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青春之歌》诞生记

　　拍摄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青春之歌》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部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崔嵬在1959年与陈怀皑合作导演的影片像一首优美而又激昂的长诗，雄浑与细腻，叙事与写意，战斗与抒情，严酷与乐观融合得极其和谐，在编、导、演、摄、美、音等各个方面均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我国50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这部影片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本文试就此作一介绍。

　　一

　　1959年初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电影厂决定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并被北京市列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还专门指示：“一定要用最好的胶片，把《青春之歌》拍好。” 随后他又指示邓拓、陈克寒、杨述要抓好这部片子，并称“这是政治任务，马虎不得。”彭真的指示无疑是对北影厂的一个莫大鼓励，北影厂经研究决定由著名崔嵬和陈怀联合导演这部片子。

　　崔嵬接手《青春之歌》拍摄任务后于二月底专门召开了一次由文学界电影界和新闻界等各方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崔嵬在座谈会上说：“青春之歌电影就要开拍了，特请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见，我们还把首先对《青春之歌》进行公开批判的郭开同志也请开了。他对小说意见很大，对小说拍成电影也一定有许多宝贵的意见，欢迎他不客气地指出来。”这次座谈会开的很热烈，大家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更坚定了崔嵬拍好这部影片的信心。

　　座谈会后，崔嵬便开始着手演员的选择。崔嵬是个很有主见，很有头脑的导演。他从不盲目迷信明星大腕儿。在演员的选择上，他主张镜头面前人人平等，名演员和新演员都要试镜头，选中谁就是谁。在先前的座谈会上大家都主张《青春之歌》选用年轻的演员，并鼓励北影厂大胆挑选年轻人，这与崔嵬想法不谋而合，当时“左”倾路线在小说《青春之歌》的讨论中已初见端倪，有些人为了保险起见，主张选名演员来饰演片中主人公林道静，而且影片中的林道静在政治上要“干净利落”。但崔嵬却坚持自已主张，他对反对他的人说：“我这次就要冒个风险，找一个特别的演员演林道静。这个人要有革命劲头，也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就不同意那种做法，对小资产阶级走一步打一个耳光子。”“我们就是要拍这部电影，我们不怕那些不懂生活的人的反对！”为了选出中意的人选，崔嵬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寻找“林道静”等演员的活动。这次活动影响很大，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

　　当时应聘林道静角色的人很多，其中就包括小说作者杨沫的妹妹白杨、张瑞芳等大牌明星。当时白杨对“林道静”这个角色很是喜欢，为了争取这个角色，她数次来到北京找崔嵬。但试镜后崔嵬认为白杨的年龄偏大，演二十来岁的林道静不合适。在崔嵬那里碰了“钉子”，白杨又找到姐姐杨沫帮忙，但仍然打不开崔嵬这扇门。在此情形下，白杨在杨沫的建议下又去找夏衍等文化部领导，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白杨演林道静的愿望没能实现，张瑞芳试镜也没成功。由于时间紧，为了抢时机，在林道静还没最后定夺的情况下，电影就开拍了。就在崔嵬为林道静没有着落而苦恼时，突然一个人影闪现在他眼前。这个人就是湖北歌剧院23岁的演员谢芳，崔嵬在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当院长时看过她的戏，气质很好，外貌和风度都与林道静相似，说不定就是林道静最佳人选呢。于是他立即派副导演去武汉，火速接谢芳到北京试镜。当时谢芳正准备随武汉歌舞剧院到福建前线慰问演出，接到去北京试镜的通知后，并没有表现过多的兴奋，因为她对自已的入选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她后来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那时候我已经在武汉的中南文工团演了7、8年的歌剧，当时想既然领导让我来试一试，那就试一试呗，选不上就还可以回去演歌剧。”

　　谢芳到北京后先是试定装照，然后又试演了两段戏：一段是林道静告诉好友王晓燕她与余永泽分手的戏，另外一段是林道静在监狱中拒绝自首的戏。试完镜谢芳就走了。当时她并不知道，在此之前候选的演员还有张瑞芳、白杨等大明星，更令她没想到的是林道静这个角色会落到她这个不知名的地方文工团的小演员身上。

　　尽管崔嵬在片中主人公的选择上力排众议选择了名不见传的谢芳，但在其它角色上却是精心挑选了大牌演员来演：秦怡演林红，于是之演余永泽，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赵联演戴愉，赵子岳演地主，连一个很次要的角色王晓燕的母亲，都由名演员王人美扮演。此外他还请来大作曲家瞿希贤为电影作曲，大指挥家李德伦为乐队指挥。

　　二

　　《青春之歌》是崔嵬涉足影坛的第一部电影。在拍《青春之歌》之前，他就为剧组定下了一个原则：“林道静是戏中绝对的主角，一切要有利于刻画主人公的形象，一切让林道静听见，一切让林道静看见。”因此，作为主人公的林道静在片中的戏特别重。许多人都为名不见经传的谢芳捏了一把汗。

　　谢芳原名谢怀复， 1952年，团里安排宿舍，由于谢怀复这个名字太像男的，她被安排到男宿舍，闹过几次笑话后，团长建议她改一个名字，并亲自写了三个字让她抓阄。当时，她一把抓到一个“方”字。便将自已名字改为“谢方”。后来《青春之歌》拍完后，由于制作电影字幕的人将她的名字打成了“谢芳”，谢方又将错就错将自已名字改成了“谢芳”。 谢芳在出演《青春之歌》前虽然没有白杨那么大的名气，但已经有七、八年歌剧演员的经历，曾主演过的大型歌剧有《小二黑结婚》《刘三姐》《货郎与小姐》等，舞台经验较为丰富。谢芳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曾留学海外的神学院教授，笃信基督徒，母亲也是大学生，与冰心是同学。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气氛中的谢芳每周都要做礼拜，每餐前都要闭目谢恩，每晚要祈祷忏悔。这种经历与她饰演的林道静很是相似，这使她在表演的过程中能够较为深刻地把握林道静思想发展各个阶段的联系，并且特别善于通过自己的眼神、表情准确地揭示人物细微的感情变化。

　　电影《青春之歌》在艺术风格上既有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细腻柔美，讲究情调，晚霞中的城郭，夕阳下的湖畔，柳岸佳人深情朗诵着怀念卢嘉川的诗句这些场景令人难忘，不仅如此，影片对所展现大背景的勾勒粗犷豪放，热情似火，很有一股子波澜壮阔的气势，准确凝炼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各类知识分子的形象。崔嵬之所以将影片拍到这个份上，这与他自身经历是分不开的。崔嵬不仅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也参加过冀中的农民斗争。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知识分子非常熟悉，这使他在拍这部影片时很是得心应手。他后来谈到影片的拍摄时说：“我熟悉当时的历史情况，我理解林道静的思想和斗争，懂得她的快乐和忧伤，因为我也是沿着她所走的道路走过来的，这也是我能将这部影片拍好的重要思想感情基础。”在《青春之歌》的拍摄中，崔嵬很善于通过巧妙的构思艺术地再现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它的伟大力量。如影片中开始出现的走投无路跳海自杀的林道静在影片的结尾则成了立在群众斗争的人海中的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再如，林道静读革命书籍的那场戏，崔嵬给林道静一个大特写镜头中，她那晶亮的眼睛散发着喜悦的光辉，随后一个盛开的白玉兰的镜头简洁而有力地表现出林道静接受革命真理的喜悦心情，既有生活气息，又富于寓意。

　　经过半年的努力，《青春之歌》终于完成了拍摄。国庆前夕，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看了影片，并给予了肯定。陈毅看后激动地说：“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然而，陈伯达看后却有些不满，说这影片“写了一群小资产阶级！”陈伯达的话不免使剧组人员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当崔嵬等人《青春之歌》前命运感到忧心时。周总理应陈毅推荐，在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专门把杨沫和电影主创人员请到家里观看《青春之歌》。

　　这次放片将近3个小时，周总理和邓颖超看了都非常高兴，称赞这是部好片子。周总理还对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除了对影片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表演大为欣赏外，周总理对影片中的摄影也是称赞有加。当他看到林道静夜读的几个特写镜头时，心情异情激动，兴奋地问身边的陈怀皑：“这部影片的摄影师是谁？多大了？”陈怀皑说：“摄影师叫聂晶，小我一岁，今年38岁！”周总理点点头又转身对大家说：“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特写镜头，他拍得这么大，这么美，真是太好了！”周总理说：“拍得这么美，不简单啊！”后来，文化部和中国影联在北京饭店为祝贺建国十周年新片展览月成功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周总理突然问道：“哪一位叫聂晶啊？”在另一桌的聂晶激动地站起来说：“总理，我就是聂晶。”总理于是举杯走到聂晶跟前向他敬酒，说：“聂晶同志，祝贺你为国庆十周年拍了一部好影片，我代表人民感谢您！来，干杯！”在场的人都为总理这个举动感动了。

　　周总理看过影片后，又邀崔嵬、江洋、陈怀皑和谢芳到他住所西花厅谈话。当谈到陈伯达对影片意见时，周总理轻轻一笑说：“写小资产阶级怎样参加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成长为革命者，这很好嘛，当然可以写。我们许多人就是在革命斗争中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嘛！重要的是写出他们怎样成长，改造成革命者的！”他还亲切地对谢芳说：“任何人都不背家庭的包袱。家庭无法选择，重在个人表现。”最后，他还鼓励大家好好工作，多拍一些人民群众爱看的电影。周总理的一番话使大家如释重负，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959年十月一日，《青春之歌》与一批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影片在北京公开上映，其中《青春之歌》在观众中的反响大大出乎剧组的意料。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影片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上映时也都出现了观众通宵达旦排队购票、影院24小时轮转放映的空前盛况，这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还是极为少见的。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的那首流行于抗战时期的歌曲《五月的鲜花》也再次风靡全国。

　　《青春之歌》不但在中国上映后反响强烈，而且在日本也引起了轰动。1960年5月26日至7月31日，《青春之歌》在日本东京、仙台、札幌、大阪、京都、广岛、福冈、名古屋等地共放映36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日本青年纷纷将林道静作为自己选择生活道路和未来事业的榜样。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1961年春，谢芳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时，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妇女讲了自己类似林道静与余永泽从结合到决裂的遭遇。在东京的大街上，林道静的剧照和画像足有一层楼高。代表团乘坐的汽车无论开到哪里，都有无数双手擎着笔记本伸进窗口，热情地请求谢芳签名留念。他们激动而亲切地喊着：“林道静！林道静！”

　　尽管《青春之歌》拍摄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这部影片至今还以其高超的技艺影响并感染着人们，并被列为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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