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人都有观点——对当年的两条路线，当地两派群众组织的看法，即便不表态，但也有倾向性。如若说没有，那是言不由衷的假话，恐怕到运动后期对立派进行迫害，所以观点至关重要。且看当年成家祖孙三代人的看法。

　　爷爷的——

　　一九六六年正月十三，我过六十周岁的生日时，已在本县行医三十八年，按照政策规定该办理退休手续了。到了六月份，正文式提出退休，可是人事部门告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接到上级指示：运动期间停止办理退休手续，要求留职积极参加运动，无奈，只好打消念头。

　　对于运动，仗着自己职业上的方便，接触的人多，上至书记、县长，下到一般干部、黎民百姓，差不多都给他们看过病。由于精心诊断，热诚服务，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因而人缘好；同时出身也好，祖宗三代都是悬壶行医，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活动，所以思想上没有一点儿顾虑。心想整谁也不会整到自己头上，然而打心眼里却不愿参加运动——别的不说，那开会坐板凳的滋味先吃不消，甭说批判人了。何况，五七年反右运动告诉我：整得大多是敢说真话的好人，何必去得罪人哪？看来，还是远离运动的好。

　　宣传部召开讨论《海瑞罢官》的座谈会，我认为这是文艺界的学术讨论，干啥要我这个医务界的老朽，以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呢？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看着那些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心里一直纳谋*该说些甚——

　　主持会议的是宣传部的侯部长，由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李树茂宣布开会。他是由前任县委任书记任命的，曾任过有线广播站副站长，前不久才从“四清”工作队撤回来。此人生得个头儿不高，瘦瘦的，广额，颧骨突出，深眼窝，显得很机敏，一双明亮、聪颖的眼神，像闪电那样快，不住地打量人，嘴角边儿上常常挂出一丝笑意。听说他聪明伶俐，你一到他的办公室，便能猜出来意，有时虽不能全猜到，但那眼睛一忽眨，也能猜个七八分，是个“精猴儿”。

　　据说他从小机敏过人，读高小时即席演讲常是名列前茅，曾代表全校进县城比赛，主考出得题目是“人生与理想”，他当即上台竟讲演了半个多钟头，获得总分第一。后来考入贺龙中学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过文书，转业到县广播站时才是个会计，但因文章写得好，当了编辑，升为副站长，“四清”时被领导发现，提拔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是县里有名的“笔杆子”。

　　他因为胃脘疼痛常找我看病，因此比较熟悉。他宣布开会后，便坐在我一边参加讨论了。按侯部长的说法，海瑞本人是个好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办事，只是这个剧本写得有点儿问题，需要大家讨论。李树茂捩过头来悄声问：“成老，你看呢？”鉴于反右斗争的教训，不敢轻易表态，摇头说没看过这戏。他压低声音说：“我看，讨论这个剧本，说明上面有斗争，联系到”四清“工作的情况，对四不清干部的提法，先是提四不清分子，后又说是党内走资派，现在又突然撤回”四清“工作队——我看哪，斗争还激烈哩。”我吃了一惊：是嘛 ！？

　　这时发言的是县晋剧团的韩机智导演，艺名“文明丑”，心直口快：“这个戏演出的时候，票很快就卖光了，好多观众看得叫好，特别是海瑞宁可不当官，也要公断，”说着学着海瑞的身姿，手捋胡子怒目而视，嘴里念着戏文：“——这一段真叫绝，前些时，我统计过：全场有八九次鼓掌叫好——”大家看着他那维妙维肖逼真的形象都笑了，然而却有一人一直整襟端坐。那就是中学的成支书。这是一位老革命，曾在抗大学习过，参加过多次运动。一直皱着眉头看着韩导演，面无表情，沉默不语——令我意识到这次运动绝非一般运动，哪还敢发言？看来精猴儿眼光尖锐，言之有理。

　　后来由内部资料到报纸上传达、公布的《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初步看出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特别是那段“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被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的指示，明白这次运动，绝非是整上面的几个人物，而是要牵连到下面许多的人，因而打心里佩服李树茂，惟恐牵扯进这场政治漩涡里，经常警策自己，要跟各级机关的领导人保持一定距离，仅仅保持住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就行了。

　　后来在县委召开的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会议上，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学成支书的样子——明哲保身，言多必失。

　　从那以后，发现不仅是我这样，就是那些老干部，那些身经百战的老领导，也是一个个如临冰渊，噤若寒蝉，除非不得已，才照《人民日报》社论上的话讲几句。有的竟借口有病，躺在锅舍*不去上班。唉！怨不得这个时期患神经衰弱、失眠的干部多哩。看来，人人都有一种危机感，个个都怕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找我看病，为的是躲避是非。我看无病，而又不好拒绝给药，只好开些“天王补心丹”之类的药应付其事。后来，我怕开得处方多了，将来受牵连——怕说是给这些人提供保护的藉口，整天提心吊胆的。自己已是花甲之年了，何必因为饶舌惹下大祸？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像右派分子哪样受人欺凌？于是又去找人事部门，然而还是不予办理退休手续。唉，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班吧。

　　这天晚上，深蓝的夜空，月亮皎洁，满天繁星，我召集了儿孙来到锅舍。儿子成满林，四十多了，在县委工作，有一定的人生阅历，性情敦厚，为人诚实，办事稳重，能考虑到后果，我比较放心。儿媳妇在百货公司上班，四五年的临时工，下班操劳家务，一般不过问世时事。而最不歇心的是大孙子成全，我把继承祖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现在高三读书，眼看就要毕业考大学了，生怕他不知天高地厚，参加运动，行为不检点，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影响考中医学院。小孙女成婧，在高二念书，还是个孩子，好说好动，天真、活泼、性情又很固执，认定的事轻易不撒手，一条路儿走到底。我让儿孙们坐在周围，严肃地说，这场运动比反右斗争也厉害，弄不好就要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此要求他们最好不要卷入进去，不要轻易表态，言行谨慎——话还没说完，成全打断我的话：“爷爷，我们学校这几天正学习解放军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我们‘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人人口诛笔伐，我能不批判吗？”

　　“甚叫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你懂吗？谁有这种思想？批判谁？”

　　“爷爷也太小看人了，所谓——”

　　“成全，”他爸爸喊住他说：“听爷爷的话！”

　　成全不服，扭过身去，嘴里喃叨：“这是不让抓阶级斗争，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他爸爸说：“你爷爷过得桥比你走得路也多，你懂得个甚？还要说？”

　　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我说：“爷爷是怕你卷入运动，听说北京成立了甚的”红卫兵“，咱们这里要是成立的话，你们最好不要参加——”

　　成婧撅着小嘴儿问：“为甚？大家都参加，为甚不让俺们参加？”

　　“爷爷是怕你们分不清是非，上当受骗，或是被人利用，或是伤了好人，惹下乱子，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因此上才劝你们的。成全，你听我的话，不要卷入——错不了。”

　　“那我不是成了落后分子了？”

　　我说：“这要看情况，随大流，大家都参加了，你再参加，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他坐在沙发上，抱住一只跪起的腿说；“啊，晓得了。”

　　“你呢？”我问成婧。

　　“俺嘛，”瞅了他哥哥一眼，眼珠一转说：“听爷爷的话，随大流。”

　　我怕两个孙子不晓得人情世故，耐着性子讲道理举例子，谈反右斗争的情况，一直到月亮西斜，方才让他俩休息去。

　　七月是流火的季节，骄阳似火，天气燠热，县委遵照省、地委的部署作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要使全县的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要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犹如晴天霹雳，震荡着整个县城，各机关、厂矿、企业单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

　　八月上旬传来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们在讨论中发现县委的“安排意见”与“十六条”精神不符合，纷纷提出质疑——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好多单位的群众也成立了战斗组织，经常到县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责问——

　　8月21日省城的红卫兵来到交中，带领中学的红卫兵率先将中学的几个右派教师，带上“黑帮”、“牛鬼蛇神”的纸帽子、西瓜皮游街示众——

　　8月25日，风和日晴，高旷清明，暑气稍微减弱，经过一个来月的学习、讨论，县委大院里发生了有史以来，震惊全县的特大事件。

　　那天晚夕*县委书记刘本芝在县委礼堂召开了各系统头头的大会，讲述了他在北京大学的见闻，说县委也有阴谋家、野心家、伸手派，当时商业、财贸系统的人最多，张耀光、杨耀、闫效武、田克杰等人，当即揪出了县委的李翔、郝维文，戴上一尺高的纸帽子，上面有黑墨写的“阴谋家”、“野心家”游街示众——

　　到了黄昏时分，又从段村把李树茂也叫了回来，连夜批斗，并且在屁股后面用纸条做了个尾巴，也押着上了街，唯恐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敲锣打鼓，顿时惊来了无数的群众围观，大街小巷里人山人海，瞪大眼睛观看。

　　我挺纳闷儿：怎么商业部门的人竟敢跑到县委大院里面揪斗人？尤其是这个李树茂见人一面笑，挺有人缘的，怎的一下子就成了阴谋、野心家了？

　　第二天听说要揪斗这些人，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早早地去人委大院，只见人委的干部已令三人站在一张高桌上示众、责问——李翔不服说：我的阴谋就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李树茂扫了责问的人一眼答：我没有甚的阴谋。

　　后来仔细听，方知这些人前两天，写出“县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十大罪状”，曾在县委用绳子串起来展示，后来又拿到人委等县直属单位串连——

　　啊！原来是因为这？这些人也太胆大了，竟敢把矛头对准县委？哪还了的！这些年来，从彭德怀、黄克诚向党中央提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以及前不久地区副专员任井夫联名上告地委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事件，教训还小吗？真是吃了老虎胆啦，竟管有《十六条》作依据，可矛头是让对准走资派呀，哪能对准县委？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胆大包天啊！

　　起初人们不理解，也不敢流露出表情，更不敢吭声，后来看到又从县委揪出前一天，据说是漏网的霍宝中、李玉金，可见他们早已商量好要斗的人了，齐刷刷地排成一行，更感到惊奇了。怎的县委竟有这么多的反党分子？围观的人更多了。到了中午，晋剧团的人也不甘落后，押出那个心直口快的韩导演，戴得纸帽上画着小丑的脸谱。人们以为是闹红火，不禁哑然失笑。不想这个“文明丑”，看到不少机关的人也押着黑帮出来，大概是忘记了这是游街示众？竟吐出舌头扮了个鬼脸，踩着鼓点张开两只胳膊，撅起屁股扭起了秧歌，扭得那纸帽子一颠一颠的，活像公鸡啄米，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因而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以至整个县城里到处是人流，跟着游行的队伍在大街小巷乱窜，像一锅煮开的滚水，沸沸扬扬——

　　到了晚夕，形势突然起了变化，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如中学、医院、农业局——他们打上红旗，也敲锣打鼓到各机关的门口，但他们不是抓甚的黑帮、阴谋家、野心家，而是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特别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学生，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拿上霸王鞭，指名道姓，连打带踢，押出他们要的走资派——大多是局长、厂长、经理——后来人们押着这些人不过瘾，干脆，又将各单位的第一把手，包括支部书记也揪了出来示众。有作风不好的，还贴上“流氓”的白布条加以说明。这样一来，惊动得村里的社员们也赶来看热闹来了——整个县城沸腾了。

　　到了第三天，形势又有了变化，押出来示众的不仅有地、富、反、坏、右，还有平时服务态度不好的医生、售货员、理发员——以及流氓、地痞、懒汉、泼妇统统地上街亮相，一个个扳着嘴脸，如丧考妣。因为一时做不过来纸帽子，扣上西瓜皮也游开了——到处是“打倒”、“揪出”响彻云霄的口号声，把个县城喊得就要快爆炸了。

　　我们医院的人也不甘落后，外科的水大夫，北京人，因为作风不好，乱搞男女关系，曾被下放到“千头猪场”劳动。改造后，在技术上拿人一把，自称是医院坐第一把交椅的人；在言行上左得出奇，满口的马列、毛泽东思想，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次运动，可能是从北京听到点儿消息？也可能是想以攻为守，害怕别人揪他，于是来了个先发制人？竟纠合了一部分人敲锣打鼓，跑到卫生局门口大喊，交出走资派来！不曾想局长根本不买他的账，将一个出身不好的干事推了出来。说局里的事全是他处理的。水的本意是想揪局长，以报“千头猪场”改造之恨，这时看出局长态度生硬，心生畏怯，只好将那个干事充作黑帮游街，不料这一举动，引起人委好多干部的愤慨，第三天就将他也揪了出来，戴上流氓分子的纸帽子游街。

　　更让人不理解的是，有个进城给他娘到药铺抓药的农民，看得惊奇，说了句好热闹，比正月十五闹红火也热闹哩，被红卫兵听见，说他诬蔑运动，竟然也被揪进行列里示众。那农民大喊他是来抓药的，就往外跑，旁边的公安人员上前，从身后抓住他的领口，说他是逃避揪斗，破坏运动——

　　由于公安部门的人放任自流，街道上的一些赖小子，公报私仇，三五成群结成团伙，借着这股风，乘机发泄私愤，乱揪乱斗，有的还跑到人家锅舍，说是破四旧，翻箱倒柜，抢夺财物——

　　仅仅这一天全城被揪出示众的竟有一百四十多人，群众说：“‘8.25’，帽子满天舞。”整个县城里的人燥动不安，像发了酒疯似的。凡有说道的、平时穿戴出奇、不满运动的人、全要揪出来发泄、出气，闹腾得全城浑汤浊水的——公安局的人说，这是群众专政，他们有责任帮助维持秩序，使得乱揪乱斗的浪头一浪比一浪高——

　　与此同时，中学的学生成群结队出来，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名，挨家串户，捣毁屋脊兽头、门墩石狮、家堂佛龛、庙宇塑像，烧毁家谱、族谱、房约、地契、以及古书、古画——主人眼睁睁地瞧着，敢怒不敢言，稍有不满便被游街示众。后来，县里的好多科、局级干部，特别是商业部门的支书、经理（63年转业的），比红卫兵魔高一丈，为了表现是紧跟形势的革命者，亲自动手砸碎老字号店铺的门匾，勒令门口高挂毛主席的肖像，墙壁上书写毛主席的语录，更换大街小巷的名称，甚的反修路、英雄巷、红旗街——真是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最让人可恶的是，凡是揪出来的，一律圈在中学，按罪名分别圈在一个教室里面，男女同监，晚上怕他们逃跑，扔进一个马桶——

　　听说李树茂气得三天不吃不喝，要求和县委刘书记辩论。 我下班回家被一群小学生拦住，硬说我骑的自行车是国民党的车，我说这不是从台湾买来的，是天津产的飞鸽牌。他们说那牌子的图案，是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怎不是国民党的？我不敢吭声了——小学生也造反了，只好让他们撬走。

　　当天夜里，我又把儿孙们叫回家，问询这几天的所作所为。儿子哭丧着脸儿，说他也跟上机关的人出来揪人来，怕不去让人说闲话，打成“黑帮”。

　　我问是谁让你们揪得阴谋家、野心家的？满林说前几天，刘书记的爱人樊花明（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召集了他们商业部门的人，张耀光（局长）、杨耀、闫效武、田克杰、郭长发等一伙人，还有县委办公室的人，在县委小会议室开会——说郝维文他们成立了“八八”组织，写大字报串连，说李树茂他们是反县委的反党集团——揪谁不揪谁，早就商量好了——“

　　这个李树茂呀，那么猴精，怎的干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呢？这不是活得不奈烦了，寻得倒霉吗？怨不得商业系统的人敢去揪他们哩。

　　我问，怎还有办公室的人？

　　“商业部门的人是想通过办公室的人，了解更多的情况。哼，办公室的人为了讨刘书记的好，以便往上爬——平时，看到李树茂那么能干，早就眼红了——不把他这个障碍除掉，哪还能爬上去？这一次，好不容易有了机会，还能不卖力？”

　　可见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为了保官、升官，表面上看，一本正经，满口马列，心底里却是毒如蛇蝎，一有机会翻脸不认人，狠下毒手——

　　我问孙子为何参加？成全说他只是随大流，全班的人全出动，他哪能不去？孙女儿却兴奋地说：“真好玩儿——”

　　我气得全身发抖，喊住她：“胡闹！这有甚好玩的？”

　　成婧扫了我一眼说：“专政嘛 ，哪能温、良、恭、俭、让？对这些坏人不能客气。”

　　我怒不可遏：“简直是发疯——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欺人，人常说‘树怕伤皮，人怕伤面’，你们搞这伤人脸面的游行示众，烧掉人家的家谱、房约、地契，人家能服吗？能不恨你们吗？尽给我招惹是非！”

　　满林说：“今天的这事也不能怨俺们，各单位的人差不多都出去揪斗人了——”

　　“唉，照这样搞下去，就要大乱了。你有怨，出去揪人，他有恨，也上街斗人，连进城抓药的人也揪斗了，这——还了的？这世上的怨怨恨恨，都这样来发泄，都这样来揪斗？今天你揪我，明天我斗你，那怨恨越结越多，这揪斗还有个完？这天下，哪能太平？没有不乱的——简直是胡闹！”

　　成全顶撞道：“革命嘛 ，不是请客吃饭，就得有点儿暴力。”

　　成婧也不服气：“俺这是随大流，又没动手打人，爷爷你发甚的脾气？”

　　“这叫革命？”我怒目喊道：“是发泄怨恨的恶作剧！反了你们啦，连老子的话也不听了——以后要是看见你们再出去胡闹，就不要登我的门槛！”

　　儿孙们不敢吭声了，然而这股风，很快就吹到了全县的各个角落里，村村队队又掀起揪人游街示众的高潮，有的村揪人的手段比县城还要残酷，五花大绑，拳打脚踢，在大街上划脸谱、剃阴阳头，进行公开的侮辱。斗完之后圈在庙内，晚上逼得写悔过书，接受所谓的罪状。有的婆姨们因为作风问题，背上破鞋游街，不堪忍受欺侮，没脸见人，一时想不通，竟投井自杀了——

　　后来，这些圈在庙内、圈在中学里面的人，一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社论，方才陆续放了出来。

　　李树茂来看病。我看是肝胃不和，肝火太盛，加上这些日子的饥饿，使得胃病又犯了。劝他以身子骨为重，能忍则忍——他气愤不过说，我这是按照《十六条》精神搞串连——他们太欺侮人了，争不回这口气誓不为人。后来听说，他被分派到岭底的一个山庄窝铺下乡，偷悄悄地回家卖掉他那块“英格”表，到北京上访去了。

　　儿子忙得整天不在家，随宣传队下乡宣传《十六条》。两个孙子，看到父亲出外没人管教，瞒着他妈出外串连去了，临赶我知道时，已经走得没影儿了，跑到学校打听，说是去北京了——走时也没带钱和粮票——害得全家人整日提心吊胆的，老怕在外面遇上意外回不了家，唉！锅舍也乱了套啦。

　　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儿子虽然办事稳重，可是公事在身，身不由己。两个孙子已经长大，遇事已有主见，不听话了，想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简直是在瞎想。说是采取硬的办法，压而不服，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他们当面应承的好，一转身就变卦了。看来，只好等他俩回来，改变办法，谆谆诱导，还许能听话？

　　深秋初冬，天色常是灰晦晦的，寒风阵阵，轻飘遥作，淅淅骚骚，枝摇叶动，那枯黄的残叶纷纷飘落，满地都是残枝败叶——那天刮了一夜的风，气温下降，天气骤然寒冷。二日天明，只见田野上树叶落净，干枯桠叉万木萧萧，一眼能望到远处的光山秃岭。想起我那两个孙儿，走得时候仅穿着夹袄单裤，此时不知冷成啥的样子了？老伴埋怨我没有家教，不疼孩子，整天的絮絮叨叨的，实在烦死人了——我心里何尝不疼？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公路上眺望。这年月，真让人担忧啊！

　　*纳谋（思谋）

　　*锅舍（家里）

　　*晚夕（下午）