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革初期，并没有人能意识到黑暗，皆为发动者的伟大，目的之明确，空前绝后的磅礴气势所震惊、所激动、所奔走相告。这是一场有七亿人同时参战的革命，他们同佩一个标志，同拿一本书，同喊一个声音，同时登上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峰。在这高峰之上，生命完全熔入了时代，没有人想当局外的人，我和佟辉自然也不例外，别看我们只有十二岁。

　　当时，我们是五年级小学生，由于八一小学的学生成份复杂，运动刚开始学校就停课了，所以，我们就有了经常和兰姐在一起的时间。我俩跟着她上街游行，写大字报，站在一座座高楼之上，把那五颜六色的传单撒蔚蓝色的天空。大概是回报吧，六六年八月中旬，兰姐和她的同学们带着我和佟辉，登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

　　为了能赶上毛主席的接见，仿佛全国的红卫兵一下子都挤上了我们坐的那趟列车。三伏天，车里又挤又热，下边的脚不是被踩就是踩着了别人。我和佟辉的脸儿必须仰着，否则喘气儿的嘴和鼻子，就会被这人的胸或是那人的背给堵住。当时，个头比我们高的兰姐，像老母鸡似的护着我们，拼命用手左支右撑，以减轻挤压我们的力量。汗水从她的脸上滚落下来，滴到了我们的脸上。佟辉伸手给她擦汗，她高兴地笑了，笑得像个母亲，还亲了佟辉一口，以示谢意。那天晚上，兰姐求爷爷告奶奶，在行李架上给我们弄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坐在上面睡着了，兰姐怕我们掉下来，手扶行李架的边沿，站在下面的座上，看了我们整整一夜。

　　八月十八号那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尤其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仿佛在瞬间也都成了巨人，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和佟辉只好拼命往上蹦，可是不论怎么努力，还是看不见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就在这个时候，兰姐蹲下身来，让我们骑到她的肩上。先上去的是佟辉，第二个上去的是我。当兰姐站起来的时候，我立刻感觉到兰姐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在颤抖，在晃动，在咬紧牙关苦苦地撑着。我低头看着她那张惨白的脸，也不知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还是出于对兰姐的感激，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在回北师大住地的路上，我们发现兰姐的鞋坏了，想给她买双鞋，可是我俩怎么也凑不出四块五毛钱。正在无奈和失望之际，佟辉忽然说他会打草鞋。草鞋毕竟也是鞋，代表我们的心。于是我们在北师大院内找枯草，还捡了些破布头和烂麻绳之类的东西，在一棵老榆树下打草鞋，快吃晚饭的时候草鞋打好了，正好迎面碰上了到处找我们的兰姐。

　　当时的她，走在一条石板路上，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标佩在左臂上。她在蓝天、白云、翠柏和一幢教学楼的一角的背景里停下脚步，微风拂动着她的鬓发，晚霞照在她那白晰而圆润的脸上，是那样的英姿飒爽，容光焕发。当佟辉把草鞋递给她的时候，兰姐是多么的高兴啊！她紧紧地把草鞋按在胸前，美丽的眼睛里出现了喜悦的泪花。

　　到了食堂，她把草鞋让战友们传看，兴奋得如同母亲把儿子优秀的答卷展示给大家。有一位老区来的红卫兵惊呼道：“这是红军的草鞋。这就是红军的草鞋。”这一嗓子不要紧，我和佟辉立刻成了英雄，而校园里的草地却遭了殃。这个也要，那个也求，要不是家里用电报催我们赶紧回去，真能把佟辉和我累个好歹的。

　　接到电报，我们赶紧踏上了回家的火车。第二天子夜，我们回到了省城。当时的市区里一片狼籍，坐落在广场左侧的大楼已被炸塌，只有一堵残垣断壁还立在月冷星稀的夜空下。四下里枪声不断，照明弹、信号弹此起彼伏令人惊恐不安。我们贴着墙根儿，小偷儿似的走街窜巷，磕磕碰碰回到了被市民称之为‘高干区’的地方。过去，每隔五分钟就会在同一地点出现的流动哨兵没有了。我家的大门一扇歪着，一扇躺在地上，警卫战士也不知去了何方。我们正想进去，只见“愁人”他爸从我家的小楼里晃了出来，还没走下台阶，就撅起屁股呕吐，随风飘来的酒臭味挡住了我们的脚步。这时候，从院墙旁边传来张婶儿轻声的呼唤。

　　到了张家我才知道，父母都被抓走了，奶奶被造反派推倒在大门外，我家的一切都成了“愁人”家的东西，就连张叔也成了“愁人”家的司机。我冲进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想要杀进楼去，把“愁人”家赶出我家，但被张叔拦住了。他说他前几天在一场批斗会上见过我爸。我爸叫他照顾这个家，如果局势仍不见好转，就领我们回湖北乡下。于是，我们就在张家住了下来。当时的生活虽说艰难，我还撑得住，因为衣服破了可以打补丁，玻璃碎了可以糊报纸，不给暖气可以烧炉子，电灯不亮可以点蜡烛，就是粮食不够吃，张家和奶奶也不会让我和佟辉饿着。而叫我最难以忍受是，“愁人”家父子对兰姐无耻纠缠。为了能接近兰姐，他们父子居然互相往眼睛里扔沙子，然后轮流找兰姐给他们翻眼皮。我为他们父子预备了一把杀猪用的尖刀，不过没用上，因为时隔不久，兰姐就下乡走了。兰姐是带着我们送给她的那双草鞋走的。她走的那天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生活不论多么的苦，也要走正路。

　　“为了希望，要学会忍耐。”

　　兰姐嘱咐我和佟辉的话，也成了张叔的座右铭。为了能按月拿回几十块钱工资，维持这个家，他一声不吭地任凭“愁人”家把他当牛马使唤。听说兰姐下乡之后，“愁人”他爸立刻在张家安了一个我在学校见过的大电铃。电铃响一长声是叫张叔出车，响两短声是叫张叔上他家干活，连续响三声是叫张叔是检查房前屋后的安全情况。谁也不知道电铃什么时候响，反正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叫几声，气得我抡起斧子接连砸碎了好几个，然而“愁人”他爸并不生气，我砸碎一个他就派人换上一个。一天晚上我又举起了斧子，张叔却拦住了我，说：“汉良，别砸了！你砸一个，他们就在我工资里扣一个电铃的钱。”就这样，仇恨就像空气吹进气球一样在我的心中膨胀着，我知道这口气不出，我就会被炸死。

　　一九七一年的元旦，我获准去百里之外的一个干校看望父母。佟辉要陪我同去，我没答应，因为兰姐没回来，奶奶久卧病榻，张叔又要时刻准备着出车，我和佟辉再都走，这年也就没法过了。我走后的那天下午，家里没酱油了，张婶儿让佟辉去打一瓶。就在佟辉从小铺儿回来的路上，迎面碰上了“愁人”。他拦住了他的去路，嘻皮笑脸地问佟辉：“四川人说的‘锤子’是什么玩艺儿？”

　　“我不知道。”

　　“嘿，我都知道，你会不知道？”

　　“你知道还问我？”

　　“我就是想让你这个‘锤子’亲口告诉我。”

　　“愁人”见佟辉不说，就抡起手臂打他嘴巴，打一下问一声，“你知道不知道？” 佟辉的嘴，鼻子，都被他打出了血。滴滴鲜血落在雪地上，把上天用来预兆丰年的皑皑白雪染红了一片又一片。

　　晚上我回来，谁也没有对我说。奶奶告诉我，佟辉身体不舒服在炕上躺着呢，我想看看他可张婶儿不让，说他刚刚睡着就别打扰他了。吃晚饭时，出车的张叔没回来，张婶儿说不等也就没等，饭后张婶儿随即吹灭了蜡烛。我看得出来，家里是出事儿了。我上炕躺在佟辉身旁，一边猜着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一边听着从“愁人”家楼里传来的推杯换盏的欢乐之声。在那一波又一波欢乐的间隙中，我听见了佟辉在被窝里没能捂住的哭声。我把手伸进佟辉的被窝握住了他的手，握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终于把我拉进他的被窝，说了白天所发生的一切。

　　午夜时分，张叔回来了，我在厨房里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张叔说：“那就干吧！如果你们能顺利逃走我则不伸手，因为奶奶和你张婶儿还需要我；不然的话，我也顾不得她们了。记住，干完之后，你们就往钢铁厂跑，他们工厂宿舍的六栋二门住着我的一个老战友，姓魏，也是你爸的兵，他一定会收留你们的。明天，我出去借俩钱儿，然后送你们找张兰去。”

　　那天晚上，是我刘汉良平生最痛快的一个晚上。我和佟辉一口气儿把二十多块砖头砸进了“愁人”的家，砸得里面鬼哭狼嚎。有个人试图冲出门来，被我用一块整砖迎面砸了个四脚朝天。我和佟辉跑到钢铁厂，很快就找到了张叔老战友的家。当时，他们正在打牌，屋子里一大帮人。还没等我们磕磕巴巴地说完来意，魏叔就让他老婆领我们进里屋睡觉去，他则一转身又上了牌桌。天放亮的时候，张婶儿来了，只见她披头散发，嘴唇发紫，脸色纸一样的白，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哆嗦，话都说不出来。魏叔埋怨她，天这么冷，怎么就穿着衬衣衬裤跑出来了。张婶儿说她要是穿棉衣出来，身后一定有人跟踪。她还告诉我们，张叔给他们抓走了，火车站，汽车站，许多地方都有抓我和佟辉的人。

　　“看着样子，” 张婶儿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们去找小兰的路也给堵死了！”

　　“找什么小兰，” 魏叔扯着嗓子喊道：“这俩孩子哪儿也不去，就住我家，让他们来吧。我要是伸手，周围住的上百个弟兄没有一个袖手旁观的。老子在朝鲜都死过好几回了，为这俩孩子再死一回是咱的福气。”

　　魏叔叫她老婆把身上的棉衣棉裤脱下来，给张婶儿穿上。张婶儿死活不答应，跟魏婶儿撕扯了半天，要不是魏叔发话，撕扯恐怕不会完。张婶儿是穿着一件黑大衣走的。走的时候嘱咐了我们很多话。就在她走出门后，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充满深情的一眼，我当时并没在乎，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张婶儿看我的最后一眼！

　　我们在魏家住了有二十天左右，魏家门前来了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张叔搀扶着奶奶从车里下来，后面还跟着两个军人。我和佟辉扑了上去，自然又是大哭一场。张叔对我说：“一会儿，你跟这两位解放军同志走吧。”

　　我问：“上哪儿？”

　　“当兵去。这是你爸爸的意思。”而后，张叔把目光转向奶奶。

　　奶奶双手捧着佟辉的脸，问道：“你也愿意去吗？”

　　“愿意。” 佟辉又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啊，奶奶！”

　　张叔赶紧把佟辉拉了过来，“去吧，你们两个都去吧！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记住，你们要是写信的话，暂时先不要寄到家里来，要寄就寄给张兰，免得‘愁人’他家知道了节外生枝。”

　　就这样，我们跟着两个军人上了车。当车轮扬起的雪雾模糊了奶奶和张叔的身影的时候，我才想起张婶儿。张婶儿怎么没来呢？是不是生病了？我们这一走何时才能回来看她呢？我们应该去再看她一眼。我把我的想法跟两个军人说了，得到的回答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