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救济粮终于下来了。

　　大队在办公室即我的住处召开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研究救济粮指标到户的分配方案。全大队仅有三个生产队五十多户人家，参加会议的人就来了十七八个，把小小的房间涌得满满实实。除了几位大队干部和我分别坐在椅子和床铺上外，其它人皆席地而坐。山里人所特有的木炭火烧得通红，旱烟的烟雾弥散在空气里，强烈的咽味儿刺激得人咳嗽连声，大口大口的粘痰纵横交错射向各个角落。没有一般开会时那种轻松愉快的亲切交谈，也没有相互间无拘无束的调侃和嘻笑怒骂，一个个都极严肃地处于一种紧张的临战状态，大有一场鏖战枪炮打响前那种瞬间的寂静气氛。

　　鞠德全清了清滞涩的嗓子，开始了有板有眼的开场白：

　　“公社昨天把救济粮指标通知了下来，我也不保密，我们大队总共三千五百斤，救济款三百五十元，钱随粮走。这批救济粮公社要求从现在起到春节后两个月内，一要保证重点坚决不能饿死人，二要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完成今冬明春修地任务。不用说，这是党和政府对咱们的关怀。大家都等得猴急了，但是就这么点东西，狼多肉少，究竟怎样分配？规矩跟往年一样，我不说大家都清楚。大队研究了个初步方案，让刘会计给大家念念，然后再讨论。看有没有违犯政策，看有没有干部多吃多占优亲厚友，再看公道不公道，需要不需要调整，要调整怎样调整？”

　　刘会计把一叠子表册放在油灯前，转过头极谦恭地请示我：“马同志，那我就把方案先念念？”我奇怪他们什么时候研究过救济粮分配的事儿，怎么没有让我参加？不过，我还是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点头之后我朝鞠德全和王主任望去，他们俩都把脸转向一边，不跟我疑惑的目光相撞，我越发感到奇怪。

　　刘会计首先大致讲了讲分配的原则。全大队除了四类分子李德顺家没有外，基本上按人头分配。十六岁以上（含十六岁）每人二十三斤，十六岁以下每人十七斤，个别特困户每人五十斤。接着，刘会计的近视眼几乎贴在表册上宣读了一长串枯燥的名字和数字。大家听得极认真，骤然间一齐屏住了呼吸，抑制不住的咳嗽被强行抑制在喉咙。

　　分配方案既体现了鲜明的阶级路线，又大体做到了公平合理；既照顾到重点不搞平均主义，又没有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看来鞠德全他们对分配救济粮这一套很在行，长期以来的实践把他们造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虽然我没有参与他们研究制订这个方案，但是如果我参与了也一定会表示同意。我料想参加会议者对此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讨论无非是走走过场而已。

　　谁知竟还是吵翻了天！三个生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似乎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用不着拿本本，也用不着翻数字，便就罗列出他们队特别困难的种种表现和未被列入重点照顾对象而需要特殊照顾的烈军属、痴呆傻、老病残名单。末了，每个发言者都用大同小异的威胁口气说，我们把话说在前头，给不给增加救济粮大队干部看着办，反正饿死人我们不负责任。

　　一个个近乎最后通牒式的发言对我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压力。好多天来我亲眼目睹了迷魂沟严重的饥荒现状，每人二十斤左右的救济粮最多不过吃一个月，今冬剩下的两个月怎么办？那些真就无法可想的人家，靠这点救济粮无论如何是难得活命的。假若有人因为少吃了救济粮而饿死，鞠德全他们有责任，而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的却是我。我觉得每个人的发言都很有道理，新列举出来的特困户都具有饿死的危险性。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分配方案做以调整，要确保那些有可能饿死的人不饿死。可是，我对具体情况尚不摸底，救济粮分配方案怎样调整，需要鞠德全他们做出决定。我向他们望去，看见他们却都满不在乎，王主任竟歪倒在我的床铺上发出鼾声，进入香甜的梦乡。我走过去推醒王主任，说：“你听听大家说的情况，该怎么办？”

　　王主任说：“让吵去，吵够了就不吵了。现在几点了？”

　　我看了看表，说：“十二点差一刻。”

　　王主任又闭上眼睛，说：“早着呢，两点以后再说。”

　　没有办法，我只好耐着性子听着相互间没完没了的诉说，最终看鞠德全他们怎么办。

　　果然如王主任所料，过了两点钟发言自动停止。王主任睁开眼，大声问：“还有谁要说？把要说的话都说完，明天以后再说等于放屁！”

　　有人说：“就是今天晚上说的，还不等于放屁！”

　　王主任说：“这话可是你说的，我没说大家说的是放屁。但是是不是放屁，你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只问，你们都说自个儿队上少，该给自个儿队上的户增加。可是到底哪个队多了，哪一户多了，多多少？你们没有一个人说。反正公社就给了这三千五百斤，大队没扣一斤一两，全都分光分净了。不是我这里要多少有多少，你跟我磨牙拌嘴我就多给你一些。现在大家再说，谁认为他们队少，谁要给他们队困难户特殊照顾，从哪个队、哪一户名下往出扣，扣多少？你们说了我再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愿意了当场就扣下他们的给你们增加上去，我们大队干部和马同志都同意没意见。”

　　王主任真是精明到了狡猾！在大家都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刻，救济粮就是救命粮。你要是指名道姓说给我的多了，要把我的扣出来给别人，我就敢跟你拼命！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吭声。

　　王主任宽宏大量又等待了一会儿，仍然没有人说话，便又说：“那好，大家都不说，就说明大队的方案很合理。现在，我再宣布大队一个决定。刚才刘会计念的救济粮名册是专门上报给公社看的，救济粮今年咱们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办工地大灶。谁上工谁吃，谁赖在家里不修地，谁就饿着。”

　　刚刚被王主任糊弄了一番的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此时尚未完全清醒过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圈套儿。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拥护好还是反对好。

　　王主任又说：“工地大灶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学生娃直接到工地吃饭，吃了饭就去上学。凡是能走能动的都必须上工地，干不了重活干轻活。实在有病动不了的，由家里上工的人把饭打回去。家里能动的人不上工，不能动的人就跟着一起挨饿。刚才宣布每人五十斤的户，是五保户和家里没有能动的人户，救济粮允许领回家去。大家看看咋样？还有么事问题解决不了？”

　　很显然，鞠德全他们精心研究了救济粮办工地大灶问题，把随之而来的一切细枝末节都考虑得很周到。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保证农田基建的劳力，加快修地进度。

　　想不到争来吵去的结果竟会是这样！参加会议的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们全都哑了似的不吭声儿。

　　最后，鞠德全对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和开导。他说：“大队决定这样办，完全是为着迷魂沟老老少少顺顺当当度过今冬明春的饥荒着想。如果把这些救济粮跟往年一样分配到户，也就是这么多了，大家能凑合多久？年咋样过，过了年又咋办？我知道，公社还有一些救济粮捏在吴书记手里，咱们修地上不去就没有一点儿指望。大队用现在这些救济粮把大伙儿拴住，多修点地，大队干部和马同志到公社就能说上话。咱们还要是像先前这样要死没活地磨洋工，就只有等着挨饿一条路了。我们知道这样做违犯上边的救济粮政策，所以没有跟马同志商量，这个事与马同志无关。大伙儿嘴巴上都留个站岗的，不要坏了全大队人的好事。”

　　王主任补充说：“其实咱们这样做也不是干啥违法犯罪的事儿，将来也不怕上追查。就是那么大个事，咱们干部没有侵吞私分，救济粮大家吃了，人没有饿死，还能把咱怎么样？现在只是不要弄成还没干呢就来个纠正，咱们后边的便宜就占不上了。”

　　鞠德全和王主任一唱一合，说得大伙儿都没有什么话可说。集中救济粮办工地大灶的决定，在无人反对中通过了。

　　漫长的救济粮分配会议终于结束了。鞠德全最后一个离开大队办公室，临走前对我说：“马同志，这是个日鬼弄棒槌蒙混上边的事儿，事前我们没有告诉你。将来有么事问题，我们承担责任，与你没关系。不过现在请你担点风险，无论如何先不要向公社汇报。”

　　我说：“这你放心，我不会坏迷魂沟人的好事！只要对迷魂沟群众有好处，我也不怕担责任。”我已为鞠德全他们一心一意为乡亲们精心算计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活得有多么的艰难啊！

　　鞠德全很感动，说：“马同志，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四类分子李德顺和他女儿，救济粮名册上没有，只要他们上工，我们也让他们吃救济粮大灶。他们家也快烧火断顿了。”

　　很可能是我方才的“好人”形象使鞠德全受到鼓舞，便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天大的问题。那时候一些所谓的原则和规定，并非都有明确的文字东西为依据，有许多完全是人们揣摸政治气候和领导意图想象和演绎出来的。由于它带有某种极大的政治色彩和普遍性，无意中便成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不对四类分子家庭发放救济，便是这种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按说从人道主义出发，也不能眼看着让这种家庭的人去死。然而，几乎所有在基层工作的同志遇到这类问题，都非常坚决地表现出毫不含糊的坚定立场。大概鞠德全也认为这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需要请示我点头同意才行。岂不知我在这样的问题上恰恰不能充当“好人”，不能也不敢点这个头，相反还要比别人表现得更“左”更“革命”。其中的缘由鞠德全可能永远不会理解，而我却只能有一个选择：毫不含糊地加以反对和制止。我突然间非常严肃认真地对他说：“不管李德全家还有没有粮食，他一粒救济粮也不能吃！”

　　鞠德全颇感意外地望了我大半天，又说：“不让李德顺吃救济粮大灶就算了，他女儿是不是可以有所区别？”

　　我说：“只要是四类分子家的人，就不能吃救济！”

　　鞠德全还要说什么，我即不容分辩地打断说：“好了，在这种事关阶级立场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

　　鞠德全悻悻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