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儿子——

　　我们县委的几个干部，在榆次将昏迷不醒的程医生，抬到专人民医院已是十点多钟了。他的眼镜被打得粉碎，只留下镜框，伤在眉间，大夫说是脑震荡，经过抢救逐渐清醒过来了。此时，专电业局的李功赶来告知；你们住进了黑窝，赶快运出来。其时已经住在病房，我们感到可怕，便连夜抬了出来，坐火车送到了省城，安排在太原旅馆， 让他养病。

　　第二天我赶到汽车站时，通往县里的车票又不卖了，只好住在成婧她舅母家。

　　从县里传来的消息说，城里关外，每天夜里常有枪炮声。心想多住些日子吧，回去也不安生，可是又担心两个孩子参加武斗，整日地为他们提心吊胆，思念家乡。

　　这些天，因为无事可干，差不多将所有在省城的亲戚、同学、朋友家都跑遍了。发现省城的两大派组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非七月会议以前的状况。驻军支左以后，两派为了扩大自己的组织，争着向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厂矿、学校——发展力量，扩大组织，根本不分甚的造反不造反，只要愿意加入便是一派。好多以前的保皇组织，看到驻军支持“红联站”，便一窝风似的参加了进去，因而“红联站”的力量逐渐强大，但“红总站”也不相让，用支持刘格平、陈永贵的口号，针锋相对，也吸收了不少的造反组织。这样一来，两派里面都有原先的造反派，也有保皇派，使得以前的界线模糊不清，重新来了个大的变动。

　　一派指着对方反刘格平、陈永贵，一派说对方反军、毁我长城，争论不休，以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尤其是大专院校，各据一楼，建筑工事，差不多每天开枪战斗，常有抬上死者上街游行的情形——

　　总之，造反与不造反已经无所谓了，而是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壮大组织力量准备夺取，掌握政权。

　　一天，大批人员从县里逃出，“7.1”兵团的差不多都来了，说县城已失守了。听说，武卫队没有人牺牲，只是革筹委的副主任任桂琴负了伤。幸好，“总指”内也有好心人，有位贾家寨的人以前在交中读过书，发现她以后，一直看护着，没有再受到伤害——又问“总指”的伤亡情况，他说不知道。我又为成全不放心了，生怕他加入“总指”的武斗队出事。

　　又过了几天，传来文水失守的消息，我方牺牲了张卫东，好多人都哭了。这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啊，为人和善，聪明好学，爱动脑筋，将来肯定有出息——后来又传来覃村的“狼不吃”，让“总指”的一个分队长在城墙弯里发现后，“狼不吃”苦苦哀求，还是让枪毙了——“狼不吃”的人，却让“总指”的人吃了，激起了大家无比的愤恨，在旅馆里谈论了好多天，说他们比国民党也万恶——

　　一日，我走进旅馆的门，有人悄声告诉：李树茂从平遥返回，正在召集人开会。

　　我进了那间屋子里。有好多我们革筹委、核心小组的人，便坐了下来听讲——李说，我们应马上行动，向省革委、党中央反映情况。有人说省委可能知道了——李说，知道了为甚不管？那人说刘格平大权旁落，连他自己也顾不了，哪能管得了？李气愤地说，一个县的党、政权力机构，被人用炮火轰走了，省委也管不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真是怪事！

　　看到众人低头不语，他叹了口气说：就我们来说，一天也不想和“总指”打仗，尽量想谈判解决问题，几次提出和谈，可是人家不干，硬用武力攻打——今番让人家打出来了。平遥住的、太原流浪的，这么多人的生活问题怎么办？拚上命往回打？不成，哪要死多少人？何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今番只有一条路：积极向省核心小组、支左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反映，再不行，上北京，我想总会有人管的——我们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的精神，建立的政权——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无政府，更不是旧人委——同志们也不要悲观失望，要有信心，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肯定会胜利的。从明天起，大家分工准备材料——

　　这是我们这个流亡政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分工连夜写好材料，第二天扑早儿赶到省革委，被站岗的挡住不准进去，又通过关系进了省核心小组办公室，然而连一个负责的人也找不到——

　　于是找负责公检法工作的任井夫，他看了材料，气得拍案嚷道：支左支成甚的样子了？这是不承认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不承认“1.12”夺权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不承认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政权，竟敢用枪杆子推翻——简直无法无天——这是蔑视“照办”，这是弹压群众！

　　那些当年跟上他打游击来的人，哭着说；想不到革命革的落下这么个结果——连家也回不去了。他安慰了这些老战友，答应将材料交给刘格平政委。

　　我们回到旅馆，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呀，希望像上一次省军区派车，将大家那样体面地送了回去。

　　县里的好多人，也因为领不到工资无法生活，听到这个消息，也一个一个跑来了，旅馆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以至交不起旅馆费——不少的人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流浪在街头——身上借来的钱也花光了，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眼看就要走上绝路了，然而任井夫那里仍然是音讯杳然。

　　一天晚上，李树茂通知，临时给大家找到一个住所。我想，常在亲戚家住着，也不是个长久办法，于是跟上众人到了旱西门外，顺着大马路正向北走去——突然从路西楼房的黑影下扑出一只狼狗，张着大嘴，龇牙咧嘴，露出血红的大舌头——吓得我几乎昏了过去，听得牵狗的人大喊：“口令？”方才清醒过来，战战競競地说是李树茂让来的，方才让我们过去——

　　走近十三冶金公司附近，只见革筹委的副主任张守忠和他中学时期的同学贺温正在等候，引着大家进了一所学校，住进了几间玻璃窗被砸得半片的教室里，里面也没火炉子，只好将课桌拼在一起，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睡觉。睡到半夜常常冻得醒来，只好下地跳跃发汗祛寒。

　　每日三顿玉米糊糊饭，没几天就病倒了好几十个——

　　不管甚吧，总算有了吃、住的地方了，总比常在亲戚家寄人篱下强些，可是过了十来天，连玉米糊糊也改成两顿了，因为李树茂从县里带出来的钱和粮票也快花光了。干部、工人还好些，靠以前的积蓄，还可以上街买点儿吃食补贴；而农民、学生却身无一文，饿得急了，那些红卫兵，看着空空四壁的教室，穿窗的寒风，冻得冰肌澈骨，想起了温馨的家庭，父母的关怀，感到无比的悲愤，低首缓缓地唱起了那首《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为真理而斗争——众人不由地也跟上唱了起来，那声音悲壮、激愤，震荡屋宇。有时传来家人挨打受气的消息，他们又唱起《黄河大合唱》里的对唱：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河西——坚决打回老家去——农民流着泪，跟着唱词举着拳头喊：打回去！打回去！听得那些老游击队员怒火万丈，也伸出拳头吼道：走，跟他们拚了！

　　干部们只好出面相劝：要相信党，要相信毛主席，问题会很快解决的。

　　一天，革筹委办公室的主任刘建庆悄悄地唤我，让带上材料，说明天到北京，我想总是任井夫那里解决不了问题，走这最后一条路了。要是见到中央的首长，哪还能解决不了？于是又抱着满腔的希望到了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看到了郭建武和一大群身穿干部服的人，郭建武的棉衣领口上的衬衣边儿雪白，显得挺精神。刘建庆告我说，这些人是咱们晋中十个县核心小组的第一把手，大家联合起来到京反映去。我想，这可快熬到头了，顿时信心百倍，心锥儿激动得快要跳出胸膛了——

　　到了北京，听说陈永贵要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于是分头寻找他的住处。

　　那时陈永贵来京开会，常是自己买票坐火车，报到之前，从不住大的旅馆，经常住的是花钱少、饭菜便宜的小旅店。这么大的一个北京城，有数不清的小旅店，到哪里找去？犹如大海捞针。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从北京政协的一位老乡那里，得知住在全聚德烤鸭店附近的一家小旅店里面。我们寻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可那家的店主却说没有这个人来住。

　　不得已，我们只好在门口等候——北京的冬天，气候异常的寒冷，小巷里面又刮着穿堂风，嗖嗖的，我从县里出来时又没带大衣，冻得直打牙颤，全身发抖——一直到天黑，才看到一位头戴护耳帽，几乎遮住脸面的人走来。郭建武一眼就认出是陈永贵，大家连忙上前问候——各县的十位核心小组组长，跟着进了一间客房。我和刘建庆因为是随从人员，那屋子又小，待在院子里等候——

　　这时店主对我俩特别亲热，又让到屋里取暖，又给倒荼水——看来他到现在方才知道这个举世闻名的农民来到了他的小旅店里面——

　　一直等到十一点多钟，陈永贵送出他们门口握手以后，我发现他们情绪不高，有那么多的组长厮跟着，我和刘建庆尽管急于知道情况，可是不敢开口。回到住处郭建武让我俩明天回省城，通知晋中革委的一位副主任马上来京——我忍不住问：“我们甚时能回县？”

　　他只说了一句：“等的吧。”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央的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已经指示部队“要武装造反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陈永贵作难不好表态，只是向我们要材料——

　　郭建武从京返回后不久，“红旗兵团”的人，曾找过“太工红旗”的那位大姐。她说形势发展到今天，尽管我们同情你们，可也左右不了局势，表示无能为力。听说任桂琴负了伤，还掉了眼泪。

　　大家问我北京之行的情况，为了稳住众人的心思，只能照郭 建武的话回答：“等的吧。”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忍着饥寒耐心“等”，还能有甚的办法呢？

　　到了旧年的年底，晋中各县的政权机构，一个接一个地被打了出来，省城许多旅馆里的流亡政府也逐日增多。这些流亡政权的人无事可干，整日聚在一起，彼此传递各县撤出以后，县里发生的种种暴行，吓得心惊胆颤，庆幸能逃了出来免了大难——后来有些县的对立派竟敢跑到省城，晚上出来在大街上绑架人，惊得人心惶惶，旅馆里面一片恐慌，连门也不敢出了。我们在十三冶金公司附属中学的门口，因而也布了岗哨，以免受害。

　　一天，我听说荣培吉要回县去，连忙前去相劝；“你这不是回去找死？”

　　“老婆临月子，还能不管？”

　　“最好不要回去，两派的仇恨情绪这么大，回去肯定没好结果。抓住你至少毁你一件件。”

　　“我家住在坡底，不在城关，他们哪能发现了？”

　　“现在每个村都是两派，你一进村，一个电话打到城里，马上就会出来抓人，而你又是革筹委的常委，哪还能放过去？”

　　“我们村不像别的村，我平时尽给村里办好事，哪会呢？” “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只回去看一眼，就回来。”

　　到了天黑，不听众人的劝告，悄然离去。

　　第二天晚夕，听到消息说，他沿着边山，天还没亮，刚走到瓷窑河岸，就让“总指”的人抓进城了。我想，进了城，只要是见了“总指”的头头，还许挨不了打，因为他这人是多年五金厂的先进工作者、学雷锋的标兵，为人和善，人缘好。常言说得好：闫王好见小鬼难见嘛，也就为他放了心了。

　　不料，过了几天，从坡底来的人告知：他已死了。

　　我吃了一惊，忙问经过。

　　原来他被押到县社的据点里，让人家认出是革筹委的常委，捆在椅子上，用缠上棉花、布条的木棍，问一句打一棍，不说就乱打一顿，一直打到天黑，失去知觉断了气——

　　真是比国民党抓住我们的人也心恨，竟然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刑具拷打，好多人听得咬牙切齿——说这样残无人道的手段，是法西斯暴行。一些女学生听得毛骨悚然，想到他生前和善的面貌，和霭的态度，放声痛哭。

　　这时一个红卫兵拿出语录念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众人听得义愤填胸，伸出拳头怒吼：打倒国民党！打倒“总指”国民党！

　　我抹着眼泪，想不到这场革命竟然造成这样的对立情绪，不是你死便是我死，比对敌斗争也残忍、冷酷。

　　过了几天，灶房里每天只能供我们一顿玉米糊糊饭了，还是稀寡寡的——众人找李树茂，他说钱和粮票快花光了，再过几天连这也喝不上了。大家说你总得给大家想办法呀。

　　他的脸色从来没有这样地严峻过——以前常是笑眯眯的，此时脸面像黑铁片那样的阴沉：“在这里长了，得饿死，回去要让人家抓住，得打死。看来，只有去平遥一条路了。”

　　大家七嘴八舌嚷：“在这里等死，倒不如去了，还许是一条活路。”

　　“哪还能眼睁睁等死？活一天算一天，到了平遥再说。”

　　“走吧，从平遥打回去！”

　　“你决定吧。”

　　他眨巴着眼皮说：“到了平遥，只要我有一口饭，就有大家的。”

　　在这样山穷水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我们只好 跟上他坐上南下的火车。那列318次上的乘务人员，大多是我们观点的，知道是逃难的，免了我们的票钱。车到太谷，好多体弱、胆小、没经见过战争的，还有耍笔杆子的人，怕到了平遥打仗，由徐海银带队下了车。据说，太谷革筹委可以供给我们饭吃。我也想下车，可心里惦着成婧就没下来，当天晚夕便顺顺当当地去了平遥城。

　　下车后，我一眼看到成婧，她长高了，脸儿也晒得黑了些，似乎比以前稳重了些，不像以前那样活蹦乱跳地扑上来迎接我，只是从我手中接过洗脸、刷牙的用具，默默地陪着我向二中走去。

　　二中在城外，四面是红砖围墙，进门是一座大楼，两边有几间平房，后面有四排教室，隔过一片菜地是一长溜南房，外面是野地。这个地形并不好，要是人家打来难守不易撤——晚上睡觉，得加小心，我嘱咐成婧晚上不要脱衣服，盖上大衣睡觉。

　　这里的条件，虽然比十三冶强些，窗上有玻璃，屋里生得火炉，地下铺一层薄薄的稻草，可并不暖和。我只好和王玉山（他也不脱衣服）夜间伙盖他带来的大衣。半夜冻醒，他看出我为前途担忧，却充满希望劝说，有毛主席亲批“照办”二字，你担甚的心？迟早要回去掌权的，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的灾难。革命嘛，哪会是一帆风顺的？这比我们当年打游击好的多哪——

　　成婧她们住在西面的排房里面，我去看她，发现她坐在窗前流泪，呆呆地望着窗外，及至我走到跟前她还在发痴，我问：“想你妈了？”

　　“不，”看到我慌慌地抹掉泪水说：“快坐下。”

　　“那你哭甚？”

　　她红着脸说：“没哭呀。”

　　“看得你流泪——”

　　她强作笑颜说：“眼里飞进砂子——”

　　“那，快，让我瞧瞧。”

　　“不用了，已取出来了——爸，你说，为甚不让我们进武卫队？”

　　我以为她是为此而哭，解释道：“听徐海银说，这次重整队伍，主要是弹药打得快光了，只好就现有的枪枝弹药装备人，这样，哪能给你们女八连？只好剔退你们女的、没打过仗的、干部、学生——”

　　“哪——怎的还有俺们‘红旗兵团’的——”

　　“就他们几个，你看人家多机灵，通过两次撤退，看出，并不比当过兵的笨，经过再三的要求，就留下了——快别瞎想了，今后出发，少则几十里，多则几百里，你能跑得了？”

　　她又望着窗外，呆呆的，不言不语了。

　　唉，这闺女，在女八连待了几天，心也野了。

　　“成婧，咱们住在这里也有危险，据李树茂讲：人家有好几个县已联合起来，人多，武器好，弹药充足，随时都有可能来袭击，到时候可要头脑灵活呀，看到情况不妙，赶快往城里跑，城墙那么高，他们攻不下来——”

　　看她认真地听，又嘱咐了好多，一直到开饭时我才出了她们的门。

　　当时，好多县的武卫队，都撤到平遥了。因为平遥几乎没有对立派，是晋中最早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收缴武器时没有上缴，所以他们的武卫队的人多，装备也好，有枪，有大炮，又有坚固的城墙，自认为固若金汤。革委的领导骤然看到这么多的人来到，在经济上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态度并不怎样热情，给我们吃得是高粱、红薯压制成的河捞面，玉米糊糊——唉，逃难在外寄人篱下苦不堪言，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们的武卫队也认为兵强马壮，认为外县的对立派不敢来犯，麻痹大意，没有一点儿忧患意识。针对这种情况，这些天来各县武卫队的头头，频繁开会，研究防策。

　　一天，武卫队的人无事可做，一些人想家，经常到火车站看望，盼家人能来。318次列车停得时间又较长，他们上车后发现，有两名解放军战士带得一挺转盘机枪——正是日夜求之不得的武器，上前便抢了过来，那两个战士立即跟了下来，追到二中。

　　李树茂、张发千等人听到消息，赶来发现机枪缺了零件。好多人主张留下，让平遥家修理修理。李树茂看到那两个战士坐在椅子上稳如泰山，冷眼观察，忽眨了一阵眼皮子，当即答应归还。立刻遭到好多人的埋怨，说抢还抢不来，送上门的东西不要？将枪就要提走。有的队员竟然和李树茂吵了起来。

　　李树茂背过身子，冲大家一个劲儿使眼色，将众人引出门外，悄声说：“哪来的好事，天上会掉下馅儿饼？ ”

　　众人问：“怎回事？”

　　“这里面大有文章，快还给人家。”

　　武卫队的人看他神情严峻，也觉得有些蹊跷。贾本海素来佩服李树茂的才干、眼力，立即将机枪追了回来。

　　李树茂笑眯眯地送到那两个战士手里说：“对不起，请谅解，我们都是让对立派用枪炮打出来的，在这里没吃、没喝，急得想打回去，看到你们带得枪，眼就红了——因此上冒犯了二位，实在对不起，请原谅。”

　　那两个战士彼此瞧了瞧，冷冷地说：“还有望远镜哩。”

　　李树茂问大家，谁也不吭声。

　　有人悄声嘀咕：他俩根本就没带甚的望远镜，活屙人哩。

　　李树茂立即喊住那些人，说解放军还能办出这样的事？对那两个战士说：“请二位住下，容我寻找出来，明天，一定交还。来人呀，请二位到饭店吃饭。”

　　张发千再三追问，可是谁也不承认。

　　李树茂看到那两位战士吃饭去了说：“你们没看出来？这是圈套，就等得你往里钻哪，到时候大部队就会开来——这望远镜关系到咱们的性命，生死存亡，交不交出来，你们看着办吧。”

　　当夜我一直没合眼，担心交不出来，惹来祸端。

　　第二天，李树茂在他住的窗台外面发现了望远镜，立即交还了那两位战士。临上火车时，一位战士悄悄对贾本海说：“你们那个李树茂有眼力——要是扣住机枪、望远镜？用不了三天，得到总参的命令，部队就来包围，那时候，你们吃不了得兜着走。”

　　事后听说此事，我也出了一身冷汗。这明摆着是两位战士奉命来找借口的，准备包围平遥收缴武器，幸亏李树茂会应酬，沉着、冷静处理了这件事。

　　当天平遥家得知此事，大大地赞扬了李树茂顾全大局，对二中住得人刮目相待，第二天我们居然吃上了白面包红面的包皮皮。

　　不过，从此我更担心了，认为平遥也不是安全之地，很想找个安身的去处，可是身无一文、半斤粮票，只好硬着头皮住下，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没多久，住在太谷的那部分人，由徐海银带着来到平遥，我忙去打听。他说，太谷的对立派王运广，带着人马常出入城内打扰，农学院的两派又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住在太谷中学没有武装，万一人家进攻，只有当俘虏，整日提心吊胆——前些天，总指和其他几县的对立派，突然出现在离城廿多里地的村外，看来，他们是想抢占太谷，切断同蒲铁路，与介休形成南北夹击平遥的局面，我们都是文人，手无寸铁，想来想去，只有来平遥，没其他的路可走。

　　这次来的还有韩机智，面色黑黪黪的，留着长头发，乱糟糟的大胡子，披着军大衣，拄得一根大拇指粗细的柏木拐棍，走路一拐一拐的，说是在剧团让人打的，逃难来了。我问怎回事？他长叹一声：“一言难尽，从核心小组、革筹委被打出之后，我就不刮胡子，不理发，不上班，以示抗议，不想我们的马团长寻到我家，揪到剧团——三日一小斗，五日一大斗，咱这脸面成了痰盂了，他们又骂又唾，连打带踢，像训兽似的那样虐待，”说着两眼流泪，苦着脸儿摇晃着髑髅：“根本不把咱当人对待，苦啊！因此逃到太谷——”

　　当时他和徐海银跟李树茂一些头头，住在城内西街路南一家圆大门的旅店里，不久就让平遥剧团当做贵宾，请到招待所，帮助排演节目去了。

　　李树茂经常是半夜三更才归。听说这些日子，八个县的头儿们常开会。徐海银虽没参加，但与李树茂经常的交换意见。悄悄地告我：各县的头头正说服平遥家主动出击，不可坐守。而平遥家的态度是“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愿帮助我们打回去。东方红的大老武提出，要向平遥家借一部分武器，这些天因这事正争吵哩。

　　一天，韩机智给了我一张门票。说是晚上演出，请我去欣赏——他已剃了胡子，面貌一新，只是还留着长头发，像女同志的剪发头，梳得光溜溜的。我劝他将头发剪短吧。他说，要不是树茂劝说，连胡子也不刮，要等到打回老家才剃头哩。

　　那天天气很好，月亮当空，满天繁星。我正在剧院听戏，暗暗佩服韩的才干，只用了几天就排练出新戏，能和观众见面——忽听得外面枪声大作，吓得心惊肉跳，以为是对方打进来了，连忙跑到门外。只见幽暗、深蓝的天空上，火线交错，枪声不断，还有机枪的哒哒哒的连射，正欲逃走，忽见李树茂走出大门，向左右瞅了瞅，冲着天空砰砰砰连打三枪，大喊：“都给我停了！”随着话音落下，枪声嘎然静止。

　　李树茂跳下台阶，冲着两边的房顶上嚷：“大敌当前，你们这是干甚 ？都给我回去。”

　　只见房顶上“东方红”、平遥家的武卫队员纷纷跳下，各自收兵——

　　随即李树茂便去了指挥部——第二天晚夕，我悄声问徐海银：“为了甚事？自己人开了火。”

　　“唉，平遥家拒绝借给枪，”东方红“眼看介休就要失守，看到平遥家的武器好，不免眼红，动手抢枪，发生了巷战，要不是树茂出面——这场内战还不知要打死多少人哩。”

　　想不到李树茂这么个‘猴人人’，竟有这么大的威望？

　　后来才晓得：李树茂在八县联防的联防会议上，赞成大老武的主张，主张以攻为守，不能坐守待毙，得到了各县头头的拥护。从那时起，每逢开联防会，文水的郭庭树常喊：甭吵了，还是让树茂给咱们讲几句吧。会议当下便静悄悄的——李树茂的话，常常能说到要害上，深得人心。因而成立指挥部时，排行第三位，加上他与大老武在开栅结成的战斗友谊，俩人言同计合，亲临战场指挥——树立起绝对的权威，成为晋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后来，在大老武的要求下，李树茂配合“东方红”，在介休打了不少的漂亮战，越发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了。

　　武卫队原本是乌合之众，大多是农民、待业青年、一部分干部，打过仗的人并不多，自由散漫，一点儿组织纪律性也没有，可是看到李树茂与大家同吃同住，说逗取闹，就像亲兄弟一样亲热，哪好意思撒野？打起仗来看到他身先士卒，哪敢畏缩不前？出门在外，知道他足智多谋，跟上吃不了亏，即便是遇到枪林弹雨，也要学着他的样子冲了上去——更令人佩服的是在介休打了那么多的仗，竟无一人伤亡，在战火中成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深得大老武赞尝，在各县武卫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有一次大老武大腿 上中了枪弹，回到平遥招待所养伤，有好几个县的核心小组长前去慰问，说晋中扭转局势全靠你了。这位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的团长，生得又高又胖，非常的魁梧，咧着大嘴谦虚地说：哪里的话，咱个当兵出身——年纪大了——上了战场跑不动了，像李树茂这样的人，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卖房卖产，起来造反，舍身忘死，青年有为，这样的人才是扭转局势的人哪。

　　听着这位身经百战的人充满信心的谈话，心想有李树茂这样文武全才的人，还愁打不回老家去？坚信我们的流亡的政权，迟早会回去重振山河的。从那以后心里燃烧起一团火焰，增强了信心——

　　大老武看到在平遥借不到武器，带领人马到了太谷，出其不意，奇袭纺织厂王运广的武斗据点，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后来得知对立派已经联合了“总指”、文水几县的人马，将介休城团团包围住，准备将介休的核心小组、革筹委也像交城、文水一样打出去，情况非常紧张，马上约上李树茂，带着人马星夜乘列车潜回介休，扼守要道，部署好了兵力——当对立派冲入城内，一声号令，全面反击，打得对立派留下不少尸体落荒而逃。据说，还获得为对立派运输兵力的军车，剥掉司机外面的工作服，竟然是有红领章。众人愕然相问，你们这是干甚？司机说是让造反派截住，不得不运——

　　“东方红”保卫住介休的革筹委之后，对立派的头头中有一位是抗日、解放战争中打游击出名的张锡满，不仅枪法准，而且善于打游击，尽管没攻下介休城，可是在农村却有基础，所带的人马，经常聚集在一起，驻扎在汾西矿务局下属的矿区补充给养。有一次在石河还打死了榆社我们这一派的副总指挥，与我们结下了怨仇——他们时而化整为零，神出鬼没分散在农村，有利便打，没利便跑——这样一来，在农村打成了持久战。李树茂、大老武他们东打西攻，虽然在张兰、两渡矿区等地打了不少胜战，收复了矿区，然而却始终捉不住这个狡猾的张锡满——

　　李树茂看看一时不会结束战斗，便在换季的时节带领队伍回到了平遥城。

　　在这段经历中，他看到大老武能够固守介休，掌握主动。认识到现阶段只有掌握的枪多，方能打回老家去，才能巩固革筹委的政权——枪杆子里出政权嘛，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搞到枪枝弹药——

　　此时，差不多天天有从县来的干部、学生、农民以及久在平遥回不去的家属，没多久，二中便住得满当当的了。这些人来了，哭诉在县里受到“总指”的欺侮、凌辱，激起了大家更大的仇恨情绪。同时，这些人住在这里要吃、要喝，而平遥家给予的粮食又有限，这就更促进了李树茂打回老家的决心，尤其是看到很多人，积极要求参加武卫队，而手中没有武器弹药装备，心急如焚，竟然派侯万吉等人去外地，抢夺本派的武装——

　　不料出师不利，到了定襄县才抢了几支枪，便被人家包围了。说是开枪还击，又不忍心伤了本派的人，只好缴械，被人扣押——后来李树茂打发上张生富前去，找到专区的负责人徐志远，请他去说情。不想，此事已惊动了军分区，不好处理。后来还是县人武部的人念其一个观点，方才放了前去的队员，只将侯万吉等二人扣押，以便向军分区交账。

　　当时天已热了，我家老爷子也来看望我和成婧来了。

　　老人家瘦了，耳朵也有些聋了，走起路来老态龙钟，看到成婧便流出了泪水，埋怨我没照顾好他的宝贝孙女儿——说我不识时务，越陷越深，以至有家不敢回说：“看人家水大夫，不也是你们”红总司“的人嘛 ，”8.25“也受过害，可人家头脑灵活，能随大流，医院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搞大联合，”红旗“的头头还在你们这里，他就敢代表”红旗“签字，今番已是医院革委的副主任了——人家能忍辱负重，识时务者啊——”

　　这一向不多言的成婧，忍不住心头的火气，打断他的话：“这叫厚颜无耻，甚的识时务？呸！”

　　“何必这样认真哩？如今这世道，好人、坏人不分，乱斗一阵，乱打一气，害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闹成个甚样子了？我看你们争权夺利，一个个都疯了——”

　　“爷爷，你这是不讲路线斗争，老糊涂——”

　　“路线？”老爷子掴住耳朵听清楚后，气恨恨地说：“你说他是反动路线，他说你是反动路线，好像你们都是正确路线，难道正确路线就是争权夺利，乱斗、乱打、乱杀？真让人难以理解——这是甚的世道？人整人，权夺权，心都黑了——天哪！你们，甚时才能回去呀。”

　　“俺们，”成婧说；“要不了多久，就要打回去——”

　　我连忙喊住成婧：“快别说了，你爷爷打老远地来看咱们，惹他老人家生气，多不好！”

　　“天啊，打回去，那要死多少人啊，造多大的孽，将来你们会后悔的——”

　　我给老人家倒了一杯水说；“你老先喝，等我弄饭去。”

　　“我已在街上吃了。”

　　看他气已消了，问道：“成全近来干甚哩？”

　　老人家咕嘟嘟地喝了一杯水说：“唉，别提他了，整天的跟上刘美英跑，这些天和她在宣传队——不过还好，看到武斗死人，害了怕，不敢去扛枪。”

　　我这颗时刻挂念的心放下来了说：“你回去，好好管着他点儿——”

　　“有他妈在锅舍管着，”老人家眼神呆滞，好像有啥话要讲，犹豫了片刻，摇着那花白头发的髑髅：“我想，不会出事的——阿弥陀佛了。 ”

　　老人又问了这里的一些情况，也没说让我们回去的话，留了三百块钱、一百斤粮票，拉上成婧上街买衣服去了。

　　晚夕回来，好多人晓得了，尽来看病的，一直忙到天黑。

　　第二天徐海银又请看病，我陪他到了城内旅店。号脉时徐海银问起县里“总指”的情况，他连说不知道。开了处方，嘱咐了几句服药的注意事项，匆匆告辞出来。租了一辆自行车独自去双林寺，说是拜佛去了——

　　晚上归来，又急急忙忙地坐上火车向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