取通知书是马老师亲自送到家里的，还向父母亲表示祝贺。如果在科举时代，考上中学，算是过了乡试，当上秀才了。全家自然高兴了一场。

　　这内乡五中，全称是内乡县第五初级中学，所在地在天明寺。说是寺，也不知是牛年马月前朝哪辈子的事了。早就没有了寺院的痕迹，只有一大片建筑物。占地四五十亩。旧时，河南省的省级监狱就设在此，监狱撤掉后，宛西十三县土匪司令别廷芳在此儿办班，培植他的统治势力。解放初期，这里又成了个卷烟厂，当时流行的航空牌香烟就是这生产的。再后，政府利用这片闲置的设施，为教育事业服务，创办了有名的内乡县五中。它远离集镇，离最近的集镇——马山口至少也有十里之遥，环境安静幽雅，远离闹市的喧嚣开办学校，不乏是个理想之处。整个大院，分内外两院。内院是原来做监狱用的那一块地方。宽厚高大的土围墙，低下有牢实的地基，用黄土夯制而成。上面加顶盖瓦，有近三米来高，就是不架电网，罪犯也难以逾越。墙角上还修筑有可俯视院内各个角落的砖木结构的三层炮楼。经过上百年的风吹雨打，仍是坚固无比。不可想象，当年是怎么样建造成的。高大的门楼一南一北相对峙。南门楼高大雄伟，是五中门面。配有宽厚钉铆的两扇大门，就像旧时城池的门楼一样。大门外有占地约二十来亩四方四正的大操场。可供好几百学生操练之用。北门楼稍矮些，是旧时，礼迎上峰之用，也叫礼门。学校已经把其封闭起来，弃之不用。院内，一条宽敞的石子大路贯通南北，路两边高大的榆树遮天闭日。旁边设有羽毛球场，篮球场。高大宽敞的大礼堂有四排八大基柱支撑着。教堂式的尖形屋顶用铁皮包着，上装有风向标！铁皮上漆着天蓝色的漆，供学校聚会，典礼，演讲，联欢之用。还有一座波浪式屋顶的小礼堂，是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的一道墙，把其一分为二，一边是藏书室，另一边是阅览室。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这里均有收藏，尤其像《红岩》、《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旗谱》等一大批后来被称做红色经典。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经典散失了不。很是可惜。外院是新建的，围墙矮的多。院内设两“伙”一厅和一个一个的小四合院。两“伙”就是学生大“伙”和老师小“伙”，一厅就是餐厅。总务处设在小四合院里，剩余的小四合院为各班的学生集体宿舍。院内有两口井，井上装有水车，一口专供两“伙”用水。一口供洗刷打扫卫生之用。院里建筑错落有致，大院套小院，院院相扣。校务处，教导处，一前一后并立在内院。各大教研组分列两厢，布局十分合理。教学区分两大块，大的一块是初一初二的普通教学区。初三毕业班为单另的一小块，那儿绝对清净，为毕业生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男生宿舍按班级划分，女生宿舍，混班安排在两个小院落里。七十年代，贫困生比较多，几乎占到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也包括我自己，搭不起大“伙”，只有起小灶。学校房屋充足的很，每个班级都有固定的小灶区。校外在东坡上还设有劳动基地。

　　六四年秋，学校开学的那一天，我带上通知书、炊具、餐具、食物和铺盖，还有父亲许诺过的小木箱，由父亲亲自送我到学校，拿出来一张崭新的大团结票子，让我交了学费，报了名。学校有学生食堂，向食堂交什么实物，就发什么样的饭票。白面大米是细粮，包谷面高粱面是粗粮，红薯面是杂粮。我呢？因为家庭拮据，再加上自己好歹有一年的做饭史了，父亲就放心地搭起了小灶。住的呢？还是集体宿舍。食宿就这样安顿下来了。

　　我被编排在六四（二）班，和凤联、瑞仙同在一个班，班主任是张奇老师。周生堂、徐文献、许敬修、王正和、李国华、李连成等老师都任我们的课。第一学期，我就被评上班级的贫困生，每月享受一元钱饿助学金。就是这一元钱，我都几乎上交到家里。学校生活是紧张有序的。早上，天蒙蒙亮，就得要起床，上半个钟头的早操，然后集中起来清点各班人数，安排一天的活动。收操的时候，老是唱一曲〈〈回故乡〉〉：“太阳红太阳亮，春风送我回故乡，青山绿水多宽广，凌云志心里藏……”。接着进教室上早自习课，教室里已经点燃了明亮的汽油灯。在出早操的时候，各班级都安排有专人点灯。上完早自习，再吃早饭。这点不象新疆，一起床就吃早饭。上午四节正课，课间有两操（指体操和眼保健操）。下午三节正课，然后才是课外活动，打扫卫生。晚饭后还要上四十分钟的晚自习，最后才是就寝息灯休息。天天如此，周周这般。当时在学生中，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到了星期一，上课教室里。过了星期三，作业堆成山。过了星期五，再受一天苦……”反映的是学校生活的艰辛，“学山有路勤为径，学涯无边苦做舟”嘛。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苦，从不言苦，反而觉得生活很充实。

　　原来内乡有八所中学，一中就是高中，和二中都设在县城里，三中设在张集，四中在杨集，五中天明寺，六中赤眉，七中夏馆，八中余关。三年困难时期，砍掉了四中和八中。这时的天明寺五中生源极广。且不说南召小街，镇平高丘有学生在此求学，就内乡本县而言，教育覆盖面涉及到灌张、王店、马山、余关四个公社。我和风联，瑞仙都是王店公社的学生，有时上学回家不免走到一起，瑞仙这个以前被分封过的“夫人”，她的形象总在脑海里若阴若现，可她却毫不知情。聊天野地烤火，那是一面热呀。再说回到教室也毕竟是一个班的么，低头不见抬头见，目光碰在一起，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自己是在自做多情啊！后来，她染上了漆瘙子（一种皮肤病），脸肿得像判官一样，我真有点心疼呢。

　　金秋十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祖国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祖国的大西北实验成功。消息传来，学校的政治气氛活跃了许多。一天，学校在小礼堂前面的中心球场上，召开全体学生会议。传达贯彻有关精神，当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时，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会后还组织了认真地讨论。大家风趣地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一颗弹炸，轰得赫鲁晓夫下了台！”

　　话说六五年的元旦，学校举办了文艺汇演。各班都排练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参加演出。有歌剧，有舞蹈，有小品，有戏曲。我们六四（二）班代表队奉献的由江登范、于炳书等同学扮演的小品——《糊涂县官》。学校代表队演出了大型现代歌剧《白毛女》的上半部。许敬修、徐文献、王正和、马茹阁等老师，把剧中的黄世仁、穆仁之、杨白劳、喜儿等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高水准的戏曲节目，受益匪浅。

　　六五年秋天，我上初二。班主任换成了王子生老师。王老师是刚转正的民办老师。人年轻，有魄力。学校购进了柴油发电机，自己发起了电，亮堂堂的电灯取代了昏黄的汽油灯，办学条件大有改善。但学习风气也有所改变。当时强调的是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更得如此。因此，使教育受到了“左”的思想干扰。稍稍偏离了正确的育人轨道。学校也跟社会上一样，掀起了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风潮。各班级都下发了《毛主席著作》的甲种本或乙种本。县二中在‘红学’（城南关），办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丰富生、黄祖示的先进事迹的图片展览。学校组织我们前去参观交流，取经借宝。受到二中师生的热情接待。这恐怕是我参与的最早的社会活动了。

　　六六年五月，中央通过了《十六条》。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北京《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北京出现，我们学校也出现了零星的鸣放大字报。每个班级都准备有“文房三宝”（只缺砚一宝了）。谁要是想写大字报，连领条也不用打就只管领去了，不用花钱。开始只有少数学生去领，领来做毛笔字用，什么魏碑体不像魏碑体，楷草体不像楷草体，行书体不像行书体。只管龙飞凤舞的写啊画啊。没法贴上墙的都胡乱扔了。能贴上的就贴上了，就是贴上去的也是文理不通的有之，错别字连篇的亦有之。后来就有更多的学生跟着学了，浪费了不少国家的东西。也荒废了‘小闯将’们的不少青春年华。

　　也就在六六年这一年，一切的升学考试停止了，甚至连国家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停止了。搞得是该毕业的不能毕业，该招生的不能招进来。/九月份开学，仍是原班人马，只不过多来了各工作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场了。上头明确指示学校停课半天，专搞“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每天只上半天课，剩下的时间都用到写大字报上了，搞大鸣大放。什么评《海瑞骂皇帝》，什么批判“邓（邓拓）吴（吴晗）廖（廖沫沙）三家村”花里胡哨。大字报漫天飞，飞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开始鸣放老师了，给老师们都划分了鸣放专栏。人群集中的地方是鸣放校长、主任的专栏，偏僻角落是鸣放老师的专栏。什么‘白骨精’张爱姣的批判专栏，什么‘烂破鞋’马茹阁的批判专栏，什么黑老包刘国杰的批判专栏，什么‘大叛徒’刘满仓的批判专栏……这里炮打这个，那里炮轰那个，学校的整个墙壁完全被大字报占领了。

　　十月份的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们班的插队知青点在马山公社的华北、庵北等大队。我们在那儿，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久，各班级又选派学生代表——红卫兵。到首都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那儿比较落后，派去的红卫兵接受的检阅，已是第八次了，也就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了。

　　十一月份，革命的‘大串联’活动开始了。各地都建立了相应的红卫兵接待站，只要你是学生，凭着学生证，就可以坐车不搭车费，吃饭不掏饭钱，住宿不拿住宿费。同学们都三五成群的，随便扯面红旗打上，就成了串联队伍了。没多长时间，又开始‘长征’了。所谓‘长征’，就是像红军那样徒步走，不坐车，到北京、韶山、井冈山、延安等地串联。这时候的学校，已经不成为学校了，教学秩序完全陷入了瘫痪的混乱状态。

　　到了六七年三月，学校仍是照常开学。一发不可收拾的“长征”活动还在进行着。尽管三令五申，停止长征串联活动，但有不少的学生，仍然滞留在外，还有不少学生正在“长征”返校途中。到校的为数不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返校复课闹革命。返校是陆续的，复课是句空话。为什么呢？因为教室、图书馆，乃至教研组已经被砸得稀吧烂不成样子了。复课还能复的了吗？更何况学生们放荡的心思还没有完全从社会上收回来。

　　再后，学校里撤走了工作组，而多了些大大小小的红卫兵组织。什么“鲁迅战斗队”、什么“卫东彪战斗团”、什么雄鹰战斗师、什么造反总司令部……又是师又是军又是司令的，词儿越用越大。只剩宇宙、地球的词儿没用上。这些红卫兵组织，不学习，整日里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如何整人。专行揪“黑帮”、横扫“牛鬼蛇神”之能事，批判“资反”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当时工作组执行的路线指责为资反路线）。

　　那时候，学校流行着一种新的文艺表演形式，叫“三句半”。它是由四个人表演，表演是每人携一打击乐器，或鼓或钹，或锣或梆。以鼓声开头锣声结尾。轮到谁说谁说就击一下乐器。前面三个人各说一句，最后一个人只说滑稽、幽默、风趣的半句。这半句可能是一个字儿，也可能是一个词儿，或一个成语，或一个浓缩了的词组。人们就是要听这半句话。老师成了演员，被四个四个地编成一组，到各个场合巡回表演。反而出丑被、为学生开心，被人尊敬的老师也非为人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