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出家的男人

想出家的男人

　　想出家的男人叫汪士钊，农民。

　　出家的人之所以要出家，其缘由多种多样，有志于佛学研究的、有属真正看破红尘的、有图清静的、有缘于情爱受挫的、有缘于不得志万念俱灰的、有缘于走投无路不得已的，等等。乡下人看乡下庙宇里那些个出家的人，究其出家的原因，没有很多的说法或猜想，只是很笼统地用一个字去下结论，那就是：懒。再要说明白点，那就是：不要做事，却可以吃好的——虽然只能吃素——谁又知道他们会不会暗里吃荤呢？

　　汪士钊的村庄附近的一个山脚下，就有一座庙，叫华严寺。里面的和尚只有一个，法号智清，四五十岁的样子。因为他的俗家距这里不过二十几里，人们就很清楚他出家前的情形，说他那时根本就是个好吃懒做的游民，老婆没有老婆，本事没有本事，又没有人扶助他，以解决他的好吃与懒做的矛盾，于是就吃起了百家粮，出家做了和尚。

　　华严寺有前身，前身就叫华严寺，建于晚清时期，因为一直欠修，后又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乃至文化闯将的破旧，所以到了七十年代末，就只剩下了一些残垣败壁了。一直以来，这里的人们很信神信菩萨，总以为凡人的一切都是由上天由神明掌管着，所以不但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土地庙，有的还只是在某棵樟树下很简陋地，用几块青砖和一块青石板设个神案，摆个香炉，算是神明的所在，而且在山项，或是山腰、山脚，还建有规模较大的庙宇。随着改革开放，人们袋里的钱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钱人们就越发的相信菩萨了，认为他们的钱都是菩萨保佑着才挣来的，于是，有了钱的人们就议着重建华严寺了。这个提议很是合乎大众的心愿，议不到许久就开始动作了，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捐工的捐工，在最短的时间里，华严寺不但重新建了起来，还拓展了原来的规模，增加了许多附属的建筑。

　　有庙得有和尚，大家就近不就远地，就把智清和尚从一个旧庙里请了过来。没有人理会智清和尚当初出家的动机，他们只是觉得在菩萨与凡人之间应该有个中介，好给两头传信，至于这个中介是个什么样的货色，是否修成了正果，是否懂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是菩萨，是信徒的真心能否让神明知道。他们的要求就这么简单。智清来了，在神与凡人之间传信的也就有了，或者把和尚看作庙里的一个必要因素。这个华严寺也算是条件配备了，剩下的就看各人的态度了，就看各人的态度能否得到菩萨的保佑了。

　　在这个华严寺里，主事的和尚不一定很正宗，信徒却是地道的、正宗的信徒。附近的只要有空就会到庙里顶礼膜拜，或者帮庙里做点什么；稍远一点的不可能时常过来，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却是从不间断的。菩萨的真身不一定天天都在庙里，但庙里的和尚却是天天都守在那里的，和尚是什么？和尚就是菩萨的仆人，或者就是菩萨的化身，要想向菩萨表明自己的真心自己的虔诚，以得到菩萨的保佑，除了带香纸油腊在菩萨面前三拜九叩，还要对菩萨跟前的和尚好。说穿了，和尚相当于菩萨跟前的大红人，能说你好，也能说你差。和尚没有注意你，就等于菩萨没有注意你；和尚被你感动了，就等于菩萨被你感动了。同样，你要得罪了和尚，就等于得罪了菩萨。因此，信徒进了庙，都争着帮智清和尚做事；有的女信徒还争着要侍奉智清和尚的一日三餐，你拿好的，我拿更好的，荤是不可以沾，但豆浆香菇之类的素食里的佳品却是可以趸着吃的。有的信徒更直接，除了捐给庙里的需要物品，还直接捐钱，恭恭敬敬地递给智清和尚。

　　因为在这一带，华严寺的规模、设施是算最好的，所以这里的信徒特别多，有的还是从远处坐着小车来的。因此，虽然是在山脚下，地理位置也不见很优越，但这里每天都是热闹非凡的，那气氛要比有着家眷之乐的凡人家里愉悦得多。

　　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原来庙大了，就什么奇事也有，华严寺里出家的除了智清和尚，竟还有一个叫慧月的尼姑！尼姑不是请来的，是自己来的，来自外省。僧尼不同室，这本是佛家的一条清规，但在华严寺里，僧尼同处却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很有种“一庙两规”的宽容。还是那句话，这里的人们只看重神看重菩萨，至于菩萨跟前有谁，或者僧与尼晚上是否在一块修课，没有人去理会。只在平时，人们讲着华严寺，就很自然地讲到僧与尼的事上，并大胆地设想着一些场景。讲着，有的男人就说，妈的！这和尚真可以做得啊，不做事，吃好的，还有尼姑伴。旁人就笑，做和尚好，你也去做嘛！那人说，是不如做和尚，省得劳力劳心活受罪，做和尚真好！虽然这只是一种笑谈，却也不排除含有真羡慕的韵味。

　　于是，汪士钊说想出家，人们就说他那是给智清和尚馋的。

　　汪士钊是个农民，是个石匠，但是他又不是一个踏踏实实的石匠，也不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他做石匠是在外面做的，可是，在外面他基本上是做几天就要歇一两天，也不是没事做才歇的，而是丢下事去四处跑。跑的地方又让同事们很想不透，不是书店就是一些文化单位，或者是搞字画展览的地方，那种地方是一个石匠一个老粗跑的？而且，在外面做不了多久，他就回家。一年之中，他有大半的时间是在家里的。在家里，他又不像别人那样在田地里忙，除下大宗的农活，他基本上是猫在家里。村里人从他家门口经过时，经常能看到他的人，看到他多是在看书，要不就是写写画画。

　　这样，人们的闲言细语就出来了。

　　如果是在校的学生，看看书倒也不是稀奇的事，问题是你汪士钊不是，你已经是为了人父顶了家的人了；如果是单位里头的，看看书什么的也不是稀奇的事，问题是你汪士钊也不是，你虽然也是高中毕业，但是没有考上，回家来了就是一个老粗，还看哪门子的书？如果是看传，也没有什么，农闲时，其他的农民也有的会看，问题是你汪士钊不是看传，你看的都是些诗呀词呀字画什么的，有意思么？如果只是偶尔翻翻，也不会让别人笑话，问题是你汪士钊不是，你是经常看的，而且还是不管农活看的。连起汪士钊在外面的一些作派，人们就说他是装洋。然而，装洋也没有这种装法的，不分时段，不分轻重，再说你又不是很有钱，能装得动这洋。于是，人们就公认汪士钊是懒，看书什么的都是用来掩盖自己的懒，用来塞老婆的眼，塞别人的眼。

　　起初，汪士钊的老婆陶美英对丈夫的行为倒也没有什么怨言，以为那些不过是他的一种爱好，而且那样的爱好也不是什么坏事，比起那些有空就打牌没空也打牌的男人，自己的丈夫还是算好的。但是，后来她见丈夫竟然发展到了不分轻重的地步，子女也大了，丈夫确实应该一门心思去挣钱，而且外人的议论又让她感到抬不起头来，就有些不满了，就也认为丈夫确实是懒，就开始说他了。说的次数一多，丈夫就丢下手里正忙着的，说，你懂什么？她说，我是不懂什么，一个男人，不出去做事，不去挣钱，整天……丈夫缓下一口气，说，不要总是钱钱钱，有些东西比钱还要紧，是用钱买不到的。陶美英一点也没听明白。

　　汪士钊的说辞外人也没弄明白。比钱要紧用钱又买不到的东西？那是什么？那不就是命么？他看书能看出命？能长生不老？人们嗤笑着，说汪士钊不但懒，还懒出了毛病，懒出了精神病。然而，一些铁的事实又向人们昭示着，汪士钊不但没毛病，而且脑子非常灵活。在家里，虽然汪士钊在田地里花的心血远远不及他人的，但是他家的收成一直是算好的；在外面，汪士钊的工也不及他人多，但是挣的钱却不比他人少，而且，他还跟别人设计过住宅，设计过房子的装修，很别具一格，也很漂亮。再就是，汪士钊竟然还结交了许多文化人，这可是多数乡下人所够不上的。人们又听说，曾有人想跟汪士钊合伙包某个工程，而且钱还不要他出好多，只要多花些脑子。这样，累是累点，钱却不少挣。但是，这样的好事，汪士钊却没有答应，只说那样好是好，就是没有属于自己的足够的时间。讲着人们又认定汪士钊是中了邪气。肯定是邪气！不然，为什么有钱捡，却不去捡？人们好着心，就叫陶美英也去做华严寺的信徒，坚持去拜菩萨，以去掉附在丈夫身上的邪气。陶美英徨然着，就听了别人的指点，一有空就去华严寺虔诚地拜。

　　陶美英在菩萨眼前拜是拜得不少，也向智清和尚捐过不少的钱和物，但看上去，丈夫身上的邪气却不见减少，反而呈着邪气至深的势头，让她更加生气，也让别人更加嗤笑。

　　那是“双抢”的一天下午，汪士钊和陶美英正在田里脱谷，突然天气陡变，乌云移动，雷声大作。糟了！陶美英吓了一跳，说，家里晒了谷子。汪士钊撒腿就往家跑。陶美英遮盖好了田里已脱下的谷子，随后也赶到家里。然而，晒场上却没有看到丈夫，只有儿子和女儿在雨中忙着。此刻，汪士钊是在房里忙着，忙着收拾窗户边的一大堆的书。陶美英收完了谷子，准备进房换衣，正碰到从房里出来的丈夫，刚要说，就被丈夫泼口大骂着。搞什么鬼把窗子打开了！你看看，你自己过来看看。陶美英知道他说的是他的那些宝贝书，就气不打一处来，是书要紧，还是谷子要紧？书能当饭吃啊？汪士钊圆睁着眼睛，当饭吃？你说得轻巧，你一场谷子能换得到这些书？谁叫你打开窗子？湿了我的书你还有理了？陶美英又气又好笑，我不跟你吵，你以后拿书当饭吃。后来，等天放晴了，汪士钊像绣花一样，用针小心翼翼地把湿了的书一张一张挑开，晒干，再又想办法压平。看得陶美英直摇头。

　　还有一次，汪士钊的丈人听说他要到市里去会一个朋友，就交给他八百块钱，让他顺便带台彩电来，说市里的肯定便宜。结果，回来时，汪士钊彩电没买来，而是抱回了一大堆纸。在陶美英的愕然里，汪士钊说，这叫宣纸，是写字画画用的，好东西！说着，又拿出一张硬纸片，说这也是好东西，这就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陶美英没理会丈夫的兴奋，说彩电呢？汪士钊说，以后再买，那东西到处有卖，但这宣纸却不是哪里都能碰到的。陶美英又问，那钱……？哦，钱我扯动了，汪士钊说，我会买来的。陶美英气极了，说，过去你十块二十块的买书倒也罢了，现在花几百块钱买来这么一堆纸，而且还是扯动了别人的钱，就伸手去撕。汪士钊赶紧用身子护住纸，大叫不要！你打我都行，就是千万不要碰我的纸。

　　对于汪士钊此类的作为，陶美英气，外人也数落，说真是活宝，丢下谷子不管去管书；说真是化生子，好几百块钱不买正经东西，买些纸；说真是脑膜炎，不思量正事，净思量没有油盐的事；说真是懒鬼，几十岁的人不思量挣钱置家……外人喷着唾沫地一讲，陶美英就更加生气，就经常数落汪士钊，并且在他闷着头做着自己的事的时候，跟他吵，撕撕扯扯地跟他吵。

　　吵得多了，汪士钊就说要出家，出家做个清静的和尚。

　　陶美英没有被吓倒，外人也没有感觉意外。在他们的意念里，没有什么六根清净、看破红尘之类的概念，他们的眼里，那些出家的人都是些现世宝，都是不愿吃苦受累又要过活才决定的下下策，都是没有人气的人，是他们的爹娘前世造了恶作了孽，才生下了这样断子绝孙的不肖子孙。在传统的观念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对那些不能渡后的人，人们是从心底里瞧不起的，甚至是要受到白眼、受到歧视的，而对因为出家做了僧尼不能渡后，就更是受唾骂的。在这里，人们责备自己不愿做事的儿女时，往往会以出家相警示，说你现在不愿做事，将来老婆都讨不到，将来肯定没有人要你这个懒婆，那样你就只有做和尚，只有做尼姑。所以，出了家的人即便是菩萨眼前的仆人，即便能如智清和尚那样不做事能吃好的（还有尼姑陪伴），背后也是倍遭非议的，议是没有脑浆的人。因此，对汪士钊说的要出家，根本没有人当作回事，说他那不过是随口说的。凭什么要出家？老婆说了几句就要出家？哪个男人没被老婆说过？都要那样，天下的男人不都要做和尚到庙里过了？都做和尚了，女人怎么办？不也都要去做尼姑了？那么，世上不就乱套了？也有的人跟汪士钊提过，提过他说的要出家，那也是随口提的，没有半点要劝阻的意思，因为这根本没有必要去劝，不可能的事嘛！汪士钊当时不说要出家，也不说不出家，只是很感慨似的说了一句，唉，各人有各人难念的经啊！旁人没有认真领会他话里的话音，只是认为他是不愿做事，又不好明说而已，的确，做石匠也真是个苦差，日晒雨淋，就说，你不如养鱼吧，养鱼赚钱也不累，你也可以……是吧？汪士钊一想，说，是个好主意，真不如试试看。

　　村里有口堰，很大，有十好几亩的面积，以前也有人想在那里养鱼，但是又怕不得成功，所以一直没有尝试。汪士钊合计了一下，认准了能成功，就搬出了老底，又借了一笔，凑足本钱在堰里放养了鱼苗。等到鱼长到可以吃的时候，他又在堰边搭了一间小屋，在里面守护着。从此以后，除了在田地里忙些农活、偶尔到外面跑跑外，他就基本上是在那小屋里呆着。老婆的数落听不到了，外人的眉高眼低也看不到了，他自得其乐地在那里以鱼为友，以书为伴。然而，就在堰里的鱼长到基本上成器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碎了汪士钊的梦。大雨诱发的洪水咆哮着，把汪士钊架在堰口的铁丝网冲了个稀巴烂，就着水势，堰里的鱼们蜂拥而出。等到干堰收鱼的时候，收起来的鱼连本钱都差得远。陶美英哭，那可是算准了的钱啊！汪士钊也终日苦瓜着脸，不做声书也不看。陶美英伤心着，又怕丈夫一时想不开，就劝，说钱丢了可以再挣，只要人好。汪士钊说，我心疼的不是钱，是计划的失败。陶美英没听明白，说是什么计划。汪士钊说，我原打算养鱼赚些钱给你和孩子，也好了却我的心愿。陶美英吓了一跳，心愿？什么心愿？天哪你……汪士钊笑笑，我不是想别的，是想出家。出家？你真想出家？陶美英瞪大了眼睛。

　　外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吓了一跳，本以为汪士钊以前说的想出家不过是说笑话而已，那样的笑话也不只是他说过，没想到汪士钊是真存了心的。发懵了，士钊一定是走懵懂运了！有人这样说。马上有人反对，懵？他才不是懵呢，他是给智清和尚馋的。看看智清和尚，又不要做事，又有好的吃，还有尼姑陪，多快活！说到底，他还是懒。又有人说，不一定，不一定，士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一定是养鱼亏了本，一时想不开才说这样的气话。说着，又安慰陶美英，别担心，士钊又不是没有脑浆的人，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样做祖宗都要在土里哭呢！他一定是闭气难受，等过了这阵子，就会没事的。其他的人想想也是，出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嘛！到华严寺去做和尚，不回家了？不可能！家里有事，这么近，能看着不管？不可能！庙里过过，家里过过，这……哪里是做和尚嘛！不可能，不可能。

　　不管是真心是说气话，陶美英宁可信其有，就劝着丈夫。她没有想过丈夫的看书写字画画这些嗜好跟他的想出家有没有联系，跟别人一样，她认为丈夫的所好确实是因为懒，丈夫的要出家还是因为懒。她说，士钊，我不再气你了，也不再催你做事了，你愿做的时候就做，不愿做的时候愿怎么就怎么，就是不要再想着出家，行么？汪士钊说，你的心底呢？你的心底也是这样想的？陶美英说是。汪士钊说你不是，你的心底不是这样想的，你理解不了我。陶美英说，我怎样才是理解了你呢？汪士钊说，理解就是……唉，算了说了你也不懂。又说，就算你能理解，别人呢？别人能理解么？陶美英保证不了别人能理解丈夫，她自己同样理解不了丈夫，而且，丈夫说的“理解”她就不理解，“理解”是什么呀？

　　在农村，人们不用理解的眼光去看事，他们也不理解“理解”的意思，他们只是从“知道”、“晓得”、“明白” 这类通俗易懂的说法上去看待事物，不带半点引申的去领会他人的心意，去明白他人的做法。这怪不得他们，因为文化层次文化底蕴的原因。他们只是粗人，但他们又是善良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虽然简单却十分明了。在人与人之间，他们觉得要有真心，不要有恶意，一人有难，都来帮忙。至于个人，男人要会挣钱，女人要会抓家，有钱了，夫唱妇随，一家人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这就是人生。至于精神方面的享受，他们的理解也很简单，做事做累了就歇，看看电视，打打牌，或者钓钓鱼，有这些就够了。因了文化的差距，他们一般不会就一个人的内心作进一步的探究，也探究不了，而且他们也会觉得那些高深的东西，是文化人去想的，一个农民，一个粗人，只要能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这就够了。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他们追求着的是一些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东西。

　　人们理解不了汪士钊的看书、写字、画画，更理解不了他的想出家，都是把二者用一个“懒”字来定性，要不，就是书坏了事，是书害了他，自古以来，读书读成书古董的不是没有。于是，就有人点拨陶美英，说不如把士钊的书烧了。陶美英也有着是书害了丈夫的想法，经人这样一点，就也觉得是应该把他的书烧了。然而，她还只是把想法说了出来的时候，丈夫就抓住了她的把柄，是吧，还说我愿怎么就怎么呢，这不是又来了么？说得陶美英立时没词了。

　　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陶美英就把娘家人搬来了。娘家人跟汪士钊和和气气地边喝酒边讲着。他们先从出家说起，从出家的坏处说起，又用智清和尚的现身说法予以佐证，说别看智清和尚过得快活，可是又有什么意思呢？子女没有子女，到时候怕是死的时辰都不知道呢。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讲都被人讲死了，人活世上为了什么呀？树活皮人活脸嘛！不要脸不要皮的人哪还是人呢？做和尚做尼姑还不如不活嘛！接着，娘家人又从读书上说。丈人读过老书，他说，读书嘛事倒是好事，不过也要看怎么个读法，为什么有的人能读出状元，而有的人都读成书古董呢？成了书古董，还算什么人？还不如不读书的瞎子嘛！再说了，也不能只顾看书什么都不管，首先是生活要得到保障嘛，要是连生活都成问题，看书还有什么用？……

　　或许是陶美英娘家人的劝说起了作用，汪士钊再也没有说过要出家的话，人也变勤快了，也不再闷着看书或者写写画画了，而且，他又到外面挣钱去了。在外面，他也不再是跟以前那样做做歇歇了，而是发着狠的找钱。挣到了钱，跟别的男人一样，汪士钊也是这样那样地置着家业，而且，老婆箱底里的钱也逐渐多了起来。老婆高兴了，老婆娘家人高兴了，村里人也高兴了，有的说，就是嘛，这才是做人嘛！陶美英高兴着，认为是自己坚持到华严寺去拜菩萨拜出的好运，就更加热心地去拜了。

　　然而，就在大家都为回头是岸的汪士钊高兴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汪士钊在一幢高层建筑上做事的时候，不慎摔了下来，死了。一块做事的人说，他是睡眠不足，又说他为了挣钱经常打夜班，打到很晚。

　　在陶美英整理丈夫的东西的时候，人们看到汪士钊有许许多多的书，还有些别人送的字画。在那些书里，又看到一些小本本，还有些很精美的硬纸片，认识字的说那是会员证跟获奖证书。在一本小本本里，有一张名片，认识字的又拿出来看。那名片是一个禅师的，禅师是市里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大庙里的，禅师还有许多的头衔，都是什么什么家。

　　陶美英哭着，把丈夫的东西一古脑儿地丢进了火里。

　　大家叹着气，说汪士钊是让书给害的。心里却说，他是自己害了自己，如果不是因为几多年的懒没有积到钱，也不要像后来这样玩命的找钱，以至于送了命。

　　汪士钊那些文化单位里的朋友闻说了消息，也叹气，说他是被别人害死的，被世俗害死的，同时又是他的出身害了他，说他如果不是落在农村，将来成就个什么大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说也怪他自己，怪他自己过于执着，他的这种执着只能理解，不能赞同。又说，其实，很多事是不能过于执着的，那样会让一个人走向极端而导致毁了自己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