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蒋祖慧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编导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后改名为中央歌舞剧院,现名为中央芭蕾舞团)成为一名专业编导。继《西班牙女儿》的成功上演之后,1963年蒋祖慧又将世界文学名著《巴黎圣母院》搬上了舞台,并得到了周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赞。同年11月底,周总理又一次来到团里观看《巴黎圣母院》,这使该剧全体创作和演职人员兴奋不已。在幕间休息时,周总理在剧团团长肖慎和蒋祖慧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休息室同编导及演员们就芭蕾舞创作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周总理亲切地对蒋祖慧说:“你在戏里用了中国的翻筋斗,我看外国戏最好不要加中国筋斗。”蒋祖慧听了不禁为总理独到的艺术见解而暗自佩服。“总理,我看外国真正好的舞剧也不多,排完了怎么办呢?”看着总理那慈祥和蔼的面容,当时只有二十岁的蒋祖慧很天真地说道。周总理微笑着象是对蒋祖慧,又象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嘛!”过了一会,他又说:“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体裁的舞剧。”“是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总理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亮堂堂的。看完演出,周总理在舞台上和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时又对大家强调说:“我已经对你们的编导说了,要创作革命题材的舞剧。”就在这次座谈会后,1964年初,中央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家学院和舞蹈家协会的专家们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舞蹈创作会议。文化部部长林默涵也前来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国传统京剧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很大的成绩。芭蕾舞怎么办,我们也要进行改革,希望大家阐所欲言,为芭蕾舞的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会议在谈到革命体裁作品的创作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有人建议将当时很火的电影《达吉和他的父亲》改编成舞剧。还有人建议将《红岩》搬上舞台。而实验芭蕾舞团编导李承祥则在会上称:他们几位编导想改编《红色娘子军》,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构思。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枫在听完了大家的发言后说:“我看《红色娘子军》不错,一是题材表现的主要是女战士,很适合芭蕾舞的特点。二是该剧的主题歌很好。三是娘子军的故事片很感人,家喻户晓,比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赵枫的一席话讲得大家不住的点头。
北京创作会议后,1964年1月,中央歌舞剧院专门成立了以李承祥、蒋祖慧和王锡贤为编导、马运洪为舞美设计和由中央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等五人为音乐创作的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班子。然而,要成功地将具有浓郁南国情调的《红》剧搬上舞台对于在北方长大的蒋祖慧等人来说并非易事,为了深切了解剧中的人物与背景,让自已融入剧情,《红》创作班子和白淑湘、钟润良、王国华等几个主要演员一起前往红色娘子军诞生地──海南岛体验生活。为了解当年娘子军的英勇事迹,她们几乎绕过了大半个海南岛。椰林寨旁、五指山下、万泉河边、天涯海角,到处都留下了她们探访的足迹。在椰林寨,她们亲眼目睹了南霸天关押穷人的人间地狱“水牢”,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广大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站在当年红色娘子军连成立的大操场上,亲耳聆听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讲述当年娘子军连成立的情景及其种种感人的战斗故事,中国妇女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前来体验生活的每一位成员。此次海南之行,蒋祖慧对海南妇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了解了中国第一个红色娘子军连诞生在海南岛的原因。在此之前,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海南挑水种地、干重体力活的是妇女,在部队行军时,扛机枪、背大锅的也是妇女,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孕育了海南妇女不畏强暴、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此行的首要任务:塑造红剧女主角琼花──一个叛逆、强悍的中国妇女的形象在大家的脑海中定型了。
在经历了一个半月的考察后,蒋祖慧与剧组的同志们又聚集在海口进行《红色娘子军》舞剧剧本的创作。实际上,大家在一路生活体验过程中已经就红剧的基调达成了一致。在结构上,与电影不一样,舞剧是无声的艺术,讲究精练。在形式上,与外国舞剧所表现的外国王子、公主不一样,作为革命体裁的作品《红剧》应以抒情为主,同时还应有浓郁的战斗气氛和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在音乐语言上,《红》剧应当与民族语言相结合,与部队语言相结合。总之,《红》剧要考虑我们自已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不能照搬外国舞剧的结构和音乐。经过几天的构思修改,蒋祖慧和同事们完成了《红》剧剧本的创作,并由李承祥与吴祖强将其带回北京向赵枫、林默涵汇报,而蒋祖慧和剧组演员们则来到连队进行了为期2个星期部队生活。
1964年4月,正值江南桃红柳绿的时节,蒋祖慧一行告别了海南,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此次虽然在海南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然而,经历了南国蕉风椰雨的洗礼,与剧组其他同志们一样,蒋祖慧的心已经深深地融入《红》剧剧情。回到北京后,《红》剧创作班子和演员们很快进入了音乐、舞蹈的创作和排演。由于三个编导都属留苏学派,具有相同的艺术风格,这使大家合作的很顺利,《红》剧第一稿只花了两个月就搞出来了。在剧中,蒋祖慧主要承担《红》剧序幕及第一、二幕的编导任务。她编导的第一场戏是“琼花逃跑”。在这场戏的编导过程中,蒋祖慧根据《红》剧内容将芭蕾舞这个外来艺术形式加以大胆的改革,使其更具有自已的民族特色。如南霸天的狗腿子老四追打琼花的一段双人舞,蒋祖慧没有照搬芭蕾舞中逐步展开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和双人舞语汇,而是吸收了京剧中一开始就把人物性格鲜明地显示给观众的表现手法,在双人舞的开头用了一个激烈的抄旋子的动作让老四上场,从而将恶霸爪牙的凶恶表现的淋漓尽致。与许多表现爱情的双人舞不同,这段舞蹈还借用了京剧中的不少动作,鲜明而强烈表现了剧中人物的敌对关系,很有民族特色。此外,《红》剧在音乐上还采用了海南民歌的一些曲调,极为优美。把芭蕾舞这种纯属外来的艺术形式用于表现中国人民的现实斗争生活,并使两者达到水乳相融的程度,这正是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之处。赵枫看了送审的片断后十分高兴,并称剧中琼花“叛逆、强悍”的一面表现的很好,在塑造人物上有很大的创新,就按这个调子搞。7月底,《红》剧进行第一次钢琴连排时,赵枫还特地请一些戏剧家、军队文艺家及部队首长前来观摩、指导。专家们在看了这出戏的上述几个片断后,一致称赞戏编得好、导得精彩、演得动人。同时也就戏中某些片断提出了自已的意见。如戏剧家吴雪认为序幕中“地牢”太写实了一些,显示不出芭蕾舞的特点。而部队同志则认为剧中娘子军练兵舞的舞蹈动作缺少军人气质,象“娘子”不象“军”,战斗场面看起来给人的感觉还比较弱等。对于专家们的意见,院团领导和创作组的同志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研究修改方案,另一方面组织红剧全体演员一百三十余人来到三十八军一人在一个班进行为期两周的军事生活。后来,《红》剧把军队的刺杀等素材成功地吸收到了娘子军的舞蹈动作中,对于增强全剧的气氛起了很好的渲染作用。在《红》剧整个编排过程中,文化部长林默涵自始自终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并就戏中的某些内容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原来剧中有一段戏表现的是琼花被南霸天及其爪牙打昏浇水后从昏死中渐渐醒来的情节。林默涵在看了这段戏后对蒋祖慧说:“海南岛不是常下大雷雨吗?我看莫若用一场雷雨代替浇冷水来表现琼花醒来的情节,这样既能充分与剧情相连接,又能体现海南的气候特点。”蒋祖慧根据林默涵的建议进行了修改,效果果然非同一般。
1964年9月27日,《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进行彩排,周总理也应剧团的邀请前来观看。他在看完戏后高兴地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啦!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个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的演出这样成功。我们国庆节就用这台戏来招待外宾。”周总理还当场决定,将《红》剧的首场演出放在人大小礼堂,这使全剧组受到很大的鼓舞。9月29日,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人大小礼堂正式演出了,并赢得了中外来宾的热烈赞美。随后,《红》剧又南下广州、深圳进行演出,同样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剧组又接到命令,要其迅即回到北京,说是毛主席要看这出戏,蒋祖慧和剧组的其它同志们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激动。10月8日,毛主席在观看了《红》剧后,高兴地对大家说:这出戏“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性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毛主席的话给全剧组的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
1994年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获中国文联及舞协颁发的“二十世纪经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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