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寻找人生的价值

　　1976年的中国，人们都经历了不同凡响的感受。谁都记得那正是政治动荡不定的年月，也是有史以来国人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年。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跟什么样的国家领导人走什么样的路才为正确？这一点大多数人只认一个道理：听党的话跟党走没有错。可是后来被打倒的“四人帮”之流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负面影响老百姓是看不明白的，也分不清跟谁走的路线正确？只有：凡是听毛主席话的凡是按毛主席指示照办的就是为正确的路线。

　　当年，元月8日周总理逝世，我也逐渐跟大人们一样关心起国家大事的变化。紧接着7月7日朱总司令也相继去世，人们的心又开始紧张起来，对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担心自然而然试想从报纸上的字缝里看些名堂，结果国家上面的消息几乎全被封锁。或者说“愚民政策”上面不相信老百姓的政治觉悟？其实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是“四人帮”压制民主限制言论自由所至。特别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当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0多万人口死于自然灾害和国土大部分地区连天遭受阴雨天的困扰主要农作物大量减产加上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中国人的心几乎都要碎了！大多数人都感到祖国的前途到底还有没有光明可言？还是走向黑暗？人们克服当年麦收季节阴雨不断吃着本歉收又长芽的麦子磨成面的馒头的苦楚，心里和家庭到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期望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好的接班人来领导全国人们从多处的无奈盼望走出有一点期望来呢？

　　对于每一个国人，面对着共和国三个最伟大的领导人相继去世，“化悲痛为力量”才是每一个自己应当选择的首选行动。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场领导决定成立新的拓荒点——苗圃队。人员有到场新招来的70多人“上山下乡”第四批知识青年组建。苗圃队领导有书记、两个队长担任。我被场领导指定为苗圃队青年点的一队之长之一。领导征求我的意见？还用说什么呢？我只能以实际行动“化悲痛为力量”了。

　　记得1976年11月10日那一天，同时又是我终生增加难忘的一天。那一天下午，我领着几个老职工组成的锣鼓班子，在新盖好的苗圃队<距场部三公里以外东南方向的沙漠戈壁深处地带>六排宿舍路口。一顿“跄跄器强器”的锣鼓声，我们迎来了林场历史上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到来。欢迎会上，又重复着扎根林场一辈子的革命口号。不过我这次充当领高呼是为革命的口号的领呼人。

　　从此有70多名较纯正的知青队伍和几十号老职工组建的90多人的苗圃队正式开张“营业”。我负责后勤保障、知青们的学习和宣传教育。当然万事开头难。我又跟着大家伙儿，自己又重演一遍白天分发炉子烟筒、夜里跟班打井解决吃水问题。

　　说起打井那活，那个年月全得凭人工原始作业。当时的林场条件根本不可能靠机械动力。人工打井一般钻井深度至少在十米以下才能见水。假如一旦开钻，24小时马不停蹄地轮番参战，如果不拿下很有可能刚掘出的深度就有塌方危险，结局只有报废。靠人工打一口机井至少要连续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靠机械做动力打机井那就快得不得了。少则两天多则一天，打得即深又完备而且使用的寿命又长久。林场建场初期的打井完全靠人力土法上马。为了打多眼机井灌溉更多的土地，林场还专门组建很多人参加的打井队。我没有参加过几次打井，也不懂那作业规律到底应该怎样把握？怎样干？我听说过打井队员里的一些“传文奇谈”的故事。

　　第一批知青里的闫淑英、朱丽英她们两个就是当年场部打井队的队员。闫还是个副班长。据她们讲当时打井是寒冬腊月天。晚上每个人穿着场里发的棉衣工作服。脸上捂着个大口罩，黑糊糊的天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尤其是后半夜，人又困又饿，工作面还必须要求转井台盘不停地转动。可怜的男女知青们好多人都承受不了太繁重太疲劳的作业方式 ，经常有人爬在推磨横竿上睡过去。虽说每个人脚底下穿着的棉鞋能保暖，可经不起推磨钻出来的井底里的水溢出地表外。闫淑英是个副班长，她得身先士卒必须带头干，少不了拣重担子挑。一天夜里两点种，轮到还不到17岁年龄的闫淑英带班，没成想，连她自己累得也起晚了，慌忙之中，抓瞎穿着了本该穿的大棉头皮鞋的鞋，结果把一双普通棉布鞋登在了双脚上。到了工地，她一边要看打井的进度，一边要注意观察地边水被溢出的状态。棉鞋一次又一次被水泡湿。工作下来时，脚上穿的棉鞋早已连同双脚紧紧地冻到了一起，当想办法把鞋闹掉后才发现自己的两只脚丫被冻伤。看到如此惨烈的状态，另复转军人班长心疼不已。班长解开身上的棉衣纽扣用他热乎乎的胸膛替他的副手暖脚丫。后来难怪在如此艰苦困惑的年代里，男女知青和“老转们”会产生美好的一起起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来的。只是那个年月的极左政治思潮统治人们的灵魂，茶余饭后人们也只当在私下里窃窃私语而已了！

　　在那种状态下，在那种没完没了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里，工作都忙到那个份上，加上闫淑英年龄本身就小。当年一个还未满17岁的小姑娘，哪懂得后来发生的状况呢？她只听说开水烫伤双脚会起水疱，没见过冻伤的脚也起水泡流脓水。当想起赶忙往场部王医生那里去送时，也只能简单地用针管子抽浓水。后来只得选择她将往城里的大医院里送。人家医生惊叹到：“要是再耽误几天，这个傻丫头的两只冻脚可能就保不住了！”

　　我记得打井时，一旦选好点，就在点上支三脚架竖起高高的台子加上大磨完全靠人工轮番推磨，直到打出一口井为止。挑灯夜战那是必须要保证的事。有一个知青叫史安宁，他文化不太高，好象初中没有毕业又“混社会”呆了两年才“下乡”来到林场。他社会上的毛病是沾染了许多，比如他瞄准了一个女知青想跟人家做朋友，结果人家刚参加工作的小姑娘没有见识过男孩子给塞手绢当“爱物”的经历，吓得告了史的“黑状”。看他平常总爱给队里鼓动点麻烦，对里领导也经常大会小会点史的名。久而久之大家都怕影响自己的进步，几乎人人都躲着他。这个人身上的确有闪光点，只不过我们当领导的工作方法简单有时显得粗暴罢了。

　　一天在一个初冬的晚上，当打井打到高潮时，突然间地底下的钻头一个部件被转摇到井架上高高的顶端。如果不及时把那个部件拿下重新提出钻头再安好的话，那这口井算白打了。此时眼瞅着打井的部件挂在近十多米高的井架顶端没有人能靠什么支物取下来。有人提出派人跑一趟到场部去求援。把液压挖掘机开来，可升高掘机大铲头把人送上去。正当在场的所有人没有招数的情况下，史安宁大声自告奋勇地说：“我可以爬上竿顶”。在场的人听了他的大声嚷嚷，几乎没有人接他的话茬。不一会儿的工夫，人们看到那史噶子精着个两只脚底板，直冲立在那井架跟前执意要上。“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有的人大声喊着说：“看呀！大家看呀！老小子要显能耐了！”此时我看在眼里，不可能允许史的冲动行为。尤其在众多的男女知青面前逞能耐的举动，当领导的我是绝对不允许他的。我认为那么高的井架竿子，竿子又细如人的大腿一般，史不可能靠徒手爬到顶端的。闹不好会摔伤出人命的。当时队领导和班组长都上前阻止。在众人的劝阻下，此时的史好象根本没有收回程命的意思。或许男子汉都是这种状态，特别是在众多的女孩子面前是绝不能丢人现眼丢了男爷们的气概的。不然以后又怎样抬起头做人呢？他嘴里也是这样嘟囔着。此时再看众人，几乎没有几个人不怂恿把他逼到非他不可能的境地。或许有的人根本不怀好意，相似要急不可待地看一场精彩的表演节目在一旁胡喊乱叫。当时我们领导是很清醒的，已感到不好的结局。马上组织几个壮劳力站在井架根底张开手臂作好接应的准备。史这个人也真叫不含糊！他就像身怀绝技的杂技演员似的只几下就光脚丫爬到了近十米多高的竿顶。拿到了东西先用绳子放下来，然后他先让地面上准备接他的人闪开，他自己在空中先翻了个跟头，头冲下马上又从竿顶上倒立着身体滑下来，他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出声音来！落地时，他没有及时翻转过身来，脖子好象被扭了一下，不过没大碍。当众人面前史安宁真叫出尽了“风头”。后来听说他曾经练过杂技，只是没有可能进入专业演出团体。那个年月的青年，没有人能真正参加城市里的正式工作，也只有“下乡”才是必由之路。我当年在银川六中高中毕业时，在学校演话剧，我在舞台上的嗓音喊出了名，还被银川话剧团的团长给看中。他说：“要是招演员，会选像你那种嗓音洪亮的人。”

　　每一天我计划着如何先把新到场的知青如何把心收回来，安心于下乡到林场“安家落户”。那个年月我们的文化宣传活动完全靠得人的一股热情。根本别想有好的条件！就连开集体会，大家只能依靠着墙边蹲着或坐到地上“玩击鼓传花”

　　等娱乐形式来充分展示知青们每一个人的风采。无非让每一个人唱只歌、表演一个舞蹈、或者念一首诗什么的文艺自愉自乐解解心慌而已。或许当时正逢毛主席去世不久，青年们还很有强烈的报国之心，所以到林场落户干革命的决心还很坚定！因此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逃避现实叫苦叫累。对于我来讲，宣传教育工作相对干得很轻松。或许说我们的知青政治觉悟本身就很高。时代造就人，时代出英雄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976年年末以后，知青点的男女知青们相互之间产生出来的情感或者说萌动的爱情，好象不再像前几批知青那样掖着、藏着几乎没几天就得以公开。知青田杰和王红英两人的爱情就大大方方地展露在众人面前。起初有的人相当看不惯。还告到队里，我就与田谈过话。他的态度很明朗，并说我们没有影响工作碍别人什么事了？！也罢，在如此艰难恶劣的沙漠戈壁深处植树造林，林场不是号召大家扎根吗？人家正常找对象，双方父母又不反对，我们当领导的只当视而不见不就完了嘛！

　　从“四人帮”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粉碎那天起，中国的大地好象从此变了个模样一般。首先重视文化影视作品的大解放。每到礼拜天，返城回家的知青们，包括我在内，电影院门前是我们驻足最多的地方。什么买票、让票、钓票、等等，只要能满足看一场“文革”前被解放出来的国产影片，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作品，看到就为最大的愿望。回到场里，知青们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还是谁看了哪一部电影？谁会哼一哼哪一部电影的插曲？我们大家可以席耳恭听于他的面前。电影《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的歌曲在我们知青阵营里传唱了好久。那高亢的旋律那优美动听的民歌曲调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给唱活。那些电影歌曲是我们这些人当中长那么大才第一次置身感到她们的美好。同时也无时无刻冥冥之中在启迪我们心灵深处诸多的感应。长期深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我们，思想深处难免会产生这也看不惯那也不正确的错误偏见。但我们那一代人最能懂得做人应该怎样做？什么样的人生最美好的道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本身我们就是被深受毒害的一代人，历史的错物能强加于我们已确定建立起的世界观？人生观吗？前几天，我看到被抄作的一篇报纸题为：《中国人出外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其中提到好象不讲道德现象本身归结于那些参加过“文革”动乱，又参加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大批人所自然形成的不会尊重他人不讲道德的那种坏的潜意识行为的驱动！该作者如此言过其实！我郑重地告诉于你：你说的不对！恰恰是我们那一代人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磨砺，才更懂得尊重别人才会尊重自己的事实。至于国人出外旅游所自觉不自觉在卫生习惯诸多方面不注意大体，以丧失小节不顾全体国人的脸面的人是有，但不能归结于我们那一代人所为！此观点太偏激，不能不说没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

　　为了调节知青点单调的工作状态，我开动了自己的全部脑筋。晚上我组织知青们上夜校。从知青阵营里选出几个学习好的男女代表给大家伙儿讲课。我先开了语文、地理课。任命男知青袁连庆、周宗伟为语文课的教员。任命石建设、刘凤英为地理课的教员。他们几个也积极投入。知青从刚开始参加少到后来人们都想参加听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石建设。为了给她找学习参考材料我还自己掏腰包到新华书店买地理方面的书。即使这样她老是向我问这问那，最后问得我都有点“烦”她了的那种感觉。可就是人家执着地“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77年恢复高考时，人家是第一批走进中专校门的人。现如今她早已完成美国深造留美继续从医。

　　知青袁连庆是个河南城里“下乡”入场的知青。此人能吃苦，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敢于同不良现象面对面地作斗争。他跟我走得很近。我也喜欢他的品德和为人正派的风格。一天，我听到灶房的人说他经常用饭碗偷着从倒入备用猪槽的大缸里了舀面汤喝。起初我很不理解袁连庆的举动？！我大声斥责他：“既然吃不饱，也不能吃猪要吃的食物吧？！干啥呀！你这样做就能让大家同情你吗？”我开始瞧不起他了！我认为他是故意装做可怜相想让大家理解他才是真正的艰苦。其实后来我真得感觉自己的看法是错了。或许当时有意无意之间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反而起到了反作用。当文章写到这里，此时此刻我真得想见已回河南老家的他！假如果真有可能我一定向他当面道歉说一句：对不起我误解了你！像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当年又有多少人在默默无声地悄然而过呢！埋在人们心底里那悲壮的故事也只有当年的他自己知道。想说出口的人，或者我还没有挖掘到。我又是多么期望我们当年那些参与改造沙漠的拓荒者们勇敢地站出来，像我一样真情涌动地诉说当年那风风雨雨看似平常而又不平常的我们那一代人如此艰辛的人生的真实写照呐！

　　在林场下乡的哪一个知青，谁没有自己难于启齿的痛苦经历。记得我上中学那会儿，母亲为了给家里省钱，父亲毫不犹豫地接受母亲拿他自己做实验——在家里让孩子他妈妈用买来的推子学理发。时间长了，好象母亲“学业已成”。后来比我小四岁的弟弟李华第二个充当母亲的“实验品”。后来我又续上。可当时好象没人笑话也就认可。

　　“可我现在已参加工作，难道说就不让我到专业的理发店里去理个好看一点的发型嘛！何况，理一次发最多花上四毛钱嘛！一个月也就是理一次嘛！穷不起了！”我叫喊着。母亲说：“怎么了？人家不都说好着嘛！”说着，我怕让妈伤心，只得让她再替我辛苦。结果，我到了场里，有的坏小子当面就指责我发型简直像树的树桩一样。有个姓孙的家伙，毫不客气地见我就直呼——树桩。当然言语上的侮辱并不蒜什么。或许不再搭理于他也就作罢！人与人之间怕就怕在不理解人，而且还说伤害他人的斥责坏话。

　　女知青王华是个陕北人，操着一口陕北话。这个姑娘当年在青年点，真是倔强如同陕北人的性格一样能吃苦肯干。

　　记得1977年开春过后，苗圃队搞断枝扦插竞赛活动。她连续三晚上不睡觉创造了林场断枝杨树枝条最高的记录。她虽说受了表扬可她的那种不要命的工作作风不能让大家都去学。要不然知青们都像她一样病倒几个？累垮几个？队领导不就如同犯罪嘛！到后来还是她早早地患上了腰脊椎老损的疾病。想想看她又何苦来着呐？！

　　我们这些来自城镇里的小青年，把青春岁月献给沙漠献给戈壁的壮举，在我们林场里不知有过多少人？多少个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可那些看似平平淡淡，又平平常常的故事就像年年黄河的流水一样平常的不能再平常了。但历史又有多少人能记记住他们的名字呢？有的英年早逝，有的年纪青青疾病缠身。像前面提到的闫慧英，虽然当年那两双被冻伤的脚后来得以治愈。但现在一到天阴下雨脚关节就发酸站立不稳。王华是一例。我妻也是同样。当年她在灶房长时间地给大灶揉面现在落了个脖颈老是酸胀地痛。我也不例外。当年在新疆乘坐那拖拉机过后，直到现在我还落下慢性阑尾炎的病发怔。

　　过去走过的岁月，我们承认有过抱怨，也有过艰辛难以启口的哀诉。但当我们今天真正看到当年沙退人进的壮举真得来到时更多的是当年所付出的青春才从真正意义上得到美好境界的升华。伴随着喜悦的还是我们这些当年参与拓荒的贡献者们没有白白负出汗水而换来敢叫沙漠变绿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