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风涛

　　腊月廿七，我回到久别的故乡，一进门槛母亲便递给一张请柬，展开一看，原来是老同学约定在正月初三到母校聚会。屈指一算，我和他们已有三十来年没见面了。这些年来，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现在情况如何？相貌变成甚的模样嘞？恨不的马上就去相会……突然，眼前浮现出一位老师，在台阶上捩脸冷笑的面貌，显出一副骄矜、高傲、藐视的神态——高中期间的文学老师。这些年来经常出现在梦中的韩宁楷，顿时打消了赴会的念头。

　　三十年来他的尊容，经常在我得意之时，陡然出现在眼前，令人怵目惊心。近几年这种惊悸虽然减轻了，但还是心有余悸，内心里还是摆不脱深深的疚痛，好似烙印在脑海里永远不会抹掉，转身问母亲：“韩老师还在学校？”

　　“离休了，”母亲想了想说：“他又没个家，能去哪里？还住在学校。”

　　“你见过他？”

　　母亲垂下眼睑：“有一次迎面碰上，想起你那年的事，哪有脸见人家？慌得我呀，连忙躲进了小巷。”

　　看到母亲不愿正眼瞧我，脸上火辣辣的，心里面一阵隐痛，由不得闭上了眼睛……突然之间杂念俱消，决定到了初三那天早早出门躲避，逃之夭夭。

　　不料初三刚出门就被当年的同桌好友侯斌全带领的几个同学———都是我们当年文学小组的人，堵在了门口。他们握住我的双手说：“可把你盼回来了，成名之后就忘了家乡了？”

　　“最近又有甚的新作？”

　　“这么多年来，也不回来看看老同学？”

　　听着这些亲切的责备，心里好委曲——不是我不愿见同学，而是心中有难言之隐，连忙回答：“实在是太忙……”

　　“快走哇，”侯斌全不容分说，拖着我的手说：“趁人还没到齐，咱们先去，好好聊聊。”

　　“实在对不起，　我还有急事要办……”

　　“大年初三无非是走亲戚看朋友，能有甚的急事——走哇！”

　　看到众人诚恳、真挚的眼光，不好意思再撒谎了，只好硬着头皮前去，心里却抱定主意不见韩老师的面，如若碰到立即回避。

　　母校还在文庙的旧址上，座落在县城的中心区。如今已盖起六层高的教学大楼了，雄伟壮观、富丽堂皇，要不是看到偏院里的砚池和大成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不知怎的？才进偏院，我的心情就越来越沉重。刚才进校门看到大楼时的亢奋情绪不知哪里去了？

　　砚池内几株枯黄的水草，立在淡绿的冰层上，显得十分的萧瑟、孤单；砚池的前面，从前宽敞的会场，那黄褐色的地上泛起一层薄薄的盐碱，格外显得空荡、清冷。抬首瞻仰大成殿，那脊领上的兽角不见了，那翘在空中的飞檐也倒塌了。琉璃瓦间蒿草丛生，瓦片破碎剥落，失去了昔日的金碧辉煌，使人产生一种既庄严、静穆而又荒凉、悲怆的感觉，由不得想起了那年批判韩老师的情景，仿佛看见他在台上横眉冷笑的神态，我的心脏又怦怦地乱跳开了，慌忙缩住脖颈，提起宽大的围巾，裹紧大衣匆匆跟上同学们进了大成殿。

　　孔夫子的圣像早已不存在了。大厅改为小会议室，不少的老同学看到我们进来，纷纷起身迎接。我急忙向两旁打量，还好——韩老师不在场。

　　惜别三十来年，大家都到了知命之年，好多人头上都添了白发，额头上有了皱纹，一时竟认不出、唤不来名字，彼此介绍，感叹不已。

　　看来大家对我出版的几本诗集颇有兴趣，侯斌全提议谈谈创作经验，我感到羞愧。那些诗早已过时，没有一首谈得上是传世之作。平心而论，文革以前的豪言壮语多，三中全会以来的是比以前提高了，但要传世，恐怕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这些天来正因为写一首长篇叙事诗苦恼，刚刚开了头就写不下去了，连自己也感到诗里的人物没有七情六欲，缺乏真情实感，对于自己的才能产生了怀疑，感到焦虑、烦躁。现在让谈经验，岂不是王婆卖瓜，惹人笑话？看到大家一个劲儿地鼓掌，连忙摆手……

　　正在为难之际，忽听有人小声喊：“老师们来了。”

　　众人看到老先生们老态龙踵，手柱拐杖蹒跚走来，连忙上前搀扶。我看看没有韩老师，也跟了上去。老先生们看到同学们毕恭毕敬地问好，那跌牙瘪嘴的嘴巴笑得合不拢，握住学生的手问这问那，十分的亲热。而看到我却寡淡的很，有的竟仰起头，嘴角边闪出蔑视的冷笑。我晓得他们还没忘记往事，感到十分的尬尴，红着脸蹓到了一边。

　　师生们见面兴高彩烈，谈笑风生。不论是老师提起以往的教学生涯，还是学生说起当年的学习生活，勾起了往事的回忆。那声音里充满了轻松、愉快，甚至谈到老师的严厉训斥，学生们的恶作剧，都掩饰不住相见的喜悦，报以哈哈大笑。

　　回忆是甜蜜的，而我却是痛苦的。不知侯斌全是有意还是无意？提到了韩老师的近况，大家好像吃了黄连，苦得皱紧了眉目，顿时大厅里一片寂静。

　　我无地容身，连忙转身面对窗外，看着殿前的台阶、两旁粗壮参天的倒垂柳树，眼神凝滞，陷入沉思默想之中。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们考进这座县城的高中，正赶上语文分为文学、汉语两门课，代文学的就是韩宁楷老师，那时才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子，腑下夹着课本，两手插在裤兜里迈着大步，颠得撅起的分头一上一下的前来上课。他有个毛病，经常冲着窗外蔚蓝色的睛空不住地眨巴眼睛。据调皮鬼们的统计，课讲到动人的章节，一分钟能眨巴七、八次。他发音抑扬顿挫，字句有轻有重，有时大声疾呼，好似作品中的人物，充满感情，有悲有欢，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课文中去了。因此很受大家的尊敬，都说听韩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我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课后听人说，我们的韩老师是业余作家、诗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词。年青时曾在北京念过大学，因为思想激进，写过不少评论时事的文章。后来上街游行示威，引起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注意，以为他是地下党员，跟踪追捕。当时幸亏有好多巿民的掩护、帮助，方才跑出了北京城。从那时起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军。当过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在湖南剿过匪，参加过土改。五一年在当地和县委书记意见不投，发生争执，主动要求回到故乡来教书。当时好多人对他弃官从教感到惋惜，而他却说自己过于敏感，肚子里撑不下船，遇事容易冲动，不是那做官的料子，常常殴气，倒不如回来一心一意地教书歇心。

　　他很爱人才，在我们念到第二学期时，将文学、汉语在八十五分以上的九名学生，编成一个文学活动小组，到了下午活动时间便给我们吃偏饭——讲解古今中外的名著，让写读后感。辅导我们写作，办壁报、黑板报，发现好的文章还拿到教师工会的油印机上，印成小报形式发给全校师生阅读，因此我们文学小组在全校享有很高的威望。

　　那时我们活动的地点是在魁星楼，这是座塔式的古楼，是我们县最高的建筑物。据说是象征文曲星的，一共有五层，上面有楼阁、亭台、青石围栏、红漆木柱，在众多的房群中出类拔萃。依栏俯视：碧绿的砚池，庄严的大成殿，巍峨的城楼，一片一片如鳞甲似的绿色瓦脊，尽收眼底；抬首眺望：远处青黛色的群山，郁郁葱葱的树林，弯弯曲曲的河流，一畦一畦的青苗，令人心旷神怡。在这样风景如画的楼亭上，听韩老师朗诵诗词，真是如临其境，如醉如痴，仿佛看到了锦绣的前程。我们依着栏杆谈理想，说抱负，憧憬前途，思想好像长了翅膀，飞向了未来……

　　有一次我诗兴大发，挥笔写了首《古城吟》，韩老师看了，喜不自禁，说我多愁善感、才思敏捷，具有诗人的气质。他捋了捋那隆起的分头，眨巴着聪颖的大眼，放声朗诵。看到大家鼓掌，指定我为组长，兼任主编。说今后大家有了佳作，交给组长审阅后，就可以登在壁报、黑板报上，倘若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他再拿到油印机上印出，发给全校。记的，我们小组出第三期小报时，有篇散文得到老师们的好评，韩老师推荐到省报，竟然登在了显著的栏目内。他高兴得合不拢嘴，掏腰包买了我们县最有名“得胜楼”的月饼庆贺，请大家品尝，还和我们唱歌、翻手腕、杀象棋……魁星楼上充溢了欢声笑语。

　　在这样苦心孤诣的指导、鼓励下，我们小组的写作能力大地提高了。那时我们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的人，除了写校园、县城的风貌，好多人开始写舒情诗、情诗，来寄托对女同学爱恋的感情。有些写得非常真挚、动人。其中有几首与我的心境投合，便擅自作主，用彩色粉笔抄了出来。因此壁报、黑板报一经登载，便有好多的同学来观看、评论。

　　时间一长，引起了冯校长的重视，认为这是一股歪风邪气，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一再强调校规，不准学生谈情说爱……否则严加惩处。

　　韩老师也发现了这种倾向，找我谈话，要求严格把关，不要再写这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了。同时看到小组的同学，重文而忽视数、理、化功课，将好多的时间用在看小说、诗词上，劝告大家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免得考大学时分数达不到录取线，影响升学。

　　经过这样的劝阻，我们的读者越来越少，使我这个主编很扫兴，感到压抑、苦恼，对冯校长十分的反感。认为校长是封建统治。解放这么多年了，社会上大力宣传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还不准我们抒发抒发爱慕的情感，真是岂有此理？那年冬天趁韩老师外出办事，我写了一篇散文诗：从前有个校长不学无术，不会讲课只晓得念报告，制造清规戒律，这也不准那也不行……是个地地道道的封建把头。

　　我们的冯校长是个老干部，读书不多，只念过小学，是土改时期从绥德地区调来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南下，留在本地工作。那时干部队伍中大多是工、农出身的，像他那样资格的就算是有学问的了，县委就派他到了我们学校。

　　他来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起初不习惯，说话办事一不留心，就留下空子、把柄，有些老师钻了空子，做了他强调不要干的事，到他责问时，便用“把柄”回敬，气得他干怒说不出话来。从那时起，他讲话就照底稿念，每次开学典礼，念得都是学生守则的原文：“学生要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护共公财物……”强调教师要教育学生为主，念得好多人在下面丢盹儿瞌睡，认为他死搬教条，因而威信不高。后来他可能是要弥补这个损失？一般不多言，以为言多必失，常绷着眉眼，好像我们欠了他多少钱似的———怪吓人的。说话时常带命令式的，也就是说一不二，大家必须绝对服从，处处维护他的权威、尊严。

　　当他发现这首散文诗，大动肝火，气得够呛，立即召开校务会议，要韩老师马上“严加惩处，开除学藉。”

　　韩老师眨巴着眼说：“你不是讲，对学生要”教育为主“嘛，怎的张口就要开除？我看；教育教育就行了。”

　　好多老师也赞成韩老师的意见，认为开除的处分太重了。

　　冯校长气得张口结舌，半天才说：“你这是”居功自傲，目无领导“！”

　　韩老师也火了：“你根本就不懂教育！”

　　“你，你！把文学小组的活动给我停了！”

　　韩老师顶撞道：“你这是违背教育部的决定，我拒绝执行！”

　　后来还是教导主任出面：“你俩都要冷静冷静，不要意气用事，要妥善处理——韩老师，你要狠狠地批评批评那个学生，要他写个书面检查缴上来。”

　　韩老师找我谈话，我拒不承认那首诗是指冯校长的，韩老师大发雷霆：“那你是指谁？”

　　“我……是指我们小学时的那个校长。”

　　“那你也不该写诗讽喻！”

　　我看着他那发红的两颊，竖起的浓眉，灼灼逼人的眼神，简直不敢相信是他了。心里着慌，低下脑袋不敢作声了。

　　他哼着鼻子说：“就是对小学的校长，你也不该用那样刻薄的语言——做错不认错，哪像个学生？还想做诗人？我看你首先想想如何做人。你要好好地考虑考虑，认真写个书面检查。”

　　后来教导主任找我谈心，晓得韩老师为我和冯校长闹翻了脸，感到事情严重，生怕开除，便乖乖地写了一份检查书，双手呈送到韩老师面前。

　　他看我态度诚恳，捉住我的手平心静气地承认，那天是在气头子上，发了脾气，态度不好。然后问我：“你想过没有？那样讽刺冯校长，降底了他的威信，以后让他怎么当校长？”

　　我仔细一想，自己为了发泄不满，尚且耿耿于怀，哪么受到讽刺的冯校长焉能不发火？这怎么不惹得韩老师生气？理解到他发脾气是恨铁不成钢，完全是关怀我的肺腑之言。虽然逆耳难听，可是击中了要害，使我能够认识错误，尤其是那句“如何做人”的话，对我触动挺深。

　　此事，经校务会议的讨论、老师们争辨，后来给我记了大过处分。

　　一九五七年暑假期间，我家发生不幸，父亲突然患病去世。为了还他生前的债，我天天去十里开外的文峪河沙滩挖沙赚钱，起早搭黑，根本没时间进城，对于校内发生的大事，一点儿也不知道。以至开学进校时，看到满院的大字报惊得呆了。一连花了两天的时间，在绳子搭得大字报形成一排排的窄隘巷子里面，发现老师们在帮助党整风的交心会上，鸣放出的“统购统销农民留粮太少”、“外行领导不如内行”、“教职员工食堂卫生差，校领导不关心大家的生活”……受到严厉的批判，好多老师已被称为右派分子了，更让我惊骇的是：说我们文学活动小组办得几期油印小报，是攻击党的大毒草。呼吁全校师生揭发、检举小报的黑后台韩宁楷，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揪出这个一向标榜“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右派分子。

　　这些大字报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怎能说成是右派言论？老实说，看了这些大字报给我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今后为人处世绝对不能讲真心话。

　　正当我惊恐、迷惑的时候，冯校长找我谈话，要我揭发韩宁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言行，我慌忙说：“韩老师没在我跟前说过甚……”

　　他严肃地说：“他根本就不配当你的老师，你要跟他彻底划清界限，再不要叫他老师了。”看我惊得睁大了眼，他冷笑道：“像他这种人，能够念书，跑到北京上大学，家庭出身嘛，不是地主老财，就是资本家！”

　　“可我听说是城市居民……”

　　“那是城里土地改革没搞彻底，漏网了。你要从根子上认清他的本质。说吧，他在你们那个活动小组说过什麽？”

　　我不愿昧着良心说胡话，低头说：“他确实没说过甚……”

　　“他没给你们讲过”一二九“示威游行的经过？没有让你们学习吗？”

　　我想这是革命、正义的事呀，正想回答，可是看到他急不可待的眼神，心里忽闪一亮：莫不是要在“游行”二字中做文章？想说韩老师是借当年游行示威的经过，鼓动我们学习，好准备上街闹事？连忙摇头否认。

　　“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你难道忘了，上学期他找你谈话，呲鼻子、瞪眼睛，火冒喧天的发了脾气么？”说着从抽屉里面取出一叠稿纸递了过来：“这是老师们检举的材料，你只要在会场上念念就行了。”

　　我接过一看，标题是《韩宁楷组织文学活动小组的阴谋——成立反党集团》，内容都是从黑板报、壁报上面摘抄的片言只语，说是编者的后台暗示、比喻社会上的现象，发泄不满情绪，仇视社会主义——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让人感到惊奇，可笑，就连我那首散文诗也被解释成反党的诗词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你不要有顾虑，你是学生，不懂事。你只要照抄一份，具上名字，到时候上台念完，就没你的事了。”

　　我很想说明那首散文诗未经韩老师审阅，是自己擅自作主登载出的，可是又怕扣上反党的帽子，一时犹豫不决，低下了脑袋。

　　“这可是党支部对你的考验，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要辜负了党对你的希望。”

　　这哪里考验？分明是要我当枪手，说出他们要说的话。顿时感到头昏眼花，觉得冯校长的那张大白脸晃来晃去，那冷酷的细眯眯眼睛里，射出一股阴森森的眼神，直透我的心窝，吓得连忙闭上了眼睛。想到拿上这份材料，面对面地揭发韩老师，不禁全身战栗，头冒虚汗，放下那稿纸转身就想蹓走。

　　“别走，你要是在这伟大的运动中站不稳立场，不跟右派分子韩宁楷划清界线，那你这学期的助学金就享受不上了，因为评助学金首先考虑政治立场。”

　　犹如寒冬腊月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噤得我浑身冰凉，头脑顿时冷静，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父亲去世后，母亲哪里有能力供我上学？这八块钱的助学金是我的伙食费，失去了不仅意味着失学，而且连饭碗子也丢了，不禁一愣，收住了脚步。

　　“接住哇，要勇敢些嘛，要听党支部的话。”

　　为了生活，为了求学，我顾不到考虑如何做人了，转身接住了那稿纸。回到寝室还没抄了几页，看到那些断章取义的字句，良心受到了谴责——这不是无限上纲拾掇人吗？难道这就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吗？我恨死这个冯校长了！一篇五千字的材料整整抄了一天，抄得眼花缭乱，天旋地转，浑身恶寒恶热，好似得了伤寒病。

　　这一夜我悟出了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世上不能有个性，只能有奴性，怨不得人们说：人生在世逢场作戏嘞。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这一天对我说来，过得太可怕了。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我终生不得安宁，良心受到了谴责。

　　那天，我跟着冯校长来到大成殿前面，看到全校师生正在开批判大会。台阶上站立着十三个右派分子，都是平时众人认为学问高、有本事的老师。一个个低着头、屈怜怜的样子。韩老师在中间，不时地抬眼瞅瞅下面。一个多月不见，他瘦得多了，面颊塌陷、憔悴，鼻梁骨高高的，那突起的眉棱骨下，一双眼睛还在眨巴，不过时间隔得长，不似以前那么频繁了，失去了往日生气勃勃的神态。我怕他发现，悄悄地蹴在众人后面。天气虽然还很热，可我感到脊梁骨里面冷森森的，耷拉下了脑袋。

　　突然，冯校长在台阶上宣布：“请丁吉民同学上来批判。”

　　我不敢瞧同学，昏头昏脑，像梦游似的走向台阶……临迈步上台阶时，偷眼瞥了一眼韩老师。他眨巴着眼睛，好像不认识我了。我慌忙向上望去，在那宏伟、雄壮、静穆的大成殿前，感到自己又渺小又龌龊、还很可怜，慌里慌张地掏出了那张发言稿，发觉下面的老师、同学绷着脸孔，满是愤慨、鄙夷的眼神，心脏不由地怦怦乱跳，紧张的喘不上气，双手发颤，稿纸晃动，看错了字行，结结巴巴的，连自己也晓不得念了些甚？好似在空中飘浮，一阵眼黑，忽忙托住了脑袋……突然听得韩老师竭尽全力，真着嗓门喊：“没反党！不要瞎说……”那声音如同炸雷，振聋发聩。陟地，冯校长带领一帮人狂呼：“不准右派分子乱说乱动！韩宁楷必须低头认罪！打倒韩宁楷……”扑上前拳打脚踢将他的声音淹没了，

　　斜眼瞟见韩老师双手护着脸，那面色不似先前那样的严厉了，眼睛里仿佛含着笑意——是冷笑？还是讥笑？捉摸不透，我感到天旋地转，一阵眼黑栽倒在地……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掐住“人中”穴位，清醒过来，看到韩老师仍然含笑瞅着我，吓得两腿筛糠似的发抖，慌里慌张地逃下了台阶……

　　从那以后，我不敢再见韩老师的面，上学走得是背街小巷，下课不出教室的门槛，礼拜天躲在家里，尽量不门外出，好似老鼠躲避猫一样心惊胆颤。后来听说右派分子都遣赶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方才敢出头露面。

　　然而令我苦恼的是老师们上课不提问，下课不辅导，好像没我这个学生存在似的。同学见了我也寡淡，不怠搭理，好似路人。我主动找他们聊天，说得都是报纸上讲得官腔，一句也没心窝子里的话。班里就好像没我这个人，感到冷漠，好似生活在语言不通的外国那样，觉得孤独，有一种被人摈弃的感觉。

　　一个人置身在人群之中得不到理解，得不到信赖，得不到友谊，那心里的苦闷、烦躁，真不是滋味啊！

　　有的时候也能找到一种宽慰，认为自己的行为无可指责，关键时刻维护了党的利益——党支部不就是党的组织吗？对待右派分子就应当铁面无情，心里似乎得到些安慰，可是一想到韩老师以往的教育、关怀、爱护，心里面还是苦涩涩的。唉，人办了亏心事，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无论找到什么样的理由也摆脱不了内心的痛苦，到此时我方才感到：在这个世上活个人真难，做个人更难。

　　幸亏第二年赶上大跃进，各院校大量招生，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投身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才算好起来。为了得到同学们信赖，我将以往的教训贯彻在言行中，尽量讨好同学，甚至奴颜媚骨，阿谀奉承，换取他们宝贵的友谊。可是听到同学们背后议论：说反右斗争中整得都是坚持原则、敢于实事求事的好人，就感到脸红，就心跳，就感到问心有愧。看到家乡的同学总要打听打听，盼望韩老师能够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返教育岗位，也好慰藉这颗疚痛、不安的心。

　　六一年春天，母亲得了浮肿病去山里姐姐家调养，路过省城时告知：韩老师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承认搞的是反党集团，还在农场劳动改造。他錃姨是小学教师，在校不堪忍受同事的歧视，又看到韩老师死不认罪——没有出头日子了，去年已离了婚。家里丢下老母亲无人供养，前些日子活活地饿死了。他请假回来看到家里东西早已变卖光，只好用破席片卷尸埋葬了老人。这真是晴天霹雳，震得我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万万没有料到一纸材料竟是一柄杀人的钢刀，竟然害得韩老师家破人亡？感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做了挺刀杀人的凶手。

　　从此陷入可怕的负罪绝境，晚上恶梦缠身，常常看到韩老师横眉冷笑的神态，惊得周身沁出冷汗，彻夜不眠。不久便得了精神衰弱，办完事还不放心，总要再检查几次，写文章、讲话不敢讲内心话，生怕人抓到杷柄，整日价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几乎崩溃。

　　一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听说给韩老师摘掉帽子，重新走上了讲台，精神经衰弱才逐渐好转。知道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在上面，不追究不怪罪下面的人了，认为当时的那种形势，完全是历史的误会，心里方才真正地感到宽慰。

　　现在旧地重游。看到同学们提起韩老师心情沉重，表情严　　肃，心情又惴惴不安了，自己过去毕竟给他老人家造成心灵上的创伤，不可弥补的损失，问心有愧啊！在老同学们面前十分羞愧，难过的抬不起头来。

　　“同学们，”侯斌全说“我提议去医院看看韩老师，他老人家得了不治之症，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大家纷纷起身戴帽披围巾，侯斌全看我坐着不动，拖住我的手腕：“快走哇，前些天，韩老师还问询你的情况嘞，很想念你。”

　　想念我？莫不是要询问当年揭发的事？当着这么多老师、同学的面，哪多难堪？慌忙摆手：“我还有事，改日再去。”

　　侯斌全紧握我的手腕说：“他老人家的日子不多了，万一有个长短，见不上面，你要后悔一辈子的。”

　　想到韩老师那容易冲动的脾气，提起往事，还不骂我个狗血淋头？前去岂不是当众出丑自讨无趣？连忙掰他的手：“来的时候，不是告你说来着——我今天有急事……”

　　侯斌全不容多说，瞪着眼：“别人不去，情可原谅。而你不去，就对不起韩老师了。你晓得不晓的？文革期间要不是他老人家豁出命来为你辨解，你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

　　“怎么回事？”

　　他拖着我，一边走一边说：“六六年冬天，文艺界批判黑线，你们单位来了两个年青人，要找韩老师了解你的情况。当时我任教导主任，打开介绍信大吃一惊，上面明文写得要调查你参加”反党集团“的情况。我连忙否认。人家从公文包内掏出一份材料说，”这是从丁吉民档案袋里翻出来的，是他的亲笔字，难道是假的？“我仔细一看：原来是那份《韩宁楷的反党集团——文学小组》，连忙解释：这是你当年检举的材料。他们说你是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又是你承认的反党集团，那你自然是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了。这份材料，正好说明是事实。还说你这个人为人滑头、虚伪，这些年来一直跟着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抒写反动诗词……”你们单位的这两个人，嗓门挺高，惊来了好多造反的红卫兵。看我不热心，不愿配合，指责我包庇，立即从农场押回韩老师进行审问，勒命老实交待你的反党罪行。他一口回绝。当时红卫兵刚刚形成两派，一派为了显示他们是最革命的，将韩老师抢了过去，给头上戴上西瓜皮，押解到街头游行示威。另一派嫌对方心慈手软，又揪了过去。那时红卫兵根本不把右派当人看待，揪斗的时候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要不了就是棍棒毒打。韩老师的那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们越是严刑拷打，他越是严词拒绝。今天这派斗，明天那派打，可怜的韩老师被打得遍体鳞伤，差点儿死去——韩老师当时已是死狗一条了，右派也罢，反革命也罢，对他说来都是一样的罪过，只要点头承认文学小组是反党集团就不用着再挨打了，可他不愿意昧着良心胡说八道，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拒绝写出证明材料，结果两条腿被打的骨拆了。如果当年他对你记恨，对你的揭发报复，哪不是绝好的机会？如今骨伤恶化，转变成骨癌了，你再不去看望，能说下去吗？“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仁人君子？我听得呆了，像个木头人似的，机械地跟着侯斌全迈着步子……记得当年机关的革命群众批判了我的诗集后，就把我的问题挂起了，将我押进隔离室写交待。现在才明白：他们是想等着弄到证明材，将我打成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置于死地。如果韩老师记恨，落井下石，岂不就成了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整不死也得斗个半死不活，最后被赶回老家劳动改造。我感到后怕，惊得浑身上下直冒虚汗。自己所以能够幸免这场灾难，完全是这位德高恩重的老师，不惜性命用痛苦的代价换来的，一股感激之情直涌心头，鼻孔里酸酸的，禁不住淌下了热泪，

　　想到自己以往的卑鄙龌龊，心里一阵绞痛，感到头晕目眩……要不是侯斌全搀住，恐怕就会载倒。此时不去看望他老人家，岂不是成了没良心的衣冠禽兽？于是决定前去向他老人家承认罪过，请求宽恕。

　　可是临近病房时，又犹豫不决了。当着这么多的老师、同学，多丢人败兴？又失去了认罪的勇气，故意放慢脚步让大家先进去，然后迟迟疑疑、畏畏缩缩地躲在众人背后，战战兢兢地抬头望去。　　韩老师靠着被堆半坐着，枕头旁边放得一大堆书藉、一架玳瑁镜框的老花镜。他比那年更瘦了，如不仔细辨认，简直不敢相认。虽然披着棉袄，穿得坎肩、毛衣，可是突出肩峰、瘪陷的胸脯，还是显得骨瘦如柴。当年那隆起的黑漆漆的分头，已剪得短而直，变成银白的小平头了。额头上添了不少的皱纹，高粱鼻下的两道鼻唇沟，像刀刻一样延伸到下巴骨上。那突出的眉棱骨下，一双眼睛已不再眨巴了，眼神好似迟钝、近乎痴呆。好半天才认出问候的同学，伸出青筋绽出的手掌与大家一一握手。

　　我心里既紧张又畏怯，真想转身蹓走，可是看到握过手的同学退到墙壁下堵住了门口，在众目睽睽下哪有机会？只好硬着头皮上前问候。韩老师拉住我的手，眯着眼睛细细瞅我……我紧张极了，屏声敛息，静等他发脾气。不料，那双陷下去的眼睛陡地睁大，上下摆动着我的手说：“你可来了，我还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我不敢抬头看他，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你老，当年不该……念那份材料。”

　　“别提这事了，事后我听说了，你也是被逼的。”他拉我坐在床边问：“这些年过得可好？文革期间没挨整吧，那年你们单位来了……”

　　“我听侯斌全说了，韩老师，我……”看到他老人家这样关心，想起当年的罪过，喉咙里像堵了块木塞，难过得说不出话。

　　“没吃苦，我就歇心了。”

　　“可我……”看着他那白发、皱纹、佝偻的身躯，心里好难受。

　　他抽回手戴上老花镜，从枕头旁边拿起一本书说：“不谈这些了，谈谈你的创作吧。这些年来我一直读你的诗词，有很多的感想要和你谈谈。”他翻开一页，指着诗词行间批写得绳头小字：“这些诗歌立意都很高，意境也很逼真……

　　我凑过身细看，啊！？原来是我的一本诗集，上面批得都是真知灼见，做梦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身处逆境还在关心我的创作？

　　“……但是要写成传世之作，还需要把真情实感写出来——拿去哇，作为参考。”

　　接过集子，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楷体小字，心头一热，感激涕零，不知说甚才好。

　　韩老师叹了口气：“这些年极左的思潮，耽误了多少人啊！”

　　侯斌全看我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以为是心里难受，拍着我的肩膀劝道：“别想以前的事了，韩老师理解你的难处……”

　　韩老师双手抚摸着的手掌说：“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晓得那顶帽子，再辨解也无济于事，他们是给我戴定了，只得听天由命。可是看到你上台念那批判，承认是反党言行就沉不住气了。我一个人倒运就算了，怕你年青识不透他们阴谋诡计上当，把咱们的文学小组打成反党集团——那你们九个同学就又要遭受厄运了，急得我呀，不顾一切，豁出命来喊你……幸亏你昏了过去……”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韩老师笑哩。顿时，感激之情犹如汹涌澎湃的激流，冲激着我的头脑，再也控制不住情感，双手捉住韩老师的手，放声大哭。

　　韩老师看到满屋的老师、同学都在垂下头抽泣，唉了一声：“过去的事了，就让它过去哇。忘了它哇，凡事都应当向前看。”

　　看着他老人家那直挺挺的双腿，想到不久他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敢苟同这样的说法，过去的事，作为一场灾难是过去了，可是韩老师这种敢于讲内心话，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不渝的精神，也让它过去？也让人们忘掉吗？如果因为这种说法而感到宽慰，因为是历史的误会而心安理得，良心不受到谴责，那么当一种错误的思潮再次涌来，大家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岂不是又要出现灾祸、浩劫吗？到那时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不就又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吗？不，不能，绝对不能让它过去，更不能忘掉。

　　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够成为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不正是因为历史上有这样一批又一批高风亮节的知识分子、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以殉道精神谱写成的吗？像王蒙、艾青、邓友梅、刘绍棠等昔日的“右派”，为了党的事业，哪个不是忠心耿耿地在文学上写出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这种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啊，我们应当永远牢记，继承发扬。

　　对于我来说，唯有认清自己，学习韩老师的为人、品德，学会如何做人，才能对得起老师的宽宥，才能真正解脱了这些年来的不安和痛苦，于是郑重其事地向他老人家鞠躬致敬：“请你老，饶恕我的罪恶吧，”

　　韩老师抚摩着我的脊背说：“不要说了，回去好好看看那些批语，早日写出传世之作。我死也瞑目了——总算没白费了苦心，咱们文学小组出了专业的作家、诗人。”

　　我泣不成声，觉得唯有尽快地满足他老人家的愿望才能减轻过去的罪过。回到家里连夜翻阅批语，终于看出了这些年来写不出好诗的原因，悟出了创作上的一条新路。大年初五，便冒着春寒匆匆离开了故乡，在那新的起点上去写那篇刚刚开了头的长篇叙事诗。

　　1987年3月为纪念韩恩、许玉宁、陈嘉楷三位老师而作，修改于2007年3月6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