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的部队，驻扎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交界的区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延伸到这里，渐渐地变成了丘陵，形成了山岗，最后被覆盖着原始森林的连绵不断的群山所取代，人们给这些群山取了个名字——大兴安岭。

　　我们所在的连队，对外叫做“一万八”，是因为有一万八千亩荒地，在我们的战士手中变成了一万八千亩良田而得名。营地距离一个小火车站不远，大概有七华里左右，从火车上下来就看得见，下坡上坡就到了。

　　当我们双脚踏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首先领教的是寒冷,就连空气中的水分都给冻成了冰片,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吸进一口气，肺腑就有刺痛的感觉，所以不得不使用军帽上的护鼻。积雪表面被冻上了一层硬壳，人走在上面仿佛踏在鼓皮上，发出“铿、铿”的响声。来接我们的指导员提醒我们，有时“鼓皮”会破，让人掉进去，要多加小心。

　　指导员姓韩，叫韩双志，是个棱角分明的东北汉子。他话不多，但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像狂风中的军旗一样，咧咧有声。他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进京领过奖，立过二等功。他六八年入伍，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走完了从士兵到指导员路程。

　　当时，营区里有两种建筑，红色的是瓦房，黄色的是帐篷。瓦房里是粮种，帐篷里是官兵。帐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唯一的热源是官兵的体温，睡觉时没人脱衣服，就连皮帽子也不摘，把棉被和皮大衣全都盖在身上，要是不怕弄脏床铺，就连脚上大头鞋也不会脱下来。但是，第二天起床，脱下的大头鞋大都给冻在地上，轻的用脚能踢下来，重的就得用镐刨，不少官兵的鞋就是这样坏的。

　　我们到这里没几天，奉命到火车站去卸运来建营房用的红砖，佟辉跟车站值班员要了几个破包装箱子，休息的时候让我和他把上面的钉子起了下来，并拿到铁轨上一根根砸直，回来后给全连每个战士的床头钉上了一根儿，让大家在睡觉前把两只鞋的鞋带儿系在一起挂在上面。

　　这件小事引起了连队首长们的关注，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口头嘉奖了我们。当天晚上，我们给兰姐写了一封信，把当兵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很快她就回信了，信写的很长，除了说她和家里一切都好之外，大部分是鼓励我们要好好干，积极要求进步的话，最后她问我们这里有没有照相馆，让我们争取照张相寄回家。总场场部所在的县城有照相馆，但离我们这里有百里之遥,当时连队既要忙于备耕生产，又要给夏天建营房采石挖沙备木料，要想请假去县城照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就在接到兰姐来信的第三天，连里派我和佟辉去总场军需领一台电机，我们顺便也就把相照了。因为照片当天洗不出来，我们就把邮资和地址交给了照相馆，托他们在照片洗好后，给兰姐寄去两张，把剩下的一张和底片寄给我们。完成了兰姐心愿，我们很高兴，可是在抬着电机返回的路上，佟辉突然问我：“你说，怎么这么巧呢？兰姐这面刚要照片，连里就给我们机会进县城！”

　　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把这个巧合算在运气身上。

　　“天公作美。大概是吧！”

　　佟辉是个细心的人，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进了他的眼睛，就像栗子进了炒锅，不把它折腾熟了是不会罢休的。渐渐的，我们在指导员看我们的目光中，发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异样神情；那神情好似热流一样让我们的心为之温暖，为之振奋。我们夜里站岗的时候，他经常以查哨为名来到我们身边，看看我们站的位置对不对，衣服穿的是否合适，子弹是否上了膛，保险关好了没有。有一天我们站的是末班岗，天亮的时候司号员从连部里走了出来，吹响了起床号，我们子弹退膛，离开哨位，一前一后走向帐篷，司号员却拦住了我们，他回头朝连部看了一眼，神秘地告诉我们：“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来信上的地址和字迹，跟指导员来信上的一模一样。”

　　这个信息让我们又惊又喜，惊的是如果情况属实，就说明指导员和兰姐认识，我们去县城的机会不是什么天公作美，而是他有意的安排；喜的是如果真能有这样的朋友，则是我们家的天大的幸事儿，因为指导员在我们心中是个能顶天立地的军人。我们暗自祈祷这是真事儿，甚至希望指导员能成为我们的姐夫。所以，我和佟辉互相勉励着：“一定要给兰姐增添光彩。”

　　篮球场，是我们连当时唯一的运动场地，战友们没事都爱上去蹦跶一会儿，试试投篮，比比弹跳，隔三差五的班与班、排与排之间还要来一场比赛。但是，由于篮球场设在土地上，用白灰画的界线很难持久，有时候半场没打完界线就不见了，弄得裁判很难当，经常因此发生争吵，弄个不欢而散。一天晚上，我和佟辉在月光下散步，他跟我讲了自己的想法，听后我笑道：“行。挺好的。看来我们和砖头有着不解之缘。” 佟辉也笑了。

　　大兴安岭的夏天日出早，一般两点多点儿天就亮了。我和佟辉悄悄起床，来到篮球场上先划线，然后他用铁镐按线刨沟，我拿起扁担和土篮子去挑砖，我们把砖头的光面朝上，用木头敲进沟里，夯实找平，干完了边线干中线，埋完了三秒区线干埋罚球线。在起床号吹响之前，我们就把活干完了。扫完了场地，我们想回营房躺一会儿，却被几乎同时涌出营房的战友惊呆了，一个酷爱打球的老兵跑到篮球场上大声喊道：

　　“常打球的面对我列队。”

　　我和佟辉自然也随口令站到了队列中。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佟辉，刘汉良，出列。……立定。向后转。”

　　当我们面向大家的时候，那个老兵却跑进了队列里，只听他接着喊道：

　　“现在由我开始，依此上前向他们敬礼。”

　　全体官兵自发地向两个新兵敬礼，别说见过，就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我们自然非常激动，心里不免有些紧张。然而，面对一个又一个郑重的军礼，我们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地向战友们还礼致意。当指导员也走出队列，向我们敬礼的时候，我和佟辉的眼睛湿润了，他嘱咐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场面，一定要保持这份荣誉，一定要珍惜这份感情。

　　不久，指导员就向我们挑明了他和兰姐的关系。

　　“六七年春节刚过，我们村里来了一批插队的知青，个个十八九岁，是省城同一所著名高中的毕业生。高中毕业，让我们这样的农村青年非常羡慕，因为我们知道，要想拿到这个学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学习好，二是得有钱。想念书的脑袋我们农村孩子也有，就在肩上扛着呢，可是我们没有钱！别看我们住在松花江畔，种的是水田，可是不过年就敢吃大米饭的人家却极为少见！要想天天有饭吃，必须把白花花的大米以一比二的比例换成玉米或是高粮。我们为什么穷，为什么自己种大米却不敢吃大米饭？你们的兰姐，当时的知青队长张兰，和同学们走村串户，调查研究，提出要‘科学种田’。当时，生产队儿对这帮‘秀才’们的想法当面也说好，却即不出力也不出钱，反正是谁不跟大伙一块儿出工就得不着工分。所以，张兰的设想操作起来很困难。

　　“有一天她来到我家，想跟我哥借二十斤大米。她大概知道我家劳力多，能有点儿余粮。我嫂子立刻把话接了过去，说不是不想借，家里剩点儿稻子是小孩的学费，实在是不敢借啊！我嫂子没撒谎，可我听了很不舒服，晚饭也没吃好。放下碗筷儿，我拿起我侄女一个用过的算草本和一个铅笔头儿，离开家向知青住的地方走去。算草本的背面，记着我参加文化夜校的学习笔记。文化夜校是张兰她们的知青给我们办的。张兰也是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之一。因为有借大米这档子事儿，我步履蹒跚，越走腿越沉，不知道如果见着她，我这张脸该往哪儿搁。当我路过一个在村里也算是富裕户的园子的时候，篱笆门一响，只见张兰空着两手走了出来，后面还跟出来一句话，‘对不起啦，张老师。’我叫住了张兰，问她借大米干什么。她告诉我说，她托人在省城找了一个农业专家，她想把村里的土壤、肥料和水的样本送过去，请专家给找一找我们这里低产的原因，给想想提高产量的办法。接着，她还拿出一张图来给我看。那是一张用铅笔画的我们村的地形地貌图，上面详细的标明了，我们村的经度、纬度，年、月平均降雨量，日照时间和海拔高度。

　　“‘那个专家都七十多岁了，’ 张兰感叹道，‘我真不好意思空手去麻烦老人家！’

　　“酸楚，愧疚，感激，像核聚变一样在我胸中发生着强烈的反应，我感到胸胀气短，使劲在心里骂自己，简直是白活了二十年。我告诉张兰：‘你不要东家西家再跑了，大米，我有。’我没有去夜校上课，回家背起我侄女的‘学费’就去了村里的磨房。我也没有去生产队去牵驴，而是自己一圈儿一圈儿地推起了石碾子。银白色的月光照在大米上，白米上浮现出张兰失望的脸庞，我一边推着碾子一边念叨：我一定要让她笑起来，我一定要让她笑起来，我一定要让她那在联欢会上朗诵诗歌时的微笑重新荡漾在她的脸上。

　　“第二天早上，我用秤称了两个二十斤，分别装进两个我连夜缝的白布米袋儿，把两个袋口系在一起，搭在肩上给张兰送了过去。张兰见我拿来四十斤大米，连忙弯下腰要把系在一起的袋口解开，说二十斤就拿得出手了，让我背回去一半儿。我拦住了她，说：‘有二十斤是给你的。这次回省城，顺便也回家看看，让你家里人也尝尝咱们这儿的松花江大米。’听我这么说，张兰的眼泪忽地涌了出来，她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大哥，那我就代表我的两个弟弟，我爸、我妈和奶奶，谢谢你了！’看着她背着五六十斤的东西走出村口，我真想追上去，把她身上的重负抢过来放在我的肩上，送她去三十里外的火车站。然而，我的双脚却被一天十二个工分拴住了，虽说年底算帐一个工分也就值一分钱左右，但那毕竟是我们农民赖以生存的指望啊！

　　“张兰回来不久，就到了插秧时节，生产队见她的方法还是用松花江的水，还是用过去用的肥，不过是控制水量，把各种粪肥按配方参和一下，也就同意用她的方法把地种上了。那一年，从春种到秋收，张兰几乎都是在田里度过的，尤其是夜晚的雨中，村民都在闪电里看见过她的身影。秋收后，由于亩产从过去的六七百斤一下子突破了一千斤，生产队觉得年初让张兰个人出资给集体办事说不过去，就多分了二十斤大米给张兰。她把这二十斤大米托我还给了我的兄嫂。至于我送给她的二十斤，她是这样跟我说的：‘就让我永远欠你一个人情吧。’同时她还问我，‘听说快征兵了，你不想出去闯闯吗？’我当时心里很清楚，当兵对我们农村青年来说，是走向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于是，我答应了她，报名参了军。临走的时候，她说她想送我一件礼物留念，可是因为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叫她很为难，说着她拿出一双草鞋给我看，说这是她最珍贵的心爱之物，并把这双草鞋来历告诉了我。我听完之后不忍心把她的精神依托全拿走，便怀揣着一只上路了。”

　　我和佟辉摸着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给兰姐编的草鞋，不觉又流下泪来。指导员还告诉我们，在我们收到第一封兰姐的信的同时，他也收到了兰姐的信，信里夹着我们给兰姐去信的信皮儿，他一见就知道了我们就是张兰的弟弟。当时刚好有个去县城的机会，也就派我们俩去了。我们离开连部的时候，佟辉看着指导员自言自语似的说：“能让兰姐来一趟该多好啊！”

　　指导员笑道：“秋天吧。等我们秋收完了，争取让张兰在国庆节来一趟。”

　　我用玩笑似的口吻说：“请指导员加把劲儿，我们在旁敲边鼓，力争早日让两只草鞋合在一处，成为一双。”

　　七一年的建军节那天，连里召开了“秋收誓师大会”，同时也宣布了上级团组织同意我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批复，佟辉代表新入团的战友们发了言，并提出了“献礼国庆，颗粒归仓”的战斗口号。然而，要想打赢秋收这一仗，除了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士，还得看老天爷顺不顺心，因为雨雪会让粮田变得沼泽似的泥泞，如果拖拉机，康拜因和汽车下不了地，一万八千多亩土地的粮食只靠镰刀和肩膀是收不回来的。麦收的时候，老天爷没来找什么麻烦，除了打发几大块儿阴云来吓唬吓唬我们，表现得还算尽如人意。只是有个拖拉机手，在开车时睡着了，让拖拉机冲出了麦田，撞上了灌木中的一棵大树他还没醒，给麦收进度造成了一些影响。当时的机械化的确提高了我们的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的能力，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劳动强度的增加和作业时间的延长，官兵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体力在急剧的下降，大白天说梦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一天佟辉就瞪着眼睛说了一句，“我入党了……兰姐水凉……家里都吃饭了……”

　　到了收黄豆的时候，大兴安岭的温差渐渐地大了起来，中午和早晚的气温居然相差了十好几度，连里让战士们穿上了冬装。由于豆茎最下面的果实离地面不足十公分，当时的康拜因刀片放不到位，所以只能用镰刀收割。为了避免因磨刀水平的差异影响收割进度，连队给下地的战士每人准备了两把镰刀，并指派了专门磨刀的人。割地速度快的老兵每人同时拿七条垄向前推进，而我和佟辉每人只割五条却总是落在后面。一天夜里，老天爷有意无意地下了一场不大的雪，太阳出来后便开始融化，雪水渐渐地流向低处，形成了一个水洼。而这个水洼偏偏就挡在了我和佟辉前进的垄上。我直起腰来，见佟辉已把一只脚踏入水中，就拦住了他：“我们绕过去吧。等明天早上水冻成了冰，我们再来收拾它。”

　　“那合适吗？”佟辉为难地问我。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不过是让这点儿豆子多在地里过一夜。”

　　于是，我们绕过水洼，弯下腰，继续挥舞镰刀追赶前面的秋收大军。突然，在我们的身后传来指导员的一串严厉的口令。

　　“佟辉，刘汉良……立正……向后转。齐步走。”

　　当我们执行着命令，走过指导员身边时，我们在他那严峻的表情里，已经猜到了他向我们横眉立目的原因。我们走下了坡地，走进了水洼，直到走出水洼后才接到“立定，向后转。”的命令。指导员走过来责问我们这是为什么？问我们立在雪水中的豆棵儿是什么？问我们的阶级感情跑哪儿去了？我有些不以为然，想辩解几句，但让佟辉的一句“指导员，我们错了！”把我要出口的话给堵在了嘴里。我们走进水洼，把准备多放一夜的豆棵儿割了下来。当月上树梢，收兵回营的号声响起的时候，我们的棉裤除了膝盖处还能弯曲外，别的地方则成了冰桶。我们想用镰刀把冰桶敲软活一点儿，有经验的老兵说千万别敲，会把棉裤敲坏的。回到暖气融融的新营房，因为脱不下裤子，我们就两腿伸直坐到了地上，因为地下有地火笼。所谓的地火笼，就是以营房里的地面为炕面，搭了个东北农村家家都有的火炕。饭后点名，全连官兵集合在操场上，指导员在总结当日工作时，对我们白天丢人的表现只字未提，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过。也的确，当时没有第四个人在场，他不说我们不讲，谁会知道呢！我抓住佟辉的手，用力地握了几下，以示庆幸。

　　国庆节眼瞅就要到了，我们对兰姐的思念越来越浓，从营区旁边飞驰而过的火车也在安慰我们，“快来啦，快来啦，快来啦……”。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时间过的太慢，恨不能一下子把日子像撕日历那样撕到鲜红的十月一日。同时，我们也很害怕兰姐的热心肠被什么闲事绊住，昨天刚刚写信给她，今天就觉得非常有必要再发一封。兰姐的住处也准备好了，跟“三用堂”一栋房；所谓“三用堂”，是我们连队吃饭、开会、娱乐的场所，东西走向，坐落在营区的最高处，西面是炊事班，东面是外来人员住宿的地方。因为给兰姐住的房间，麦收时有总场来的干部住过，我和佟辉把被褥统统拆洗了一遍，叠的方方正正，上边盖着一条绣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白毛巾。这个房间非常敞亮，南面的一扇窗，朝着官兵列队出操的操场，操场两侧是营房，士兵站岗的大门外，有一条连着火车站的沙石路；东面的一扇，朝着堆满粮食的场院，万亩粮田，大兴安岭的山峰和日出时的太阳。

　　我们等着，盼着，甚至产生了兰姐也许能早来几天，给我们一个意外惊喜的异想。然而，上级的一纸军令，却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和兰姐团圆的希望。部队进入了一级备战状态，不准本部人员外出，也不准地方人员来访，并命令在外人员立刻归队。官兵们各个神色凝重，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都有大战在即的感觉。这种状态持续了有两个多月，我们才得知其中的原委，居然是“9.13”林彪叛逃给闹的。七二年元旦过后，军营里渐渐地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对老兵探家，亲人来访的事情也渐渐地可以操作了，只是须经总场的批准。于是，我和佟辉向上级打了个申请报告，几天后就得到了同意兰姐来队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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