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磨练成长（1）

　　俗话说：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在下，草木之人，笔名嘉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三。生于河南。内乡。宋沟、王店小东营的一个农民家庭。至于自己的生日，母亲当时没能记得清楚。听母亲说，三天后村里乡邻们喝“喜面条”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由此算来在下的生日，当是庚寅年八月十三，即公元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四日。

　　幼年时期的在下，生活是很幸福的。因为父亲年纪小三十，才得我得个长子，当然是心情爽快，自然薄待不了。一年后，家里有添了妹妹爱荣。虽说成了四口之家了，但对我的优待仍然不减。那时候虽说家庭不怎么富裕， ﹉但吃饭穿衣是没有问题的。父母总是鼓励我们做儿女的多吃点多喝点，会身体棒。因为那时没有什么儿童补养品。每逢吃饭的时候，就让我们比赛，看谁吃的多。问你吃了几碗，再问她吃了几碗。妹妹回答“一碗”我就回答“三碗”；妹妹回答“三碗”，我就回答“五碗”当时也不知道是说三碗好还﹉是说五碗好，只知道能吃有福，碗数越多就越讨父母的喜欢。就为这个，有时候吃不了，就半碗一碗的倒在了房后的磨道里。就是后来的日子紧了些，我仍然不失家庭中的优越地位。父亲不时上街赶集，买回来好吃的“火烧馍”（一种烤制的饼子）总少不了我的，而给妹妹的很少。快过年了，父亲早早就把灯笼收拾好，糊上新白纸，上下沿儿还贴着红穗子。初一那天五更天就得起床，母亲就让我穿上大布衫。父亲叫我提上灯笼挨家挨户去拾炮子（没有燃爆过的鞭炮）。到东草房去给爷奶磕头拜年。过了初一要走亲戚了。到十来里外的朱沟外婆家里去也是父亲拱着夹脖去的。上学受教育就更加明显了。小我一岁的爱荣妹妹，断断续续的只上到了三年级，就辍学搞家务了。家里却一直供我念到中学。你想：那时候国家还远远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甚至连六年教育也没有普及。一个高小生都是稀罕的，在乡里人的心目中，中学好象是高级学府了。

　　父辈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四，除老三青年早逝外，其它四人都已成家另户。但是大家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大爹。二爹家住上房堂屋，五爹家和我们家住东西厢房，爷爷奶奶住在了东厢房的后面的草房里。一大家子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话说四张村有一个叫做张四木的，人是又聋又哑，没有上过学也无法上学受教育，因为那时没有聋哑学校。可是他竟能双手写字，且写出的草字很是流畅。我亲眼见过他写的字，是写在一家的语录牌上的（“文革”中，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块用锅灰抹成的小黑板，是专写毛主席语录的，被称为语录牌，后来升级为最高指示牌了）。内容是孙中山先生的《论青年运动方向》一文中的语录。听说他经常到王店，天明寺等一些中小学校去，和老师们比写字，赛知识。给老师们出上几个偏旁部首，让老师填空成字。嗨！真还难住了不少老师嘿！张四木也因此有了点儿小名气。因为他头大那是特别的大，就像是脖子上搁了个大南瓜，四乡八邻的人都叫他大头木。后来，在奎屯州教进修，就张四木这事儿咨询过大学教授，他们也没有解释出个子午卯酉﹉来。我小时候头也大的很明显，乡里人有的也管我叫“大头木”。弟弟妹妹们除叫我“大头木”外，还叫我“大头泽”。听说有个叫泽的人，因为头大人们就叫他大头泽。我也头大自然也成大头泽啦！总而言之说我的头大呗！说我头大，也确实。记得有一次，妈妈给我买了一件新绒衣，让我站在床沿上试一下大小，当绒衣的领口套到脑袋中间，抹不下又拽不掉时，急得我一头从床上栽下来，逗得一家人捧腹大笑。人们说大头娃机灵，这一说在我身上也多少有点儿灵验。自我上学以来，一直没有因成绩而留过级，每门课总得五分（指五分制），弄得同学们都另眼相看，也引得同学们喜欢和我一起做作业。有的同学也不管离我家多远也跑到我家和我一块玩一块做作业，不懂的就问我。像沟那厢（指的是宋沟东营）北头的国楼就是这样。记得在王店完校上高小时，马戊生老师就因为我听话成绩好而非常喜欢我，看到我头发长，怕长虱子，掏给我钱让我去理发。“两毛钱”的理发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对我是很有意义的，它一直激励着我为理想而搏击奋进。

　　小时候我还有一个特点，天圆地方、白白胖胖。因此“白胖娃儿”几乎成了我的代名词。奶奶叫我“三挖肚”，因为脸面有点凹，大妈叫我“三娃儿”，南院的富荣姐也叫我“三花脸”“白眼窝”（指戏剧中的丑角）。

　　我的长辈：爷爷、奶奶、叔达、婶娘们都极爱我。我从小就生活在无比宠爱之中。我们家在东坟上有一块梅子园，梅子成熟的时候，我们兄弟多人爱到园子里去玩。爷爷总拣一些好的给我吃，捡一些差的给万有二哥说：“这半渣落块的你吃”。后来爷爷临死灭气时身边没人，是我第一个发现的。那是五七年的初夏，我放学回家，去看有病在床的爷爷，只见他瞪眼张嘴，有出气没进气的，我连叫几声“爷”，都没有应声我吓的哭起来，才来了婶娘们，一看说是爷不中了（是指人要过世了），我在爷的床头很哭很哭拉都拉不走。奶奶和她的孙子们（包括外孙）有个隔代情结。没事的时候总爱给孙子们教些歌谣。什么“光肚娃儿，下邓州（解放后改为邓县）邓州不要净屁股”，什么“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赶牲口，赶到哪儿？赶到马山口，逮个鸡儿叨豌豆，逮个猴儿栽跟接头……”要有外事活动了，奶奶还带我们外出参加：像胡坡姑奶奶的殡葬活动，雷沟富荣姐的出嫁活动等。过年的时候，要走亲戚了。我们孙子六个（大拍子有来、二抿铲儿万有、三焦炸永有、四老鸹儿明有、五大头儿春有、六腿肚儿天有）都争着跟奶奶走，再隔代亲也不能都带着去只好挑选两个做代表，奶带我和有来哥去过大周营（地名）老外婆家，也去过拐子李（地名）的老姑奶家，连赵洼（地名）老亲、王湾（地名）老亲都走遍了。奶奶只带我一个孙子陪她到过马山薛洼的姑姑家。此时路过天明寺时，奶奶给我指了那个神秘的地方。为此惹得孙子当中有的哭、有的笑、有的骂，骂奶奶是二老婆儿（因为爷爷排行老二，奶奶自然是二老婆儿，含贬意）在按工分吃粮的年月，我门家老小赘子大是统销户，口粮只能吃个低指标（队上分粮的指标是倒“四六”，人头占六、工分占四）。就是这底指标的口粮，也不能及时的发给，要等补齐了统销钱才给发放。口粮放在队上的仓库里没人管，被老鼠糟蹋得不成样子，拿回去再收拾收拾就更少了。奶奶跟着五爹过，五爹家只有春有和他两人加上奶奶三口人，五爹是个壮劳力，老是个余粮户，口粮吃着高指标，生活比我家的好。那时我不少吃奶奶家的饭。奶奶相信我支持我，就连后来我离家出走她都是知道的，支持的。惟独只瞒着父亲一人，这是后话。叙出留做话柄。

　　小时候，我文绉诌的，慢腾腾的总惹的父亲“先生”长“先生”短地讽刺挖苦。可人嘛，谁没有个脾气啊，我要是发起脾气来，那可恶了。记得有一次，隔壁的老李大嫂子带着她的孙女香兰（与我同岁）到我们家玩，那香兰手搔，对我老是抓一下掐一下的，弄得我满脸、满手都是抓痕，最终惹恼了我，我跑上去在她脸上咔哧咔哧挖了两下，老李嫂心疼得“嘿嘿”两声，连忙一把把香兰搂在了怀里“看看！看看！刺杈儿（爱惹事的孩子），吃亏了吧！”

　　有一回，二爹不知道从哪儿捡回一个尿罐鼻，稀罕罕得拿回来，穿了条绳子，叫我甩着玩。当我正甩得起劲的时候绳子断了，尿罐鼻一下子打到了做在院子里的奶奶，把奶奶打昏了，经过好一阵子的掐啊，揉啊的，才醒过来，好惊险啊！

　　1957年秋，奶奶的孙儿们——万有、二哥、成有、表哥、还有我，一块儿被送到村学校。二哥、表哥长我一岁，被收留了。我却因年龄小被拒收。因为当时入学年龄规定为八岁。在父亲的纠缠下，学校才破例收进了我这个七岁的孩子。在学校北院“五间头”里上了一年级，上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我们班级搬到了南院。课本里有一篇“小铁锤，十五岁，个子矮矮的，很结实”的课文，自己不理解总认为小铁锤是结实的锤子，蒋介石是一块石头，是块坏石头，臭石头。在家里，我老爱拿父亲的小铁锤去砸人家的石头。一边砸一边说：“叫你坏！叫你坏！”一直把石头砸成粉末才拉倒。在上学的路上，和同学们比划着手指做游戏。例如：如果大拇指代表铁锤，紧挨着的食指就是石头；如果食指代表铁锤，那么紧挨着的中指就是石头；如果小指代表铁锤，大拇指代表石头，依次类推。谁要是当了石头，就叫谁踢一下或扔一下石头，表示惩罚。在那儿，我见到了在耳房里给老师做饭的三爷——宋文正，他是个清瘦的老头儿不像爷爷那样富态，尖下巴上撅着一撮山羊胡子。平时不怎么说话，可是很慈祥。

　　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各村都办起了公共食堂。我们小东营也在强子家的屋里开了大食堂。门口的大红纸上，醒目的写着“第五包产对食堂”。“大跃进”那阵子，翻身做了主人的社员们，焕发出来的对党的感激之情，一下子化成对冲天的革命干劲，都用在了对社会的建设上。

　　开始大炼钢铁了。在沟那厢的一家大院子里，修起了高烟囱，建起了炼铁炉。炼铁用的炭，来自各包产队的小炭窑。营滩的大小树木都被砍伐了，就地烧成了炭。把炭源源不断地集中到炼铁厂。大家白天‘放卫星’，晚上加班搞突击。加班有加班饭，那时候，人们叫夜餐饭。我也混在大人们中人间吃过两次。炼铁的矿物，原料来自的各家各户，家家户户都把锅砸了拿去炼，还不够。我们那儿没有铁矿，怎么办呢，就动员社会有生力量，到河里去淘铁砂，我这小学生，还拿着盆子在老师的组织下到黄河（家乡的一条小河）淘过铁砂。

　　后来，村上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被集中到薛岗工地上兴修水库去了。村上只剩下些‘三饼。二万’，老的老，小的小。大公共食堂也搬到了金福六叔的家里，大伙吃食堂伙食，由老头儿老婆儿们负责照料。由于没大人管，像新战，有来哥们大些的娃们，成了他们的天下，有了用武之地了，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新战从家里拿来小铲子，有来哥从家里拿来了风箱。在新战门前的沟里，用白焦泥垒起了“炼铁炉”学着大人的样子点起了火。‘扑嗒扑嗒’拉起了风箱，、炼起了“铁”来

　　时间长了，娃儿们都免不了想爹妈了，有娃想到水库工地上看看去 ，大伙都同意了，于是，由大点的娃儿牵头。去了薛岗水库工地。当时，父亲在东湾木业社工作，母亲在薛岗工地上。我和妹妹得靠奶奶照料。我也没给奶奶言意一声，就跟着走了。到了工地上，人们还没下班，只见工地上红旗招展，人们在‘公社是个常青藤，社员是个藤上的瓜……’的歌声中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小车飞转，你追我赶的。号儿一响，大人才收工下班，原来那时、的工地上行动已经军事化了。我找到了母亲，母亲抚摩着我的头，心疼的说：“永有啊，你咋来的？谁叫你来的啊，可惹祸了！”我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说：“我想你啊‘妈啊！”当时二爹在工地上当干部，他发现了我们几个娃儿私闯工地就不依了，把家长们叫去训斥了一顿。并且做出了不给我们几个娃儿不吃饭的处罚。说是处罚，其实还不是说说而已？等大人们都吃过了，才悄悄给我们几各个送些吃的，叫我们几个赶快回。后来，水库修成了，二爹因积劳成疾，倒在了工地上。从工地上拉回来的是装殓着二爹的白茬棺材（没有上漆的棺材）万有二哥是二爹的独生子，现在被收养到了王店敬老院，对二爹的在天之灵也算是一个安慰了。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指导下，公共食堂的滩滩子越办越大了，得有库房 、磨坊等食堂配套设施，光靠金福六叔家的三间堂屋是不够用的，队上决定让我们几家都搬迁出来。于是，大爹家搬到召们的西厢房里去住，五爹和奶搬到了老周、老曹、金斗们的两间屋里去住。我们家搬到新朝们的南厢房里和新龙住对门，一大家人五笼四散了。把院子腾出来办大食堂，搭灶做饭在堂屋，磨面在东屋，西屋做了库房。秀荣姐拿上了库房的钥匙。当上了食堂里的保管员。

　　话说，食堂越办越大了，小食堂并成了大食堂。我们队上的食堂也并到了西营的食堂。就在继功、联娃们家的院子里。食堂是大了，可是吃饭得定量了（起初的食堂是尽吃，不定量的）像我这么大的娃儿，不足十三岁的，每顿饭只有半瓢，称蒸熟的红薯，只给半斤。我很羡慕那些没顿饭能吃上一瓢饭和一斤红薯的人。

　　对！说到红薯了，那时候恁好的洼地都种上了红薯，这可能是只顾糊口的权宜之计吧，因为红薯产量高能够解决能多的生活困难。我家后面的一大片空地，都挖成了错落有致的红薯窖，窖里放满了红薯，这是村民百姓的粮食。尽管窖上都上了锁，可是晚上还得派人守护。守护的人叫青元，按辈分我得叫人叔叔。青元叔眯缝着眼，有些不好使，有人也叫他‘瞎青元’。他在红薯窖上搭了个草棚子，晚上在那儿安身守护的红薯窖。每天晚上，天一黑他准时提了个灯笼到我们家来点亮，坐一会，再到窖上去。一天，喝过汤，母亲有事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爱荣。青元叔点灯来了，我们恭敬地让他坐下，我们给他点。我把灯罩提起，刚要去点，那纸糊的灯罩一下子着了，慌得爱荣去拿碗舀水救火。水舀来了火却自己灭了，慌乱中一脚把油灯踢翻了。我连忙把灯扶起，灯头掉在了地上，拾起来一看，灯捻儿沾满了麦秸渣滓。用手捋那渣滓，一下子把灯捻儿捋出来了。这灯也点不成了，青元叔连声说：“算了！算了”，只好一手提着灯罩，一手拿着灯，驼着背，摇晃着头走了。

　　再说，粮食极度紧缺，大食堂简直办不下去了。食堂里只能煮些菜汤，熬点黑豆水给大家喝。到最后，大食堂干脆不动烟火断炊了。到了60年过春节的时候，每个人只能靠食堂发给的三斤灰面（就是面粉）过年了。食堂就名存实亡了。

　　大食堂办不了了，大伙修的水库也保不住了。原来水库修好后，蓄上的水，那水大啊，一直漫淹到王湾、疯子山、天明寺一带几十里路。库里放养了家鱼。到了秋天，秋雨绵绵。水库的水更大了，水域茫茫一片。库坝地基由于大哄大嗡，没有夯实，漏了水，出现了险情。为了避免险情的发生，上级有关部门决定分段炸坝泻洪。那时放养到库里的鱼，大的都像铡床儿恁大了。消息传到了队上，五爹和几个大人们商量着去逮鱼。

　　五爹们带上家伙就去了。我也跟着去了，到那儿一看，整个大河弯里浑浊的河水呛的那鱼在水面上横蹦竖跳的。大人们鱼叉飞舞水面上，泛起了乍把长的小鱼。五爹拣起扔到了河岸上，我用草穿了好几串。那小鱼说小可不小，怎么说也有现在市场上叫卖的鲜鱼那么大。五爹他们逮的鱼才叫大呢，穿鱼鳃，插跟棍，俩人抬着走，鱼尾巴还落着地呢！把鱼拿回家，剁开了放在锅里蒸。蒸熟了，就一块一块的拿着，像吃红薯一样。五爹他们给我们送去了许多，那次我可算过了吃鱼的瘾了。

　　自古以来，家境越贫寒，那亲情就越发浓厚。生活的艰辛，并没有让亲情逊色，反而让亲人走的更近了。外爷也不时到我家走走，他牙口好，喜欢吃炒黄豆。他每次来，母亲总炒上一碟，放在外爷的床头。外爷靠着被子，斜躺着不时捏一颗豆粒，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要是在冬天来了，天太冷了，母亲还回叫我抱捆花柴（棉花秆子），放在火盆上架起火来，让外爷去暖。那时候烤火都这样。虽然烟熏火燎的，连泪水都熏呛了出来。外爷不时的用手绢擦着泪水，可心里是甘之如饴，面带丑相心喜欢么，董堂（地名）的姨夫来了，炒上菜，端上来，烙个锅盔馍，切成菱形小块摆上，盛上鲤鱼掺砂的糊糊饭，一家人围着小桌，感情更加浓烈。

　　到了上四年级的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我就和黑玲姐一个班了。我个子矮，排在前排，黑玲姐她个子大就坐在后面。记得当时的班主任是冯子玉老师。有一次，母亲叫跟随娃们到西坡去拾雁屎。我去了，可没给老师请假 .冯老师为此专程到我家过问。话不投机，和母亲争执起来了，结果吵了一场。为多挣几个钱，来养家糊口，父亲在下河的采地里种了香瓜。让我弃学看瓜，因此耽误了我半年的学业。后来，农村政策经过调整，有了改变。队上给每人发放了二厘五毫的自留地（当时被称为二点五），允许人们自由种植，还允许人们开荒种地。劝银三叔家劳动力多，在河边上，河弯里隘子上开了不少荒地。大头双（人名）用土炮炸药崩荒。开出了一片河滩荒地。这片地的形状像鳖盖一样，后来这片地就被称为双的‘鳖盖地’。我和有来哥在龙头上也各开了一块地，种上了小麦。居然都有了收获。多少缓解了当时的生活困难。由于政策好，父亲有的是力气，除种好自留地外还另外开荒。父亲还有个木工、厨子手艺都充分利用上了。他看到了家家户户没有纺花车用，大炼钢铁时，纺花车、织布机等一套工具，都被砸了炼了铁了。就做了纺车去卖，还蒸馒头上街去卖。因此家境大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